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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秋天,台北阳明山中国文化大学,18岁新生王伟忠提前一天报到,没宿舍住,只好在校园里打地铺。看着山下缤纷的夜景,他许了一个心愿:“有朝一日,要让这万家灯火通通认识我!”
他真做到了。
台湾演艺界有一个“伟忠帮”,这是个含义模糊又广泛的团体:既有王伟忠的经纪公司所属艺人蔡康永、郭子乾、大小S、阿雅,也包括了他曾经带过的艺人吴宗宪、胡瓜等,还囊括了鼎鼎有名的综艺节目《连环泡》、《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最大党》、《超级星光大道》,以及舞台剧《宝岛一村》……
王伟忠,人称 “台湾综艺教父”,三代台湾人看着他的综艺节目长大。除了 “伟忠哥”,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康乐股长”(台湾中小学里班干部的一种,类似大陆的“文艺委员”)。通过电视,他带着大家一起玩。这一玩,就是30年。
眷村啊眷村
53岁的王伟忠半头白发,皱纹深邃,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绵软甜腻的台湾国语世界里显得尤为另类。他语速超快,可以瞬时从北京话切换到山东话、四川话,而且无不地道。“我是大院子弟,喝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眷村就是我的灵魂。”分析王伟忠漫漫电视人生路,“眷村”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1949年,国民党政权搬迁来台。120万“失败者”带着他们的亲人来到陌生的海岛台湾,开始了与大陆遥相割据的岁月。
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是其中一名逃亡者,一个北平西城的胡同串子,在南苑机场开车,是国民党空军系统微不足道的小卒。那年,19岁的王志刚带着16岁不到的未婚妻孙绍琴,还有自己的老娘、妹妹,漂洋过海到了台湾。
王志刚一家落脚在嘉义县的建国二村。这儿是国民党空军为安置眷属特别兴建的一片住宅区,也是遍及全台的若干眷村之一。8年后,王伟忠在这里出生。
眷村是个奇妙的场所,在世界军事史和移民史都能留下一笔。一大群天南海北的中国军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定居、繁衍,最后凋零。
对王伟忠而言,眷村就是儿童乐园,他又在一个快乐的家庭长大,父亲永远试图营造一种快乐氛围:咱们是穷了点,但是乐呵就好。王伟忠开玩笑说自己能这么忽悠人,还有DIY原创精神,都是跟老爸学的。
眷村里的叔叔阿姨来自神州各地,来台时都还很年轻,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回大陆。蒋介石对跟随者许愿“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慢慢地,梦破碎了,邻居杨妈妈一家刚搬进眷村时,天天打地铺,时刻等着打回大陆去。10年后觉得反攻无望,全家人含泪买了床。
1975年4月5日,王伟忠早上起来觉得气氛不对,一片肃杀。母亲哭得很厉害:“怎么回去啊!”这一天蒋介石去世,很多邻居泣不成声。
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王伟忠对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小小眷村阶级对立,东家长李家短,要懂得识人脸色。眷村除了是一个大乐园,还教会了王伟忠很多人情世故。他日后组建的“伟忠帮”,带着十足的眷村味道: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他就是家长。
大杂院的孩子们值得吹嘘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上台北,南部小孩对台北共有的情结;第二是看电视,和大陆一样,谁家第一个竖起天线,谁就是“凯子”。
1960年代,台湾电视业兴起,当时的电视节目也极富时代特色:掌控在权力部门手里;综艺节目时不时来一段“爱国歌曲”;清一色的标准国语;想进电视台,要么是极有关系,要么是男周正女美丽。
即便如此,黑白两色的电视,对于南部眷村的王伟忠来说就是一个魔幻的世界。他喜欢画漫画,对图像有着格外的敏感。建国二村还走出了台湾第一代新闻女主播杨文华,王伟忠心中的“神仙姐姐”。
高中毕业后,王伟忠考取了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学新闻。他要圆自己的梦:上台北,上电视。
身体离开了眷村,但心始终留在这片土地上,眷村就是王伟忠的精神母体。
2004年,陈水扁政权拆除全台大部分眷村。为了怀念那段岁月,王伟忠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的眷村》,还拍了系列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并和著名导演赖声川合拍了舞台剧《宝岛一村》。
今天的建国二村已经被拆得干干净净,但眷村给台湾一代文化人留下了共同的记忆:朱天心写了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杨德昌拍了著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雨生唱了《心底的中国》、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除了综艺,还有讽刺
纵横台湾电视业30年,王伟忠人脉遍及全台乃至华人世界。尤其在台湾演艺界,更是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电视从业经历,足以见证这片土地电视业的发展,他也敢拍着胸脯说:“我30岁就进入中年危机,50岁就没有老师了。”
今天,王伟忠以娱乐教父的姿态出现在台前幕后,但他最初的梦想是当战地记者。大二时进入华视实习,他发现自己的梦没戏——当时台湾只有3个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省政府”背景)、“中国”电视公司(国民党党部背景)、“中华”电视台(“国防部”背景)。
王伟忠发现电视新闻是这么制作的:“都是官样文章,记者过去拍两个特写,拿一个官样的新闻稿就回去了。到了电视台改一改、剪一剪、念一念就上了。我心想他妈的你也辛苦了?”
他起初有着澎湃的新闻梦,曾经深深被一张照片震撼: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轰炸上海,华裔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拍了一张小孩子在废墟上哭泣的照片,后来成了《生活》杂志封面,影响了世界舆论。
新闻系学生王伟忠想干这样的事,却发现一来没仗可打,二来眷村穷小子根本没机会进入电视台编制。
阴差阳错之下,他进了华视节目部,从小剧务开始做起,写剧本、扛机器、接明星,啥事都干,乐此不疲。
时代在发生改变。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市场经济的力量冲击着社会每一个角落。即便保守如“老三台”,也因为先天的市场经济成分(全部都是股份制,有的甚至成立时就有外资)而竞争激烈。各家电视台拼不了新闻,就开始拼综艺节目,这也导致了电视市场对节目资源的渴求。
1979年,台湾电视业进入完全的制播分离阶段,制作公司负责节目制作,电视台根据需要购买,一时间遍地制作公司。
当完兵的王伟忠进入台湾最早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丽群公司,创始人江吉雄是台湾第一代电视人(也是大陆《正大综艺》创始人)。江吉雄受的是日式训练,性格火爆,骂人不用换气,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手下不苟言笑。他是王伟忠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老板,对王伟忠多有提携。
当时,节目制作公司必须和电视台搞好关系才能开节目。灯光、摄像、服装、道具全是大爷,王伟忠为了把节目做好,总是在这些大爷开骂前就先骂手下艺人,这让他赢得了“暴君”的称号,并延续至今。在摄影棚,王伟忠有一系列经典的口头禅——“给你3秒钟离开地球”、“一群猪在演戏。”他甚至让所有的艺人排成一排,挨个骂。
起步时,王伟忠是超级助理。编剧现场写剧本,他守在旁边出点子;制作人排戏,他比划着说这样这样是不是更好。偶尔点子被采纳,他就能乐上一整天。做电视经常熬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准时出现,他每晚都抱着闹钟睡觉。
从眷村走出来的穷孩子没有后路,来到台北就一定要光宗耀祖。
皇天不负有心人,渐渐地,王伟忠开始站到一线,成为小有名气的制作人。
每一个成功的将军都有令其名垂青史的战役,《连环泡》就是王伟忠的代表作。这是台湾电视史上红极一时的节目,走出了胡瓜、蔡琴、陶晶莹、曹启泰、澎恰恰、邰智源等一大把明星,曾被日本NHK电视台评为“世界十大节目” 之一。
《连环泡》的大红大紫有着时代因素:1980年代,政治民主化浪潮汹涌而至。伴随经济的起步,民间秀场表演越来越走红,一大批秀场艺人开始走上电视舞台。
王伟忠意识到,时代在变,政治开始可以拿来讽刺了。他在节目里做玩偶恶搞政客,有的政客不允许他的做法,下令禁止,说他侮辱长官。王伟忠就在节目里加了一个新单元《老邓的小耳朵》:小耳朵是卫星天线,老邓指邓小平,意思就是邓小平已经潜伏在台湾了。这个单元每天发电报回大陆,讽刺台湾的怪现象。
长官们没想到《老邓的耳朵》居然红了,再禁。王伟忠就继续开新的版块:《每字一说》、《中国小姐》、《中国电视史》、《七点新闻》……他的这些举动,开创了台湾电视业用黑色短剧讽刺社会现象的先河,一直延续到今日。
当王伟忠站上一线,电视业开始了全新面貌,电视节目从严肃的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喜剧演员成为主持人,节目内容不再宣传党疼国爱,而是为了赢得收视率。
在《连环泡》里,王伟忠最得意的是《老实树》单元。在此之前,胡瓜只是一个跑秀场的艺人,王伟忠发现这个人居然可以一脸严肃地胡说八道,觉得这人有点意思。
在节目里,王伟忠设计了一棵“老实树”,当胡瓜发现艺人说谎时,“老实树”就会咔嚓一下倒掉,很多大牌明星紧张失措,进而真情流露,这个单元一下子就火了。王伟忠开创的“亲友作证VCR”也成了综艺节目屡试不爽的法宝。
发现胡瓜是王伟忠得意手笔之一,他今天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善于发掘新人上。他给邰智源、九孔、郭子乾这些人机会,让很多人圆了电视梦,也让电视不再高高在上。
他生长在电视兴起的年代,最初的梦想是当制作人,但后来又超越了制作人的幕后身份,时不时走到前台发言,成为台湾意见领袖。
他也曾中途离开,当过外商唱片公司副总经理。台湾第一个有线电视台TVBS成立时,他是业务副总经理。精力充沛的王伟忠还和友人开办过电台“台北之音”,复兴了广播业。
1996年,王伟忠又回到了电视圈,接手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福隆制作公司,改组为金星娱乐。用他的话说,成功就是要“顺着天赋做事,逆着个性做人”。
靠讽刺起家的王伟忠自嘲,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权威而被人讽刺。他说道理也对,“年轻不轻狂没有心,老了不保守没有脑”。
他的朋友遍布台湾,但始终不会和政治人物走得太近,他给公司定下了原则——不做选举秀、 不和党派人吃饭、进入司法程序就少碰、不打落水狗。
去台北上大学,母亲送他一句话:“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他觉得这是处理艺人和政客关系最好的原则。
和大陆不同,台湾的电视台只购买节目播放权,不和制作公司分享广告收益。这种现实让王伟忠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瓶颈。他羡慕大陆的同行,甚至嫉妒《超级女声》竟然会有十几倍于台湾节目的制作费用。
“上可以托天,下可以掏粪。”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充满了无限乐趣。在北京时,台商朋友告诉他:我们苦啊,没有大陆商人的财大气粗,没有大陆的好山好水,也没有大陆的世界瞩目度。
“但是”,这些台商话头一转,“我们可以得意地和大陆朋友说:我们有《全民大闷锅》,你们有么?”
那一刻,王伟忠爽到极点。
他真做到了。
台湾演艺界有一个“伟忠帮”,这是个含义模糊又广泛的团体:既有王伟忠的经纪公司所属艺人蔡康永、郭子乾、大小S、阿雅,也包括了他曾经带过的艺人吴宗宪、胡瓜等,还囊括了鼎鼎有名的综艺节目《连环泡》、《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来了》、《全民最大党》、《超级星光大道》,以及舞台剧《宝岛一村》……
王伟忠,人称 “台湾综艺教父”,三代台湾人看着他的综艺节目长大。除了 “伟忠哥”,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康乐股长”(台湾中小学里班干部的一种,类似大陆的“文艺委员”)。通过电视,他带着大家一起玩。这一玩,就是30年。
眷村啊眷村
53岁的王伟忠半头白发,皱纹深邃,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在绵软甜腻的台湾国语世界里显得尤为另类。他语速超快,可以瞬时从北京话切换到山东话、四川话,而且无不地道。“我是大院子弟,喝百家奶吃百家饭长大的,眷村就是我的灵魂。”分析王伟忠漫漫电视人生路,“眷村”是最重要的关键词。
1949年,国民党政权搬迁来台。120万“失败者”带着他们的亲人来到陌生的海岛台湾,开始了与大陆遥相割据的岁月。
王伟忠的父亲王志刚是其中一名逃亡者,一个北平西城的胡同串子,在南苑机场开车,是国民党空军系统微不足道的小卒。那年,19岁的王志刚带着16岁不到的未婚妻孙绍琴,还有自己的老娘、妹妹,漂洋过海到了台湾。
王志刚一家落脚在嘉义县的建国二村。这儿是国民党空军为安置眷属特别兴建的一片住宅区,也是遍及全台的若干眷村之一。8年后,王伟忠在这里出生。
眷村是个奇妙的场所,在世界军事史和移民史都能留下一笔。一大群天南海北的中国军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定居、繁衍,最后凋零。
对王伟忠而言,眷村就是儿童乐园,他又在一个快乐的家庭长大,父亲永远试图营造一种快乐氛围:咱们是穷了点,但是乐呵就好。王伟忠开玩笑说自己能这么忽悠人,还有DIY原创精神,都是跟老爸学的。
眷村里的叔叔阿姨来自神州各地,来台时都还很年轻,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回大陆。蒋介石对跟随者许愿“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慢慢地,梦破碎了,邻居杨妈妈一家刚搬进眷村时,天天打地铺,时刻等着打回大陆去。10年后觉得反攻无望,全家人含泪买了床。
1975年4月5日,王伟忠早上起来觉得气氛不对,一片肃杀。母亲哭得很厉害:“怎么回去啊!”这一天蒋介石去世,很多邻居泣不成声。
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王伟忠对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小小眷村阶级对立,东家长李家短,要懂得识人脸色。眷村除了是一个大乐园,还教会了王伟忠很多人情世故。他日后组建的“伟忠帮”,带着十足的眷村味道: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他就是家长。
大杂院的孩子们值得吹嘘的事情有两件:第一是上台北,南部小孩对台北共有的情结;第二是看电视,和大陆一样,谁家第一个竖起天线,谁就是“凯子”。
1960年代,台湾电视业兴起,当时的电视节目也极富时代特色:掌控在权力部门手里;综艺节目时不时来一段“爱国歌曲”;清一色的标准国语;想进电视台,要么是极有关系,要么是男周正女美丽。
即便如此,黑白两色的电视,对于南部眷村的王伟忠来说就是一个魔幻的世界。他喜欢画漫画,对图像有着格外的敏感。建国二村还走出了台湾第一代新闻女主播杨文华,王伟忠心中的“神仙姐姐”。
高中毕业后,王伟忠考取了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学新闻。他要圆自己的梦:上台北,上电视。
身体离开了眷村,但心始终留在这片土地上,眷村就是王伟忠的精神母体。
2004年,陈水扁政权拆除全台大部分眷村。为了怀念那段岁月,王伟忠拍摄了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的眷村》,还拍了系列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并和著名导演赖声川合拍了舞台剧《宝岛一村》。
今天的建国二村已经被拆得干干净净,但眷村给台湾一代文化人留下了共同的记忆:朱天心写了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杨德昌拍了著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张雨生唱了《心底的中国》、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除了综艺,还有讽刺
纵横台湾电视业30年,王伟忠人脉遍及全台乃至华人世界。尤其在台湾演艺界,更是有着巨大影响力。他的电视从业经历,足以见证这片土地电视业的发展,他也敢拍着胸脯说:“我30岁就进入中年危机,50岁就没有老师了。”
今天,王伟忠以娱乐教父的姿态出现在台前幕后,但他最初的梦想是当战地记者。大二时进入华视实习,他发现自己的梦没戏——当时台湾只有3个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省政府”背景)、“中国”电视公司(国民党党部背景)、“中华”电视台(“国防部”背景)。
王伟忠发现电视新闻是这么制作的:“都是官样文章,记者过去拍两个特写,拿一个官样的新闻稿就回去了。到了电视台改一改、剪一剪、念一念就上了。我心想他妈的你也辛苦了?”
他起初有着澎湃的新闻梦,曾经深深被一张照片震撼:1937年淞沪会战,日军轰炸上海,华裔战地摄影记者王小亭拍了一张小孩子在废墟上哭泣的照片,后来成了《生活》杂志封面,影响了世界舆论。
新闻系学生王伟忠想干这样的事,却发现一来没仗可打,二来眷村穷小子根本没机会进入电视台编制。
阴差阳错之下,他进了华视节目部,从小剧务开始做起,写剧本、扛机器、接明星,啥事都干,乐此不疲。
时代在发生改变。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市场经济的力量冲击着社会每一个角落。即便保守如“老三台”,也因为先天的市场经济成分(全部都是股份制,有的甚至成立时就有外资)而竞争激烈。各家电视台拼不了新闻,就开始拼综艺节目,这也导致了电视市场对节目资源的渴求。
1979年,台湾电视业进入完全的制播分离阶段,制作公司负责节目制作,电视台根据需要购买,一时间遍地制作公司。
当完兵的王伟忠进入台湾最早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丽群公司,创始人江吉雄是台湾第一代电视人(也是大陆《正大综艺》创始人)。江吉雄受的是日式训练,性格火爆,骂人不用换气,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手下不苟言笑。他是王伟忠第一个也是惟一的老板,对王伟忠多有提携。
当时,节目制作公司必须和电视台搞好关系才能开节目。灯光、摄像、服装、道具全是大爷,王伟忠为了把节目做好,总是在这些大爷开骂前就先骂手下艺人,这让他赢得了“暴君”的称号,并延续至今。在摄影棚,王伟忠有一系列经典的口头禅——“给你3秒钟离开地球”、“一群猪在演戏。”他甚至让所有的艺人排成一排,挨个骂。
起步时,王伟忠是超级助理。编剧现场写剧本,他守在旁边出点子;制作人排戏,他比划着说这样这样是不是更好。偶尔点子被采纳,他就能乐上一整天。做电视经常熬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准时出现,他每晚都抱着闹钟睡觉。
从眷村走出来的穷孩子没有后路,来到台北就一定要光宗耀祖。
皇天不负有心人,渐渐地,王伟忠开始站到一线,成为小有名气的制作人。
每一个成功的将军都有令其名垂青史的战役,《连环泡》就是王伟忠的代表作。这是台湾电视史上红极一时的节目,走出了胡瓜、蔡琴、陶晶莹、曹启泰、澎恰恰、邰智源等一大把明星,曾被日本NHK电视台评为“世界十大节目” 之一。
《连环泡》的大红大紫有着时代因素:1980年代,政治民主化浪潮汹涌而至。伴随经济的起步,民间秀场表演越来越走红,一大批秀场艺人开始走上电视舞台。
王伟忠意识到,时代在变,政治开始可以拿来讽刺了。他在节目里做玩偶恶搞政客,有的政客不允许他的做法,下令禁止,说他侮辱长官。王伟忠就在节目里加了一个新单元《老邓的小耳朵》:小耳朵是卫星天线,老邓指邓小平,意思就是邓小平已经潜伏在台湾了。这个单元每天发电报回大陆,讽刺台湾的怪现象。
长官们没想到《老邓的耳朵》居然红了,再禁。王伟忠就继续开新的版块:《每字一说》、《中国小姐》、《中国电视史》、《七点新闻》……他的这些举动,开创了台湾电视业用黑色短剧讽刺社会现象的先河,一直延续到今日。
当王伟忠站上一线,电视业开始了全新面貌,电视节目从严肃的语言体系中解放出来,喜剧演员成为主持人,节目内容不再宣传党疼国爱,而是为了赢得收视率。
在《连环泡》里,王伟忠最得意的是《老实树》单元。在此之前,胡瓜只是一个跑秀场的艺人,王伟忠发现这个人居然可以一脸严肃地胡说八道,觉得这人有点意思。
在节目里,王伟忠设计了一棵“老实树”,当胡瓜发现艺人说谎时,“老实树”就会咔嚓一下倒掉,很多大牌明星紧张失措,进而真情流露,这个单元一下子就火了。王伟忠开创的“亲友作证VCR”也成了综艺节目屡试不爽的法宝。
发现胡瓜是王伟忠得意手笔之一,他今天的影响力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善于发掘新人上。他给邰智源、九孔、郭子乾这些人机会,让很多人圆了电视梦,也让电视不再高高在上。
他生长在电视兴起的年代,最初的梦想是当制作人,但后来又超越了制作人的幕后身份,时不时走到前台发言,成为台湾意见领袖。
他也曾中途离开,当过外商唱片公司副总经理。台湾第一个有线电视台TVBS成立时,他是业务副总经理。精力充沛的王伟忠还和友人开办过电台“台北之音”,复兴了广播业。
1996年,王伟忠又回到了电视圈,接手台湾历史最悠久的福隆制作公司,改组为金星娱乐。用他的话说,成功就是要“顺着天赋做事,逆着个性做人”。
靠讽刺起家的王伟忠自嘲,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权威而被人讽刺。他说道理也对,“年轻不轻狂没有心,老了不保守没有脑”。
他的朋友遍布台湾,但始终不会和政治人物走得太近,他给公司定下了原则——不做选举秀、 不和党派人吃饭、进入司法程序就少碰、不打落水狗。
去台北上大学,母亲送他一句话:“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他觉得这是处理艺人和政客关系最好的原则。
和大陆不同,台湾的电视台只购买节目播放权,不和制作公司分享广告收益。这种现实让王伟忠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瓶颈。他羡慕大陆的同行,甚至嫉妒《超级女声》竟然会有十几倍于台湾节目的制作费用。
“上可以托天,下可以掏粪。”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充满了无限乐趣。在北京时,台商朋友告诉他:我们苦啊,没有大陆商人的财大气粗,没有大陆的好山好水,也没有大陆的世界瞩目度。
“但是”,这些台商话头一转,“我们可以得意地和大陆朋友说:我们有《全民大闷锅》,你们有么?”
那一刻,王伟忠爽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