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元前600年～公元前400年是古印度列国并举、战国纷争的时代，由于佛教产生于这个时代，所以有时也称“早期佛教时代”。据佛教文献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印度有16个国家，其中恒河流域的摩揭陀国最为强大。此时，古印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东移，即恒河流域成为文明中心，至于印度河流域。不仅失去重要地位，而且在公元前518年被波斯帝国占领，使旁遮普西部成为其帝国的一个行省。
列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呈多样性。16个大国中只有两个是共和国，其余已发展为君主国。16大国以外的小国则多为小共和国，同时，这些小国的政治机构也形式多样，不完全相同。16大国中，摩揭陀最为强大。文献夸大说，该国统辖有8万个村镇，每个村镇都设有村长和村长领导下的村议会。此时，王权加强，国王之下有大批官吏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还有由村长组成的大议会。摩揭陀国还不断向外扩张，到难陀王朝时，文献记载说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千战车、3千战象，难陀王朝不仅统一了恒河流域，同时也初具帝国规模。不过，这个进程被亚历山大的东侵给打断了。列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铁器使用普遍；农业方面生产水平和产量有较大的提高，水稻的种植相当普及；畜牧业仍然比较受重视，各村有公用的牧场；手工业分工更加专门化，文献中提到有18种手工业匠人，重要的手工业行业还组织有行会，行会的头人通常都是能接近国王的有势力的人物。列国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商业特别活跃。当时有八大城市，商业在各城市的市场进行，城市之间有商路连接。商人还组成商会，目的是控制价格，谋求厚利。物物交换已被淘汰，变换媒介是银和铜铸成的货币。对外贸易也很活跃，同斯里兰卡、缅甸以及西亚等国都有商业往来，商人通常结成商队，由保镖护送，商队的规模也比较大。
种姓制度在列国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引起的。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起着衡量商品价值的作用，同时也起着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的价值尺度的作用，出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当时的文献就提到，“谁有财富，谁就有朋友；谁有财富，谁就有亲戚；谁有财富，谁就是世界上真正的人”。这就使婆罗门教受到了冲击。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四个种姓的人都有贫富分化的现象，因而原来的种姓地位就不一定能反映一个人的实际阶级地位。势力日益强大的刹帝利和吠舍上层，对于婆罗门高居于其上的特权地位越来越难以容忍。婆罗门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生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体刑罚。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成为婆罗门牢牢控制人们心灵的一种手段。
由于婆罗门的地位逐渐提高，下层人民处境日益悲惨，阶级矛盾尖锐，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类似古代中国战同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况。其中有两点重要的变化：一是提出了对自由的要求——自由是一种比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二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瑜伽修习)。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一是沙门运动。沙门是区别于婆罗门的修行者，主张出家苦行，通过禅定的方法来求得解脱。沙门的德行受到当时印度平民的敬仰，都自愿供养沙门，这是印度修行者出家和不事劳作的开端。佛陀在得道前就曾经参访过许多沙门，并体悟到仅仅通过禅定的方法不能得到解脱。二是顺世论的出现。顺世论意为顺行世间、流行于人民中间的论点。顺世论被后世称为唯物论者，因为其在印度销声匿迹的早，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资料去了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都对顺世论者嗤之以鼻。从这些讥讽声中，我们大约可以了解到：他们既不满婆罗门教的不平等性，又不愿去进行沙门的苦行，所以对“梵”崇拜和“禅定”修行一律否定。否认一切价值，执著于眼前利益，所以放浪形骸，纵情声色，最后沦为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
耆那教和佛教纠正了沙门和顺世论这两个极端，建立了智慧的教育，至此，禅定成了一种手段，而智慧(般若)才是根本。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作为一种严密的宗教虽然深深扎根于印度之外，但在印度国内，佛陀的人格和他注重博爱、怜悯与和谐的精神，对印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67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成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苦行修炼长达12年。当他苦修到13个年头时，终于在吠耶婆达东北建皮耶村的一棵沙罗树下觉悟成道，时年42岁。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司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将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只有100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却大得多。杀戒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耆那教否定当地婆罗门教主张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吠陀并非真知，祭祀杀生只会增加罪恶，婆罗门是不学无术的祭司；宣传种姓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神灵崇拜；崇信耆那教经典以对抗《吠陀经》；强调苦行和戒杀以对抗祭祀万能；主张灵魂解脱、业报轮回和非暴力等。耆那教还认为一切生物都有灵魂，都是神圣的，人的灵魂在未解脱前为业所束缚并无限轮回。人们只有通过修炼，使灵魂摆脱“业”的桎梏，才能获得最后解脱。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6年—公元前486年)，又称佛陀或释迦牟尼，意即释伽族的圣哲。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王子。传说他结婚较早，但29岁时才得子，就在这一年，他放弃幸福美满的生活离家出走，过起禁欲主义式的生活。据说，他认为摩擦湿木不能生火，摩擦干木才能取火；人身亦须经过苦行，清除体液，才能悟出真理。于是他逐渐减少饮食，直到每天只吃一粒米，后来七天进一餐。他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有时卧于荆棘上。6年后，他身体消瘦，形同枯木，却依然没有发现什么真理。乔达摩认识到苦行并不能获得解脱，开始净身进食。他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今菩提伽耶)，坐在毕钵罗材(后称菩提树)下，沉思默想。据说，经过七天七夜，他终于悟出了“四谛”的真理。这标志他真正觉悟成道了，因而被称为“佛陀”，或简称“佛”，意思是“觉悟者”。这一年他35岁，此后他就一心转向传教活动，历时45年，直到逝世。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翻越兴都库什山入侵印度，占据了北印度。这次入侵开始了印度与希腊、罗马的联系，因而影响了印度文化。
列国时代的政治制度呈多样性。16个大国中只有两个是共和国，其余已发展为君主国。16大国以外的小国则多为小共和国，同时，这些小国的政治机构也形式多样，不完全相同。16大国中，摩揭陀最为强大。文献夸大说，该国统辖有8万个村镇，每个村镇都设有村长和村长领导下的村议会。此时，王权加强，国王之下有大批官吏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还有由村长组成的大议会。摩揭陀国还不断向外扩张，到难陀王朝时，文献记载说有2万骑兵、20万步兵、2千战车、3千战象，难陀王朝不仅统一了恒河流域，同时也初具帝国规模。不过，这个进程被亚历山大的东侵给打断了。列国时代的社会经济有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铁器使用普遍；农业方面生产水平和产量有较大的提高，水稻的种植相当普及；畜牧业仍然比较受重视，各村有公用的牧场；手工业分工更加专门化，文献中提到有18种手工业匠人，重要的手工业行业还组织有行会，行会的头人通常都是能接近国王的有势力的人物。列国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商业特别活跃。当时有八大城市，商业在各城市的市场进行，城市之间有商路连接。商人还组成商会，目的是控制价格，谋求厚利。物物交换已被淘汰，变换媒介是银和铜铸成的货币。对外贸易也很活跃，同斯里兰卡、缅甸以及西亚等国都有商业往来，商人通常结成商队，由保镖护送，商队的规模也比较大。
种姓制度在列国时代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引起的。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不仅起着衡量商品价值的作用，同时也起着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人的价值尺度的作用，出现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念。当时的文献就提到，“谁有财富，谁就有朋友；谁有财富，谁就有亲戚；谁有财富，谁就是世界上真正的人”。这就使婆罗门教受到了冲击。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四个种姓的人都有贫富分化的现象，因而原来的种姓地位就不一定能反映一个人的实际阶级地位。势力日益强大的刹帝利和吠舍上层，对于婆罗门高居于其上的特权地位越来越难以容忍。婆罗门通过强调他们所主持的宗教仪式的重要性，来向神的地位提出挑战。他们在用来阐释《吠陀经》和指导宗教仪式的一些散文手册《梵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向婆罗门赠送礼物的人得到保证，他们将在今生和来世获得一定的报答，对“土地这种礼物”评价最高，因为它“解除了赠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罗门得到大量的地产，包括整座的村庄。由于婆罗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不得被判处死刑或任何类型的肉体刑罚。最后，有关法、因果报应和再生的教义实际上成为婆罗门牢牢控制人们心灵的一种手段。
由于婆罗门的地位逐渐提高，下层人民处境日益悲惨，阶级矛盾尖锐，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类似古代中国战同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况。其中有两点重要的变化：一是提出了对自由的要求——自由是一种比宗教仪式和死板的教义更富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东西；二是出现了苦行主义的趋向，有一部分人开始与社会疏远，沉浸于纯粹的内心反省。他们发展了种种训练心不弛散，最后进入出神或入迷状态的修行方法(瑜伽修习)。那种出神或入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称之为“启蒙”，无神论者称之为“自我催眠”。通过内心的反省和沉思，又发展起许多改革运动。一是沙门运动。沙门是区别于婆罗门的修行者，主张出家苦行，通过禅定的方法来求得解脱。沙门的德行受到当时印度平民的敬仰，都自愿供养沙门，这是印度修行者出家和不事劳作的开端。佛陀在得道前就曾经参访过许多沙门，并体悟到仅仅通过禅定的方法不能得到解脱。二是顺世论的出现。顺世论意为顺行世间、流行于人民中间的论点。顺世论被后世称为唯物论者，因为其在印度销声匿迹的早，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资料去了解。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都对顺世论者嗤之以鼻。从这些讥讽声中，我们大约可以了解到：他们既不满婆罗门教的不平等性，又不愿去进行沙门的苦行，所以对“梵”崇拜和“禅定”修行一律否定。否认一切价值，执著于眼前利益，所以放浪形骸，纵情声色，最后沦为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
耆那教和佛教纠正了沙门和顺世论这两个极端，建立了智慧的教育，至此，禅定成了一种手段，而智慧(般若)才是根本。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作为一种严密的宗教虽然深深扎根于印度之外，但在印度国内，佛陀的人格和他注重博爱、怜悯与和谐的精神，对印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耆那教的思想早在公元前7世纪就已传播，但是，使耆那教正式形成，并成为一个有制度的组织的，是教主大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67年)。他出生于一个非雅利安人的贵族家庭，30岁时，抛弃物质世界，出家成为一个赤身裸体的苦行者，苦行修炼长达12年。当他苦修到13个年头时，终于在吠耶婆达东北建皮耶村的一棵沙罗树下觉悟成道，时年42岁。他建立的教派的成员称为耆那教教徒，即耆那(胜利者)的信徒，耆那是他的称号。耆那教义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还有“木石和树”，都各有一个独立的灵魂。因此，他强调尊重任何形式的生命的重要性。耆那教的祭司去履行职责时，都先要清道，以免踩到任何小虫。虔诚的耆那教教徒还要用布盖住鼻子，以防止将小虫吸入鼻孔。今天，大约只有100万耆那教教徒居住在西印度(古吉拉特)，但是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影响却大得多。杀戒这一主要教义的提出，应归因于耆那教教徒和佛教徒，这一教义最后为印度教的一般团体所接受。圣雄甘地虽然不是耆那教的成员，但他受该教教义的影响极深。耆那教否定当地婆罗门教主张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针锋相对地提出吠陀并非真知，祭祀杀生只会增加罪恶，婆罗门是不学无术的祭司；宣传种姓平等，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的神灵崇拜；崇信耆那教经典以对抗《吠陀经》；强调苦行和戒杀以对抗祭祀万能；主张灵魂解脱、业报轮回和非暴力等。耆那教还认为一切生物都有灵魂，都是神圣的，人的灵魂在未解脱前为业所束缚并无限轮回。人们只有通过修炼，使灵魂摆脱“业”的桎梏，才能获得最后解脱。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6年—公元前486年)，又称佛陀或释迦牟尼，意即释伽族的圣哲。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王子。传说他结婚较早，但29岁时才得子，就在这一年，他放弃幸福美满的生活离家出走，过起禁欲主义式的生活。据说，他认为摩擦湿木不能生火，摩擦干木才能取火；人身亦须经过苦行，清除体液，才能悟出真理。于是他逐渐减少饮食，直到每天只吃一粒米，后来七天进一餐。他穿鹿皮、树皮。睡在鹿粪、牛粪上，有时卧于荆棘上。6年后，他身体消瘦，形同枯木，却依然没有发现什么真理。乔达摩认识到苦行并不能获得解脱，开始净身进食。他渡过尼连禅河，来到伽耶(今菩提伽耶)，坐在毕钵罗材(后称菩提树)下，沉思默想。据说，经过七天七夜，他终于悟出了“四谛”的真理。这标志他真正觉悟成道了，因而被称为“佛陀”，或简称“佛”，意思是“觉悟者”。这一年他35岁，此后他就一心转向传教活动，历时45年，直到逝世。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翻越兴都库什山入侵印度，占据了北印度。这次入侵开始了印度与希腊、罗马的联系，因而影响了印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