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比利在舞台上跳了楼，“死”在观众面前。精神病院的秩序崩塌，故事抵达高潮。这是中国版话剧《飞越疯人院》第二轮演出时的一幕，死亡被直接地呈现。
　　其实，中国观众对于《飞越疯人院》并不陌生，更多的人已通过电影知道了这个故事：麦克墨菲为了逃避监狱里的强制劳动，装作精神异常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的到来，给死气沉沉的精神病院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他挑战严格的管理制度，开始计划着带领一众病人逃离疯人院。最终，这个带领大家奔赴自由的人却被切除了大脑额叶，最终被戏剧性地杀死。
　　1975年，米洛斯·福尔曼导演的电影《飞越疯人院》拿下了5项奥斯卡金像奖。它的原作则是作家肯·克西于1962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飞越布谷鸟巢》。1963年，小说被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此后连演千场。2018年，80后话剧导演佟欣雨第一次把它带到中国的剧场里。如今，它又一次和观众见面。

“酋长”视角

　　2015年，佟欣雨翻译制作了澳大利亚戏剧《燃烧的疯人院》之后，获得当年小剧场票房冠军，制作人洛奇豆子建议他，可以把精神疾病题材做成一个系列。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电影《飞越疯人院》，中国还没有人把它做成过话剧。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混乱，年轻人迷茫、反叛，毒品和摇滚乐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出口，嬉皮士运动为那个时代做了最重要的注脚。原著长篇小说《飞越布谷鸟巢》就基于那个时代，被视为嬉皮时代反文化运动的经典，故事来自于作者自己在医院参与药品试验项目的经历。
　　1963年，音乐剧《我，堂·吉诃德》的词作者Dale Wasserman把小说改编成话剧。那一年，它在百老汇的演出纪录是82场。到了1971年，它开始百老汇之外的巡演，三年半内演了1025场。2001年，再次回到百老汇复排，获得托尼奖最佳复排话剧奖。
　　2017年，佟欣雨找到Dale Wasserman的版权代理团队，想购买版权，对方团队提出需要先看佟欣雨翻译的剧本。佟欣雨的改编基本遵照原著进行，把制作的剧本交给对方之后，对方找人再次翻译成英文来看，最终得到认可。
　　佟欣雨喜欢这个戏的原因在于，作品让人看到跟自己对抗的勇气。如今，中国人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遭遇迷茫，某种程度上，中国观众可以从这个故事中感受到某些特殊的感受。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他们更熟悉的是电影版的《飞越疯人院》。电影中，精神病人“酋长”成为一个让麦克墨菲走向死亡，而又通过麦克墨菲的死亡重新意识到和获得自由的衬托者。佟欣雨还原小说的呈现方式，酋长是主要的视角，以他的独白串联整场故事。
　　舞台上，精神病院是简单的北欧风格布景，区别于电影中破败的教堂改造而来的病院场景。白天黑夜在舞台上通过灯光营造和转换，一切都被压缩在一个空间里。
　　31岁没有性经验的口吃病人比利的死亡，是这次这个新版本着重加强的改编点。这个活在母亲强大控制欲之下的男子，被生活窒息而无力反抗。麦克墨菲给他找来姑娘，让他约会。但当护士知道后，威胁比利要告诉他的妈妈，导致他最终选择了自尽。
　　相比于去年的首演，比利的死亡方式被更加直接地呈现。这个转折之后，全剧走向尾声。麦克墨菲被强制做了手术之后，躺在病床上，失去了所有反抗能力。高大的“酋长”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用被子捂死了麦克墨菲，而后用魁梧的身躯撞开了精神病院的“屋顶”，挣脱有形的束缚和无形的权威。

普世版本

　　去年的首轮演出之后，观众的反馈是，话剧神还原了电影，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演员却操着一口翻译腔。这是佟欣雨故意为之，他并不想把这个故事变成一个中国故事，他想做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版本，能够被各种文化背景下的观众所接受。

　　在翻译的过程中，佟欣雨觉得语言是最大的难点。作品写于60年代的美国，其中很多台词中混杂着美国南部的俚语。而这些遣词上的双关使用，是文本最大的特色，保留到中国舞台上非常考验技术。
　　佟欣雨并非科班出身，他2012年毕业于浙大竺可桢学院统计学专业，话剧算是爱好，而后通过自学成为从业者。这让他在导演作品时，有更加切近真实生活的本能。在物色演员时，佟欣雨除了对形象气质有要求之外，还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写角色小传分析。电影版本中的酋长扮演者威尔·山姆普逊，本是电影拍摄地附近的一名公园护林员，身高和形象惊人地符合酋长的角色。而佟欣雨在首轮挑中的“酋长”演员特尼格日是蒙古人，一米九的大个儿，玩儿摇滚，留着长头发，也是完美地契合了角色。
　　主角麦克墨菲的扮演者马仁杰是出生于1992年的演员。来面试的时候剃了光头，蓄着胡子，但生活中并不狂野，佟欣雨知道他喜欢打拳和玩摩托，觉得他内心的某些状态是符合角色需求的。马仁杰和佟欣雨在分析角色时达成共识，麦克墨菲是美国垮掉一代的典型，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小就混迹在各大酒吧，但又绝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必须把自己包装成那种形象，才能在鱼龙混杂的社会生存下来。
　　去年首演之后，他们对于这个主角的展现不太满意，觉得有点将他塑造成了英雄，而这显然是不准确的，今年的复排中，他们做出了更细致的改变。
　　其他角色也都如此，并不是非黑即白，并不是绝对的正义與邪恶的对照，而是某种更深层的、更复杂的原因让一个个角色成为了他们最后的样子，这一切都在新版本中被谨慎地矫正。
　　在佟欣雨看来，“疯子”是少数融入不进大集体而被压制的异类的隐喻。他对于这样的主题着迷。对于《飞越疯人院》而言，佟欣雨最终选择的落点还是在于每个人物对自我的一种认知，“讨论的并不是某个政体下的压迫，我们讨论的是个人问题，个人对自己的对抗，能不能战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