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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研究在新世纪表现出新的自觉。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合法性”（或曰“正当性”）讨论，表明研究者对学科的性质、特征等有了自觉的反省。2006年．刘笑敢先生提出“反向格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研究中以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术语的方法论缺失加以批评和反思。其理论效应，除引发了关于“反向格义”方法与现象的评论。还进一步扩展到中西哲学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研究的自身定位等多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