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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的日耳曼民族入侵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统治江河日下，内部奴隶起义频繁，中央政权更迭不断，地方割据日益严重，相对于汉帝国来说，这是一个更容易进行掠夺的地区，欧洲政权分立，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政权对抗匈奴。除了汉朝的军事打击，鲜卑政权也日益强大，东部严峻的发展环境也是匈奴西迁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北匈奴；经济结构；气候；
在尼古拉·迪科斯莫《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东亚游牧强权的崛起》中提出危机背景，武装化，中央化等重要特性，王明珂先生认为，这些中央化和武装化只是历史表象，他认为，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产生的种种华夏边缘才是历史本相。
有关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和南北匈奴的关系也反映了匈奴内部离心现象的加重，据考证，匈奴与中国开始交往于公元前三世纪，西汉建国初期，韩王信被匈奴打败，并投降匈奴，经过文景之治，汉王朝不断强大起来，有了与匈奴对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了对抗匈奴，汉朝的一些经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匈奴人与汉朝的交往中学会并广泛使用铁器。
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和马镫的发明，使匈奴有了当时所向披靡的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和匈奴骑兵强大的军事传统相结合，使匈奴对欧洲有了压倒性优势，也使匈奴便于长途奔袭，也为西迁提供了技术可能性，匈奴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匈奴铁骑作为一种流动的武力团体，在平衡东西方生产力水平和东西方战争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种层面上来说，匈奴西迁具有必然性。
第二，汉代重视武备，为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军械勤务体系。
北匈奴在和封建时代较为完备的汉朝较量中，意识到不可弥合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距，农耕民族的工农业产能是游牧民族所不能比拟的，汉代的军械勤务体系在凸显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于匈奴的军事打击上，还在于使部分北匈奴见识到汉代完善的军工和勤务体系，官营工场为各级武库对口生产，考工、工官的产品专门供应京师武库，这样就提高了武器质量，因此京师武库的主管官员执金吾亦拥有巨大权力权对其生产情况进行监督，这在西北金关箭杆铭文中已经得到体现。各级武库装备部队，可能也实行对口发放。再有，若卢等工场兼具临时储存兵器的职能，武库也附设作坊修理兵器，这又与匈奴形成了鲜明对比，汉朝冶铁业发达，而匈奴则仅仅依靠有限的边境贸易和战争劫掠，生产性经济和掠夺性经济形成了鲜明差距，这种差距，只会在后续的战争中越来越大，在奖惩制度上，汉朝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前方将士消除了后顾之忧，各职能部门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这种制度，在汉朝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多有仿行改革。
第三，游牧经济的游动性是根本原因。
有关游牧经济本身就存在游动性或者说游离性，在一切水草条件良好的地区游动，本身经济特点就是掠夺性，其贵壮贱老习俗也是为了便于迁徙，由于种种原因，匈奴一直在远东游牧，并且成为常态化。欧亚草原的游牧，因为，这种游牧经济在同一纬度上的延伸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只不过，汉朝的打击和内部分裂等原因加速或提前了西迁。
第四，匈奴内乱减弱了实力。
作为游牧民族，匈奴拥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崇尚武力，不尊教化，以勇猛嗜杀为能事，这种攫取性经济价值观，与汉朝的儒家教化的生产性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匈奴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拥有强大统治力的君主死后，其拥有各自军事实力的后代便各自为政，互相攻伐，也是只有在不断的掠夺和攻伐中新一代单于才能迅速树立权威和建立强大部落，在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洗牌中，匈奴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攻战经常成为其主要的生活生产方式，南迁，西迁，杂胡化成为趋势，在与汉朝的对峙中，和内部政权不稳定的矛盾中，西迁以获得新的土地和生活环境也成为缓解匈奴社会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
第五，在匈奴社会中，首领个人所起的作用。
匈奴相对于文化事业发达的中原来说，文教事业落后，生产条件落后，其落后的粗放式的攫取性經济决定了这一点，逐水草而居，对外掠夺扩张是君主缓解社会矛盾树立个人权威，加强统治的方式之一，只有极少数个人能力强大的单于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在不断的讨伐和扩张中壮大自己，前提是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被讨伐的经济体，在前期，经济萧条，国力落后的西汉便成为侵略的对象，在文景之治后，农耕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其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定而又具有强大活力的国防体制。汉朝编户齐民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也显示出了农耕经济的优势，而匈奴在失去了巨大具有向心力的统治人物之后，便开始没落，分裂。
参考文献
[1]马曼丽：从汉简看汉代西北边塞守御制度，中国边获史地研究[J]，2012年第1期.
[2]刘军：汉代军械勤务考述_以西北考古资料为中心[J]，2012年第七期.
[3]朱德贵：汉代西北边郡军粮财务支出诸问题考略[J]，2005年第12期（总第24期），边疆经济与文化.
[4]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和鬼方昆夷俨犹考[J]，观堂集林，卷十三..
[5]贾衣肯：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综述（上）[J].
作者简介
路浩（1994—），男，汉族，籍贯：山东济南，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
刘倩（1994—），女，汉族，籍贯：山西晋中，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关键词：北匈奴；经济结构；气候；
在尼古拉·迪科斯莫《古代中国及其外敌：东亚游牧强权的崛起》中提出危机背景，武装化，中央化等重要特性，王明珂先生认为，这些中央化和武装化只是历史表象，他认为，在特定资源环境与人群互动下产生的种种华夏边缘才是历史本相。
有关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和南北匈奴的关系也反映了匈奴内部离心现象的加重，据考证，匈奴与中国开始交往于公元前三世纪，西汉建国初期，韩王信被匈奴打败，并投降匈奴，经过文景之治，汉王朝不断强大起来，有了与匈奴对抗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了对抗匈奴，汉朝的一些经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匈奴人与汉朝的交往中学会并广泛使用铁器。
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和马镫的发明，使匈奴有了当时所向披靡的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和匈奴骑兵强大的军事传统相结合，使匈奴对欧洲有了压倒性优势，也使匈奴便于长途奔袭，也为西迁提供了技术可能性，匈奴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匈奴铁骑作为一种流动的武力团体，在平衡东西方生产力水平和东西方战争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种层面上来说，匈奴西迁具有必然性。
第二，汉代重视武备，为巩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军械勤务体系。
北匈奴在和封建时代较为完备的汉朝较量中，意识到不可弥合的差距。这种差距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距，农耕民族的工农业产能是游牧民族所不能比拟的，汉代的军械勤务体系在凸显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于匈奴的军事打击上，还在于使部分北匈奴见识到汉代完善的军工和勤务体系，官营工场为各级武库对口生产，考工、工官的产品专门供应京师武库，这样就提高了武器质量，因此京师武库的主管官员执金吾亦拥有巨大权力权对其生产情况进行监督，这在西北金关箭杆铭文中已经得到体现。各级武库装备部队，可能也实行对口发放。再有，若卢等工场兼具临时储存兵器的职能，武库也附设作坊修理兵器，这又与匈奴形成了鲜明对比，汉朝冶铁业发达，而匈奴则仅仅依靠有限的边境贸易和战争劫掠，生产性经济和掠夺性经济形成了鲜明差距，这种差距，只会在后续的战争中越来越大，在奖惩制度上，汉朝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前方将士消除了后顾之忧，各职能部门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这种制度，在汉朝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多有仿行改革。
第三，游牧经济的游动性是根本原因。
有关游牧经济本身就存在游动性或者说游离性，在一切水草条件良好的地区游动，本身经济特点就是掠夺性，其贵壮贱老习俗也是为了便于迁徙，由于种种原因，匈奴一直在远东游牧，并且成为常态化。欧亚草原的游牧，因为，这种游牧经济在同一纬度上的延伸也是一种必然选择，只不过，汉朝的打击和内部分裂等原因加速或提前了西迁。
第四，匈奴内乱减弱了实力。
作为游牧民族，匈奴拥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崇尚武力，不尊教化，以勇猛嗜杀为能事，这种攫取性经济价值观，与汉朝的儒家教化的生产性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匈奴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拥有强大统治力的君主死后，其拥有各自军事实力的后代便各自为政，互相攻伐，也是只有在不断的掠夺和攻伐中新一代单于才能迅速树立权威和建立强大部落，在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洗牌中，匈奴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攻战经常成为其主要的生活生产方式，南迁，西迁，杂胡化成为趋势，在与汉朝的对峙中，和内部政权不稳定的矛盾中，西迁以获得新的土地和生活环境也成为缓解匈奴社会内部矛盾的处理方式。
第五，在匈奴社会中，首领个人所起的作用。
匈奴相对于文化事业发达的中原来说，文教事业落后，生产条件落后，其落后的粗放式的攫取性經济决定了这一点，逐水草而居，对外掠夺扩张是君主缓解社会矛盾树立个人权威，加强统治的方式之一，只有极少数个人能力强大的单于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在不断的讨伐和扩张中壮大自己，前提是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被讨伐的经济体，在前期，经济萧条，国力落后的西汉便成为侵略的对象，在文景之治后，农耕经济得到初步发展，其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形成了相对稳定而又具有强大活力的国防体制。汉朝编户齐民经过短暂休整之后也显示出了农耕经济的优势，而匈奴在失去了巨大具有向心力的统治人物之后，便开始没落，分裂。
参考文献
[1]马曼丽：从汉简看汉代西北边塞守御制度，中国边获史地研究[J]，2012年第1期.
[2]刘军：汉代军械勤务考述_以西北考古资料为中心[J]，2012年第七期.
[3]朱德贵：汉代西北边郡军粮财务支出诸问题考略[J]，2005年第12期（总第24期），边疆经济与文化.
[4]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和鬼方昆夷俨犹考[J]，观堂集林，卷十三..
[5]贾衣肯：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综述（上）[J].
作者简介
路浩（1994—），男，汉族，籍贯：山东济南，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
刘倩（1994—），女，汉族，籍贯：山西晋中，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2014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