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乎加率中國经济代表团，段云为顾问，先行考察日本

　　197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4个代表团（组）到海外调研取经，其中包括4月10日至5月6日，以段云为组长、房维中为副组长的国家计委、外贸部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当时我任段云的秘书，参加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对港澳的考察。
　　当时决定，段云和房维中、陈一平、肖秧三人先到日本，而后直接到香港。段云在离开北京之前对我说：现在“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发展很快，我们到港澳考察，就是探究其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如何借鉴。
　　段云，从山西法学院政经科毕业后，1933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科，1937年4月回国即加入牺盟会，参加抗日战争，是党内熟悉日本情况的专家。1940年后，曾担任晋西北行署经济总局局长、贸易局局长。1950年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到北京，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第三、第四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财贸办副主任。1971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工主管财经、商业、外贸和物价等方面工作。从50年代起，他参与起草国务院、国家计委诸多文件，熟知中央经济政策。我于1971年到1985年担任他的秘书。
　　段云一直负责外贸工作。“文革”爆发前，我国出口额是22亿美元，远远高于韩国（1.8亿美元）、新加坡（12亿美元）。“文革”10年，我们大大落后了：1977年我们是75亿美元，而韩国是100亿美元，新加坡是80亿美元。这种情况令人心焦。
　　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是60年代的10年间，经济高速度增长，成为一个经济大国。196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产值只有15万亿日元，约合430亿美元，钢产量220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1万亿日元，约合2000亿美元，钢产量达到9300万吨，发电量达到3600亿度。1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7倍，平均每年增长16.5%;钢产量增长了3.2倍，平均每年增长15.5%;发电量增长了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
　　70年代，日本经济继续增长。197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83万亿日元，约合6800亿美元，钢产量10200万吨，发电量5000多亿度，汽车产量850万辆，造船产量1000多万载重吨，乙烯产量400万吨，电视机产量1500万台。对外贸易1500亿美元，顺差近100亿美元。1978年3月底，外汇储备近300亿美元，市场商品丰富，人民生活水平较高。
　　为学习、吸收日本的经验，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国务院派出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为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商业部副部长高修、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卜明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
　　当时北京还没有直达东京的航班，必须绕道香港。3月28日，林乎加、段云、房维中、高修、卜明率团出发。回来时接到国内电报：为了安全考虑，团内主要成员不要同乘一架飞机。因此，代表团成员是分乘不同的航班经香港回北京的。
　　4月10日，段云提前从日本回到香港，与我们会合。段云告诉我，他们到东京、大阪、横滨、神户等地，看了化纤、造船、交通等行业，谈了银行贷款等事项。与他1937年回国时相比，日本在41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厂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劳动生产率高，工厂的职工少。工厂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生产的每种工业品都有保证书，在一定时期内对用户负责到底。以销定产，工厂基本上没有库存，也不需要占多大的仓库和占用较多的流动资金。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绩。从高楼上四望，已经看不到烟雾弥漫的现象。街上汽车噪声极少，很少听到喇叭声。企业负责人精通业务，职员、专家经常出国考察。进口装配线，开始可以用少量外汇，迅速形成装配能力，用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品，从中获得加工费。随着装配线的引进，可以迅速掌握技术，从而带动我们自己技术水平的提高，并逐步提高零部件的制造能力。段云说，这种做法可以试办。

段云考察港澳后提出工业、金融、贸易与旅游等业务建议

工业业务建议

　　段云率领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连续进行了28天实地调查。目的很明确，正如华国锋所说：要利用港澳，外贸工作要越做越好，思想要解放，胆子大一些，决心大一点，路子宽一点。
　　考察组副组长房维中，成员除肖秧、贾振之、国家体委陈先外，其余计委干部有周之英（计委委员）、蔡宁林（计委基建司司长）、文业经（计委财贸局局长）、陈一平（计委财贸局副局长）、周起凤（国防局局长）、孙志芳、丛梦卿（外贸局处长）、段云秘书王志强。另外，对外贸易部分别派了计划局、储运局两位局长凌诒泽、岳巍。
　　我们住在港澳工委的招待所，在港澳工委领导的安排下，到工厂、农场、公司、工地、港口、鲜活市场和商店实地调研。港澳的经济，10多年来发展很快。香港被称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澳门被称为旅游中心。这两个地方，一没有什么耕地，二没有原料资源，过去经济上长期依赖转口贸易。60年代以后，大搞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先搞轻工业、纺织、服装，接着发展手表、电器、电子产品。工业的发展速度在资本主义世界是很突出的。
　　1960年，全港有工厂4700家，工人21万，工业品出口总值6亿美元;1977年，工厂已达3.7万多家，工人75万，工业品出口总值76亿美元。香港出口总额中，1960年转口占80%，1978年转口比重下降到20%，本地产品占80%。 　　我们先到内地办的两个工厂——天厨味精厂、南洋兄弟烟草厂参观考察。这两个厂，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厂，还是老设备、老工艺，还有不少手工操作。但是，两个厂的厂区都很宽敞，很有发展余地。港澳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有的是不久前从内地出去的大学生、中专生、工人或店员，他们向银行借点款，有的就是向中国银行借款，从小作坊开始，摸爬滚打两三年，添置設备，修建厂房，就成了相当规模的厂子，产值增长了十几倍，而我们基本上还是那两个厂。相比之下，值得我们深思。
　　街旁商店里摆着的国产照相机、手表、收音机等，无论是样式还是质量，都不如香港当地产品好，与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更是逊色。鲜活市场的早市，除塘鱼外，其他商品，蔬菜、水果、鸡鸭等，数量不足，质量不好，卖不上价钱。像生菜、芹菜等，主要从美国进口。洋葱、生姜，全部是泰国和中国台湾货。美国橙子一个卖一美元，我们的橙子七八个才卖一美元。澳大利亚活牛一头卖三四百美元，我们的活牛只卖100多美元。
　　1960年香港进出口总额22亿美元，1966年38.5亿美元，1970年是71.6亿美元，1976年184亿美元，1977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96亿美元。其中，进口102亿美元，进口最多的是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其次是轻纺产品，然后是食品。出口94亿美元。有些出口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服装、玩具、塑料花、手电筒、蜡烛5种商品，占世界出口的第1位;半导体收音机、手表两种商品，占世界出口的第2位。澳门发展比香港慢，但是10多年加工工业和对外贸易也是发展的。毛纺、针织、成衣发展很快。过去基本没有工厂，现在发展到1200多家。进出口贸易，1960年只有3500万美元，1977年达到4.3亿美元。旅游业发达，一年接待游客257万人次，旅游收入1.4亿美元。

金融业务建议

　　段云率考察组同内地驻港澳机构华润公司、招商局、中国旅行社、南光公司负责人及少数爱国厂商座谈。这是计委派出的第一个考察组，各单位都很重视，认真如实反映情况。1977年我们对港澳出口收汇18亿美元，占国家现汇收入的30%。1966年内地供应商品占港澳总进口的20.4%，现在下降到16.6%，由占第1位变成第2位，远远落在日本之后。

　　考察组了解到，内地在港澳14家银行，100多个分支单位，多年来的主要活动是吸收储蓄存款，提供给内地使用，放款很少，活动面不广，存款额也增长不快。在资本主义市场，一般说，金融资本有很大的神通。他们用集中起来的资金，支持各行各业开展业务活动;同时也直接投资经营仓库、房地产等事业，赚取利润。我们在港澳的银行，也应该打破原来经营范围的限制，参照资本主义银行行之有效的办法，扩大业务活动，不能继续像过去一样，也不能完全按照国内的一套办法行事。今后，除扩大港币和人民币存款以外，还可以吸收美元存款，积极开展同业存款;可以放手支持内地在港澳所办的各项事业和宝安、珠海两县出口基地的建设，也要在可能范围内，扩大对当地工商业者的放款，不适当扩大放款，就不可能吸收更多的存款。
　　当时，内地驻港澳各银行吸收的资金，65%上交总行，35%留当地使用。段云认为：今后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上交数字，不必机械地执行一个固定的比例。可以采取其他一般银行通用的某些办法，比如发行债券、提供信用保证等，解决某些方面的资金问题。银行还可以在当地放手经营房地产、仓库等业务。特别是在澳门，只要条件有利，看准了的，就可以办。
　　当时我国除港澳以外，只在伦敦有一个中国银行分行（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没法开展业务）。大量进出口贸易，包括成套设备进口，收支结算大部分委托外国银行代理，经济上要受到一定的损失。同时，国外没有机构，也不容易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情况。南洋银行，是单独在香港注册的银行。建议银行也利用港澳这两个基地，向外派出分支机构。可以利用南洋银行的名义，到外国设立分支机构，先从同中国贸易往来较多的国家做起，逐步把我国在国外的金融网建立起来。
　　在与香港华润、澳门南光公司座谈时得知，这两个公司主要是在港澳地区推销内地出口商品，有时也根据指示临时就地购买少数进口物资。我们的对外贸易，基本上还一直保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做法，除临时派若干小组出去活动外，主要是坐在家里等客上门，有什么卖什么。常驻外面的贸易机构，只有香港的华润公司和澳门的南光公司。段云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多次指示，要尽快夺回内地产品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

贸易与旅游业务建议

　　段云建议：港澳是两个“自由港”，利用它们把生意做活，大有文章可做。这两个公司驻在港澳这样的地方，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扩大业务范围，多办一些事情。可否设想把华润、南光两个公司办成像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那样的大型贸易公司，办成又卖又买、工贸结合、立足港澳、面向海外的综合性机构。
　　华润、南光不仅经营出口业务，也要搞进口业务。当时我国的进口，一是在广交会，同外商谈判订货;二是临时请外商到北京，或派小组出去，成批订购。这两个公司常驻港澳，完全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动，利用各方面竞争的矛盾，掌握时机，争取有利价格，为国家节省外汇。这两个公司是商业机构，直接向厂商采购机械设备，还可以省掉一部分佣金。
　　不仅搞贸易，也要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现在我国出口商品，基本是以产定销，产销脱节，往往货不对路。有些商品，国际市场上需要，有时缺乏原材料，不能生产。改变这种状况，贸易机构在这方面是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的。他们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原材料、设备，组织订货;可以介绍国外厂商，同国内企业订立加工装配合同;可以提供国外样品，组织技术交流，帮助企业提高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也可以在港澳当地通过购销业务组织生产，做到工贸结合，以销定产。我们国家今后要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利用港澳地区，利用驻港澳的贸易机构，应当说条件是最有利的。 　　考察28天，大家的头发长长了，可是在香港理发要几十块钱。当时理发的零用钱有限，我花了几十元买了理发工具，给大家理发。
　　5月6日，段云率考察组去宝安，冒着大雨看了一天。进入宝安后，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耕地丢荒很多，十分荒凉。正是农忙之际，田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去帮助的战士，而精壮劳力都跑了。宝安县城深圳，是个只有两条半街的小镇，人口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段云先到农村向农民了解情况。他们反映：在这里干一天只能挣几毛钱，到香港一个小时可以挣几块钱。我们要养家糊口，外逃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宝安有地理优势，每年外逃人数是全省之最。
　　下午到罗湖口岸，考察组了解到当时外逃严重，特别是宝安。每天下午3时，港英当局将外逃人员用卡车拉到口岸，由内地公安局接收，一个个地点名、登记。外逃人员多是农民，教育几天后释放，他们再外逃。段云和同志们看后心情沉重。

华国锋在听取汇报后说：“看准了，就要抓落实。”

　　段云回到广州后，住在小岛省委招待所，见到老領导——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彼此都十分高兴。习仲勋1953年9月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他们那时常常一起开会，商议工作。1962年8月，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借小说《刘志丹》之事诬陷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反党集团”。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洛阳。“文革”结束后，国家百废待举，要谈的话太多了。大家首先谈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是如何将国家建设好。
　　习仲勋将熟悉情况的广东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吴南生，省计划战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定石请来一起谈。刘田夫、吴南生、曾定石都是1937年前后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广东工作，与段云也都很熟。段云将在港澳考察的见闻、想法、思路详细地作了介绍。他们整整谈了两天，反复研究情况、办法及规划，及规划的可行性。谈完后，段云高兴地对我说：达成共识，都认为可行。
　　在广州小岛，段云与习仲勋等人谈话之余，到一号楼看望了正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杨尚昆夫妇。
　　段云率考察组回京后，先由一位同志起草了报告。段云看后觉得写得比较平淡，重点不突出，观点不鲜明，就将我找来，让我重新梳理一下，拿出一个草稿，并嘱咐：要写清通过调研了解的港澳的基本情况，港澳的优势，我们能够学习借鉴的地方。大体理出几条建议：设想将宝安、珠海建设成两个出口基地，变成生产基地、加工基地，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订货、补偿贸易;建设一支有竞争力的远洋船队;建一个集装箱码头;发展旅游业。如何落实？提出在宝安和珠海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简政放权，给地方一点权力，财政支持，税收政策调整一下，进出口放宽限制，吃点偏饭，争取3～5年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游览区。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为全国做个榜样，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
　　我起草好后，段云看后认为基本上可以。随即与我一起通稿，逐句地推敲、斟酌、修改、完善，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定稿，形成国家计委文件《港澳经济考察报告》。
　　我只是抛砖引玉，《报告》重点都是段老的思路和建树，实际上是段老亲自执笔撰写的。形成文件后，段云又反复看，在《报告》的空白处写了许多统计数字，以便汇报时用。
　　余秋里于1978年5月31日签发了《报告》，并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
　　接到报告后，华国锋很重视，立即安排在6月1日、3日，与国务院领导一起听取林乎加和段云等人的汇报。林乎加简单地讲了几句后，由房维中在会上宣读了考察日本的报告，
　　段云向中央提交的《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最重要的内容是：“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特区建设由此发轫，他功不可没。
　　听了汇报后，华国锋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总的感觉，这次组织人出去，考察是认真的，考察以后起了一些好的作用。首先，同志们思想开阔了，接触到的一些问题，对我们有启发。这个方法，已经用了，今后还要用。省市委书记，管工业的、管农业的、管财贸的，也要有机会出去。还有一些工厂企业的领导，也可以出去，冶金部就带过一些企业经理出去过。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
　　两个汇报的总的精神我赞成。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李先念说，还有青岛）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确实落实，把它办起来。
　　…………
　　总之，要具体化。委托计委、经委、建委牵头，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
　　随后，邓小平发言：
　　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随后，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 　　大家将华国锋说的“不要议论议论就过去了，看准了的就要落实”这句话，概括为：“说干就干。马上干。”
　　说干就干，余秋里很快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全国。7月2日，余秋里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的会议上说：“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要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胆子大一些，思想开阔一些，调动国内国外一切积极因素，理直气壮地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和某些设备有余等条件，努力扩大来料加工、来样订货和装配业务，技术设备不足的，还可以采取补偿贸易办法，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归还。”
　　余秋里组织计委经过研究，对“来料加工、来样订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作了明确的规定、说明，概况为“三来一补”。7月，国务院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根据这个文件，在计委成立了“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专门负责“三来一补”的工作，负责研究制定加工装配业务的具体规定，审批装配生产线的引进和中小型补偿贸易的项目，并进行调查研究，综合平衡，总结经验和检查督促等项工作。余秋里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华国锋的讲话内容很快传到广东与港澳。6月，招商局的袁庚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10月，袁庚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同年，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
　　10月，广东省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使之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
　　1979年5月，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了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会议。5月17日，余秋里在會上讲话，说明了开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好处，以及对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进一步把这项工作做好。这些实践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推动思想进一步解放。
　　经济特区肇始于此。段云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介绍港澳经验，对推动特区的建立功不可没。段云、习仲勋等老一辈既是新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新政策的推行者。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当时都是问题，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准才能变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涉及许多规章制度，打破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每走一步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魄力、胆量和智慧。

华国锋派谷牧率中央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两省考察，形成了中发〔1979〕50号文件

　　1979年5月11日，华国锋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央工作组抵达广东。工作组成员有国家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甘子玉、国家计委段云、外贸部贾石、财政部谢明，还有建委、物资部等部门领导同志及随员胡光宝（谷牧的秘书）。我因是段云的秘书，也参加了工作组。
　　我们坐火车南下到了广州，在广东工作了18天。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按照事先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向中央考察组作了详细的汇报。谷牧听取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时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讲了意见，要求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要比中央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随后，工作组到肇庆、深圳、珠海、佛山、新会调查研究。5月20日，调研回到广州后，谷牧、段云、贾石、谢明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进一步起草、讨论了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他们还帮助广东起草了给中共中央请示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
　　5月29日，我们从广州飞到厦门，北上福州，沿途看了漳州、泉州等地，与地方的领导同志一道分析当地经济发展条件，研究规划指标和重要措施，讨论如何改进计划体制，增加地方经济活力，加强对外贸易工作，增收外汇，增加先进技术的引进。到福州后，同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马兴元，副省长郭超、毕际昌等人谈话讨论。福建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中央工作组帮助福建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工作组在福建历时8天。
　　中央工作组帮助广东、福建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字斟句酌的事自然落在段云的身上，因他早已有考察港澳的报告，对此轻车熟路。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交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报告由国家计委汇总。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是由余秋里交段云写的。段云在批复中这样写道：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要的决策，对加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指：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财政体制实行大包干;扩大外贸权限;搞活金融体制;物资、商业体制运用市场机制;等等。
　　文件批准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7月底，国务院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谷牧为主任，甘子玉、周建南为副主任，江泽民为秘书长。中央确定由谷牧任主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归口管理此项工作。
　　1979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不久，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担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利用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与部分地方财政资金，参照“蛇口模式”，在罗湖区0.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将兴建的金融、商业、旅游住宅设施提供给外商，利用从中赚到的利润继续进行工业园区的基础建设。这种利用银行贷款滚雪球式的发展方式，为珠海、汕头的起步建设提供了经验。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市制定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经营自主权、税收、土地使用、外汇管理、产品销售、出入境管理等。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和租赁的形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加速了经济特区的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