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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广渠门中学杨金民老师在物理实验室的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30年。2008年12月31日,广渠门中学为杨老师组织了专门的研讨会。本刊进行了《实验室里的故事》的征文活动,当我们约杨老师讲故事时,她爽快地答应并撰写了此文。让我们一同走进杨金民老师的实验天地,去感受、感动一个教学保障者的价值实现。
我是1976年在第一师范物理班学习一年后分配到广渠门中学任物理教师。时间荏苒到现在已经工作了31年。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到现在两鬓斑白即将离开工作岗位。30年国家发生了巨变;学校发生了巨变;每个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变。回过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正是由于国家经济、科学、教育发展步入正轨,我亲身经历了国家的变革、发展才感觉到只有改革创新,对外开放,发展教育才能使明天变得更美好。
从插队回到北京第一师范物理班学习一年后,就迈进了广渠门中学的大门。到了学校课可怎么上,班主任工作怎么开展,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但是我很幸运,王智敏老师从北京市昌平长陵一中调到学校,王老师是文革前师专物理专科毕业,长我十一岁,真是年富力强,基础功扎实,工作热情,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拜王老师为师傅,每天备课、听课、做物理实验,看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边学习边上课。1976年底四人帮被揪出来,宣告十年动乱结束。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北京市统一中考,这样我更不敢懈怠,听王老师一节课,讲一节课,总结一节课,投入了我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每天工作到深夜,我开始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了,因为它对自己有新鲜感,有挑战,此刻我渴望当个好老师,我需要系统的学习,提高基本素养。1978年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在文革后恢复,我在电大报名学习物理专业,边工作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第一门高等数学通过考试(当时崇文区只有三个人考试通过及格线),1979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在崇文区办分院我幸运的考上物理大专班,并脱产两年学习,在这两年里,我集中补习了中学数学物理知识,在大学物理这门功课里,只要是与中学有关的部分,我都有重点地学习,当拿到物理大专文凭的时候,我满怀信心的回到学校,希望开始我自己的教师工作的新纪元。
但是命运却与我开了个玩笑,上课的机会从身边溜掉了,面对高考中考的竞争压力,学校要安排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担任各科教学,学校里有大批文革前工作的老师,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管理学生的能力都十分了得,特别是他们敬业精神和教学功底我都无法比拟,像我这样文凭低的老师大批的撤下来安排到二线。当国家教育走入正轨,学校工作恢复得很快,正常教学秩序调动了中年教师的积极性,他们将埋没了十几年的才华展示出来,而我这样被文革耽误的一拨,高中、初中留校和一师毕业的老师一律离开一线,分流出教育口或深造,只有一个音乐老师在岗。由于富余的人太多,有几十个人从学校调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被安排到物理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今天。
当从教师岗位下来时,离开了讲台,离开了学生,心里一下空落落的十分的沮丧。情绪低落,在这之前我干什么工作都是十分认真,虽然不十分出色,但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现在可好,被时代大潮淘汰了。回家再也不用备课,再也没有了上课铃声响后急匆匆的脚步,再也没有了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中间的那种快乐,当然,更没有了为学生的成绩提高的着急,当离开了讲台我才发现我是真的深深喜欢上了教师的工作,从不喜欢到喜欢我觉得是心灵上的一次历练,而此刻又是从不喜欢开始。但是许多事情往往是不以个人的愿望而发展的。我怀着对讲台的深深的留恋和不舍,来到实验室工作。
刚到实验室工作时,不安心,也想跳槽换个工作,感觉实验室的工作简单而且被动琐碎。在外人看来是个看堆儿,活轻省,老师来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这么年轻,有了物理大专的文凭,干个什么工作不行。可是一直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工作,所以决定先干几年再说。
在实验室天天接触物理组的老师,他们的点点滴滴在影响着我,接触多了,知道他们大多是由于出身不好再在三填报志愿时被限报师范院校的,但是他们没有抱怨,对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做人实实在在,开导我工作不能选择,但可以干得很好。80年代初我们学校是开放学校,有一次,当时的教研组组长孙相老师带着一个外国朋友来到实验室参观,那个外国人指着展柜里的沙摆要知道他的工作原理,沙摆是老师教授高一课程讲动量守恒时的演示仪器,当时我对仪器十分生疏,只见孙老师一连串熟练的操作,在白纸上流利的写出一串串物理公式的推导,得出试验的结果,看得我目瞪口呆,十分佩服,外国友人OK、OK满意的离去,留下了我在思考,这件事本来应该是我的本职工作范畴,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完成。别小看实验室的工作,要想驾驭好它也要花费力气的。这件事情发生后彻底改变了我对实验室的看法。我也反思了自己的授课,对物理的基本概念、定理、定理、定律理解差的太远,那时有句俗话“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这一桶水不但要有工作上的不断进取,而且应在人最适合学习的年龄时获得,由于先天的不足,后天的努力是要用学生们的宝贵时间来换取,来做自己的试验田,这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自己只有一杯水怎么给学生一杯水。我从此踏实下来,即使不能站在讲台上,在实验室工作也要干好。
广渠门中学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学校,物理组也是崇文区响当当的教研组,它的教师队伍不但有较强的业务水平,而且是有着良好的师德和充满人情味的温暖集体,当时的实验室隶属于物理组管辖,组长郭桂森和孙相老师对年轻教师充满关爱,看到由于教育形势的变化使得我们产生情绪波动,就与我们一起谈话,进行家访,关怀着我,我也看到了那些老教师们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我时时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的情操所感动。
八十年代初,国家在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教育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学校实验室原来是一个实验员负责理化生三科实验室,现在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是对实验室的投资、对学生实验的重视,使实验室分科细致、专业。我们实验室也是一样,本来学生实验四个人一组,实验教室只有12张桌子,实验仪器展柜也只有10个,仪器室的面积只有三十平方米左右。学生实验的个数少,演示实验不多,这时学生实验要求两人一组,老师们也按国家教委颁布的大纲要求增加了演示实验,实验展柜一下就翻了一倍。实验室的工作走向正轨,需要大批的实验员,许多学校的实验老师都是自一线退下来的,整个实验室队伍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并且相互感染,崇文教育局领导特意开会,当时的金学方局长在会上的讲话到今天回忆起来,还是那样清晰,他说:“在美国访问一所知名大学,实验楼的楼道里展示着一张张教授的大照片,在中间的照片最大,大家猜猜那是谁?”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是实验教师。在实验室的雪白的墙壁上的标语赫然写的是:实验室是科学家的摇篮。”他殷殷地教诲我们,社会、学校需要这个职业,他用长者智慧和真诚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对当时的我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启迪,搬走了我心中的大石头。局里组织实验员参观北大物理实验室,参观北京核物理研究所等等。启发教育我们,没有卑微的工作,只有卑微的个人。让我重新审视实验室工作,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所有定理定律的建立都要经过试验的验正。物理和物理实验在大学里是两个学科,侧重不同,要当一个合格的实验员,首先要有物理知识、然后还要有空间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有人说中学物理实验没有你说的那么玄,大学是大学,那是出人才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启迪孩童的智慧,与启迪科学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几年来压在心里的大石头就这样被移开了,轻松的工作,幸福的生活从此拉开大幕。
当年我从熟悉的实验器材下手,把实验室的所有账目全部重新造册,将所有仪器贴上标签,在学校做不完就拿到家里去加班,很快我基本熟悉了实验室里所有的仪器。为了加强实验室的科学管理,在制度上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完善。对仪器进行科学化摆放。
当时教委对实验室加大了投资,其中调来了一套气垫导轨,在当时那是非常贵重非常精密的仪器了,而且它对于教师演示实验中克服摩擦力达到或基本达到理想状态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第二年的使用时,发现不能调平,研究的结果是两米长的轨道变形了,中间低两头高。仪器基本报废了,真是非常的无奈非常心疼。我想来想去,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快就得出结果,因为平时存放时,只注意了灰尘和磕碰的问题,轨的自重没有注意,平时存放时水平放置,笘上块布防尘,而时间长了用铝合金制作的轨道自然下垂,导致仪器很快报废,我又找了有关书籍,书上也有关于仪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我联想到光具座,那是学生用的实验仪器,讲到透镜成像时,为了使透镜、蜡烛台等同轴,用金属做个架子,上面的轨道可以使其移动,存放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同样轨道变形的问题,于是我设计了专门放光具座的柜子,用三角铁焊接,将光具座分层次的挂在上面,这样不但解决了仪器变形的问题,而且仪器柜也不容易变形,取放也容易了许多。这个架子不但解决了我校的问题,而且推广到整个北京市的实验室。
我的工作是直接为物理组老师们服务,物理组的老师们师德高尚,时时不断地给我教育和心灵的启发,那些老教师们在备课时都要备实验,不论这个实验做过多少次,袁大薇老师直到退休前都是这样。经常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改进试验,要求每次实验都必须成功,否则就一次次的实验、改进,再实验、再改进,直到成功。一次在讲到运动的独立性时,书上的例子是在一根长玻璃管中注满煤油,在里面放一个石蜡小球,观察石蜡在煤油中上浮的运动是否是匀速直线运动,那时没有什么电教手段,物体小,煤油是淡黄色的小球在里面的透明度受到限制,我们讨论,观察,实验的效果不好,改用橡皮泥等,那时还没有泡沫塑料。一直到晚上七点多了,还没有使袁老师满意。第二天一早继续,直到成功。这个实验改进当年获得了全国青少年小发明三等奖。虽然这个奖项没有给我,但是看到袁老师那满意的笑脸我的心里乐开了花,那种满足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是我在实验室里第一次感到我的努力是可以帮助老师和学生的,我也是工作在第一线的。有了一次的改进实验看到的成果,从此以后只要是老师们有要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完成。但是有时候受到一定的局限,也无法实现。在初中讲内燃机工作原理时,让学生直观地看到汽油机的爆发冲程,我没有这个体验想不出来怎样改进实验让学生体会压缩点火后,气体爆发推动活塞运动,刘崇灝老师用一个火花塞一个马口铁的罐头皮,将罐头底部打上合适的孔,将火花塞装上,火花塞的接线头甩在外面,打火部分在罐子里当接线头接上电路后,用喷壶将雾化的汽油喷入罐子,迅速盖上盖子,合上开关,“砰”火花塞点燃汽油蒸汽,盖子蹦起几米高,生动直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原本枯燥的一节课上的有声有色。在物理组老师们的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下,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会观察有哪些物件与物理仪器相仿,应用了什么物理定理定律,姐姐在家叫我物理学专家,这当然是戏称。经常有老师从小册子中看到小实验,让我帮忙,刚开始自己也经常找人帮忙,时间长了我也开始了技能的学习,用喷灯弯玻璃管,用锉断个玻璃管,用手枪钻打个孔,用钢锯锯个小铁板,用砂纸打磨东西的棱角,仪器坏了自己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的,能拆的拆下来,剩下的当制作小制作的材料储存起来。在干活中经常把自己的手弄伤,常常是旧伤没好又添新伤。实验室里的敲敲打打成了家常便饭,老师们也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但总觉得实验室里应该有个男同志,这些活让我干实在太难为我了。但是我不这样想,一个岗位它适合不同的人,这些事也不是什么强体力劳动,只要想干不论男女都能做得了,简单的设计个实验仪器,只是个小制作,就能解决老师们上课问题,这是我最快乐的事。
由于教学班的增加,在实验集中的时间里,两个教室不能满足正常的实验教学,出现了实验室排队等候的现象。老师们不能根据教学进度组织学生做实验,我十分着急,要知道如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给老师们的教学工作带来影响,对教学计划,安排都要受到冲击,尤其对学生影响是更大的,谁都知道学物理难,要想提高学生的理解,掌握物理概念,实验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怎么办?我想到周转箱,由于实验室是专科教室,它在使用中的特点是根据老师的课表和同头老师的教学进度,一般一个实验要占一个星期左右,而一个星期里,一共就上几节课,如果教室被两个年级的实验占满,第三个年级或劳技课需要教室,只能等待实验完成再为下个实验作准备。如果把分组实验仪器分别放在周转箱里,待到教室有相对有空堂时,只要将已经准备好的箱子相互换一下,不到十分钟,事情就搞定了,所有的实验课都可以如期进行。虽然这样我们会增加一些麻烦,但是当时解决了实验室使用中的矛盾。我的想法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当年就购置了一批周转箱。此后就在没有出现因实验室少而产生的使用中冲突。只要是想办法,就可以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可能这个方法是古老或是笨拙的,在此后的时间里肯定有可以修改或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准则。
老师们对我的体谅使我感觉物理组这个集体,充满了人情味,让我感到温暖、关爱,与他们合作是我的荣幸,我会用我的所有能力更好的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第一个十年工作。(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正是一个人选择了工作时期,有运气,有机遇,更多的是付出。可能在当时看不到什么回报,但是只要是坚持,好好地对待你的工作,真诚地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你就是立起来的人了。)
1988年在我的记忆里是重要的一年,那时社会流行着岗位责任制,对教师队伍进行整理,教师的福利待遇也由于多年的呼吁在这一年有了提高,并且理顺了教师的职称等级,那两年学校里走了不到三十位老师,我也深感危机,学校领导找到我,告诉我学校相信我一定会把实验室的工作做好,当我说出自己的担心时,“你这样的不用学校还会用什么人”,就这么一句非常朴实的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我表示,一定不让领导操心,会尽一切力量把实验室的工作做好。自此,一句承诺使我在实验室又踏踏实实地的工作了二十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学生大幅度增加,学校扩大办学规模,在主楼后面加盖了一座楼成为实验楼。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次实验室搬家,看着宽敞的教室,再看实验柜子黑乎乎的,显得破旧不堪,与新楼新教室格格不入,我和实验室的另一位老师吕学铃,自己设计将所有仪器柜粉刷一新,让它穿上新衣服,这十几个柜子用调和漆160多斤,稀料30多斤,我们花了一个多星期使它们旧貌变新颜,整理仪器上千件套,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我从来不说,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看着粉刷后仪器柜漂亮、干净,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受累也值了。
实验室工作顺了,熟悉了,领导安排了我上初二年级的劳动技术课。当时整个崇文还没有开展这一课程,没有教材没有可商量的人,这课可怎么上,我觉得我不行上不了。当时的金荣春校长是教物理出身搞过无线电组装和维修,他支持我说,你有这么强的动手能力,没有问题,我当你的师傅。可是他不知道我是最不喜欢学习电子课程的,它太抽象。可是话到嗓子眼就是没有说出来。硬着头皮接下初二年级四个班,听一节师傅的课,讲一节,几节课过后就是制作课。无线电七管外差机,我曾经在上学时做过两台,但从来没有做成功过。可是当电子制作的老师就要补自己的缺,为了让每个同学的收音机都成为作品,都能听到点声音,我和师傅天天泡在一个大台面上,二百多个收音机就像一座小山,那里等待着我去开发,找上面的错焊点,调中周,调IC电流,实验室的工作还一点也不能耽误,真是忙得团团转。有时会烦躁,因为我常常希望事情顺利,但是这只是一种愿望,当发生了问题我又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从而影响工作。师傅告诉我,干这个工作只有出现了问题,才能提高水平。这又是我很大的收获。
课余时间我辅导喜欢无线电焊接维修的学生,并参加了第二年的北京市青少年无线电七管外差机比赛,比赛共有三个学生参加,一个获得一等奖、两个二等奖。
这时金校长把我的情况汇报给北京市劳动技术课教研室,他们介绍我与海淀区课上的最好的六十七中学的周大平老师相识,并参加海淀区中学劳技课教研活动,海淀区是北京市劳技课开展得最早的区县,教研活动开展的严谨、正规。在那坚持了一年的活动使我收获颇丰。六十七中位于海淀区青龙桥,过了颐和园北宫门去往香山的路上。一次我去参加海淀区在他们学校的教研活动,活动结束是下午三点多,早晨天空就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很快就将路铺成白色,那是当年最大的一场雪,我骑着一辆破车,在大雪纷飞的路上,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了,脚也冻得生疼,于是我就下车走一会儿然后再骑车。就这样用了近三个小时才到家,路上早已是万家灯火,而自己家的一切都等着我。在这么艰苦地条件下,我一年年的坚持下来,我参加了崇文区劳技观摩展示课。参加中学劳技杂志的研讨会。只要学校需要、工作需要我一定努力做好,因为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就应该去做。这时我发现我热爱广渠门中学,因为在这里我度过和即将度过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
1991年我被学校老师们选为工会文体委员,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集邮活动扩展的非常快,我有这个爱好,在集邮总公司定了集体预订本,帮助老师取取邮票,到九十年代学校里已有八十多位老师加入,而且一直是业余的,工作量是挺大的,自己热心好动的个性和直爽开朗的性格,再有就是在职员岗位上有更多的机会和精力为大伙服务,我当上了工会委员。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是工作的动力和源泉。每次区教育工会组织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教育系统运动会,兵乓球比赛,交谊舞比赛等等,大大丰富教师们的业余生活,老师们相互接触,增加了解,而从头到尾我都要参加其中,具体的事情我都要跑前跑后,我们学校在这些活动中多次获奖。体现了广渠门中学教师的风采和教师队伍的多才多艺。在工作中,也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但我把这些当成对自己性格上的磨练,为大家办事办好了应该,办砸了是自己无能。召开教代会是工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学校民主进程的大事,在筹备会上我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给学校领导班子出谋划策,得到老师和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在工作中抛弃个人的杂念,出以公心,加强团结,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1994年我被评为中学实验一级教师职称后,加入了民进组织。加入民进组织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眼界开阔了,再有就是经常不断的学习,接触的东西多了,心胸放宽了。对党的统战工作十六字方针有了了解,民进北京市委每月请专家学者做针对时局专题报告,比如,请将军讲中国和世界的军备,请农业专家讲三农问题,请环保专家讲全球沙漠化的问题,请外交家讲美国炸弹落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问题等等,讲座十分精彩,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冰霜,我都去听并做详细的记录,那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每次我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给我的老父亲传达会议精神。父亲今年九十一岁了,早年离休闲赋在家,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报纸听新闻,我每个星期回家,只要是有专题报告,我都要仔细的看着记录,回忆讲给他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是报告人,会场上只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说就是一上午,父亲那专注的眼神常常使我感动,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祖国的未来,每到这时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定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提高自己的机会,让他感觉到他的女儿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每年年初都要召开两会,之前征集民主党派的议案,我的几次议案都得到重视并得奖,特别是奥运前写的关于整治自行车停放的议案得到区民进议案的二等奖。我想不论看到什么问题,都要以平和的眼光提出问题,提出自己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使社会更加和谐,生活环境更舒适。这才是我的出发点。由于我能积极的参政议政,我被评上了北京市民进优秀会员,并参加了北京民进代表大会。
第二个十年就这样过了。
(未完待续)
我是1976年在第一师范物理班学习一年后分配到广渠门中学任物理教师。时间荏苒到现在已经工作了31年。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到现在两鬓斑白即将离开工作岗位。30年国家发生了巨变;学校发生了巨变;每个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变。回过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正是由于国家经济、科学、教育发展步入正轨,我亲身经历了国家的变革、发展才感觉到只有改革创新,对外开放,发展教育才能使明天变得更美好。
从插队回到北京第一师范物理班学习一年后,就迈进了广渠门中学的大门。到了学校课可怎么上,班主任工作怎么开展,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但是我很幸运,王智敏老师从北京市昌平长陵一中调到学校,王老师是文革前师专物理专科毕业,长我十一岁,真是年富力强,基础功扎实,工作热情,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拜王老师为师傅,每天备课、听课、做物理实验,看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边学习边上课。1976年底四人帮被揪出来,宣告十年动乱结束。1977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北京市统一中考,这样我更不敢懈怠,听王老师一节课,讲一节课,总结一节课,投入了我全部的精力和热情,每天工作到深夜,我开始喜欢老师这个职业了,因为它对自己有新鲜感,有挑战,此刻我渴望当个好老师,我需要系统的学习,提高基本素养。1978年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在文革后恢复,我在电大报名学习物理专业,边工作边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目标明确,动力十足,第一门高等数学通过考试(当时崇文区只有三个人考试通过及格线),1979年北京市教育学院在崇文区办分院我幸运的考上物理大专班,并脱产两年学习,在这两年里,我集中补习了中学数学物理知识,在大学物理这门功课里,只要是与中学有关的部分,我都有重点地学习,当拿到物理大专文凭的时候,我满怀信心的回到学校,希望开始我自己的教师工作的新纪元。
但是命运却与我开了个玩笑,上课的机会从身边溜掉了,面对高考中考的竞争压力,学校要安排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担任各科教学,学校里有大批文革前工作的老师,不论是业务能力还是管理学生的能力都十分了得,特别是他们敬业精神和教学功底我都无法比拟,像我这样文凭低的老师大批的撤下来安排到二线。当国家教育走入正轨,学校工作恢复得很快,正常教学秩序调动了中年教师的积极性,他们将埋没了十几年的才华展示出来,而我这样被文革耽误的一拨,高中、初中留校和一师毕业的老师一律离开一线,分流出教育口或深造,只有一个音乐老师在岗。由于富余的人太多,有几十个人从学校调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被安排到物理实验室一直工作到今天。
当从教师岗位下来时,离开了讲台,离开了学生,心里一下空落落的十分的沮丧。情绪低落,在这之前我干什么工作都是十分认真,虽然不十分出色,但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现在可好,被时代大潮淘汰了。回家再也不用备课,再也没有了上课铃声响后急匆匆的脚步,再也没有了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中间的那种快乐,当然,更没有了为学生的成绩提高的着急,当离开了讲台我才发现我是真的深深喜欢上了教师的工作,从不喜欢到喜欢我觉得是心灵上的一次历练,而此刻又是从不喜欢开始。但是许多事情往往是不以个人的愿望而发展的。我怀着对讲台的深深的留恋和不舍,来到实验室工作。
刚到实验室工作时,不安心,也想跳槽换个工作,感觉实验室的工作简单而且被动琐碎。在外人看来是个看堆儿,活轻省,老师来了要什么就给什么。我这么年轻,有了物理大专的文凭,干个什么工作不行。可是一直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工作,所以决定先干几年再说。
在实验室天天接触物理组的老师,他们的点点滴滴在影响着我,接触多了,知道他们大多是由于出身不好再在三填报志愿时被限报师范院校的,但是他们没有抱怨,对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做人实实在在,开导我工作不能选择,但可以干得很好。80年代初我们学校是开放学校,有一次,当时的教研组组长孙相老师带着一个外国朋友来到实验室参观,那个外国人指着展柜里的沙摆要知道他的工作原理,沙摆是老师教授高一课程讲动量守恒时的演示仪器,当时我对仪器十分生疏,只见孙老师一连串熟练的操作,在白纸上流利的写出一串串物理公式的推导,得出试验的结果,看得我目瞪口呆,十分佩服,外国友人OK、OK满意的离去,留下了我在思考,这件事本来应该是我的本职工作范畴,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完成。别小看实验室的工作,要想驾驭好它也要花费力气的。这件事情发生后彻底改变了我对实验室的看法。我也反思了自己的授课,对物理的基本概念、定理、定理、定律理解差的太远,那时有句俗话“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这一桶水不但要有工作上的不断进取,而且应在人最适合学习的年龄时获得,由于先天的不足,后天的努力是要用学生们的宝贵时间来换取,来做自己的试验田,这的确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自己只有一杯水怎么给学生一杯水。我从此踏实下来,即使不能站在讲台上,在实验室工作也要干好。
广渠门中学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学校,物理组也是崇文区响当当的教研组,它的教师队伍不但有较强的业务水平,而且是有着良好的师德和充满人情味的温暖集体,当时的实验室隶属于物理组管辖,组长郭桂森和孙相老师对年轻教师充满关爱,看到由于教育形势的变化使得我们产生情绪波动,就与我们一起谈话,进行家访,关怀着我,我也看到了那些老教师们是怎样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我时时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的情操所感动。
八十年代初,国家在改革开放经济大发展,教育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许多学校实验室原来是一个实验员负责理化生三科实验室,现在国家对教育的投资是对实验室的投资、对学生实验的重视,使实验室分科细致、专业。我们实验室也是一样,本来学生实验四个人一组,实验教室只有12张桌子,实验仪器展柜也只有10个,仪器室的面积只有三十平方米左右。学生实验的个数少,演示实验不多,这时学生实验要求两人一组,老师们也按国家教委颁布的大纲要求增加了演示实验,实验展柜一下就翻了一倍。实验室的工作走向正轨,需要大批的实验员,许多学校的实验老师都是自一线退下来的,整个实验室队伍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并且相互感染,崇文教育局领导特意开会,当时的金学方局长在会上的讲话到今天回忆起来,还是那样清晰,他说:“在美国访问一所知名大学,实验楼的楼道里展示着一张张教授的大照片,在中间的照片最大,大家猜猜那是谁?”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不知道。“那就是实验教师。在实验室的雪白的墙壁上的标语赫然写的是:实验室是科学家的摇篮。”他殷殷地教诲我们,社会、学校需要这个职业,他用长者智慧和真诚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对当时的我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启迪,搬走了我心中的大石头。局里组织实验员参观北大物理实验室,参观北京核物理研究所等等。启发教育我们,没有卑微的工作,只有卑微的个人。让我重新审视实验室工作,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所有定理定律的建立都要经过试验的验正。物理和物理实验在大学里是两个学科,侧重不同,要当一个合格的实验员,首先要有物理知识、然后还要有空间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有人说中学物理实验没有你说的那么玄,大学是大学,那是出人才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启迪孩童的智慧,与启迪科学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几年来压在心里的大石头就这样被移开了,轻松的工作,幸福的生活从此拉开大幕。
当年我从熟悉的实验器材下手,把实验室的所有账目全部重新造册,将所有仪器贴上标签,在学校做不完就拿到家里去加班,很快我基本熟悉了实验室里所有的仪器。为了加强实验室的科学管理,在制度上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完善。对仪器进行科学化摆放。
当时教委对实验室加大了投资,其中调来了一套气垫导轨,在当时那是非常贵重非常精密的仪器了,而且它对于教师演示实验中克服摩擦力达到或基本达到理想状态起了很好的作用,在第二年的使用时,发现不能调平,研究的结果是两米长的轨道变形了,中间低两头高。仪器基本报废了,真是非常的无奈非常心疼。我想来想去,什么原因造成的,很快就得出结果,因为平时存放时,只注意了灰尘和磕碰的问题,轨的自重没有注意,平时存放时水平放置,笘上块布防尘,而时间长了用铝合金制作的轨道自然下垂,导致仪器很快报废,我又找了有关书籍,书上也有关于仪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我联想到光具座,那是学生用的实验仪器,讲到透镜成像时,为了使透镜、蜡烛台等同轴,用金属做个架子,上面的轨道可以使其移动,存放时间长了也会出现同样轨道变形的问题,于是我设计了专门放光具座的柜子,用三角铁焊接,将光具座分层次的挂在上面,这样不但解决了仪器变形的问题,而且仪器柜也不容易变形,取放也容易了许多。这个架子不但解决了我校的问题,而且推广到整个北京市的实验室。
我的工作是直接为物理组老师们服务,物理组的老师们师德高尚,时时不断地给我教育和心灵的启发,那些老教师们在备课时都要备实验,不论这个实验做过多少次,袁大薇老师直到退休前都是这样。经常在实验室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改进试验,要求每次实验都必须成功,否则就一次次的实验、改进,再实验、再改进,直到成功。一次在讲到运动的独立性时,书上的例子是在一根长玻璃管中注满煤油,在里面放一个石蜡小球,观察石蜡在煤油中上浮的运动是否是匀速直线运动,那时没有什么电教手段,物体小,煤油是淡黄色的小球在里面的透明度受到限制,我们讨论,观察,实验的效果不好,改用橡皮泥等,那时还没有泡沫塑料。一直到晚上七点多了,还没有使袁老师满意。第二天一早继续,直到成功。这个实验改进当年获得了全国青少年小发明三等奖。虽然这个奖项没有给我,但是看到袁老师那满意的笑脸我的心里乐开了花,那种满足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这是我在实验室里第一次感到我的努力是可以帮助老师和学生的,我也是工作在第一线的。有了一次的改进实验看到的成果,从此以后只要是老师们有要求,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完成。但是有时候受到一定的局限,也无法实现。在初中讲内燃机工作原理时,让学生直观地看到汽油机的爆发冲程,我没有这个体验想不出来怎样改进实验让学生体会压缩点火后,气体爆发推动活塞运动,刘崇灝老师用一个火花塞一个马口铁的罐头皮,将罐头底部打上合适的孔,将火花塞装上,火花塞的接线头甩在外面,打火部分在罐子里当接线头接上电路后,用喷壶将雾化的汽油喷入罐子,迅速盖上盖子,合上开关,“砰”火花塞点燃汽油蒸汽,盖子蹦起几米高,生动直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原本枯燥的一节课上的有声有色。在物理组老师们的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下,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会观察有哪些物件与物理仪器相仿,应用了什么物理定理定律,姐姐在家叫我物理学专家,这当然是戏称。经常有老师从小册子中看到小实验,让我帮忙,刚开始自己也经常找人帮忙,时间长了我也开始了技能的学习,用喷灯弯玻璃管,用锉断个玻璃管,用手枪钻打个孔,用钢锯锯个小铁板,用砂纸打磨东西的棱角,仪器坏了自己能修就修,实在修不了的,能拆的拆下来,剩下的当制作小制作的材料储存起来。在干活中经常把自己的手弄伤,常常是旧伤没好又添新伤。实验室里的敲敲打打成了家常便饭,老师们也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但总觉得实验室里应该有个男同志,这些活让我干实在太难为我了。但是我不这样想,一个岗位它适合不同的人,这些事也不是什么强体力劳动,只要想干不论男女都能做得了,简单的设计个实验仪器,只是个小制作,就能解决老师们上课问题,这是我最快乐的事。
由于教学班的增加,在实验集中的时间里,两个教室不能满足正常的实验教学,出现了实验室排队等候的现象。老师们不能根据教学进度组织学生做实验,我十分着急,要知道如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给老师们的教学工作带来影响,对教学计划,安排都要受到冲击,尤其对学生影响是更大的,谁都知道学物理难,要想提高学生的理解,掌握物理概念,实验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怎么办?我想到周转箱,由于实验室是专科教室,它在使用中的特点是根据老师的课表和同头老师的教学进度,一般一个实验要占一个星期左右,而一个星期里,一共就上几节课,如果教室被两个年级的实验占满,第三个年级或劳技课需要教室,只能等待实验完成再为下个实验作准备。如果把分组实验仪器分别放在周转箱里,待到教室有相对有空堂时,只要将已经准备好的箱子相互换一下,不到十分钟,事情就搞定了,所有的实验课都可以如期进行。虽然这样我们会增加一些麻烦,但是当时解决了实验室使用中的矛盾。我的想法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当年就购置了一批周转箱。此后就在没有出现因实验室少而产生的使用中冲突。只要是想办法,就可以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可能这个方法是古老或是笨拙的,在此后的时间里肯定有可以修改或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准则。
老师们对我的体谅使我感觉物理组这个集体,充满了人情味,让我感到温暖、关爱,与他们合作是我的荣幸,我会用我的所有能力更好的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第一个十年工作。(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正是一个人选择了工作时期,有运气,有机遇,更多的是付出。可能在当时看不到什么回报,但是只要是坚持,好好地对待你的工作,真诚地对待你身边的一切,你就是立起来的人了。)
1988年在我的记忆里是重要的一年,那时社会流行着岗位责任制,对教师队伍进行整理,教师的福利待遇也由于多年的呼吁在这一年有了提高,并且理顺了教师的职称等级,那两年学校里走了不到三十位老师,我也深感危机,学校领导找到我,告诉我学校相信我一定会把实验室的工作做好,当我说出自己的担心时,“你这样的不用学校还会用什么人”,就这么一句非常朴实的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我表示,一定不让领导操心,会尽一切力量把实验室的工作做好。自此,一句承诺使我在实验室又踏踏实实地的工作了二十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学生大幅度增加,学校扩大办学规模,在主楼后面加盖了一座楼成为实验楼。这是我工作后的第一次实验室搬家,看着宽敞的教室,再看实验柜子黑乎乎的,显得破旧不堪,与新楼新教室格格不入,我和实验室的另一位老师吕学铃,自己设计将所有仪器柜粉刷一新,让它穿上新衣服,这十几个柜子用调和漆160多斤,稀料30多斤,我们花了一个多星期使它们旧貌变新颜,整理仪器上千件套,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我从来不说,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是我应该做的。看着粉刷后仪器柜漂亮、干净,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受累也值了。
实验室工作顺了,熟悉了,领导安排了我上初二年级的劳动技术课。当时整个崇文还没有开展这一课程,没有教材没有可商量的人,这课可怎么上,我觉得我不行上不了。当时的金荣春校长是教物理出身搞过无线电组装和维修,他支持我说,你有这么强的动手能力,没有问题,我当你的师傅。可是他不知道我是最不喜欢学习电子课程的,它太抽象。可是话到嗓子眼就是没有说出来。硬着头皮接下初二年级四个班,听一节师傅的课,讲一节,几节课过后就是制作课。无线电七管外差机,我曾经在上学时做过两台,但从来没有做成功过。可是当电子制作的老师就要补自己的缺,为了让每个同学的收音机都成为作品,都能听到点声音,我和师傅天天泡在一个大台面上,二百多个收音机就像一座小山,那里等待着我去开发,找上面的错焊点,调中周,调IC电流,实验室的工作还一点也不能耽误,真是忙得团团转。有时会烦躁,因为我常常希望事情顺利,但是这只是一种愿望,当发生了问题我又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从而影响工作。师傅告诉我,干这个工作只有出现了问题,才能提高水平。这又是我很大的收获。
课余时间我辅导喜欢无线电焊接维修的学生,并参加了第二年的北京市青少年无线电七管外差机比赛,比赛共有三个学生参加,一个获得一等奖、两个二等奖。
这时金校长把我的情况汇报给北京市劳动技术课教研室,他们介绍我与海淀区课上的最好的六十七中学的周大平老师相识,并参加海淀区中学劳技课教研活动,海淀区是北京市劳技课开展得最早的区县,教研活动开展的严谨、正规。在那坚持了一年的活动使我收获颇丰。六十七中位于海淀区青龙桥,过了颐和园北宫门去往香山的路上。一次我去参加海淀区在他们学校的教研活动,活动结束是下午三点多,早晨天空就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很快就将路铺成白色,那是当年最大的一场雪,我骑着一辆破车,在大雪纷飞的路上,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了,脚也冻得生疼,于是我就下车走一会儿然后再骑车。就这样用了近三个小时才到家,路上早已是万家灯火,而自己家的一切都等着我。在这么艰苦地条件下,我一年年的坚持下来,我参加了崇文区劳技观摩展示课。参加中学劳技杂志的研讨会。只要学校需要、工作需要我一定努力做好,因为我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就应该去做。这时我发现我热爱广渠门中学,因为在这里我度过和即将度过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
1991年我被学校老师们选为工会文体委员,这一干就是整整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集邮活动扩展的非常快,我有这个爱好,在集邮总公司定了集体预订本,帮助老师取取邮票,到九十年代学校里已有八十多位老师加入,而且一直是业余的,工作量是挺大的,自己热心好动的个性和直爽开朗的性格,再有就是在职员岗位上有更多的机会和精力为大伙服务,我当上了工会委员。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是工作的动力和源泉。每次区教育工会组织的红五月歌咏比赛,教育系统运动会,兵乓球比赛,交谊舞比赛等等,大大丰富教师们的业余生活,老师们相互接触,增加了解,而从头到尾我都要参加其中,具体的事情我都要跑前跑后,我们学校在这些活动中多次获奖。体现了广渠门中学教师的风采和教师队伍的多才多艺。在工作中,也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但我把这些当成对自己性格上的磨练,为大家办事办好了应该,办砸了是自己无能。召开教代会是工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学校民主进程的大事,在筹备会上我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给学校领导班子出谋划策,得到老师和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在工作中抛弃个人的杂念,出以公心,加强团结,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1994年我被评为中学实验一级教师职称后,加入了民进组织。加入民进组织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眼界开阔了,再有就是经常不断的学习,接触的东西多了,心胸放宽了。对党的统战工作十六字方针有了了解,民进北京市委每月请专家学者做针对时局专题报告,比如,请将军讲中国和世界的军备,请农业专家讲三农问题,请环保专家讲全球沙漠化的问题,请外交家讲美国炸弹落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问题等等,讲座十分精彩,不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冰霜,我都去听并做详细的记录,那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每次我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给我的老父亲传达会议精神。父亲今年九十一岁了,早年离休闲赋在家,只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报纸听新闻,我每个星期回家,只要是有专题报告,我都要仔细的看着记录,回忆讲给他听。到这个时候,我就是报告人,会场上只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说就是一上午,父亲那专注的眼神常常使我感动,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祖国的未来,每到这时我都会对自己说:一定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学习,不放过任何一次能够提高自己的机会,让他感觉到他的女儿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每年年初都要召开两会,之前征集民主党派的议案,我的几次议案都得到重视并得奖,特别是奥运前写的关于整治自行车停放的议案得到区民进议案的二等奖。我想不论看到什么问题,都要以平和的眼光提出问题,提出自己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使社会更加和谐,生活环境更舒适。这才是我的出发点。由于我能积极的参政议政,我被评上了北京市民进优秀会员,并参加了北京民进代表大会。
第二个十年就这样过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