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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各家票号中，大德通创办最晚，却是发展最为迅速和歇业最迟的一家。这与其高明的用人之道密不可分。
大德通由山西祁县富商乔致庸为主投资创办，它的前身是乔家的大德兴茶庄，咸丰年间逐渐向票号转化。光绪十年正式更名为大德通票号。大德通起初资本不过十万两白银，极盛时经营资本高达一千万两以上。分号在全国有二十多处，遍布在北京、天津、沈阳、呼和浩特、包头、济南、西安、上海、汉口、开封、重庆、苏州等大中城市。
从辛亥革命以后，政局长期动乱，票号难以开展正常的业务;加之现代银行的兴起，失去了对汇兑业的垄断，山西票号一时风雨飘摇，纷纷倒下。惟独大德通在逆流中竞争，坚持时间最长，一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国家对工商业进行改造，这在票号中是独一无二的。
大德通能够坚持近百年之久，高明的用人之道贯穿始终。其总经理高钰就曾明确表示：经商之道，首在得人。
大德通的用人之道离不开一个表率性人物——高钰。他在大德通工作了五十余年，任经理25年。
高钰，祁县子洪镇人。同治八年，15岁的高钰进大德通票号当学徒，由于才华出众，光绪二十年，40岁时就开始担任总经理一职。
高钰任大德通总经理时，正值国内多事之秋，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每一次外国侵略战争，票号或多或少都会蒙受损失。动荡不安的社会，使高钰特别注意观察时局变化，稳健谨慎的开展业务，时时准备应付不测。
高钰认为要求生存，必须整顿号风，反腐倡廉，不能贪猛，稳打稳做，重求发展。彼时，各票号中有一股奢靡之风，唯他“黜华崇实，不为习俗所移”，修改增订号规，严格办事纪律，大德通一时发展是其他票号无可企及的。
高钰虽常驻祁县小城，却能对时局作出准确判断，这与他广交封疆大吏和皇室要员、消息灵通是分不开的。
结交官吏，对票号来说有好处也有义务。好处就是可以取得官吏的支持和保护，又能知道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清王朝的内情和时局变化;义务是票号需给官吏借款，甚至传递消息和办理私事。高钰与官吏结交，对大德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年八国联军扰及山西的时候，大德通急需从西安向祁县运送一批现银。于是，高钰给河南布政使端方去信，请求派兵护送大德通的镖车。镖车快进入平阳府之前，他又给平阳总兵杜金标去信要其派车接送镖车。在官府的护送下，大德通的镖车最终平安到达祁县。
此外，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从北京出发抵达太原的行动，高钰了解的一清二楚。这主要是随驾大员桂月亭多次给他送信知情。
高钰与官员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洞悉清王朝内部的军政之情。宣统二年，清廷任命瑞徹为湖广总督后，他觉得此人无才，预感到事必有变，故毅然决定收缩大德通在湖广的业务，“力还外款，以减架本，而实行收敛”，以备应付不测之变。当时此举，还遭到了同业的讥讽。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其他各票号犹如做梦，毫无准备，相继倒闭，唯大德通处之泰然。
1919年，为了在动荡中保全，高钰与投资者乔家再一次对票号进行整顿，要求大德通票号，“益加奋勉，矢慎矢勤，彼此相关，互相赞助，巩固向来之营业，开辟未来之利源， 庶为我号大局增光”。
1921年，王宗禹继任经理，一切按高钰遗志和条规办事，使大德通数十年间不衰。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的大德通票号分号如今已开辟成展览馆供游人参观。
早在1913年，高钰就明确指出：“窃维经商之道，首在得人”。可见大德通将人才问题看得何等重要。这里所谓“得人”，是指选拔和培养品才兼优的人员队伍。
大德通历届号规中多次强调人员的品德修养和才干能力，对分号经理的要求更为严格。其选拔标准，主要是“择信义尤著者”、“选取计算周密、操守严谨”、“文雅干练”、“才优智长、交游广阔”之人才。
大德通的分号经理以本号培养选拔者居多，也有从外选入者，但均须在本号经过几年的考察，确实可以胜任，且有高级人士赞许，并有殷实商保才予起用。
店员的选择标准与方法也十分讲究。学徒的录用标准通常是14至18岁的山西籍男子，身高可达五尺、家世清白、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仪态大方、举動灵敏、习于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惮远行者。且均需经过考试。
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若考试合格，即可择日进号。进号之后有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合格者则可转为正式练习生，否则予以淘汰。此外，以后不遵守号规者随时都有被开除的危险。
大德通在人才培养上，从学徒开始，有一个详细而严格的程序。一旦确定留用的学徒，除了必须遵守票号的约束性条文以外，每天晚上关门之后，还必须练习书法、珠算，经过几年的训练之后，“贤”者出师;不贤者，学徒未满即被淘汰，绝不姑息。
票号对人员培养后的考核也有一套很为精妙的办法。考核一般是在正式派往分号任事以前进行。这种测试法，实际上是故意设置或选择一般人易犯错误的客观环境进行暗中测试，以全面考查人员的真实品才。总号对人员进行测试之后，合格者则可派往分号任事。不合格者即予开除。
大德通对经过培养并测试合格的人员，着重考虑如何合理使用人才以发挥其作用。其特点，一是善于择人任事，使各处皆能“人尽所长”。二是注重人才流动。大德通的人员有一班期一动或数动之常例，即各分号人位互调，或总号与分号个别人员互调使用。这种调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人员熟悉各地市面及各类业务，并含有避免隔阂、防范不肖同事盗账诈取之弊的发生。
大德通对人才的奖惩制度，通常是年终结账和决算期实行。对分号经理的功过标准极为特殊，不仅考察其“正已率属，一秉大公”，“尽心号事”的程度，而且指出“本处多利，他方未受其害者为功。尚有只顾自己结利，不考虑别路受害者为过。”这就要求分号经理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在此前提下以其结利多寡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
当然，大德通在人才使用上也有其明显的封建色彩。如非山西人不用的原则;分号经理为票号造成重大损失由其家族赔偿的铺保制;青少年入号无特大事不得回家，造成青年夫妻各居一方，致使票庄无后者居多等等，这些封建性的用人制度，实际上又限制了人才的发展和合理使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
大德通由山西祁县富商乔致庸为主投资创办，它的前身是乔家的大德兴茶庄，咸丰年间逐渐向票号转化。光绪十年正式更名为大德通票号。大德通起初资本不过十万两白银，极盛时经营资本高达一千万两以上。分号在全国有二十多处，遍布在北京、天津、沈阳、呼和浩特、包头、济南、西安、上海、汉口、开封、重庆、苏州等大中城市。
从辛亥革命以后，政局长期动乱，票号难以开展正常的业务;加之现代银行的兴起，失去了对汇兑业的垄断，山西票号一时风雨飘摇，纷纷倒下。惟独大德通在逆流中竞争，坚持时间最长，一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国家对工商业进行改造，这在票号中是独一无二的。
大德通能够坚持近百年之久，高明的用人之道贯穿始终。其总经理高钰就曾明确表示：经商之道，首在得人。
领头羊高钰
大德通的用人之道离不开一个表率性人物——高钰。他在大德通工作了五十余年，任经理25年。
高钰，祁县子洪镇人。同治八年，15岁的高钰进大德通票号当学徒，由于才华出众，光绪二十年，40岁时就开始担任总经理一职。
高钰任大德通总经理时，正值国内多事之秋，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事件。每一次外国侵略战争，票号或多或少都会蒙受损失。动荡不安的社会，使高钰特别注意观察时局变化，稳健谨慎的开展业务，时时准备应付不测。
高钰认为要求生存，必须整顿号风，反腐倡廉，不能贪猛，稳打稳做，重求发展。彼时，各票号中有一股奢靡之风，唯他“黜华崇实，不为习俗所移”，修改增订号规，严格办事纪律，大德通一时发展是其他票号无可企及的。
高钰虽常驻祁县小城，却能对时局作出准确判断，这与他广交封疆大吏和皇室要员、消息灵通是分不开的。
结交官吏，对票号来说有好处也有义务。好处就是可以取得官吏的支持和保护，又能知道别人不可能知道的清王朝的内情和时局变化;义务是票号需给官吏借款，甚至传递消息和办理私事。高钰与官吏结交，对大德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年八国联军扰及山西的时候，大德通急需从西安向祁县运送一批现银。于是，高钰给河南布政使端方去信，请求派兵护送大德通的镖车。镖车快进入平阳府之前，他又给平阳总兵杜金标去信要其派车接送镖车。在官府的护送下，大德通的镖车最终平安到达祁县。
此外，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从北京出发抵达太原的行动，高钰了解的一清二楚。这主要是随驾大员桂月亭多次给他送信知情。
高钰与官员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洞悉清王朝内部的军政之情。宣统二年，清廷任命瑞徹为湖广总督后，他觉得此人无才，预感到事必有变，故毅然决定收缩大德通在湖广的业务，“力还外款，以减架本，而实行收敛”，以备应付不测之变。当时此举，还遭到了同业的讥讽。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其他各票号犹如做梦，毫无准备，相继倒闭，唯大德通处之泰然。
1919年，为了在动荡中保全，高钰与投资者乔家再一次对票号进行整顿，要求大德通票号，“益加奋勉，矢慎矢勤，彼此相关，互相赞助，巩固向来之营业，开辟未来之利源， 庶为我号大局增光”。
1921年，王宗禹继任经理，一切按高钰遗志和条规办事，使大德通数十年间不衰。
严格用人制度
早在1913年，高钰就明确指出：“窃维经商之道，首在得人”。可见大德通将人才问题看得何等重要。这里所谓“得人”，是指选拔和培养品才兼优的人员队伍。
大德通历届号规中多次强调人员的品德修养和才干能力，对分号经理的要求更为严格。其选拔标准，主要是“择信义尤著者”、“选取计算周密、操守严谨”、“文雅干练”、“才优智长、交游广阔”之人才。
大德通的分号经理以本号培养选拔者居多，也有从外选入者，但均须在本号经过几年的考察，确实可以胜任，且有高级人士赞许，并有殷实商保才予起用。
店员的选择标准与方法也十分讲究。学徒的录用标准通常是14至18岁的山西籍男子，身高可达五尺、家世清白、身体健康、五官端正、仪态大方、举動灵敏、习于礼貌、善珠算、精楷书、不惮远行者。且均需经过考试。
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若考试合格，即可择日进号。进号之后有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合格者则可转为正式练习生，否则予以淘汰。此外，以后不遵守号规者随时都有被开除的危险。
大德通在人才培养上，从学徒开始，有一个详细而严格的程序。一旦确定留用的学徒，除了必须遵守票号的约束性条文以外，每天晚上关门之后，还必须练习书法、珠算，经过几年的训练之后，“贤”者出师;不贤者，学徒未满即被淘汰，绝不姑息。
票号对人员培养后的考核也有一套很为精妙的办法。考核一般是在正式派往分号任事以前进行。这种测试法，实际上是故意设置或选择一般人易犯错误的客观环境进行暗中测试，以全面考查人员的真实品才。总号对人员进行测试之后，合格者则可派往分号任事。不合格者即予开除。
大德通对经过培养并测试合格的人员，着重考虑如何合理使用人才以发挥其作用。其特点，一是善于择人任事，使各处皆能“人尽所长”。二是注重人才流动。大德通的人员有一班期一动或数动之常例，即各分号人位互调，或总号与分号个别人员互调使用。这种调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人员熟悉各地市面及各类业务，并含有避免隔阂、防范不肖同事盗账诈取之弊的发生。
大德通对人才的奖惩制度，通常是年终结账和决算期实行。对分号经理的功过标准极为特殊，不仅考察其“正已率属，一秉大公”，“尽心号事”的程度，而且指出“本处多利，他方未受其害者为功。尚有只顾自己结利，不考虑别路受害者为过。”这就要求分号经理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在此前提下以其结利多寡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
当然，大德通在人才使用上也有其明显的封建色彩。如非山西人不用的原则;分号经理为票号造成重大损失由其家族赔偿的铺保制;青少年入号无特大事不得回家，造成青年夫妻各居一方，致使票庄无后者居多等等，这些封建性的用人制度，实际上又限制了人才的发展和合理使用。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