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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展到嫦娥五号能从月球带回土壤的今天，仍然有人被神棍骗到。
近期，一个假冒活佛的神棍被法律撕掉了骗子的面具，露出的是一张贪财又好色的丑陋面孔——10年间他以“活佛”的冒牌身份疯狂敛财近2亿，在全国置办了12套房产。同时又对女弟子进行精神控制，以“修行”之名，行强奸、猥亵之实。
这个神棍名叫王兴夫，是一个汉族人。在他落网之前，一直以藏传佛教“洛桑丹真活佛”自居，在各地行骗作恶。不仅危害无辜之人的幸福安康，也对佛教形象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但法律没有放过他。
近期，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假活佛案作出终审判决，王兴夫犯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经营罪、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5年。
跟王兴夫一同被曝的还有杨洪臣，一个自称是甘肃省夏河拉卜楞寺活佛的神棍。此人所作之恶相比王兴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骗财强奸，还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和流产。深圳中院近期对此案做出二审裁定，杨洪臣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诈骗罪、强奸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15万元。
王兴夫、杨洪臣这样的神棍，从来都不是孤例。前几年泛滥的“仁波切”、声名大振的气功大师王林，还有张铁林虔心供养的白玛奥色法王……每过几年总有这样的例子再次出现。一些人还未从被骗的伤害中走出，另有一些人又走进了同样的骗局。
事后回看，我们总能发现他们行骗伎俩的拙劣之处，但这种处处透着假冒伪劣气息却又屡屡得手的神棍又是如何“炼成”的？
造身份
1955年，王兴夫出生在山东农村。这个出身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把新钱存在柜子里。在他被捕时警察从他房间搜出的50万崭新现金，都是他存起来的。他说“从小在农村，穷孩子，见钱，尤其见新钱就高兴喜欢。”
21岁的时候，王兴夫成了济南监狱的公职人员。这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也算是出人头地。但王兴夫对他的监狱工作似乎并不珍惜。参加工作后没几年，他就以气功大师的身份在济南开办“密宗洗心功”班。此后，神棍成了他的正业，监狱公职反成了副业。
但他不会想到，41年后（2017年被捕）他又重新回到自己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身份是罪犯。
1997年，济南监狱因王兴夫长期不上班，开除其公職。2000年，国家开始大力取缔有害气功等一系列功法，王兴夫自觉形势不对，开始“转型”。
后来，王兴夫把业务拓展到四川成都。他将之前的“培训班”升级成了所谓的“密宗洗心学”研究所，并自称为“金刚上师”转世。但他并不太满意这个自封的身份。
2008年，王兴夫费尽心机，通过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俄若寺僧人鲁绒的介绍，拜入鲁绒师傅的门下。可以说，鲁绒这个失职的教职人员，是站在王兴夫这个假活佛背后的男人。而王兴夫也成了鲁绒的提款机，他从王兴夫那里先后拿到了5000多万元。
成为师兄弟后，鲁绒动用关系给王兴夫“改名换族”，办了两张分别叫洛桑丹真和降巴洛桑丹真的藏族身份证。由此，他具备了假活佛的基础条件，因为活佛大多出自藏族。
没多久，鲁绒就以俄若寺民管会主任的身份为王兴夫组织“坐床”仪式，对外宣称洛桑丹真活佛。为了显得真实，王兴夫组织了200多“信众”参加仪式。至此，王兴夫成功从气功大师，摇身变为一个说着山东方言的藏族“活佛”。
另一假活佛杨洪臣也是同样的操作。这个土生土长的铁岭人，在2000年前后，利用某些偏远地区户籍管理不严的漏洞，先后办了两个藏族假身份证，改名为“扎西桑吉”。
遇上有人质疑他的东北口音，他就说自己出生在东北，从小去寺庙出家了。
做包装
王兴夫成功伪造藏民和活佛身份后，开始了对自己的包装。师弟鲁绒给他开了一个“坐床凭证”，盖着俄若寺民管会的红章。在认证王兴夫为俄若寺活佛的同时，鲁绒给予其俄若寺民管会副主任的职位。王兴夫由此得到“官方加持”，具备了冒牌活佛的合法性。这是自我包装的基础。
王兴夫在举行坐床仪式时，组织了200多信众参加，除了造场面，这也是他宣传自己的一个“妙招”。因为他在那天还安排了摄影师录像，他利用录制的视频刻成两张名为《洛桑丹真活佛坐床法会纪实》和《上师洛桑丹真仁波切》的光盘，在弟子间传播。这两张光盘成了他的形象宣传片，唬住了不少人。
他有个弟子就曾说：“我们看过他拍的一些录像，那个录像看上去场面很宏大，当地一些喇嘛和藏民都去迎接他，让我们不会怀疑他是假的。”
之后，他还让弟子用PS技术把自己包装成头顶佛光，端坐莲花台的“佛祖”形象。同时，他还塑造了自己的铜像，让自己弟子们供奉起来，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活佛。
之后，他还组织编印各类书籍、法本80多种，里面全是吹嘘自己的内容。“官方”的“坐床凭证”辅之以“多媒体”形式的宣传包装，使不少信众对王兴夫“洛桑丹真活佛”的冒牌身份深信不疑。
而且在师弟鲁绒这个“实力派”公关辅助下，王兴夫的各种包装几乎没露过马脚。每次王兴夫带信众到俄若寺，鲁绒都以活佛待遇，最高规格接待，并让其坐在主持座位上。就算有时露出马脚，鲁绒也出面帮其摆平。
2016年，南宁有个女信众在网上曝光了王兴夫的骗子身份，鲁绒代表俄若寺官方出面，为神棍王兴夫“洗地”，并像模像样地出具了一份调查情况报告，称王兴夫是一名清净无私的上师。
杨洪臣虽然没有像鲁绒一般的“公关”，但他自己也深谙自我包装的“妙义”。
自从办了假的藏族身份证后，他就伪造了自己曾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被世界誉为"世界藏学府"）学习的经历，称自己是转世活佛。杨洪臣拍了很多在寺院学习生活的照片以及跟诸多“上师”的合照，做了一个宣传册。 为了让信众深信自己的活佛身份，杨洪臣还弄出“天降舍利子”“隔空取宝”等骗人把戏，显示自己的“法力”。
记者搜索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案例发现，还有人投资给假活佛修建寺庙，造全身份，做尽包装，然后通过诈骗收回前期投资。
传歪理
神棍伪造身份、自我包装的目的无非是骗财、骗色、图名。而要想让信众情愿献财、献身，则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和“精神控制”，此时神棍们就需要巧立名目收费，并编造出披着宗教外衣的歪理邪说。
王兴夫坐稳假活佛的位置后，在济南、北京、成都等地设立8大核心道场，其下又设各级分道场。在王兴夫被捕时，他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发展了3000多名弟子。这里的每一个弟子都要供养他，这是他敛财的主要手段之一。
他将自己称作福田，弟子交钱供养他就是在福田种下了一颗种子，可以收获万亩“庄稼”。他把自己同释迦牟尼进行比较，说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而是他是现在的佛。
他还说自己要在藏地建很多寺庙，需要弟子支持，达到大量敛财的目的。被洗脑的信众对此深信不疑，很多人自己舍不得花钱，却对供养王兴夫出手大方。
王兴夫还极具“商业思维”，为自己的神棍身份打造了一条产业。他自己的一张照片卖10元，自己的一座小铜像卖800元，做过法事的“龙王宝瓶”（成本100多）卖几千元，起法名收钱、皈依“活佛”也要收钱……
他还自创了一套由低到高分四个等级的灌顶佛法，花5万多元才能全部做完。要是有人不愿意受更高等级灌顶，其他弟子就会疯狂劝说，直到他同意为止。粗俗点说，王兴夫把自己当成了荣昌猪、潮汕牛、南京鸭一样的存在——“浑身都是宝”。
杨洪臣也是个“浑身都是宝”的神棍，他向弟子灌输“法不空过”的观念，向他们收取供养。并且他的“皈依费”收费5万元，比王兴夫贵出许多，做一场法事便收费10万至50万不等。
最荒唐的是，他还开发出了推荐“数字吉利”电话号码的业务，收费1.8万元。最过分的是，杨洪臣以自己的神棍身份非法行医。他劝阻别人接受科学治疗，用他的迷信手法乱治，曾导致一名香港女子和一名深圳孕妇胎儿死亡。
为了奸淫女弟子，王兴夫、杨洪臣之流更是费尽心思。
王兴夫要求所有皈依的女弟子要绝对听命于他，不得反叛“师道”。他让女弟子在皈依证或瑜伽信息卡上写下毒誓，如果背叛师道，甘受“五雷轰顶”“五马分尸”“百病缠身”等恶报。
发完毒誓后，王兴夫开始向女弟子灌输“身加持”“双修”的歪理邪说，让女弟子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件“法器”供他打造。之后，他根据女弟子的个人信息、对他的崇信程度，挑选容易“下手”的实施强奸和猥亵。
杨洪臣虽未让女弟子发毒誓，但也同样利用她们的恐惧实施强奸、猥亵等犯罪行为。为了对弟子进行精神控制，杨洪臣编造了一本《如何承事自己上师》的小册子，宣传弟子应该将一切都交给上师，不得有一丝违逆。在平时，杨洪臣就不断向弟子灌输“违背上师，必受恶业”的观念，让他们产生被诅咒的恐惧。
面对女信徒，他提出“裸身治疗”等歪理邪说，从而进行强奸，如果遭遇抵抗，就以诅咒进行威胁。女弟子害怕诅咒，根本不敢反抗。这种恐惧深植内心，甚至在警方进行调查时，有些信徒还说出“我们配合警察会不会被诅咒”这样的话。
人们为何被骗？
虽然没有专门针对被神棍所骗者的权威数据统计，但通过对以往所报道和裁判文书网上案例的分析，可以对受骗者做一简略的特征概括：地处发达地区、信仰宗教、收入不差。
王兴夫的“八大道场”集中在北京、成都、厦门等经济发达地区，杨洪臣的行骗地区主要在深圳，辐射香港。
记者查询到的几例判决案例中，受骗者集中在北京、深圳、珠海、苏州、成都等地，行骗者多来自青海、四川等藏区。诈骗金额大多都以百万或数十万元计，如青海治多县的才某某行骗所得共95.8万，四川甘孜的启吉降村夫妇，以假活佛、佛母的身份，行骗所得共280余万。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记者查询到几个案例中，冒充假活佛的人有不少竟是文盲。一个文盲假冒活佛，骗了不少处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人群。这样的“剧情”看起来多少有些荒诞，但细究一番，上述受骗者的特征和这类荒诞的“剧情”也并非难以理解。
活佛出于藏传佛教，间接来说就是“产于”藏区和藏族。因而行骗的人要么出身藏族、来自藏区，要么就是假冒来自藏区。这种出身会让神棍们拥有一种最为基础的可信性。
至于为何受骗的人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首先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相对有更多的钱供神棍们骗取。其次，这些地区远离假活佛等的“出产地”，人们对这类宗教身份的认识相对欠缺，造成了一定的“信息鸿沟”，使当地群众更难辨别神棍身份。
另外，大多受骗者同时也是宗教信仰者。信仰是为了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就是这种敬畏感，恰恰又成了神棍们的突破口。
他们抓住信众的这种敬畏感，并将其放大为一种恐惧，然后再将自己包装为消除恐惧的“异能”人士，从而收取钱财。四川甘孜的启吉降村夫妇通过“心咒既能救人，也能害人”的说法，对“信众”造成恐惧，迫使他们出财消灾。
自己的信仰成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透露的不光是行骗者的狡猾和恶，也有信仰者的盲目和宗教知识的缺乏。在王兴夫、杨洪臣案和其他案中，受骗者都称自己是宗教信仰者。按理来讲，宗教信仰者该对宗教的基本道德和价值有所了解。但现实是神棍们所传的歪理邪说严重违背宗教的基本价值，而“信众”们依然照盘全收。
排除一部分精神控制的因素外，大多还是说明这些所谓宗教信仰者其实并不了解基础的宗教知识，所谓的信仰也只是一种盲目的、功利的信仰。而这也恰好给了神棍们可乘之机。
受骗者多是高收入群体这一特征，更像是行骗者和受骗者的双向选择。神棍想要骗取更多的钱财，“有钱人”是绝佳的选择，而“有钱人”在获得物质财富后企求精神上的富足，也恐惧失去自己的所得，因而想寻求一种庇佑，宗教是一种选择。
当然，有钱人并非是无脑之人，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鉴别。神棍们抓住他们的精神渴求，在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做足自己的身份包装。
如青海治多县的才某某为了假冒活佛，不仅制作宣传册，还伪造了活佛证，加之其藏区出身和能在空中、土中、水中取佛像的“异能”把戏，以假乱真，骗得不少北京、苏州有钱人士的供养。
总结来看，人们之所以被神棍所骗，既有神棍们逼真的身份包装和信众们宗教知识欠缺的原因，也有人们的贪欲和恐惧作怪。有人渴望不劳而获，有人恐惧失去自己所得。
而为了减少假活佛现象，国家在2007年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在2016年上线了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但这只是工具上的解决之道，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在人们的思想上。
近期，一个假冒活佛的神棍被法律撕掉了骗子的面具，露出的是一张贪财又好色的丑陋面孔——10年间他以“活佛”的冒牌身份疯狂敛财近2亿，在全国置办了12套房产。同时又对女弟子进行精神控制，以“修行”之名，行强奸、猥亵之实。
这个神棍名叫王兴夫，是一个汉族人。在他落网之前，一直以藏传佛教“洛桑丹真活佛”自居，在各地行骗作恶。不仅危害无辜之人的幸福安康，也对佛教形象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但法律没有放过他。
近期，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假活佛案作出终审判决，王兴夫犯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经营罪、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5年。
跟王兴夫一同被曝的还有杨洪臣，一个自称是甘肃省夏河拉卜楞寺活佛的神棍。此人所作之恶相比王兴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骗财强奸，还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和流产。深圳中院近期对此案做出二审裁定，杨洪臣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诈骗罪、强奸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15万元。
王兴夫、杨洪臣这样的神棍，从来都不是孤例。前几年泛滥的“仁波切”、声名大振的气功大师王林，还有张铁林虔心供养的白玛奥色法王……每过几年总有这样的例子再次出现。一些人还未从被骗的伤害中走出，另有一些人又走进了同样的骗局。
事后回看，我们总能发现他们行骗伎俩的拙劣之处，但这种处处透着假冒伪劣气息却又屡屡得手的神棍又是如何“炼成”的？
造身份
1955年，王兴夫出生在山东农村。这个出身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把新钱存在柜子里。在他被捕时警察从他房间搜出的50万崭新现金，都是他存起来的。他说“从小在农村，穷孩子，见钱，尤其见新钱就高兴喜欢。”
21岁的时候，王兴夫成了济南监狱的公职人员。这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也算是出人头地。但王兴夫对他的监狱工作似乎并不珍惜。参加工作后没几年，他就以气功大师的身份在济南开办“密宗洗心功”班。此后，神棍成了他的正业，监狱公职反成了副业。
但他不会想到，41年后（2017年被捕）他又重新回到自己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身份是罪犯。
1997年，济南监狱因王兴夫长期不上班，开除其公職。2000年，国家开始大力取缔有害气功等一系列功法，王兴夫自觉形势不对，开始“转型”。
后来，王兴夫把业务拓展到四川成都。他将之前的“培训班”升级成了所谓的“密宗洗心学”研究所，并自称为“金刚上师”转世。但他并不太满意这个自封的身份。
2008年，王兴夫费尽心机，通过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俄若寺僧人鲁绒的介绍，拜入鲁绒师傅的门下。可以说，鲁绒这个失职的教职人员，是站在王兴夫这个假活佛背后的男人。而王兴夫也成了鲁绒的提款机，他从王兴夫那里先后拿到了5000多万元。
成为师兄弟后，鲁绒动用关系给王兴夫“改名换族”，办了两张分别叫洛桑丹真和降巴洛桑丹真的藏族身份证。由此，他具备了假活佛的基础条件，因为活佛大多出自藏族。
没多久，鲁绒就以俄若寺民管会主任的身份为王兴夫组织“坐床”仪式，对外宣称洛桑丹真活佛。为了显得真实，王兴夫组织了200多“信众”参加仪式。至此，王兴夫成功从气功大师，摇身变为一个说着山东方言的藏族“活佛”。
另一假活佛杨洪臣也是同样的操作。这个土生土长的铁岭人，在2000年前后，利用某些偏远地区户籍管理不严的漏洞，先后办了两个藏族假身份证，改名为“扎西桑吉”。
遇上有人质疑他的东北口音，他就说自己出生在东北，从小去寺庙出家了。
做包装
王兴夫成功伪造藏民和活佛身份后，开始了对自己的包装。师弟鲁绒给他开了一个“坐床凭证”，盖着俄若寺民管会的红章。在认证王兴夫为俄若寺活佛的同时，鲁绒给予其俄若寺民管会副主任的职位。王兴夫由此得到“官方加持”，具备了冒牌活佛的合法性。这是自我包装的基础。
王兴夫在举行坐床仪式时，组织了200多信众参加，除了造场面，这也是他宣传自己的一个“妙招”。因为他在那天还安排了摄影师录像，他利用录制的视频刻成两张名为《洛桑丹真活佛坐床法会纪实》和《上师洛桑丹真仁波切》的光盘，在弟子间传播。这两张光盘成了他的形象宣传片，唬住了不少人。
他有个弟子就曾说：“我们看过他拍的一些录像，那个录像看上去场面很宏大，当地一些喇嘛和藏民都去迎接他，让我们不会怀疑他是假的。”
之后，他还让弟子用PS技术把自己包装成头顶佛光，端坐莲花台的“佛祖”形象。同时，他还塑造了自己的铜像，让自己弟子们供奉起来，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活佛。
之后，他还组织编印各类书籍、法本80多种，里面全是吹嘘自己的内容。“官方”的“坐床凭证”辅之以“多媒体”形式的宣传包装，使不少信众对王兴夫“洛桑丹真活佛”的冒牌身份深信不疑。
而且在师弟鲁绒这个“实力派”公关辅助下，王兴夫的各种包装几乎没露过马脚。每次王兴夫带信众到俄若寺，鲁绒都以活佛待遇，最高规格接待，并让其坐在主持座位上。就算有时露出马脚，鲁绒也出面帮其摆平。
2016年，南宁有个女信众在网上曝光了王兴夫的骗子身份，鲁绒代表俄若寺官方出面，为神棍王兴夫“洗地”，并像模像样地出具了一份调查情况报告，称王兴夫是一名清净无私的上师。
杨洪臣虽然没有像鲁绒一般的“公关”，但他自己也深谙自我包装的“妙义”。
自从办了假的藏族身份证后，他就伪造了自己曾在甘肃夏河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被世界誉为"世界藏学府"）学习的经历，称自己是转世活佛。杨洪臣拍了很多在寺院学习生活的照片以及跟诸多“上师”的合照，做了一个宣传册。 为了让信众深信自己的活佛身份，杨洪臣还弄出“天降舍利子”“隔空取宝”等骗人把戏，显示自己的“法力”。
记者搜索裁判文书网的相关案例发现，还有人投资给假活佛修建寺庙，造全身份，做尽包装，然后通过诈骗收回前期投资。
传歪理
神棍伪造身份、自我包装的目的无非是骗财、骗色、图名。而要想让信众情愿献财、献身，则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和“精神控制”，此时神棍们就需要巧立名目收费，并编造出披着宗教外衣的歪理邪说。
王兴夫坐稳假活佛的位置后，在济南、北京、成都等地设立8大核心道场，其下又设各级分道场。在王兴夫被捕时，他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发展了3000多名弟子。这里的每一个弟子都要供养他，这是他敛财的主要手段之一。
他将自己称作福田，弟子交钱供养他就是在福田种下了一颗种子，可以收获万亩“庄稼”。他把自己同释迦牟尼进行比较，说释迦牟尼是过去的佛，而是他是现在的佛。
他还说自己要在藏地建很多寺庙，需要弟子支持，达到大量敛财的目的。被洗脑的信众对此深信不疑，很多人自己舍不得花钱，却对供养王兴夫出手大方。
王兴夫还极具“商业思维”，为自己的神棍身份打造了一条产业。他自己的一张照片卖10元，自己的一座小铜像卖800元，做过法事的“龙王宝瓶”（成本100多）卖几千元，起法名收钱、皈依“活佛”也要收钱……
他还自创了一套由低到高分四个等级的灌顶佛法，花5万多元才能全部做完。要是有人不愿意受更高等级灌顶，其他弟子就会疯狂劝说，直到他同意为止。粗俗点说，王兴夫把自己当成了荣昌猪、潮汕牛、南京鸭一样的存在——“浑身都是宝”。
杨洪臣也是个“浑身都是宝”的神棍，他向弟子灌输“法不空过”的观念，向他们收取供养。并且他的“皈依费”收费5万元，比王兴夫贵出许多，做一场法事便收费10万至50万不等。
最荒唐的是，他还开发出了推荐“数字吉利”电话号码的业务，收费1.8万元。最过分的是，杨洪臣以自己的神棍身份非法行医。他劝阻别人接受科学治疗，用他的迷信手法乱治，曾导致一名香港女子和一名深圳孕妇胎儿死亡。
为了奸淫女弟子，王兴夫、杨洪臣之流更是费尽心思。
王兴夫要求所有皈依的女弟子要绝对听命于他，不得反叛“师道”。他让女弟子在皈依证或瑜伽信息卡上写下毒誓，如果背叛师道，甘受“五雷轰顶”“五马分尸”“百病缠身”等恶报。
发完毒誓后，王兴夫开始向女弟子灌输“身加持”“双修”的歪理邪说，让女弟子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件“法器”供他打造。之后，他根据女弟子的个人信息、对他的崇信程度，挑选容易“下手”的实施强奸和猥亵。
杨洪臣虽未让女弟子发毒誓，但也同样利用她们的恐惧实施强奸、猥亵等犯罪行为。为了对弟子进行精神控制，杨洪臣编造了一本《如何承事自己上师》的小册子，宣传弟子应该将一切都交给上师，不得有一丝违逆。在平时，杨洪臣就不断向弟子灌输“违背上师，必受恶业”的观念，让他们产生被诅咒的恐惧。
面对女信徒，他提出“裸身治疗”等歪理邪说，从而进行强奸，如果遭遇抵抗，就以诅咒进行威胁。女弟子害怕诅咒，根本不敢反抗。这种恐惧深植内心，甚至在警方进行调查时，有些信徒还说出“我们配合警察会不会被诅咒”这样的话。
人们为何被骗？
虽然没有专门针对被神棍所骗者的权威数据统计，但通过对以往所报道和裁判文书网上案例的分析，可以对受骗者做一简略的特征概括：地处发达地区、信仰宗教、收入不差。
王兴夫的“八大道场”集中在北京、成都、厦门等经济发达地区，杨洪臣的行骗地区主要在深圳，辐射香港。
记者查询到的几例判决案例中，受骗者集中在北京、深圳、珠海、苏州、成都等地，行骗者多来自青海、四川等藏区。诈骗金额大多都以百万或数十万元计，如青海治多县的才某某行骗所得共95.8万，四川甘孜的启吉降村夫妇，以假活佛、佛母的身份，行骗所得共280余万。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记者查询到几个案例中，冒充假活佛的人有不少竟是文盲。一个文盲假冒活佛，骗了不少处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人群。这样的“剧情”看起来多少有些荒诞，但细究一番，上述受骗者的特征和这类荒诞的“剧情”也并非难以理解。
活佛出于藏传佛教，间接来说就是“产于”藏区和藏族。因而行骗的人要么出身藏族、来自藏区，要么就是假冒来自藏区。这种出身会让神棍们拥有一种最为基础的可信性。
至于为何受骗的人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首先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相对有更多的钱供神棍们骗取。其次，这些地区远离假活佛等的“出产地”，人们对这类宗教身份的认识相对欠缺，造成了一定的“信息鸿沟”，使当地群众更难辨别神棍身份。
另外，大多受骗者同时也是宗教信仰者。信仰是为了让人有一种敬畏感，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但就是这种敬畏感，恰恰又成了神棍们的突破口。
他们抓住信众的这种敬畏感，并将其放大为一种恐惧，然后再将自己包装为消除恐惧的“异能”人士，从而收取钱财。四川甘孜的启吉降村夫妇通过“心咒既能救人，也能害人”的说法，对“信众”造成恐惧，迫使他们出财消灾。
自己的信仰成為被他人利用的工具，透露的不光是行骗者的狡猾和恶，也有信仰者的盲目和宗教知识的缺乏。在王兴夫、杨洪臣案和其他案中，受骗者都称自己是宗教信仰者。按理来讲，宗教信仰者该对宗教的基本道德和价值有所了解。但现实是神棍们所传的歪理邪说严重违背宗教的基本价值，而“信众”们依然照盘全收。
排除一部分精神控制的因素外，大多还是说明这些所谓宗教信仰者其实并不了解基础的宗教知识，所谓的信仰也只是一种盲目的、功利的信仰。而这也恰好给了神棍们可乘之机。
受骗者多是高收入群体这一特征，更像是行骗者和受骗者的双向选择。神棍想要骗取更多的钱财，“有钱人”是绝佳的选择，而“有钱人”在获得物质财富后企求精神上的富足，也恐惧失去自己的所得，因而想寻求一种庇佑，宗教是一种选择。
当然，有钱人并非是无脑之人，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和鉴别。神棍们抓住他们的精神渴求，在利用信息不对称的同时，做足自己的身份包装。
如青海治多县的才某某为了假冒活佛，不仅制作宣传册，还伪造了活佛证，加之其藏区出身和能在空中、土中、水中取佛像的“异能”把戏，以假乱真，骗得不少北京、苏州有钱人士的供养。
总结来看，人们之所以被神棍所骗，既有神棍们逼真的身份包装和信众们宗教知识欠缺的原因，也有人们的贪欲和恐惧作怪。有人渴望不劳而获，有人恐惧失去自己所得。
而为了减少假活佛现象，国家在2007年出台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在2016年上线了藏传佛教活佛查询系统。但这只是工具上的解决之道，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在人们的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