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公近年的散文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话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这或许是解读季公复杂晚年心态的一把钥匙。
　　
　　
　　任继愈、季羡林二公一天之中相继去世，像是约好了一般，造成今日之独特风景与悠长意味。季公在北大的灵堂在其去世第二日即开放，任公在国图的灵堂只好屈尊到第三日开放，想必是要让悼念者们能够分身。
　　任公低调，名声限于学界，与季公同日仙去，也引得媒体关注，算是“沾”了季公的“光”。
　　季公高调，声震四海，近年轶闻不断，若无任公相陪，想不出人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悼念他，因为所有的景仰与赞美都已经毫不吝惜地在季公在世时奉献于他。
　　对于公众而言，任公是个十足的陌生人，偶尔有些人知道他是个图书馆长。季公则是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人人皆知季公的家事逸事绯事文事，又有谁知季公的学问？单说本《糖史》，恐怕少有人见。二公仙逝当日下午，刚下飞机回京的我老婆采访二公身后事，打了一圈电话给北大闻人和季公弟子，大都关机了事，估计已经不堪媒体其扰，除了钱文忠。等打电话给到南京大学教授、任公“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赖永海时，赖先生说，这是当日第一个采访他关于任老的电话。一冷一热立在当下，也是二公晚年公众知名度的真实写照。
　　二公晚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种不同的选择，主动抑或被动皆有之。然而综观二公人生，又是一条相似的人生道路——同乡、同执教北大、同时入党，同样官阶，同是“大师”，可谓“七十年来万事同”，并且同样是充满了被动式的人生。
　　上世纪40年代，任、季相继入北大执教，留德多年的季年长5岁，学界地位稍高，学术辈分似乎也高了半辈。这种差别，集中体现在1956年，季公以45岁的中青年龄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64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季羡林排行五十八，仅何其芳、胡乔木、冯至、邓拓、刘大年、于光远六位年轻于他，而任继愈彼时在学界尚未有此地位。
　　夹缝中的1956年，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难得又短暂的喘息，在1955年胡风案和1957年反右之间，季羡林和任继愈同时入党。
　　是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着眼于如何让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因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大年。1月，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3月起，全国就竞相刮起了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旋风，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破格入党，整个上半年全国发展了2592名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其中除了季、任外，鼎鼎大名的还有金岳霖、冯至、严仁康、侯仁之、邓稼先、谢希德、戴芳澜、曹靖华、蔡楚生等等等等。那年，梁思成也递交入党申请书，终在建国10周年之际与79岁的陈垣同时入党。再说句后话，陈垣79岁的高龄入党纪录22年后被任继愈的业师贺麟一举打破——80岁，而一直没有入党的是季羡林的业师陈寅恪。
　　3年后的1959年，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任继愈被毛泽东表扬为“凤毛麟角”，终成不是学部委员的学部委员级学者。
　　若不论职称的级别待遇，单看“文革”后季、任的最高行政级别，皆为正厅级。官阶不高，但都在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单位任职。1978年，季羡林任北大副校长，北大今为副部级单位，副校长自然是正厅。1987年，任继愈出任新馆落成的北图馆长，这是直属文化部的一个正厅级单位，后北图改名国图。
　　二公晚年表现出的品格与学术精神亦有相通之处，皆为公认的“好人”，始终活跃在学术领域。但总的来说，季、任二公的晚年的路并不一样。
　　任公还是低调，醉心于《大藏经》研究，与世无争。季公则活得更加入世，素有文名的季公明显粉丝更多，散文、杂文皆因关注现实且言语朴实而著名。90岁以后，季公更是因为古董级年龄成为国宝级人物，偶像的色彩愈加鲜明。再加上季公的东方文化复兴论、和谐论深得执政者赏识，给人感觉，季公离政治越来越近。至于这种靠近是主动式还是被动式，则很难说了。一个在世的偶像，内心的纠结为常人所未知。更何况，偶像遇人不淑，晚年杂务风传。
　　举一例八卦，2001年，季公入住301医院后，相当平易近人，不但来讨题字、讨序的不断且很易得手，直到去世前一天季公还在题字。季公与301医院的医护人员相处得甚为愉快，我就检索到季公写了4篇散文、1篇报告文学献给他的医护人员。更绝的是2006年，季公写给301医院的一首诗足够让人品味季公的性格:
　　301是中国的标志/301是中国的符号/301是中国的光荣/301是中国的骄傲
　　我能够在此养病/也分得了光荣一份/既治好了我的病/也治好了我的心
　　季公近年的散文中常常提及的一句话是“当时只道是寻常”，这或许是解读季公复杂晚年心态的一把钥匙。季公住在高干病房中，常常扪心自问，正在进行的现在是寻常还是不寻常呢？每一个现在都变成“当时”后，是寻常不寻常呢？季公说不出，他觉得也许到了若干年以后，他才能说出“当时只道是寻常”。
　　九旬的老人忆往时更多地读出了“不寻常”，这实在可以多维理解的晦语，也算是晚年的反思罢，或许相对平静的任公也会有这样“不寻常”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