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幸运之神悄然降临到我身上———上级决定将我從连队文书岗位上，提拔为教导队“书记”（排级军官）。正式任命前，军分区政治部干部科科长专程来到连队，代表组织向我提出几点希望与要求，最后一点是：不满25周岁，不得谈恋爱。我视之如“禁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时军官颇受青睐，提干之后，相继有几位热心人主动为我介绍女朋友，我不为所动，一概婉言谢绝。
　　次年8月，我奉命调任江西省庐山人民武装部干事。不久，在山下向阳公社开展民兵组织整顿工作中，认识了下乡女知青、公社播音员小陈。通过一段时间接触，我觉得她不爱红装、为人朴实、不尚空谈、性格沉稳。于是，年满25周岁的我，先是主动向她套近乎，继而送她一条当时颇为流行的红白黑三色相间的围巾。
　　1979年年底，从军整整四年的我，第一次向领导递交了探亲报告。得到批准后，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小陈。不日，家住庐山牯岭的她，特意来到庐山人武部，把一个信封交给我，红着脸说了一句“我走后你再看”，就匆匆离去了。这是她第一次给我信，我心想，一定是封热情洋溢的情书。孰料，当我急切地打开后，却发现里面一张空白信纸包着10张面额10斤的全国粮票。一时间，我有点困惑，她这是什么意思？
　　回到家中，我把100斤粮票悉数交给母亲。在计划经济年代，粮票好比紧俏品，但凡买米买面买馒头，都离不开它，而全国粮票则比地方粮票更为难得、更受欢迎。长年在农村生活，从未见过这么多粮票的母亲，打破砂锅问到底，非要我说清楚哪儿来的这么多粮票，我只好如实交代。母亲听罢，沉思片刻后说：“你遇到了一个很善良、很有心的好姑娘。只是，人家是干部的女儿，你是农民的孩子，就怕门不当、户不对呀。”
　　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那时通信不便，我既无法与小陈联系沟通，也不能把母亲的忧虑如实相告。
　　正月初二，我带上一个崭新的樟木箱子，一些香菇、冬笋等山区特产，陪同父亲前往上海浦南重镇朱泾———他阔别几十年的老家探亲。一天晚上，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堂兄得知我尚未成亲，显得颇为庆幸，他对我说：“你父亲离家时间长了，且年近七旬，没有机会回上海了。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你都应该在上海找个对象，以便将来转业回上海安家落户，传宗接代。”
　　日后能到上海生活无疑是件好事，可是，想起小陈送我的粮票以及母亲对她的评价，我浑身上下似有一股暖流在涌动：这不是一般的粮票，而是特殊的真心表白。想着想着，那些粮票幻化成挥之不去、用心良苦的“定情物”，在我眼前翩然翻飞。这天晚上，我失眠了。第二天，担心堂兄再次发起“攻心战”，我决定独自一人提前归队。
　　后经组织批准，1981年春节，我与小陈结为夫妻。
　　忆昔相逢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如今，我已两鬓斑白，小陈也不“小”了，青春不再的我们，偶尔回忆起当年那种只有思念、没有浪漫的恋爱，心里就热乎乎、甜滋滋的。一次，她漫不经心地说：“是你的围巾把我‘捆’住了。”我则强词夺理：“是你的粮票把我‘定’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