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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恺院士走了。
他是从北京安贞医院新建的外科大楼中安静地走的。从两年前打下第一根桩子的时候开始，老人就盼着它起来。多少次，人们看到，一个耄耋老人的身影拄着拐杖，站在满是沙石水泥的工地上。
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座他心目中对得起中国心脏外科事业的大楼落成了。吴老如愿了，他像是躺在自己孩子的怀里。这当是人生最欣慰的谢幕。
６０岁搞流行病学
那是一张薄薄的、发黄的便笺。上面留着吴老工整而清晰的字迹：“文革中，上山下乡，治病防病，把我锻炼得更结实……”几乎没有人知道，“更结实”这３个字，竟是吴老事业生命的又一次开始。
１９６６年，吴老被迫放下了心爱的手术刀。但是，当命运再次把他从是非颠倒的路上拉回来，并让他重新回到自己亲手创建的北京阜外医院，继续院长职务的时候，他变了。此时，他更多的焦虑，更重的心绪，已经不再是惟一的手术台。
再能干的外科医生又能挽救多少心脏病人的生命？而数百万计的危险人群一任发展下去，那该怎么办？
７０年代初，吴老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心血管病预防会议。就像干涩的喉咙忽然吮吸到清凉的琼浆，对于一位忠实于科学的老专家，他觉得透心的敞亮。这位创造了一连串“中国第一”的外科医生，此时铁定了心：我们再也耽搁不起了，必须尽快开展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
于是，几张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带着红色油墨印记的公文纸，记录了由吴老亲手撰写的，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与世界合作以及建立相关的研究生制度的报告。这便是今天一个轰轰烈烈的学科最早的考证资料。
其实他非常清楚，当时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人们正在大张旗鼓的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他更明白百姓们对于疾病的态度。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是：连死都不怕，还怕高血压吗？
他的声音在巨大的冷漠面前，是可以想见的微弱。
但是真正让他痛心的是，那些同道中的不以为然者竟也是为数众多。当时，医学界的普遍心态是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这是几乎无法扭转的大势。而这时候，作为心血管专科医院的院长，在临床医学的领地里，忽然要大谈预防医学。结果，绝对是引发众人不解。
６０岁人的肩膀究竟还能扛起多大的分量？
或许只有吴老自己知道，“我和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他自慰老天爷给了自己得天独厚的“傻劲”。这股劲儿一辈子帮了他不少忙。
２３岁，他初到北京协和医院，一时被这家美国医院流利的英语震慑住了。精通语言，还能有什么诀窍？只有疯狂地背。后来据他言谈中流露，甚至大大挖掘了厕所的作用。可见他把时间利用到拧不出一滴水。当时，就凭了这股“傻劲”，他躲过了语言的“一劫”。以至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的一代代学生，每提及英语，个个默许无人能与他相比。
此时的吴老似乎再次犯起“傻劲”。他像一名渴求知识的小学生。他的桌上放着流行病学、统计学等等崭新的课本。他说，“我知道长瘤子得开刀，开多大的刀，我也不怕。但是，对于心血管病的预防知识，我知之甚少。”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中国科学院召开奖励自学成材的大会。会上，他与坐在身边的华罗庚说起自己也在重开学业。二老居然所见略同：“老科学家又何尝不需要自学？”
流行病学研究，是群防群治。而这个“群”本身就意味着苦。大庆，鞍钢，石景山，吴老把流行病学的监测重点，放到人口密集的工厂、农村。
大医院的大夫，是病人上门求你。做“流调”，是你追在别人后面说好话。
吴老脱掉了相依相随的白大褂。冬天，他喜欢穿一件黑色的小棉袄，脚上的翻毛皮鞋经常是土蒙蒙的。跟着流调组的年轻人一起走村串户，不知道的人常常把他当成老农民。
那时京郊群众的生活相当艰苦。当地农民对于瘫痪失禁的病人，干脆撤了被褥，往炕上铺一层沙子，然后让病人直接睡在沙土上。如果赶上暑天，沙土又换得不勤，异味熏天，活人身上落满了蚊蝇。家里亲人也是惟恐避之不及。
而每每让吴老碰上，他不会有丝毫迟疑，直冲着病人就去。屁股坐在沙土上就和坐在床单上一样的自然。常年的卧床，病人没有自主配合的能力。于是，吴老俯下身子去和他们交谈，就和着为他们量血压。往往，为了听到那些支支吾吾的声音，他会把耳朵贴得很近。多少绝望的人，正是因为看到有这样一张慈爱的脸庞，已经干瘪的眼眶里，终又滚出大滴的泪珠。
病人，在真正医生的眼里永远是无助的孩子。
一次，在石景山区石槽乡访视高血压病人。途中遇到一场暴雨。瞬间积水没过了腿肚子。漂着草屑和树叶的雨水，白花花的一片，足以让人头晕目眩，心生畏惧。年轻人站在水里都觉得身体打晃。因为看不见路，每一次下脚，都可能是一个溜滑的泥潭或者是一块锋利的石头。
那是村子里最宁静的时候，连狗都本能地蜷缩在高台上。但是，似乎在这片安详的背后，只有吴老嗅到了什么。否则，他不会连片刻的歇息都舍不得拿出来。与往常不同的是，６０多岁的老人拾起一根树枝。接着，用这根粗陋的拐杖点着看不见的路面，吃力地抬步。那个略微弯曲的背影，默默地从一家出来，接着又走进另一家。整个村子，只留下了这一行人拨动积水的声音。
没有任何说教，随行的年轻赤脚医生李星星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原来，挨家挨户地量血压，送降压药，做病情登记，是那么重要的大事。
其实，吴老平时常说，中国这么大，基层的卫生员特别重要。
一年又一年，他走进了怀柔县村民们围拢的场院；他穿过了辽阳油田颠簸的原始路面；他来到安贞医院附近千千万万普通居民中间。他向村民们耐心地解释食物不能太咸，要适可而止；他对工人兄弟说，别抽烟了，烟草有３０００多种有害物质……
２００３年，一项历时１０年、波及１６个省市５００万人的“中国心血管病人群监测研究”终于完成。这项被称为中国“莫尼卡”的项目，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２８个参加国的最前面。终于，日内瓦向全世界宣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宏伟的流行病学研究成果。
自此，在世界“莫尼卡”（全球心血管病流行趋势研究的简称）这本大书中有了中国的一章。如同载人宇宙飞船是中国牌的。２０００年世界权威的心血管杂志《美国循环杂志》刊登了由吴老以及他的学生吴兆苏和姚崇华署名的中国“莫尼卡”论文。
７０岁创建安贞医院
７０年代末，吴老萌生了成立心胸血管病研究所的想法。
１９８１年初，在阜外医院他的院长办公室里，那是他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想法：
中国心脏外科必须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所年开展心脏手术２０００例的医院。
“２０００例”，一言落定，仿佛在８平方米的办公室投下一枚炸弹。由于震惊，坐在杂志堆上的手术室护士长，一下子滑落到水泥地上。杂志散了一地。
这该不是“疯话”！
那时，最具实力的阜外医院，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也不过每周８～１０例。
那是国门刚刚打开的年代，还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吴老的想法无疑又是一次整个民族医学事业极具挑战性的较量。由于这一次的跨越是观念，速度方法、规则全方位的触动，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不同的是，吴老的血管里奔腾着属于皇太极子孙特有的桀骜性情。他的视野总是站在辽阔的层面。他的民族气节又来的格外的强烈。
如同前面说到的“莫尼卡”项目，之所以最终做到世界第一，不能排除与吴老的性情有关。在他的骨子里，似乎比一般人更多地刻下了深深的不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就总干不过别人？
此前可以说，在世界卫生领地，亚洲的第一几乎被日本垄断了。当时的情况是入围“莫尼卡”项目的亚洲国家只有我们和日本。而这一次，让对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狭路相逢的中国方组织者恰恰是当年唱着“九一八”，被迫离开家乡的吴英恺。更让对手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中国获得最高荣誉的同时，宣布日本的方案被淘汰出局。
多么痛快酣畅的结果。就是这样，有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决定了吴老在成就事业中，具有把握大势，举重若轻的“王者风范”。
睿智者也有无奈的时候。在他热血沸腾的同时，他到了退休的年龄。“您年纪大啦”，有人对他说。
此时的吴老已是古稀之年。其实在社会学的辞海中，对于“生理年龄”历来就有不同的注释。何谓大？何谓小？在同一个年龄时段中，大，可以大到排山倒海，变换时空；小，可以小到无所事事，走肉行尸。
老师真的老了么？学生们的眼中，他的思维依然是那么明晰轻快。步履依然带着呼呼的风声。常常，飞机下来，交给秘书的就是一份成熟的设想或者是完整的报告。他可以把一个大胆的方案或者是突发的灵感，顺手记录在扯下来的日历页片上。于是，跟在他的后面打字、抄写几乎要马不停蹄，就是年轻人也时时感觉力不从心。
就在这一年８月，吴老终止了阜外医院院长的职务。
他的美好的想法会不会连同他已经不复存在的职位一同了结？
学生们不会忘记，恰恰相反，吴老的心志在磨砺中越发出色。
一份由他精心创意的未来中国心胸血管研究所的计划书，犹如勾画中的东方医学“清明上河图”。条条款款，写得密密麻麻。生动细腻，呼之欲出。连各个科室的出国进修方案都排列得一清二楚。
吴老小心地把这份呕心沥血的未来发展蓝图，用图钉钉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他闲下来的时候，会眯缝着眼睛，憧憬着中国最大的心胸血管治疗中心落成的雏形。这时候，童稚的浪漫撒满褶皱的面容，那是一幅生命画卷中最珍贵的图画。
之后，那份沉甸甸的计划书，被一次次地取下来，又被一次次地重新钉上去。理由是“工作不好安排”……
苦口婆心，却无人应答。吴老把自己的境地描绘成一个新的工种———“待业教授”。一块价值连城的璞玉，就这样被轻率地放到了一旁。
那是一段最沉闷的日子。更有不以为然的人甚至带着挖苦和嘲笑：吴英恺要凭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搞中国最大的心血管病基地。
就像他的学生们说的，老师是一本人生百科书。事实上，连在他的身边工作的人也未必都能读懂他。最困难的时候，跟随他２０多年、一路过来的得意门生陈宝田教授，也因为一时看不到前景，心里空落落的。信心最低落的时候，才４０岁的人竟混混沌沌，骑着自行车上班，居然走过了东单路口，忘记了拐弯。
峰回路转。中间不过两年时间。１９８３年，北京市委伸出支持的手。
当时的副市长白介夫同志，深深地被老科学家“为民健康请命”的倔强打动了。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医疗手段条件的落后，很多原本可以通过手术康复的心脏病人，却没有等到再生的机会。作为主管市长，他知道这其中的分量。
同时，这是一位自信的市长。他从不怀疑自己会看走眼。他相信曾经亲手创建起北京阜外医院的老院长，不仅是一位梦想家，更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实干家。
当然，老市长更明白，这位在世界医学领域备受尊敬的中国医生，他的骨头有多硬。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很快的，这个原本属于国家级的项目变成了北京市的重要工程。
１９８４年，吴老７４岁的时候，今天的北京安贞医院落成。当年心脏手术就达２８８例；接着是５２８例；６０２例。到９０年代，便突破千例。２００２年实际手术２７００例。当初的“２０００例”不再是天方夜谭。
老人的心愿又一次了却。
吴老就是这样，似乎一生都在导演着平地惊雷，白手起家的神话。
安贞医院始建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吴老却已经备感满足，备感温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一所不大的结核病院旧址），而且有了市政府专款购买的上百万元的超声诊断设备。吴老再一次把他的宝贝搬出来。那是一套抗战时期跟随他漂洋过海的心脏手术器械。因为心爱，已经被他把摸的光滑锃亮。
陈宝田教授回忆，那时开展心脏手术，连滑线、插管这样的小东西都觉得非常昂贵，买不起。每次出国，吴老叮嘱学生们，人家有些手术台上打开没用的，能带就带回来。于是，这些晚辈格外留意。经常，回国时箱子里满满的全部是管子。需要时，干脆把自己的行李都扔掉了。
天遂人愿。汪增炜，蔡用之，郑宗锷以及美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ｃｏｌｌｉｎｓ教授等，纷纷带着手术组，无偿地进行技术支持；翁心植、王诗恒等前辈们更是多年来一如既往。国外的友人们送来了医疗器械，并长期帮着邮寄紧缺的器材和药品。美国医生杰拉尔德对《文汇报》驻华盛顿记者说，我在中国的安贞医院三四天，看到那里的医护人员用那么简陋的设备，用听诊器，白天黑夜守护在病人床前，他们是圣徒……
应该说，安贞医院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带着向国内国外开放的风格，并同时得到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其实，如果上天真会有恩赐，定会眷顾那些筋骨和心志备受磨砺的人。
１９８２年，在美国凤凰城，国际胸部外科会议上，吴老的“中国食管外科４０年”的论文几乎折服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级的专家们全体起立，为这位中国医生４０年的勤勉报以崇敬的掌声。吴老的上千例食管癌手术；他的三下林县“为病家谋利益”的虔诚，使沸腾的场面足足持续了有５分多钟。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吴老在北京协和医院实施了中国第一例食管癌手术。
之后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８年，千例的手术足以让世人景仰。但是，吴老不同于一般的医生，他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学科。他在与食管癌的交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病人比较集中地来自河南林县，山西阳泉，河北石家庄。
在河南林县，他亲眼看到食管癌的肆虐疯狂，往往一家父子兄弟同时患病，多数在一年内死亡。医家束手，病家无望。一个５４万人口的县，每年新增食管癌病人５００多例，死亡４００多例，平均每１８小时就有一个人死于食管癌。当时，县里的领导眼巴巴地望着他：北京来的专家想想办法吧。林县没人敢来啊。
“作为一个人民的医生和来自医学学府的专家，我不能无动于衷……”他动容了，动情了，更动作了。紧接着，“四省一市食管癌防治研究工作”正式启动。历时５年，一份有关食管癌发生及发展分期的数据，又一次令世界医坛折服。
于是，人们对于学术的崇拜升华成对于人性的感动。
８０岁做科普宣传
吴老也有无奈。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大众健康的领地刮起了一股“补药”的旋风。对于不知不觉者，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先知先觉者，吴老有一种责无旁贷的焦虑。他清楚，尤其在国民尚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之前，其危害会更加严重。
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一旦放到经济利益的天平上，因为标准的丧失会导致人格价值的混乱。于是，在当今偌大的市场上，又是我们的吴老站出来，要与强大的利益驱动打一场持久战。
社会上玩弄百姓健康的各种传闻，不时的会让他听到。什么用“洗脚水”做“鳖精”，还能卖出大价钱等等。这些让他实在痛心。他痛恨不法商人，但同时也对人们的愚昧无知、轻易上当感到不解和气愤。两“恨”交加，他气不打一处来：“那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纯粹是气话。他不甘心败在伪科学的手下。他要用一位医学家的心，一位老人的手，为人们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耄耋之年，吴老开始了新的创业———写科普文章。他试图用最浅显，最质朴的文字让更多的人明白健康的道理，保健的知识。他要用小小的宣传册与强大的广告抗争。于是，在全世界只有他的印刷品是惟一欢迎“盗版”的。吴老的宣传册结尾处都有一行小字：非卖品，无版权，欢迎复印、散发。
为此，吴老倾其所有，自己掏腰包，甚至１０万元的最高医学奖金也全部拿出来，统统投入到科普文章的印刷上。他几乎竭尽所能。
尽管他的“爱心护心”工程，他的“健康大课堂”已经成为“安贞”的品牌以及北京市民的保健财富。但是，吴老的心里很清楚，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
吴老的晚年，很多去看望他的人都有同感。每次，他总是支撑着拐杖，把客人送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及至在视线中消失。可以想见，苍劲中的那种淡淡的孤独和无奈。
吴老学医，行医，传医７０年。从容坦荡，无怨无悔。但是到老，行业风气中的尘埃碎屑竟让他不能释怀。在《情系“安贞”》的文章中他写道：“令人担忧的是近年各种因素的干扰，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少数人学风、医风不正，以医谋私，社会影响不好。”
１９９６年，８６岁的老人与“安贞”现任院长张兆光和当时的书记刘泽涌交换意见，决意把“公勤严廉”四个字作为医院的院训。显然，担忧之间已经情急迫切。
其实，社会上关于医院的一些极端事例，好心人都瞒着吴老，尽可能地不去刺激他。要知道吴老这一辈子心劲儿有多强。
早年，吴老在“协和”做主任。所有他的学生，都把这一段医学经历视为临床的经典时期。吴老的查房，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病床必是洁白而平展的。小桌布必是重新换过。外科病人皮肤上不能有胶布的痕迹。住院总医师对于自己管理的几十个病人，从年龄到红血球、白血球等等，必须是对答如流。那时候，每月一次业务总结，甚至要查对放射科片子的大小和手术切下来肿块的大小是否一致。不管你是多大的主任也不行，这是不可松动的威严。
从某种意义讲，如此这般似乎是对职业的苛求。但是，这恰恰是对病人的责任！
吴老的学生都知道，几十年前，外科界有“吴英恺结”的说法。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手法。打结的同时用手拉线，动作轻巧又漂亮。省时间且出血少。他要求他的学生，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的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否则，他会恼怒地用英语训斥：“那不是我的学生！”
桃李无言，一脉相承。多少年后，白发的学生们重新站在老师面前，吴老笑笑：你们都是教授了吧。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变得不值钱了。多么精心培育起来的临床制度被偷偷地省略，变通，甚至歪曲。这怎么能不让吴老心痛！他笑不出来。因为治医治学严谨，那是人民健康的脊梁。
这就是吴英恺
吴老哭了。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刻满年轮的眼角涌出。那样子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文革”中扫厕所，他没有掉泪；“五七”干校劳作他没有怨言；坐“冷板凳”时挤１０３路公共汽车，他怡然自在……是什么竟能让老人这样伤心？
他听到了“协和”医院要合并的消息。
“协和”？！他居然是为一所离开了４０多年的，与他已经相当遥远的医院而痛楚。这所医院的命运究竟与他有多大的关系？
在他的心里，“协和”是中国医学的国粹，是国人心目中一块最值钱的牌子。它的价值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它的品质。如果稀释了“协和”的精华，那是愧对子孙的事。吴老觉得至少自己还没有闭眼，这就绝不能让“协和”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当然，他悲怆。我们这些人真的没用了。他感到了衰老，感到了位卑，感到了言微。
事实上，在国家和民族的大事面前，吴老的情感历来最是脆弱得不能自持。
那是１９４３年八九月间，在由费城起航回国的轮船上，一个美国人很不礼貌地指着年轻的吴英恺和一些中国学生大放厥词：“没有我们美国，你们中国就快被日本灭亡了。”惯于趾高气扬的美国人没想到，这群中国人中有一条血性汉子。
将近５０天的漂泊，吴老早已对身边一些缺乏自重的美国人感到厌烦。中国人不是那么可以随便让人戏弄的。他蔑视这种盛气凌人的无知，当即面对众多的美国人，铮铮地说：“你们还是把珍珠港保护好吧！中国人不要别人的恩赐！”说话间，年轻人屈辱与愤慨交集，泪水禁不住地往外涌。
相反，吴老对自己的境况则是一贯乐观、豁达。
当年搞“流调”的时候，他每月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３０元，作为基层人员的伙食补贴。那时，一个教授的工资不过百十元。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使更多的年轻人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他自己掏钱支付学生们出国的费用。即使到了入不敷出的时候，借钱，也没有迟疑、停止过。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出去就完成一个任务：看看什么是现代化。
在送别吴老的那天，护士长刘淑媛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她想到了当初到瑞士进修时，身上穿的是吴老女儿的连衣裙，脚上的袜子是师母送的。不让中国的学生太寒碜，吴老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谁想，一番倾诉竟引起在场那么多人同样的回忆：我出国时穿的皮衣是吴老的；我的箱子是吴老为我准备的……事隔几十年，多少师生情话，直到临别时才一一袒露。
目前，中华医学会管理的学术杂志中，规模居前的《心血管杂志》是吴老７０年代一手创建起来的。与一般总编辑不同的是，当初，所有被挑出来的“废稿”，他要一一过目。理由是“不能漏掉了珍珠”。对于学科中无论是什么人，特别是一些无名小卒们的东西，哪怕有一点点闪光之处，他都要小心地挑拣出来。
吴老已经离去一段日子了，护工小刘一说到老人，依然泣不成声。她是在吴老最后的日子里承担护理工作。这位湖南的大专生，在北京专职此业已经５年多了，护理过数不清的卧床病人。她说，“只有吴老，他能想到我们。他为我们租不到房子担心……他鼓励我们继续读书……”要知道，那是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连说话和睁眼都非常吃力的老人。小刘抽泣得说不出话来，“他和别人不一样。”
感染力，当数做人的最高成就。吴老在弥留的短短半年时间里，让小刘这样的外来打工妹第一次体味到人格的自尊和生活的自信。能够让普普通通的人发自内心地爱戴你。这应该是多少人在刻意追求的所谓人格魅力。而又有多少人能够悟出其中最简单的道理。
吴老走过了９３个春秋。他拯救了无数生命，又唤醒了无数觉悟。曾经一颗多么有力量的心脏，终于慢慢地停了下来。但是，如同它跳跃的时候一样，它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现在，这颗世纪老人的心脏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事业。它被安放在北京安贞医院展览室里。
１９４３年，吴老离开美国。他非常清楚，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沿途是太平洋的战火，等着他的是国土的沦丧，民众的危亡。当时，他抱定一个信念：国家正需要我们！
和所有归国的人不同的是，他口袋里没有钱。沿途除了在开普敦花了１角５分美金买了一张明信片之外，全部的家当是由美国援华会赞助的一套手术器械和一些器材、物品。属于自己的是一些为了减轻分量，而裁剪掉白边的论文资料。
之后，便凭着这些家当，他辗转南北，从重庆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之后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目的：为了中国人的健康。
吴老从１９２７年学医开始，无论他的角色怎样转换：外科医生，主任，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医学科普作家……其中，惟一不变的是信念。
在吴老的身后留下的是辉煌的足迹———他开创了中国的心胸外科事业；他创建了若干所医院和科室；他促成了中国流行病学与世界的接轨；他加快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他留下了一批出色的学生。他对得起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
人的一生是在用爱为圆心铺展生命。他的外延可以是普天下的情怀；可以是民族的气节；可以是同事同道的关爱；还可以是亲朋好友的体贴。而无论爱的外延怎样无边无垠，它的圆心绝对是真实的，可以触摸到的。吴老在他的遗嘱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吴家子孙都要对她多加关照……”“她”，就是与他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夫人李式琰。
他是从北京安贞医院新建的外科大楼中安静地走的。从两年前打下第一根桩子的时候开始，老人就盼着它起来。多少次，人们看到，一个耄耋老人的身影拄着拐杖，站在满是沙石水泥的工地上。
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座他心目中对得起中国心脏外科事业的大楼落成了。吴老如愿了，他像是躺在自己孩子的怀里。这当是人生最欣慰的谢幕。
６０岁搞流行病学
那是一张薄薄的、发黄的便笺。上面留着吴老工整而清晰的字迹：“文革中，上山下乡，治病防病，把我锻炼得更结实……”几乎没有人知道，“更结实”这３个字，竟是吴老事业生命的又一次开始。
１９６６年，吴老被迫放下了心爱的手术刀。但是，当命运再次把他从是非颠倒的路上拉回来，并让他重新回到自己亲手创建的北京阜外医院，继续院长职务的时候，他变了。此时，他更多的焦虑，更重的心绪，已经不再是惟一的手术台。
再能干的外科医生又能挽救多少心脏病人的生命？而数百万计的危险人群一任发展下去，那该怎么办？
７０年代初，吴老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心血管病预防会议。就像干涩的喉咙忽然吮吸到清凉的琼浆，对于一位忠实于科学的老专家，他觉得透心的敞亮。这位创造了一连串“中国第一”的外科医生，此时铁定了心：我们再也耽搁不起了，必须尽快开展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
于是，几张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带着红色油墨印记的公文纸，记录了由吴老亲手撰写的，中国心血管流行病学与世界合作以及建立相关的研究生制度的报告。这便是今天一个轰轰烈烈的学科最早的考证资料。
其实他非常清楚，当时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向崩溃的边缘。人们正在大张旗鼓的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他更明白百姓们对于疾病的态度。那时，社会上流行的是：连死都不怕，还怕高血压吗？
他的声音在巨大的冷漠面前，是可以想见的微弱。
但是真正让他痛心的是，那些同道中的不以为然者竟也是为数众多。当时，医学界的普遍心态是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这是几乎无法扭转的大势。而这时候，作为心血管专科医院的院长，在临床医学的领地里，忽然要大谈预防医学。结果，绝对是引发众人不解。
６０岁人的肩膀究竟还能扛起多大的分量？
或许只有吴老自己知道，“我和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他自慰老天爷给了自己得天独厚的“傻劲”。这股劲儿一辈子帮了他不少忙。
２３岁，他初到北京协和医院，一时被这家美国医院流利的英语震慑住了。精通语言，还能有什么诀窍？只有疯狂地背。后来据他言谈中流露，甚至大大挖掘了厕所的作用。可见他把时间利用到拧不出一滴水。当时，就凭了这股“傻劲”，他躲过了语言的“一劫”。以至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的一代代学生，每提及英语，个个默许无人能与他相比。
此时的吴老似乎再次犯起“傻劲”。他像一名渴求知识的小学生。他的桌上放着流行病学、统计学等等崭新的课本。他说，“我知道长瘤子得开刀，开多大的刀，我也不怕。但是，对于心血管病的预防知识，我知之甚少。”
正是在这段日子里，中国科学院召开奖励自学成材的大会。会上，他与坐在身边的华罗庚说起自己也在重开学业。二老居然所见略同：“老科学家又何尝不需要自学？”
流行病学研究，是群防群治。而这个“群”本身就意味着苦。大庆，鞍钢，石景山，吴老把流行病学的监测重点，放到人口密集的工厂、农村。
大医院的大夫，是病人上门求你。做“流调”，是你追在别人后面说好话。
吴老脱掉了相依相随的白大褂。冬天，他喜欢穿一件黑色的小棉袄，脚上的翻毛皮鞋经常是土蒙蒙的。跟着流调组的年轻人一起走村串户，不知道的人常常把他当成老农民。
那时京郊群众的生活相当艰苦。当地农民对于瘫痪失禁的病人，干脆撤了被褥，往炕上铺一层沙子，然后让病人直接睡在沙土上。如果赶上暑天，沙土又换得不勤，异味熏天，活人身上落满了蚊蝇。家里亲人也是惟恐避之不及。
而每每让吴老碰上，他不会有丝毫迟疑，直冲着病人就去。屁股坐在沙土上就和坐在床单上一样的自然。常年的卧床，病人没有自主配合的能力。于是，吴老俯下身子去和他们交谈，就和着为他们量血压。往往，为了听到那些支支吾吾的声音，他会把耳朵贴得很近。多少绝望的人，正是因为看到有这样一张慈爱的脸庞，已经干瘪的眼眶里，终又滚出大滴的泪珠。
病人，在真正医生的眼里永远是无助的孩子。
一次，在石景山区石槽乡访视高血压病人。途中遇到一场暴雨。瞬间积水没过了腿肚子。漂着草屑和树叶的雨水，白花花的一片，足以让人头晕目眩，心生畏惧。年轻人站在水里都觉得身体打晃。因为看不见路，每一次下脚，都可能是一个溜滑的泥潭或者是一块锋利的石头。
那是村子里最宁静的时候，连狗都本能地蜷缩在高台上。但是，似乎在这片安详的背后，只有吴老嗅到了什么。否则，他不会连片刻的歇息都舍不得拿出来。与往常不同的是，６０多岁的老人拾起一根树枝。接着，用这根粗陋的拐杖点着看不见的路面，吃力地抬步。那个略微弯曲的背影，默默地从一家出来，接着又走进另一家。整个村子，只留下了这一行人拨动积水的声音。
没有任何说教，随行的年轻赤脚医生李星星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原来，挨家挨户地量血压，送降压药，做病情登记，是那么重要的大事。
其实，吴老平时常说，中国这么大，基层的卫生员特别重要。
一年又一年，他走进了怀柔县村民们围拢的场院；他穿过了辽阳油田颠簸的原始路面；他来到安贞医院附近千千万万普通居民中间。他向村民们耐心地解释食物不能太咸，要适可而止；他对工人兄弟说，别抽烟了，烟草有３０００多种有害物质……
２００３年，一项历时１０年、波及１６个省市５００万人的“中国心血管病人群监测研究”终于完成。这项被称为中国“莫尼卡”的项目，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２８个参加国的最前面。终于，日内瓦向全世界宣称：这是迄今为止最宏伟的流行病学研究成果。
自此，在世界“莫尼卡”（全球心血管病流行趋势研究的简称）这本大书中有了中国的一章。如同载人宇宙飞船是中国牌的。２０００年世界权威的心血管杂志《美国循环杂志》刊登了由吴老以及他的学生吴兆苏和姚崇华署名的中国“莫尼卡”论文。
７０岁创建安贞医院
７０年代末，吴老萌生了成立心胸血管病研究所的想法。
１９８１年初，在阜外医院他的院长办公室里，那是他第一次公开自己的想法：
中国心脏外科必须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所年开展心脏手术２０００例的医院。
“２０００例”，一言落定，仿佛在８平方米的办公室投下一枚炸弹。由于震惊，坐在杂志堆上的手术室护士长，一下子滑落到水泥地上。杂志散了一地。
这该不是“疯话”！
那时，最具实力的阜外医院，体外循环心脏手术，也不过每周８～１０例。
那是国门刚刚打开的年代，还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吴老的想法无疑又是一次整个民族医学事业极具挑战性的较量。由于这一次的跨越是观念，速度方法、规则全方位的触动，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不同的是，吴老的血管里奔腾着属于皇太极子孙特有的桀骜性情。他的视野总是站在辽阔的层面。他的民族气节又来的格外的强烈。
如同前面说到的“莫尼卡”项目，之所以最终做到世界第一，不能排除与吴老的性情有关。在他的骨子里，似乎比一般人更多地刻下了深深的不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就总干不过别人？
此前可以说，在世界卫生领地，亚洲的第一几乎被日本垄断了。当时的情况是入围“莫尼卡”项目的亚洲国家只有我们和日本。而这一次，让对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狭路相逢的中国方组织者恰恰是当年唱着“九一八”，被迫离开家乡的吴英恺。更让对手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中国获得最高荣誉的同时，宣布日本的方案被淘汰出局。
多么痛快酣畅的结果。就是这样，有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决定了吴老在成就事业中，具有把握大势，举重若轻的“王者风范”。
睿智者也有无奈的时候。在他热血沸腾的同时，他到了退休的年龄。“您年纪大啦”，有人对他说。
此时的吴老已是古稀之年。其实在社会学的辞海中，对于“生理年龄”历来就有不同的注释。何谓大？何谓小？在同一个年龄时段中，大，可以大到排山倒海，变换时空；小，可以小到无所事事，走肉行尸。
老师真的老了么？学生们的眼中，他的思维依然是那么明晰轻快。步履依然带着呼呼的风声。常常，飞机下来，交给秘书的就是一份成熟的设想或者是完整的报告。他可以把一个大胆的方案或者是突发的灵感，顺手记录在扯下来的日历页片上。于是，跟在他的后面打字、抄写几乎要马不停蹄，就是年轻人也时时感觉力不从心。
就在这一年８月，吴老终止了阜外医院院长的职务。
他的美好的想法会不会连同他已经不复存在的职位一同了结？
学生们不会忘记，恰恰相反，吴老的心志在磨砺中越发出色。
一份由他精心创意的未来中国心胸血管研究所的计划书，犹如勾画中的东方医学“清明上河图”。条条款款，写得密密麻麻。生动细腻，呼之欲出。连各个科室的出国进修方案都排列得一清二楚。
吴老小心地把这份呕心沥血的未来发展蓝图，用图钉钉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他闲下来的时候，会眯缝着眼睛，憧憬着中国最大的心胸血管治疗中心落成的雏形。这时候，童稚的浪漫撒满褶皱的面容，那是一幅生命画卷中最珍贵的图画。
之后，那份沉甸甸的计划书，被一次次地取下来，又被一次次地重新钉上去。理由是“工作不好安排”……
苦口婆心，却无人应答。吴老把自己的境地描绘成一个新的工种———“待业教授”。一块价值连城的璞玉，就这样被轻率地放到了一旁。
那是一段最沉闷的日子。更有不以为然的人甚至带着挖苦和嘲笑：吴英恺要凭着“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搞中国最大的心血管病基地。
就像他的学生们说的，老师是一本人生百科书。事实上，连在他的身边工作的人也未必都能读懂他。最困难的时候，跟随他２０多年、一路过来的得意门生陈宝田教授，也因为一时看不到前景，心里空落落的。信心最低落的时候，才４０岁的人竟混混沌沌，骑着自行车上班，居然走过了东单路口，忘记了拐弯。
峰回路转。中间不过两年时间。１９８３年，北京市委伸出支持的手。
当时的副市长白介夫同志，深深地被老科学家“为民健康请命”的倔强打动了。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医疗手段条件的落后，很多原本可以通过手术康复的心脏病人，却没有等到再生的机会。作为主管市长，他知道这其中的分量。
同时，这是一位自信的市长。他从不怀疑自己会看走眼。他相信曾经亲手创建起北京阜外医院的老院长，不仅是一位梦想家，更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实干家。
当然，老市长更明白，这位在世界医学领域备受尊敬的中国医生，他的骨头有多硬。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很快的，这个原本属于国家级的项目变成了北京市的重要工程。
１９８４年，吴老７４岁的时候，今天的北京安贞医院落成。当年心脏手术就达２８８例；接着是５２８例；６０２例。到９０年代，便突破千例。２００２年实际手术２７００例。当初的“２０００例”不再是天方夜谭。
老人的心愿又一次了却。
吴老就是这样，似乎一生都在导演着平地惊雷，白手起家的神话。
安贞医院始建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吴老却已经备感满足，备感温暖。终于有了自己的地盘（一所不大的结核病院旧址），而且有了市政府专款购买的上百万元的超声诊断设备。吴老再一次把他的宝贝搬出来。那是一套抗战时期跟随他漂洋过海的心脏手术器械。因为心爱，已经被他把摸的光滑锃亮。
陈宝田教授回忆，那时开展心脏手术，连滑线、插管这样的小东西都觉得非常昂贵，买不起。每次出国，吴老叮嘱学生们，人家有些手术台上打开没用的，能带就带回来。于是，这些晚辈格外留意。经常，回国时箱子里满满的全部是管子。需要时，干脆把自己的行李都扔掉了。
天遂人愿。汪增炜，蔡用之，郑宗锷以及美国著名心脏外科专家ｃｏｌｌｉｎｓ教授等，纷纷带着手术组，无偿地进行技术支持；翁心植、王诗恒等前辈们更是多年来一如既往。国外的友人们送来了医疗器械，并长期帮着邮寄紧缺的器材和药品。美国医生杰拉尔德对《文汇报》驻华盛顿记者说，我在中国的安贞医院三四天，看到那里的医护人员用那么简陋的设备，用听诊器，白天黑夜守护在病人床前，他们是圣徒……
应该说，安贞医院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带着向国内国外开放的风格，并同时得到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其实，如果上天真会有恩赐，定会眷顾那些筋骨和心志备受磨砺的人。
１９８２年，在美国凤凰城，国际胸部外科会议上，吴老的“中国食管外科４０年”的论文几乎折服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世界级的专家们全体起立，为这位中国医生４０年的勤勉报以崇敬的掌声。吴老的上千例食管癌手术；他的三下林县“为病家谋利益”的虔诚，使沸腾的场面足足持续了有５分多钟。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６日，吴老在北京协和医院实施了中国第一例食管癌手术。
之后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８年，千例的手术足以让世人景仰。但是，吴老不同于一般的医生，他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学科。他在与食管癌的交道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病人比较集中地来自河南林县，山西阳泉，河北石家庄。
在河南林县，他亲眼看到食管癌的肆虐疯狂，往往一家父子兄弟同时患病，多数在一年内死亡。医家束手，病家无望。一个５４万人口的县，每年新增食管癌病人５００多例，死亡４００多例，平均每１８小时就有一个人死于食管癌。当时，县里的领导眼巴巴地望着他：北京来的专家想想办法吧。林县没人敢来啊。
“作为一个人民的医生和来自医学学府的专家，我不能无动于衷……”他动容了，动情了，更动作了。紧接着，“四省一市食管癌防治研究工作”正式启动。历时５年，一份有关食管癌发生及发展分期的数据，又一次令世界医坛折服。
于是，人们对于学术的崇拜升华成对于人性的感动。
８０岁做科普宣传
吴老也有无奈。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在大众健康的领地刮起了一股“补药”的旋风。对于不知不觉者，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先知先觉者，吴老有一种责无旁贷的焦虑。他清楚，尤其在国民尚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之前，其危害会更加严重。
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一旦放到经济利益的天平上，因为标准的丧失会导致人格价值的混乱。于是，在当今偌大的市场上，又是我们的吴老站出来，要与强大的利益驱动打一场持久战。
社会上玩弄百姓健康的各种传闻，不时的会让他听到。什么用“洗脚水”做“鳖精”，还能卖出大价钱等等。这些让他实在痛心。他痛恨不法商人，但同时也对人们的愚昧无知、轻易上当感到不解和气愤。两“恨”交加，他气不打一处来：“那是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纯粹是气话。他不甘心败在伪科学的手下。他要用一位医学家的心，一位老人的手，为人们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耄耋之年，吴老开始了新的创业———写科普文章。他试图用最浅显，最质朴的文字让更多的人明白健康的道理，保健的知识。他要用小小的宣传册与强大的广告抗争。于是，在全世界只有他的印刷品是惟一欢迎“盗版”的。吴老的宣传册结尾处都有一行小字：非卖品，无版权，欢迎复印、散发。
为此，吴老倾其所有，自己掏腰包，甚至１０万元的最高医学奖金也全部拿出来，统统投入到科普文章的印刷上。他几乎竭尽所能。
尽管他的“爱心护心”工程，他的“健康大课堂”已经成为“安贞”的品牌以及北京市民的保健财富。但是，吴老的心里很清楚，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
吴老的晚年，很多去看望他的人都有同感。每次，他总是支撑着拐杖，把客人送到大门口的台阶上，及至在视线中消失。可以想见，苍劲中的那种淡淡的孤独和无奈。
吴老学医，行医，传医７０年。从容坦荡，无怨无悔。但是到老，行业风气中的尘埃碎屑竟让他不能释怀。在《情系“安贞”》的文章中他写道：“令人担忧的是近年各种因素的干扰，医疗服务质量下降，少数人学风、医风不正，以医谋私，社会影响不好。”
１９９６年，８６岁的老人与“安贞”现任院长张兆光和当时的书记刘泽涌交换意见，决意把“公勤严廉”四个字作为医院的院训。显然，担忧之间已经情急迫切。
其实，社会上关于医院的一些极端事例，好心人都瞒着吴老，尽可能地不去刺激他。要知道吴老这一辈子心劲儿有多强。
早年，吴老在“协和”做主任。所有他的学生，都把这一段医学经历视为临床的经典时期。吴老的查房，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病床必是洁白而平展的。小桌布必是重新换过。外科病人皮肤上不能有胶布的痕迹。住院总医师对于自己管理的几十个病人，从年龄到红血球、白血球等等，必须是对答如流。那时候，每月一次业务总结，甚至要查对放射科片子的大小和手术切下来肿块的大小是否一致。不管你是多大的主任也不行，这是不可松动的威严。
从某种意义讲，如此这般似乎是对职业的苛求。但是，这恰恰是对病人的责任！
吴老的学生都知道，几十年前，外科界有“吴英恺结”的说法。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手法。打结的同时用手拉线，动作轻巧又漂亮。省时间且出血少。他要求他的学生，切皮是一条完整的直线，缝合的每一针必须均匀流畅。否则，他会恼怒地用英语训斥：“那不是我的学生！”
桃李无言，一脉相承。多少年后，白发的学生们重新站在老师面前，吴老笑笑：你们都是教授了吧。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生命变得不值钱了。多么精心培育起来的临床制度被偷偷地省略，变通，甚至歪曲。这怎么能不让吴老心痛！他笑不出来。因为治医治学严谨，那是人民健康的脊梁。
这就是吴英恺
吴老哭了。大滴大滴的泪水顺着刻满年轮的眼角涌出。那样子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文革”中扫厕所，他没有掉泪；“五七”干校劳作他没有怨言；坐“冷板凳”时挤１０３路公共汽车，他怡然自在……是什么竟能让老人这样伤心？
他听到了“协和”医院要合并的消息。
“协和”？！他居然是为一所离开了４０多年的，与他已经相当遥远的医院而痛楚。这所医院的命运究竟与他有多大的关系？
在他的心里，“协和”是中国医学的国粹，是国人心目中一块最值钱的牌子。它的价值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它的品质。如果稀释了“协和”的精华，那是愧对子孙的事。吴老觉得至少自己还没有闭眼，这就绝不能让“协和”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当然，他悲怆。我们这些人真的没用了。他感到了衰老，感到了位卑，感到了言微。
事实上，在国家和民族的大事面前，吴老的情感历来最是脆弱得不能自持。
那是１９４３年八九月间，在由费城起航回国的轮船上，一个美国人很不礼貌地指着年轻的吴英恺和一些中国学生大放厥词：“没有我们美国，你们中国就快被日本灭亡了。”惯于趾高气扬的美国人没想到，这群中国人中有一条血性汉子。
将近５０天的漂泊，吴老早已对身边一些缺乏自重的美国人感到厌烦。中国人不是那么可以随便让人戏弄的。他蔑视这种盛气凌人的无知，当即面对众多的美国人，铮铮地说：“你们还是把珍珠港保护好吧！中国人不要别人的恩赐！”说话间，年轻人屈辱与愤慨交集，泪水禁不住地往外涌。
相反，吴老对自己的境况则是一贯乐观、豁达。
当年搞“流调”的时候，他每月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３０元，作为基层人员的伙食补贴。那时，一个教授的工资不过百十元。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使更多的年轻人有出国进修的机会，他自己掏钱支付学生们出国的费用。即使到了入不敷出的时候，借钱，也没有迟疑、停止过。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出去就完成一个任务：看看什么是现代化。
在送别吴老的那天，护士长刘淑媛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她想到了当初到瑞士进修时，身上穿的是吴老女儿的连衣裙，脚上的袜子是师母送的。不让中国的学生太寒碜，吴老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谁想，一番倾诉竟引起在场那么多人同样的回忆：我出国时穿的皮衣是吴老的；我的箱子是吴老为我准备的……事隔几十年，多少师生情话，直到临别时才一一袒露。
目前，中华医学会管理的学术杂志中，规模居前的《心血管杂志》是吴老７０年代一手创建起来的。与一般总编辑不同的是，当初，所有被挑出来的“废稿”，他要一一过目。理由是“不能漏掉了珍珠”。对于学科中无论是什么人，特别是一些无名小卒们的东西，哪怕有一点点闪光之处，他都要小心地挑拣出来。
吴老已经离去一段日子了，护工小刘一说到老人，依然泣不成声。她是在吴老最后的日子里承担护理工作。这位湖南的大专生，在北京专职此业已经５年多了，护理过数不清的卧床病人。她说，“只有吴老，他能想到我们。他为我们租不到房子担心……他鼓励我们继续读书……”要知道，那是一位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连说话和睁眼都非常吃力的老人。小刘抽泣得说不出话来，“他和别人不一样。”
感染力，当数做人的最高成就。吴老在弥留的短短半年时间里，让小刘这样的外来打工妹第一次体味到人格的自尊和生活的自信。能够让普普通通的人发自内心地爱戴你。这应该是多少人在刻意追求的所谓人格魅力。而又有多少人能够悟出其中最简单的道理。
吴老走过了９３个春秋。他拯救了无数生命，又唤醒了无数觉悟。曾经一颗多么有力量的心脏，终于慢慢地停了下来。但是，如同它跳跃的时候一样，它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现在，这颗世纪老人的心脏奉献给了中国的医疗事业。它被安放在北京安贞医院展览室里。
１９４３年，吴老离开美国。他非常清楚，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沿途是太平洋的战火，等着他的是国土的沦丧，民众的危亡。当时，他抱定一个信念：国家正需要我们！
和所有归国的人不同的是，他口袋里没有钱。沿途除了在开普敦花了１角５分美金买了一张明信片之外，全部的家当是由美国援华会赞助的一套手术器械和一些器材、物品。属于自己的是一些为了减轻分量，而裁剪掉白边的论文资料。
之后，便凭着这些家当，他辗转南北，从重庆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之后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目的：为了中国人的健康。
吴老从１９２７年学医开始，无论他的角色怎样转换：外科医生，主任，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医学科普作家……其中，惟一不变的是信念。
在吴老的身后留下的是辉煌的足迹———他开创了中国的心胸外科事业；他创建了若干所医院和科室；他促成了中国流行病学与世界的接轨；他加快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进程；他留下了一批出色的学生。他对得起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
人的一生是在用爱为圆心铺展生命。他的外延可以是普天下的情怀；可以是民族的气节；可以是同事同道的关爱；还可以是亲朋好友的体贴。而无论爱的外延怎样无边无垠，它的圆心绝对是真实的，可以触摸到的。吴老在他的遗嘱中，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吴家子孙都要对她多加关照……”“她”，就是与他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夫人李式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