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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哲学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在与科学的关系方面，哲学应该在坚持自身的科学性的同时在方法上和科学相区别；其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需要和解而不是对立；最后，哲学不能以立法者的身份出现，它的科学性在于寻找答案的过程而不在于答案本身。
关键词：哲学；未来；科学；优化；自由
作者简介：Л.А.高根（Л.А.Коган），男，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俄罗斯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研究。
译者简介：刘柏威，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从事俄汉对比、语言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巴赫金理论的宗教渊源重议”，项目编号：15YYD03
中图分类号：B5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2-0001-10
研究哲学的未来这一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许多人认为，哲学已完成它的存在，而且已堕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人认为，这样也好，因为或许它的离去会在一定程度上整顿过度紧张的现代性问题。而由此也会产生虚无主义的哲学新浪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哲学的虚无主义）。
而其他人在一般情况下共有这个关于哲学自我废除的否定性结论，同时承认其转化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狭隘地理解，就是完全转入哲学自身的过去或成为研究思想的纯理论；或者，通过宗教和从属于宗教来结合，转变为神智学或科学哲学（这常常被归纳为实证主义，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哲学）；或者，还有一个关于哲学废除最流行的说法——哲学通过全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政治的女佣。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结束和崩溃的不同版本而已。
然而，生活证明，尽管哲学中充满各种危险因素，尽管发展中有曲折也有与此相关的极端和扭曲，但都没有耗尽其再创造的可能性。哲学的未来使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思想家非常感兴趣。他们将它的大部分内容与宗教捆绑，但他们预测的动机是超越宗教信仰的，是普遍人道主义的，是强大的。伟大的人类学家Н.Ф.费奥多罗夫认为，哲学的未来是以普遍的调整和自然的人化为基础的，人类的内在需求在此复活，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团结在此实现；这些想法的化身就是共同事业哲学或者说是普遍理念的体现、超道德主义的一切事物的综合。
Л.М.洛帕京写道，虽然哲学重历模糊的乱世，但我们还不能将其束之高阁，应该看到它在知识领域中起到的中心调节作用。Н.А.别尔嘉耶夫看到了哲学在深刻认识人类价值观中的前景。他认为，如果物理、化学和其他科学展示的是个人的、局部的真理，哲学则必须查明真理的完整性，这将标志着人类自由精神的完全胜利。П.А.弗拉林斯基则看到哲学在建立完整世界观，树立人类道德活动底线中的重要性。[1]（P130-131， 133）
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的未来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地球化学的奠基人之一А.Е.费尔斯曼在1922年写道：“当人类自身掌握好精确的实证知识后，那时，一切美好的未来将归功于我们现在称之的人文学科。……科学创造性的思维将再一次回归到人类本身，回归到人类的认知上来。在新旧世界之交它的成就将是可喜的，而新世界来自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智慧（Homo Sapiens），由人类科学（Homo sciential）产生。”[2]（P50-51）从А.Е.费尔斯曼对人类认知和创造性思维转变的关注我们可以知道，他指的是哲学（至少可能最先指的是哲学）。虽然他在上下文中没有直接对当时的人文环境做出解释。要知道，在费尔斯曼提出以上观点的年代，俄罗斯正欢庆着经院哲学的毁灭。而且，А.Е.费尔斯曼预言哲学是有未来的。这里我们就要提到量子力学的奠基人马克斯·玻恩。他写道：“我相信人类迟早会觉醒，摆脱技术的束缚，不再吹嘘自己的全能，转向关注理智、和平、人类的爱、温和、尊重、对命运的满足、艺术和真正的科学。”[3]（P333）尽管此处能清晰地窥见哲学的意义，但并没有直接谈到哲学。玻恩承认，物理学需要哲学（事实上，玻恩在另一处曾写道，真正的哲学就是理论物理学）。[4]（P267）
美国知名学者理查德·费曼对这一问题持有特殊观点。当很多人还热衷于研究不同层面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时，“正如谈到其他行星的发现和研究，就会想到生物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他却预言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5]（P191）。但费曼将哲学与科学创造潜能的消耗和一切基础发明的实现相联系，而剩下的仅仅就是在普遍性的前提下思考生命。我认为，恰恰相反，哲学的未来是与科学的胜利、任务的极度复杂化以及大众需要哲学的思想密不可分的。正如费曼本人所说：“物理定律的边缘处总是神秘的，需要深思。”[5]（P34）而难道不正是在那“边缘”之外、神秘之处、无法给出精确解释的地方开始哲学田地的拓荒之旅吗？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解决了大规模形式化的抽象运算，使人们的智慧得以解放并用于真正创造性的活动。
哲学的未来不是独立存在的伟大事物，它取决于社会整体的发展。真正的哲学不需要法西斯主义和集权官僚的假社会主义，不需要自私自利、肆意妄为、充满犯罪的市场。哲学本身作为全世界思想和精神道德健康的最重要的结构原则与道德规范相关，而不与病态的社会生活相关。如果社会有未来，就意味着哲学也有未来。而且，人类的未来并没有深刻的自我意识，正如哲学也没有自我意识一样。至于是什么样的未来，则只能是猜测了。
一、哲学和科学：相同抑或是统一？
哲学的未来存在于客观研究科学的道路上，这点毋庸置疑。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虽然都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但积极地互相作用，彼此渗透。然而，关于它们一致关系的问题却很复杂，一直没有定论。
哲学和科学的分裂与对立，哲学演变为无原则诡辩的政客的车轮以及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趋势是十分危险的。哲学作为探寻真理的一种特殊方法，被肤浅的高谈阔论偷换概念，而庸俗的俚语和后现代学者惑人的言论则替代它辩证的范畴化语言。暂停和制止这种反对哲学的理论，停止动摇它的学科地位，停止对哲学侵犯性的言论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具有客观的历史观和避免片面性。 有时人们试图以必选其一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哲学是科学，或者哲学非科学。除此以外便是庸人自扰。非科学的观点是绝对的，也是模糊的。但是，要知道，并非所有事物都属于知识领域，有一些事物对于科学而言是陌生的，甚至是敌对、反科学的。如果遵循严格的二分法：要么科学要么非科学，那么不与科学相同的（或是自身参数不完全符合科学标准的）哲学就不能是真正的哲学。
如果哲学和科学完全融合一致，那么怎样解释由它们相互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催生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呢？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研究客体的不一致性，选择的研究工具、方法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在古代，这种差别很微小——一个人通常既是哲学家又是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研究的学者（比如哲学家和作家），他们是同源的。随着知识的发展和复杂化，知识也在不断地分化，同时每一个领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旦达到实验工具阶段的自然知识以自己的立场站稳脚步，打上科学标准的印记，这种界限（不否定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就会划分得越来越清晰。科学和哲学可作为互通的容器，但有一个事实值得实证科学家深思，哲学家具有基本的科学性，但不排除显著的类型学差异：科学更注重与经验、观察和计算产生联想，哲学则更多是与抽象的思辨、反映的包容性产生关联。很明显，这里讽刺的对象不是自然学家，而是想入非非的形而上学者。
哲学（所有的哲学）作为科学（仅仅是科学）的单义特征主要取决于它纯粹的形式内容，哲学的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的范畴和结构的“袋子”。但与具体内容相比，从形式和结构入手更易于进行基础研究。无可争议的哲学科学性既不是研究目的，也不是结论，而是哲学研究的手段和条件。以科学性为基础，哲学开始解决自身的任务。通过对哲学和科学元素（组成部分）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是如何协调为一个整体，如何“工作”的，其目的是什么，会有怎样的结果，会产生哪些有益的作用。从这一观点来看，不是每个哲学都能被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认同。就好像这个准则适用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罗赞诺夫和谢斯托夫，也适合很多经典的哲学理论，但哲学作为科学本身并不追求这样的认同，它们有另一种更高的追求。
哲学和科学在各个层面都有联系，甚至于直接相互转换，即具体的科学可以上升到哲学范畴，而哲学中也充满了科学的内容，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独具特色的科学。但需要阐明何时、何地，为什么哲学获得了科学的地位，这一科学性的标准是怎样的，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切都不是标准的，而是程序化的。而概念的运动也是可能的，即没有任何哲学能避免由科学转变为前科学和反科学状态。科学性不是灵丹妙药。用科学来构建哲学完全是动态的，是相对的适应，需要不断的修正和调整，是一个历史过程。
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共同点，但也存在差别。哲学的结论对于科学来说大部分都缺少单义性和普适性。它们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研究方向中。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观点（有时会有更多观点）。这种“分散”未必是一件坏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哲学家的兴趣、观点的自然分歧和哲学对话的本质息息相关。哲学有别于科学，并不直接发掘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而是探寻、论证、概括。如果科学整体研究的重心在客观事物和自然界（按着爱因斯坦的说法，该内容不夹杂任何感情成分），虽然哲学的注意力也集中于客观世界，但主观能动性在这里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哲学概念构成于现实与理想的节点上，这与它研究范围（此处指理想化的范围）的宽度和广度相关。概括越精练，概念就越理想化（相对于逻辑认识论和价值认识论而言）。有别于具体科学，理想问题作为精神的高层任务和追求的崇高目标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理想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指路的明灯。科学具有的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就是对它所研究的事物形式化、测量和计算，并经得起实践经验的考验。而哲学中的事物则有些不同，它的基本世界观的结论并不会让步于普遍性和严谨的证明。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科学存在普遍的历史进步，但发展并不平衡，因为占据首位的总是知识的不同领域。后起之秀借助自己前辈的经验，超越他者，取得更高的成就。前人的观点创造性地被后人同化，辩证地接受，成为新的方面和更包容的系统。在哲学史上，如此普遍、直接的平移运动是不存在的。哲学中学说、流派、方向的深度个性化对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学派的创始人给它们打上了无可替代的烙印，而这些学说以他们命名也绝非偶然。当然，科学并不是没有个性，泰斗奠定了基调，但其影响的尺度、联系的特征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例如：万有引力定律永远和牛顿联系在一起，就像物种起源理论之于达尔文，相对论原理之于爱因斯坦，但是其他一些学者也活跃在这些研究上，为发现这些理论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需求会引起科学发展和创新的转变，这些学者的存在是合理的，即使没有这些学者，也会有其他学者前仆后继。学说和创作者的命运密不可分。伟大的哲学家的个性贯穿于他一切学说的基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同一时代，正如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尽管他们的观点有所联系，可以相提并论，但取而代之的则是他们的完全独立和各具特色。他们中有的人描绘了柏拉图的精神世界，而另一个则描绘了亚里士多德；一个描绘托尔斯泰，另一个则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不能说，为哲学带来大量新发现的苏格拉底完全超越了先辈——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也不能说谢林超越了斯宾诺莎、康德或者黑格尔。每个人都特色迥异。在历史中他们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享有自己的地位，但也不能排除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继承性。
存在这样的一种看法，承认哲学既是科学也是世界观令人左右为难。我们无法同意这种观点。哲学是脑力劳动划分的最有思想包容性的领域：既是一般科学、世界观普遍理论、社会意识形式，也是精神文化精髓，是上述方面的一个整体，彼此并不排斥。不是思考者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由此可知，哲学不仅是专业（职业），更是一种使命。
如果科学是哲学的基础，那么哲学就是科学逻辑认知的入门知识。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物理学家的世界“永远小于哲学家的全宇宙观世界”[6]（P6）。根据唯科学主义学者的观点，一致认同哲学是科学的这种观点必然会提高哲学的地位，但也可能会在不必要坚持该观点的条件下导致相反的结果，即限制它的可能性和权威性。哲学和科学密切相关，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却也各有不同。哲学是科学，也不是（不仅仅是）科学。哲学进入科学的框架，除了独特的科学反应和对客观事物的解释，它还包括哲学阐释和人类精神道德观念以及对科学的审美观，这是主要的方面。哲学在古代被称为形而上学是有原因的：形而上学指的是在物理学和其他专门、具体的学科之外的认知知识。恩格斯重新定义了这个术语，仅在方法论层面确定了它的意义，把形而上学看作是辩证法的对应体。这也激化了与反进化和反革命观点的斗争，同时也冲淡了对哲学反映本质的理解，形而上学作为落后于时代的事物被接受了。 哲学是理解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勇敢地突破视野的局限，摆脱了物质存在的框架、因循守旧和空洞性，超脱任何局限（首先是自己本身的局限）所任意建立的“禁忌”。这是它的超现实性，或者，如果这样说合适的话，特殊的先验性（不要抹杀这个概念，这里不是传统不可知论的含义）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的内在性与它自我更新的内在本质的适应。这使得哲学将自己的独特性、差异性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相融合，在精神生活和文化中成为统一、协调、目标一致的开端。哲学在融合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方面，在避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隔绝方面，在探求和综合艺术、实现艺术和科学的联系方面，以及和道德的联系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巴赫金高度评价了哲学的协调功能：“哲学的地位，源于结束精确科学性和起始其他科学性之处。哲学可以作为所有科学（所有意识和认知形式）的媒介语言。”[7]（P364）
合理的假设，即承认哲学的包容性、原则的开放性、不满足性、它的活动特点、功能动态超现实性、内在超验性和动态性，这些问题会在将来变得更加尖锐，同时也会打开更加明朗、开阔的新视野。哲学的未来会在从一切愚昧中解放的道路上奋斗。
二、由对抗转向优化
世界全面改变的思想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战斗的号角和源泉。在对抗开始的时候，人类和世界被解释为异类，而人对世界的不满则是一切行动的源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想法，后来，这一想法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理论。
年轻的马克思在诗歌《人的自豪》中写道：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8]（P668-669）
这种自豪感通过浪漫的诗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理论论述中，这种骄傲感体现在其后来撰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中。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P4）这里，改变世界与解释相对立，改变世界位于第一位。这与逻辑，甚至与承认大脑是人类世界主宰的人类智慧相悖。此外，改变外部世界不是目的本身，它应该服务于人及人的利益，改善和提升精神生活，而这则意味着需要与自我改变、自我完善、自我释放相协调。外部改变和内部改变都处于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中。1854年，马克思在第三条提纲中提到关于环境改变和人类活动改变就像自我改变一样，但是在1888年，恩格斯稍晚的著作中出现了“自我改变”这个术语，这个提纲直到今天仍在出版。这也加强了这个结论式口号的专横、强制性倾向。[10]（P103）在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在于改变的现象明显地绝对化，因为涉及到的不只是某一确定的、局部的改革，而是世界整体的改变。这是恶魔的挥手，不现实的、反自然的任务，如此普遍改变的世界是无法预测的，是悲惨的。
马克思主观上没有在自己的言论中提到破坏世界的意义。并且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初步的草图，新的世界观的萌芽。但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思想理论的外衣里成长，这部作品是他的战斗宣言和主旨。原来的最高纲领主义为后来唯意志论和极端主义学说的推崇者开辟了道路，随后成为世界革命的纲领，并在无产阶级的赞歌中被歌颂和准许，“我们要打破压迫我们的世界，重建新的世界，原来什么都不是的我们，要成为一切的所有者”[9]（P17）。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改变世界的愿望将颠覆世界的尝试付诸实践。
对立模式是构成哲学的一个基础，生活被认为是黑白色的，人被分为“自己人”和“外人”，有绝对的正确，也有无法弥补的错误。毫不妥协的战斗，直到将对手消灭被认为是解决冲突最主要的办法（实质就是战争）。“战斗”几乎成为马克思官方语言中最常见的词。在所有的讨论和纲领中都有阶级斗争、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到处都存在的“国家敌人”的战斗。这不仅是政治战略、战术的本质属性，它还从头到尾地贯穿于世界观、世界观的原则和理想之中。谈到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在自己坦诚而又诙谐的履历表中断然写道：“战斗。”对立斗争和统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斯大林截取的斗争规律。列宁也只是强调对立斗争的绝对性。当认为斗争达到一种极致，可以普及、变成一种万能药时，斗争将是一条死路。
在未来，哲学获得突破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去意识形态化（деидеологизация）。这可能会使一直谈论意识形态的人感到不安，这些人视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意识为一体。但文化要稍稍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更丰富一些。意识形态是一种被制定的特别形式，是一种实用的，同时也是被神化了的、颠倒的意识。其基础不是建立在客观真理上，而是臆断的理由和事先确认提出的政治假设。意识形态的专制就表现在判断上。当它获得了党派和国家的地位之时，就会成为普遍存在的意识，会变成集权意识、宗教性的专政。
说到哲学的去意识形态化，我并不是指它要与政治脱节，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哲学一直在世界历史剧本中处于核心地位。我所要谈论的话题是另一方面，即有关于遵守这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标准，所有的事物都有着其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人们不可能将政治变成造物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将它从政治家的专政中解放出来，从政治局势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哲学去意识形态化的特点体现于其自身，体现在它唯一的对抗性格局中。如果将社会划分成阶级，甚至是在民族统一的条件下将文化加以限制，那么哲学就应成为社会分裂的写照。显而易见，其不同的观点，即唯物观和唯心观就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派，甚至在各自哲学阵营中也是如此。哲学的整个历史就像是永无止境充满纠纷的舞台。历史哲学的进程和历史自身的统一被忽视。哲学家之间的很多分歧本身是完全自然的、合乎规律的论战和创造性的辩论。哲学家之间的战斗如果被上升到一定的精神高度，那他们的斗争从来都不是怀有私人目的的，而仅仅是众多寻找真理途径的一种。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曾非常尊敬地对古代唯物主义的始祖德谟克利特提出看法；斯宾沙诺曾与笛卡儿进行过科学得体的论战；康德与费希特曾将丰富培根的引言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莱布尼茨富有特点的箴言为拉季谢夫的哲学论文打开了一扇窗；莱布尼茨在与霍布斯的友好通信过程中称培根是绝顶聪明的人；莱布尼茨在批判地选择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时，发现了后者罕见的判断力和敏锐感。这表现出了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之间深深的理解。在这方面可资借鉴的人就是休谟，作为英国伟大的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他不可能没有发觉自己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有着很深的分歧，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十分具有创造力地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建立了联系。18世纪60年代，休谟到法国参观期间，他被百科全书派分子友好的关注所包围，而他们却是休谟的论敌。当时，百科全书派分子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霍尔巴赫将休谟视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人类的朋友。关于创作上的相互关联性，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尊重，索洛维约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肯定，赫尔岑、托尔斯泰和费奥多罗夫的相互赞成都能为此提供证明。通过我们所举出的这些例子可以发现，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争斗并没有妨碍到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和继承性（尽管时常会出现负面的、论战的方式）。此外，某一哲学观点的代表人物并未停留在批判地接受别人思想的地方。以谢林为例，他感受到了来自斯宾诺莎的影响，索洛维约夫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类学艺术等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它们说明的当然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要放弃某些基本原理、丢掉自己的角色和锐利性，而是说明了以各自的重要性为前提所展开的分裂是不能解决真实多彩的哲学生活的问题的。必须为这些学说找到一个实际的方式。不过，尝试在唯心观领域里打开哲学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哲学的未来必然要超越唯心主义，超越其倾心所欲的偏见和刻板。 从与世界对抗到试图找出它最优化的哲学转变观念，这不是由对亘古存在的安乐气氛的信仰中得来的，这是光明的乌托邦，出于这一点，这里没有其他的路径可走：要么人类学会仁慈和人道，要么就停止自己的存在。
哲学这种转变的趋势表现在对待自然态度的累进改变，即不再以敌视的目光看待大自然，应当按照生态准则的先后发展顺序获取一切宝贵的东西。这一准则就是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亦不是其主人；不是它普通的目击者或观察者，而是它的同盟者、对话人和共同的创造者。人类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正因此具有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特点，也就是说世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理解。这两者在人类主观思考开始后诞生。这样一来，就能促使人类不再单纯地研究大自然，仅仅或多半是以功利实用为目的，就好像大自然是开发利用和获得利益的客体；促使人类完全彻底地领会到它在诸多方面的创造潜力，包括在本体论上的自给自足、诗意的原生性、自我价值、自然准则以及真实发展着的鲜活有机体。在大自然面前，哲学将由最开始表现出的惊奇而最终走向对大自然所向披靡的爱和同情。生态环保意识是哲学发展的重要矢量之一。当我们在拯救周围环境时，我们也在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
人性也需要重新做出定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其进行充分估计。人的本性是与他的社会属性相对的，其结果就是向社会宣布了个体的存在。与此同时，人性被社会自然化、具体化和人格化。他不会存在于个体之外，也不会封闭于个体的内部。在坚持社会历史的主导作用开始的同时，应当明白没有存在于社会之外的自然，也没有社会能在自然受损的情况下安然存在于人类当中。这就需要它们有机地相互渗透和最有利地相互补充及丰富。忽视人的本性就是忽视他的自然需求和他的潜力，就是在将人性视为纯粹社会存在的同时，又对人的意识、信念加以限制。发展的固有性和自发性的要求是完全适用于社会的。马克思曾对此进行了正确的定性，指出它的发展就是自然历史的进程。这意味着它必须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它的不同形式是连续继承的关系，新社会秩序的要素是逐渐定型、成熟于旧的母体之中的，这并非排除历史上的连续破坏和革命的飞跃。但革命并没有被一直视为历史有效的“接生婆”、自然标准和最高点，革命只是矛盾积累到极限而产生的一个灾难信号。要想医治这个病症就需要“外科医生”的帮助。
在专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体制下社会是不能正常发展的。不能以牺牲千百万人的命运为代价来验证它们。这里必须要有对话、相互理解和优化。这是历史的一个课题。
人们经常谈论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就好像它是以某种现成的形式保存在一个地方，人们只是需要去找它。虽然人们总是接连不断地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人生的意义并不是个实体。如果后者是现象的本质，那么人们正是通过对意义的思索、价值和作用的审视而去关注它。在没有人类的世界，既不会有意识，也不会有荒谬的行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不会有作为反馈的发展进步，没有善良与邪恶，没有真实与幻想，在道德和精神方面这样的世界是中立的，所有这些都是人为衡量出来的。某一进程的意义并不是自发地产生于进程的内部，它形成并成熟于我们同世界相互作用的能量场之中。并且，人才是动议者和许多思想的创造者。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创造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命运。
人类是历史的主体，是它的共同创造者和主人公。不能低估、轻视人类，也不应高估他在每种情况下的潜力。在看到他身上最高价值的同时，应该明白这一价值的形成是有意识地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命运的礼物。人类的互相强化和互相信奉是由失望和崩溃引起的。普希金在《茨冈人》中称其为所谓的“高傲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妥协地接受“高傲的人”的说法，他解释的“高傲”与一般意义有所不同：人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但却过度地膨胀，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应该呼吁，人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应该顺从，而是要理智地、合乎道德精神标准地自我约束。谦虚意味着人在悔过，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毛病，是精神上的自净和自我更新，这是通往当之无愧的自我实现论和自由之路。
总体而言，哲学是被具体化的被确认为生活中反熵、创造建设的开始，哲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联系和互补——经过连续不断地彻底地克服一切有碍于正常发展进程的事物，它朝着最大限度的秩序化发展，并将世界带入和平。笔者认为，未来哲学的基石在于衡量其基础范畴，而他的结构性观念就是长期优化发展的观念、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以及全人类的互相支持。
三、从公理体系建设到万能假说主义，哲学——自由的自觉性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都是倾向于先验论的，因此也就在根本不需要论证的情况下，确立了最终公认的真理。这一公理是建立和围绕在一个封闭的体系框架内。哲学体系本质上是有别于科学概念意义上的体系的，它不仅需要客观的自我组织、学说的内部完整性，还需要与创建者的意图（方法和思辨的构思）、观点相适应。因此，体系间的连接处，从表面看能经受研究的学说、客观规律、方法论就会出现矛盾。思想家的目光最好能跳出体系的限制。通常，哲学体系的集中关注点并不是团结起来寻找真理，而是搞分离。它们的特点就是经常自认为独特，在精神的最高点起着作用。海涅这样描绘类似的系统：
世界和人生十分残缺，
我要去向德国教授请益。
他懂得怎样把人生整理，
从中建立一个明确的系统；
他会用睡帽和睡衣的碎布，
为我缝补这宇宙的破洞。[11]（P117）
在这些系统中有一个是主张认识是要达到最高水平的，那就是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理论。过去大规模的研究因先驱者们自身的经验不足而变得低沉，他们之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在某方面获得荣誉。
哲学未来的发展与这种天真目的论主义不相容。未来的发展要求拒绝所有不容争辩的、专横章程性的定言判断。在哲学当中，亦如在艺术当中，是没有最高水平的。
这种自我限制在逻辑上源于哲学的特性。注意力的中心不是客体（世界），那样就疏远了人类，也不是主体（人），那样就使得自己成为了鲁滨逊特有的与世隔绝的角色，其中心是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的联系，人类的世界（更宽泛地讲就是人类宇宙领域）或是人类世界，这会是一个开放的、生气勃勃的系统。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在理论上把握了整个宇宙，同时也要投身于其中，生活于其中，展现出对生活理智的爱，要心满意足（不在乎其他事，对抗罪恶，同它们斗争），在它的面前敬仰斯宾诺莎、爱因斯坦、施维策尔的思想。我觉得这些就是原理和方法，是现代世界观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具体化后就成为哲学最重要的既定性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存在中的自我确定。对待生活的态度成为这一问题在认识论上的断面。 普遍性总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具体事物当中。哲学的基本问题历史性地转变，并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方向，同时折射出众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触及到了人类的利益和他们意识的痛点。关键不在于假斯文地认为哲学问题要比其他问题好，并鄙视地看待其他问题，好像不值得投入注意力一样，而在于所有令人担心的问题要以自己一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视角来看待，以永恒的视角来看待。
在这些问题之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被人们称作永恒的或是最终的问题：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并将去往何处；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时间的秘密及其与永恒的关系；无限的存在与有限及其注定灭亡的组成部分的关系；生命和意识的起源以及生与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总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世界的完整（统一）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要得出完全、彻底、统一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其特殊性就在于无论是认识论还是价值论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各自的结论。我们只能是不断地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接近它们的答案。这些尝试毫无疑问会在未来成为人类探索新的宇宙、微观世界和精神领域的出口，并强化摆在它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讨论的不是关于真正的、广泛的、迎面而来的问题，或是要随时随地、全神贯注于这一问题，而是永远不要忘记这个问题，不要将这一永恒的、共同的、高尚的存在的暗示从自己的视野中移开，同时还要以这些标准的尺度来对比和衡量我们现在的利益、意志和行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不在尘世的空虚中迷失日常琐事，在存在的诱惑、传奇中变得空虚，接近最初存在物质的真相，更多地思考真实、永恒、精神、义务和良心的审判。
有时，不满表现在哲学课题的全球性理解上。人们在它的区域化、不同地区的紧密联系中细分出一系列实用学科——教育哲学、健康哲学、行政关系哲学，并从中寻找解决的办法。适当地加强哲学同生活之间的联系是无可厚非之事，但也不能以牺牲哲学的本来面目为代价。无论这是怎样的奇谈怪论，一望无际的包罗万象永远是哲学的顶级问题。哲学不是要偏离这一重大使命，而是要拒绝自己的结论是绝对的和人人都要遵守的论断，要拒绝有关真理的专断行为。
哲学不仅是现实的、纯粹的、真实的，它也是过去的，而且尤为特别的是将来的、可能的和应当的。未来，人们将更全面地讨论、强化哲学的启发预示功能，更广泛地揭示其可能性和富有前景的发展趋势。所有人类活动各个层面的自由选择问题都将变得更加切合实际，其中，首要的就是在善与恶之间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这样一来就能增加自觉性、个人主动性和责任心的作用。从无知到有知最主要的转变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设和可能性的预测。费曼认为，其作用不仅局限于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猜想。与元科学相比，假设思想在哲学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大一些，已经超越了它所研究问题范围有限的特点。如果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的社会行为而言，寻找真相是最重要的过渡手段，是想要达到这样或那样特别目的的主要途径，是发现的前提，那么在哲学中注意的焦点就是这种寻找本身。哲学的发现就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它表现得就像不断探寻的人类行为的整体反思、创造性的投射和先驱者。通过生活使自己变聪明以及摆脱昔日的自大，哲学可以对世界说：“我不会宣布要无条件地执行什么，也不会预示和指示，不会教训任何人，我只是不停地寻找、推测、接近和提出问题，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1]（P133） 所有独行的猜测、探寻，哲学都要求合并起来，看上去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概念，无拘无束的、开放的、多元的思考，包罗万象的假说主义。或者换言之，成为了通用的大无畏精神寻找理论，人类自我实现的创造理论。关于假说，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意味着哲学的脆弱，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也不能证明哲学的贫乏，相反，这说明哲学具有人性的优点，未来有明确的方向，能认清自己责任和有计量自己的尺度。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哲学注定要灭亡，并永远都要停留在假说阶段（我们一直在尝试弄清哪怕仅仅是哲学发展的共同过程和趋势），而是推动寻找达到更加可信的、有根据的绝对观念。哲学要求遵守理论认知过程，并且没有将自身抬升到通用定理的地位上。精神的大无畏要求人们要有自制力、合乎道德标准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能力。
前行的路上，哲学同时还关注自己的起源，与智慧接近。在古代哲学是与智慧在一起的，并对其充满爱意。智慧并不单单是有知识、有意识、有自我意识、有能力和技巧，并不是外在、借来的灵通消息，而是独立地得出并获得主要的和基本的知识。为了能成为有智慧的人，需要的不仅是思考，还要充分武装自己的知识，不断尝试。亚里士多德在智慧中看到了占首位的知识。塞内卡认为，智慧就是生活的艺术，体现在哲学统一的思想和行动上。他写道：“哲学是用来教人做事的，而不是说话。它要求每个人都要按它的规律生活，以便于生活不会与语言断开关系。智慧的第一要义和第一特性不允许语言与事情分离，永远做自己。”[12]（P37）
我认为，在未来的哲学里，会有很多斯多葛派（经得起生活考验的）令人敬仰的观念——个人的优良品质、独立性、合乎道德标准的自我守则和完整性。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古拉格和奥斯维辛，大屠杀和切尔诺贝利事故，我们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损失的巨大性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世界罪恶的尺度，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发展中心，改变了自我意识存在的精神面貌。这样的历史不能毫无声息地过去，而应渐渐地积累并呈现在社会意识之中，深入到人的基因。出于这一原因，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地摆出了一个问题：要么完全地退化，自我毁灭，要么就精神重建和重新生活。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这样，发展的通用矢量就有可能并且必须进行根本改变：由博而不精的、集中在外的离心文明向无限性、长久的不能消除的扩张发展，凭此可以进一步推进，更多地抓住并强烈地转到知识广博的向心文化，集中到人类的深处，转向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将精神升华和相互协调。按普希金的话来说，人在感到茫然和精神空虚的时候会激起精神创造的平静，他满怀希望地指出，这种二位一体就是合乎人类道德的乐观的自由。
这是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获得悲剧的乐观主义特征。人类对待自我、周围事实以及它暴力的、灾难的、在多数情况下非理性的冲突越清醒、越深刻，就越会依赖于头脑、拯救个人灾难的勇气、有益的完整性和正直优良的品质。我们会想起普希金说的那句话：“朝着心所指引的自由的地方去，你无须介意……”思想的悲剧，世界末日的启示与道德意志的生命冲动、责任和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相联系，与人类正直行为的可行性相关联。人与世界相互连接，相互融合，获得进步，获得爱，而这一切弥补了世界的混乱和难以逃避的分离悲剧。 哲学之所以受到责备，是因为它太多地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过去。不过，这不是自我中心的自恋，哲学自然本质中的所有东西就像条件反射、模式化一样，永远是自身的回报，永远是自我的创世纪。自我意识与世界观在这里紧密结合。开头与结尾连生。追溯它的根源，或向宇宙深处移动，哲学定期返回到其原来的直觉，它的本质，它的使命，人类及人类的永恒。世界统一附着在自由的人类精神中。
自由与哲学是互生的。没有自由，就没有哲学。但是，没有对生存本质的认识，自由也是不可能的。创世纪的无边性和完整性以及人类精神的折射是自由与哲学共同的宇宙元素、统一的问题和信息领域。由此也产生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容量和吸引力。
哲学的主题是自我实现、自我创造和道德自决的人。哲学是作为自由的想法而诞生的。哲学家是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每一次真正的哲学都始于人作为一个个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思想的道路。如果哲学是文化的精髓，自由则是哲学的灵魂。伊壁鸠鲁认为，哲学的理念是自由。谢林在哲学中看到了自由精神的象征，而在自由中是哲学的开始和结束。“哲学的所有内容、信息和概念，都是对自由的理解，他写道，在各种表现形式中给人类精神以自由（而不只是在他的内心生活中），并给科学的所有领域带来了比以往革命更强大复苏的力量。”[13]（P20）他补充说：“哲学更高的品质在于，它是人类自由所期待的全部。”[14]（P83）对自由与哲学不可分割更深层次的理解体现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中，按照俄罗斯著名思想家的观点，还体现在存在主义的思想中。
拯救人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对世界命运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的第一源泉和基础是人的自由。因此，可以假定，在21世纪哲学将是创造性的、以道德为导向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参 考 文 献
[1] П.А.Флоренский. У водоразделов мысли， Москва， 1990.
[2] А.Ферсман. Пути к науке будущего， Петроград， 1922.
[3] М.Борн. Выход в космос – добро и зло， Диалоги， Москва， 1979.
[4] Макс Борн. Физика в жизни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Москва， 1963.
[5] Ричард Фейнман. Характер физических законов， Москва，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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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М.М.Бахтин.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71.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Cочинения， тома 1-39，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1974.
[10]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Фейербах.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оззрений. В кн.： К.Маркс， Ф.Энгельс.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1.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6.
[11] Генрих Гейн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омах. под общ. ред.： Н. Берковский， И. К. Луппол . Москва：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8.
[12] Луцкий Анней Сенека.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письма к Луцилию.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С.А.Ошеро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13] Ф.В.И.Шеллинг.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ущност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своб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Книжный дом” Либроком， 1909.
[14] Ф.В.И.Шеллинг.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 о догматизме и критицизме. “Новые идеи в философи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4.
[责任编辑 付洪泉]
关键词：哲学；未来；科学；优化；自由
作者简介：Л.А.高根（Л.А.Коган），男，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从事俄罗斯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研究。
译者简介：刘柏威，女，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从事俄汉对比、语言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项目“巴赫金理论的宗教渊源重议”，项目编号：15YYD03
中图分类号：B5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2-0001-10
研究哲学的未来这一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许多人认为，哲学已完成它的存在，而且已堕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人认为，这样也好，因为或许它的离去会在一定程度上整顿过度紧张的现代性问题。而由此也会产生虚无主义的哲学新浪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反哲学的虚无主义）。
而其他人在一般情况下共有这个关于哲学自我废除的否定性结论，同时承认其转化为其他理论的可能性。狭隘地理解，就是完全转入哲学自身的过去或成为研究思想的纯理论；或者，通过宗教和从属于宗教来结合，转变为神智学或科学哲学（这常常被归纳为实证主义，因为科学本身就是哲学）；或者，还有一个关于哲学废除最流行的说法——哲学通过全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政治的女佣。所有这一切都是它结束和崩溃的不同版本而已。
然而，生活证明，尽管哲学中充满各种危险因素，尽管发展中有曲折也有与此相关的极端和扭曲，但都没有耗尽其再创造的可能性。哲学的未来使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思想家非常感兴趣。他们将它的大部分内容与宗教捆绑，但他们预测的动机是超越宗教信仰的，是普遍人道主义的，是强大的。伟大的人类学家Н.Ф.费奥多罗夫认为，哲学的未来是以普遍的调整和自然的人化为基础的，人类的内在需求在此复活，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团结在此实现；这些想法的化身就是共同事业哲学或者说是普遍理念的体现、超道德主义的一切事物的综合。
Л.М.洛帕京写道，虽然哲学重历模糊的乱世，但我们还不能将其束之高阁，应该看到它在知识领域中起到的中心调节作用。Н.А.别尔嘉耶夫看到了哲学在深刻认识人类价值观中的前景。他认为，如果物理、化学和其他科学展示的是个人的、局部的真理，哲学则必须查明真理的完整性，这将标志着人类自由精神的完全胜利。П.А.弗拉林斯基则看到哲学在建立完整世界观，树立人类道德活动底线中的重要性。[1]（P130-131， 133）
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的未来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地球化学的奠基人之一А.Е.费尔斯曼在1922年写道：“当人类自身掌握好精确的实证知识后，那时，一切美好的未来将归功于我们现在称之的人文学科。……科学创造性的思维将再一次回归到人类本身，回归到人类的认知上来。在新旧世界之交它的成就将是可喜的，而新世界来自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智慧（Homo Sapiens），由人类科学（Homo sciential）产生。”[2]（P50-51）从А.Е.费尔斯曼对人类认知和创造性思维转变的关注我们可以知道，他指的是哲学（至少可能最先指的是哲学）。虽然他在上下文中没有直接对当时的人文环境做出解释。要知道，在费尔斯曼提出以上观点的年代，俄罗斯正欢庆着经院哲学的毁灭。而且，А.Е.费尔斯曼预言哲学是有未来的。这里我们就要提到量子力学的奠基人马克斯·玻恩。他写道：“我相信人类迟早会觉醒，摆脱技术的束缚，不再吹嘘自己的全能，转向关注理智、和平、人类的爱、温和、尊重、对命运的满足、艺术和真正的科学。”[3]（P333）尽管此处能清晰地窥见哲学的意义，但并没有直接谈到哲学。玻恩承认，物理学需要哲学（事实上，玻恩在另一处曾写道，真正的哲学就是理论物理学）。[4]（P267）
美国知名学者理查德·费曼对这一问题持有特殊观点。当很多人还热衷于研究不同层面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时，“正如谈到其他行星的发现和研究，就会想到生物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他却预言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5]（P191）。但费曼将哲学与科学创造潜能的消耗和一切基础发明的实现相联系，而剩下的仅仅就是在普遍性的前提下思考生命。我认为，恰恰相反，哲学的未来是与科学的胜利、任务的极度复杂化以及大众需要哲学的思想密不可分的。正如费曼本人所说：“物理定律的边缘处总是神秘的，需要深思。”[5]（P34）而难道不正是在那“边缘”之外、神秘之处、无法给出精确解释的地方开始哲学田地的拓荒之旅吗？计算机信息技术革命解决了大规模形式化的抽象运算，使人们的智慧得以解放并用于真正创造性的活动。
哲学的未来不是独立存在的伟大事物，它取决于社会整体的发展。真正的哲学不需要法西斯主义和集权官僚的假社会主义，不需要自私自利、肆意妄为、充满犯罪的市场。哲学本身作为全世界思想和精神道德健康的最重要的结构原则与道德规范相关，而不与病态的社会生活相关。如果社会有未来，就意味着哲学也有未来。而且，人类的未来并没有深刻的自我意识，正如哲学也没有自我意识一样。至于是什么样的未来，则只能是猜测了。
一、哲学和科学：相同抑或是统一？
哲学的未来存在于客观研究科学的道路上，这点毋庸置疑。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虽然都沿着自己的方向发展，但积极地互相作用，彼此渗透。然而，关于它们一致关系的问题却很复杂，一直没有定论。
哲学和科学的分裂与对立，哲学演变为无原则诡辩的政客的车轮以及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趋势是十分危险的。哲学作为探寻真理的一种特殊方法，被肤浅的高谈阔论偷换概念，而庸俗的俚语和后现代学者惑人的言论则替代它辩证的范畴化语言。暂停和制止这种反对哲学的理论，停止动摇它的学科地位，停止对哲学侵犯性的言论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具有客观的历史观和避免片面性。 有时人们试图以必选其一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哲学是科学，或者哲学非科学。除此以外便是庸人自扰。非科学的观点是绝对的，也是模糊的。但是，要知道，并非所有事物都属于知识领域，有一些事物对于科学而言是陌生的，甚至是敌对、反科学的。如果遵循严格的二分法：要么科学要么非科学，那么不与科学相同的（或是自身参数不完全符合科学标准的）哲学就不能是真正的哲学。
如果哲学和科学完全融合一致，那么怎样解释由它们相互关系这个问题本身催生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呢？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研究客体的不一致性，选择的研究工具、方法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在古代，这种差别很微小——一个人通常既是哲学家又是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研究的学者（比如哲学家和作家），他们是同源的。随着知识的发展和复杂化，知识也在不断地分化，同时每一个领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旦达到实验工具阶段的自然知识以自己的立场站稳脚步，打上科学标准的印记，这种界限（不否定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就会划分得越来越清晰。科学和哲学可作为互通的容器，但有一个事实值得实证科学家深思，哲学家具有基本的科学性，但不排除显著的类型学差异：科学更注重与经验、观察和计算产生联想，哲学则更多是与抽象的思辨、反映的包容性产生关联。很明显，这里讽刺的对象不是自然学家，而是想入非非的形而上学者。
哲学（所有的哲学）作为科学（仅仅是科学）的单义特征主要取决于它纯粹的形式内容，哲学的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的范畴和结构的“袋子”。但与具体内容相比，从形式和结构入手更易于进行基础研究。无可争议的哲学科学性既不是研究目的，也不是结论，而是哲学研究的手段和条件。以科学性为基础，哲学开始解决自身的任务。通过对哲学和科学元素（组成部分）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是如何协调为一个整体，如何“工作”的，其目的是什么，会有怎样的结果，会产生哪些有益的作用。从这一观点来看，不是每个哲学都能被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所认同。就好像这个准则适用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罗赞诺夫和谢斯托夫，也适合很多经典的哲学理论，但哲学作为科学本身并不追求这样的认同，它们有另一种更高的追求。
哲学和科学在各个层面都有联系，甚至于直接相互转换，即具体的科学可以上升到哲学范畴，而哲学中也充满了科学的内容，在特定条件下成为独具特色的科学。但需要阐明何时、何地，为什么哲学获得了科学的地位，这一科学性的标准是怎样的，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切都不是标准的，而是程序化的。而概念的运动也是可能的，即没有任何哲学能避免由科学转变为前科学和反科学状态。科学性不是灵丹妙药。用科学来构建哲学完全是动态的，是相对的适应，需要不断的修正和调整，是一个历史过程。
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共同点，但也存在差别。哲学的结论对于科学来说大部分都缺少单义性和普适性。它们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和研究方向中。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观点（有时会有更多观点）。这种“分散”未必是一件坏事，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哲学家的兴趣、观点的自然分歧和哲学对话的本质息息相关。哲学有别于科学，并不直接发掘自然和社会的规律，而是探寻、论证、概括。如果科学整体研究的重心在客观事物和自然界（按着爱因斯坦的说法，该内容不夹杂任何感情成分），虽然哲学的注意力也集中于客观世界，但主观能动性在这里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认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哲学概念构成于现实与理想的节点上，这与它研究范围（此处指理想化的范围）的宽度和广度相关。概括越精练，概念就越理想化（相对于逻辑认识论和价值认识论而言）。有别于具体科学，理想问题作为精神的高层任务和追求的崇高目标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理想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指路的明灯。科学具有的最重要的区别性特征就是对它所研究的事物形式化、测量和计算，并经得起实践经验的考验。而哲学中的事物则有些不同，它的基本世界观的结论并不会让步于普遍性和严谨的证明。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科学存在普遍的历史进步，但发展并不平衡，因为占据首位的总是知识的不同领域。后起之秀借助自己前辈的经验，超越他者，取得更高的成就。前人的观点创造性地被后人同化，辩证地接受，成为新的方面和更包容的系统。在哲学史上，如此普遍、直接的平移运动是不存在的。哲学中学说、流派、方向的深度个性化对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学派的创始人给它们打上了无可替代的烙印，而这些学说以他们命名也绝非偶然。当然，科学并不是没有个性，泰斗奠定了基调，但其影响的尺度、联系的特征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例如：万有引力定律永远和牛顿联系在一起，就像物种起源理论之于达尔文，相对论原理之于爱因斯坦，但是其他一些学者也活跃在这些研究上，为发现这些理论贡献自己的力量。社会需求会引起科学发展和创新的转变，这些学者的存在是合理的，即使没有这些学者，也会有其他学者前仆后继。学说和创作者的命运密不可分。伟大的哲学家的个性贯穿于他一切学说的基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同一时代，正如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尽管他们的观点有所联系，可以相提并论，但取而代之的则是他们的完全独立和各具特色。他们中有的人描绘了柏拉图的精神世界，而另一个则描绘了亚里士多德；一个描绘托尔斯泰，另一个则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不能说，为哲学带来大量新发现的苏格拉底完全超越了先辈——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也不能说谢林超越了斯宾诺莎、康德或者黑格尔。每个人都特色迥异。在历史中他们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享有自己的地位，但也不能排除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继承性。
存在这样的一种看法，承认哲学既是科学也是世界观令人左右为难。我们无法同意这种观点。哲学是脑力劳动划分的最有思想包容性的领域：既是一般科学、世界观普遍理论、社会意识形式，也是精神文化精髓，是上述方面的一个整体，彼此并不排斥。不是思考者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由此可知，哲学不仅是专业（职业），更是一种使命。
如果科学是哲学的基础，那么哲学就是科学逻辑认知的入门知识。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提出，物理学家的世界“永远小于哲学家的全宇宙观世界”[6]（P6）。根据唯科学主义学者的观点，一致认同哲学是科学的这种观点必然会提高哲学的地位，但也可能会在不必要坚持该观点的条件下导致相反的结果，即限制它的可能性和权威性。哲学和科学密切相关，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却也各有不同。哲学是科学，也不是（不仅仅是）科学。哲学进入科学的框架，除了独特的科学反应和对客观事物的解释，它还包括哲学阐释和人类精神道德观念以及对科学的审美观，这是主要的方面。哲学在古代被称为形而上学是有原因的：形而上学指的是在物理学和其他专门、具体的学科之外的认知知识。恩格斯重新定义了这个术语，仅在方法论层面确定了它的意义，把形而上学看作是辩证法的对应体。这也激化了与反进化和反革命观点的斗争，同时也冲淡了对哲学反映本质的理解，形而上学作为落后于时代的事物被接受了。 哲学是理解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勇敢地突破视野的局限，摆脱了物质存在的框架、因循守旧和空洞性，超脱任何局限（首先是自己本身的局限）所任意建立的“禁忌”。这是它的超现实性，或者，如果这样说合适的话，特殊的先验性（不要抹杀这个概念，这里不是传统不可知论的含义）不是绝对的，而是存在的内在性与它自我更新的内在本质的适应。这使得哲学将自己的独特性、差异性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相融合，在精神生活和文化中成为统一、协调、目标一致的开端。哲学在融合不同学科和知识领域方面，在避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隔绝方面，在探求和综合艺术、实现艺术和科学的联系方面，以及和道德的联系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巴赫金高度评价了哲学的协调功能：“哲学的地位，源于结束精确科学性和起始其他科学性之处。哲学可以作为所有科学（所有意识和认知形式）的媒介语言。”[7]（P364）
合理的假设，即承认哲学的包容性、原则的开放性、不满足性、它的活动特点、功能动态超现实性、内在超验性和动态性，这些问题会在将来变得更加尖锐，同时也会打开更加明朗、开阔的新视野。哲学的未来会在从一切愚昧中解放的道路上奋斗。
二、由对抗转向优化
世界全面改变的思想成为辩证唯物主义战斗的号角和源泉。在对抗开始的时候，人类和世界被解释为异类，而人对世界的不满则是一切行动的源泉。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想法，后来，这一想法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所有的理论。
年轻的马克思在诗歌《人的自豪》中写道：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8]（P668-669）
这种自豪感通过浪漫的诗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理论论述中，这种骄傲感体现在其后来撰写的有关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中。马克思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P4）这里，改变世界与解释相对立，改变世界位于第一位。这与逻辑，甚至与承认大脑是人类世界主宰的人类智慧相悖。此外，改变外部世界不是目的本身，它应该服务于人及人的利益，改善和提升精神生活，而这则意味着需要与自我改变、自我完善、自我释放相协调。外部改变和内部改变都处于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中。1854年，马克思在第三条提纲中提到关于环境改变和人类活动改变就像自我改变一样，但是在1888年，恩格斯稍晚的著作中出现了“自我改变”这个术语，这个提纲直到今天仍在出版。这也加强了这个结论式口号的专横、强制性倾向。[10]（P103）在这种情况下，最主要的在于改变的现象明显地绝对化，因为涉及到的不只是某一确定的、局部的改革，而是世界整体的改变。这是恶魔的挥手，不现实的、反自然的任务，如此普遍改变的世界是无法预测的，是悲惨的。
马克思主观上没有在自己的言论中提到破坏世界的意义。并且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初步的草图，新的世界观的萌芽。但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思想理论的外衣里成长，这部作品是他的战斗宣言和主旨。原来的最高纲领主义为后来唯意志论和极端主义学说的推崇者开辟了道路，随后成为世界革命的纲领，并在无产阶级的赞歌中被歌颂和准许，“我们要打破压迫我们的世界，重建新的世界，原来什么都不是的我们，要成为一切的所有者”[9]（P17）。因此，没有任何限制的改变世界的愿望将颠覆世界的尝试付诸实践。
对立模式是构成哲学的一个基础，生活被认为是黑白色的，人被分为“自己人”和“外人”，有绝对的正确，也有无法弥补的错误。毫不妥协的战斗，直到将对手消灭被认为是解决冲突最主要的办法（实质就是战争）。“战斗”几乎成为马克思官方语言中最常见的词。在所有的讨论和纲领中都有阶级斗争、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到处都存在的“国家敌人”的战斗。这不仅是政治战略、战术的本质属性，它还从头到尾地贯穿于世界观、世界观的原则和理想之中。谈到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马克思在自己坦诚而又诙谐的履历表中断然写道：“战斗。”对立斗争和统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斯大林截取的斗争规律。列宁也只是强调对立斗争的绝对性。当认为斗争达到一种极致，可以普及、变成一种万能药时，斗争将是一条死路。
在未来，哲学获得突破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去意识形态化（деидеологизация）。这可能会使一直谈论意识形态的人感到不安，这些人视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意识为一体。但文化要稍稍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更丰富一些。意识形态是一种被制定的特别形式，是一种实用的，同时也是被神化了的、颠倒的意识。其基础不是建立在客观真理上，而是臆断的理由和事先确认提出的政治假设。意识形态的专制就表现在判断上。当它获得了党派和国家的地位之时，就会成为普遍存在的意识，会变成集权意识、宗教性的专政。
说到哲学的去意识形态化，我并不是指它要与政治脱节，这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哲学一直在世界历史剧本中处于核心地位。我所要谈论的话题是另一方面，即有关于遵守这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标准，所有的事物都有着其自己的空间和时间。人们不可能将政治变成造物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将它从政治家的专政中解放出来，从政治局势的支配下解放出来。
哲学去意识形态化的特点体现于其自身，体现在它唯一的对抗性格局中。如果将社会划分成阶级，甚至是在民族统一的条件下将文化加以限制，那么哲学就应成为社会分裂的写照。显而易见，其不同的观点，即唯物观和唯心观就成为不可调和的敌对派，甚至在各自哲学阵营中也是如此。哲学的整个历史就像是永无止境充满纠纷的舞台。历史哲学的进程和历史自身的统一被忽视。哲学家之间的很多分歧本身是完全自然的、合乎规律的论战和创造性的辩论。哲学家之间的战斗如果被上升到一定的精神高度，那他们的斗争从来都不是怀有私人目的的，而仅仅是众多寻找真理途径的一种。回想一下，亚里士多德曾非常尊敬地对古代唯物主义的始祖德谟克利特提出看法；斯宾沙诺曾与笛卡儿进行过科学得体的论战；康德与费希特曾将丰富培根的引言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莱布尼茨富有特点的箴言为拉季谢夫的哲学论文打开了一扇窗；莱布尼茨在与霍布斯的友好通信过程中称培根是绝顶聪明的人；莱布尼茨在批判地选择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一书时，发现了后者罕见的判断力和敏锐感。这表现出了不同观点的思想家之间深深的理解。在这方面可资借鉴的人就是休谟，作为英国伟大的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他不可能没有发觉自己同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有着很深的分歧，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十分具有创造力地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建立了联系。18世纪60年代，休谟到法国参观期间，他被百科全书派分子友好的关注所包围，而他们却是休谟的论敌。当时，百科全书派分子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霍尔巴赫将休谟视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人类的朋友。关于创作上的相互关联性，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尊重，索洛维约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肯定，赫尔岑、托尔斯泰和费奥多罗夫的相互赞成都能为此提供证明。通过我们所举出的这些例子可以发现，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争斗并没有妨碍到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和继承性（尽管时常会出现负面的、论战的方式）。此外，某一哲学观点的代表人物并未停留在批判地接受别人思想的地方。以谢林为例，他感受到了来自斯宾诺莎的影响，索洛维约夫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类学艺术等等。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它们说明的当然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要放弃某些基本原理、丢掉自己的角色和锐利性，而是说明了以各自的重要性为前提所展开的分裂是不能解决真实多彩的哲学生活的问题的。必须为这些学说找到一个实际的方式。不过，尝试在唯心观领域里打开哲学显而易见是站不住脚的。哲学的未来必然要超越唯心主义，超越其倾心所欲的偏见和刻板。 从与世界对抗到试图找出它最优化的哲学转变观念，这不是由对亘古存在的安乐气氛的信仰中得来的，这是光明的乌托邦，出于这一点，这里没有其他的路径可走：要么人类学会仁慈和人道，要么就停止自己的存在。
哲学这种转变的趋势表现在对待自然态度的累进改变，即不再以敌视的目光看待大自然，应当按照生态准则的先后发展顺序获取一切宝贵的东西。这一准则就是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亦不是其主人；不是它普通的目击者或观察者，而是它的同盟者、对话人和共同的创造者。人类对待世界的态度也正因此具有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特点，也就是说世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理解。这两者在人类主观思考开始后诞生。这样一来，就能促使人类不再单纯地研究大自然，仅仅或多半是以功利实用为目的，就好像大自然是开发利用和获得利益的客体；促使人类完全彻底地领会到它在诸多方面的创造潜力，包括在本体论上的自给自足、诗意的原生性、自我价值、自然准则以及真实发展着的鲜活有机体。在大自然面前，哲学将由最开始表现出的惊奇而最终走向对大自然所向披靡的爱和同情。生态环保意识是哲学发展的重要矢量之一。当我们在拯救周围环境时，我们也在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未来。
人性也需要重新做出定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其进行充分估计。人的本性是与他的社会属性相对的，其结果就是向社会宣布了个体的存在。与此同时，人性被社会自然化、具体化和人格化。他不会存在于个体之外，也不会封闭于个体的内部。在坚持社会历史的主导作用开始的同时，应当明白没有存在于社会之外的自然，也没有社会能在自然受损的情况下安然存在于人类当中。这就需要它们有机地相互渗透和最有利地相互补充及丰富。忽视人的本性就是忽视他的自然需求和他的潜力，就是在将人性视为纯粹社会存在的同时，又对人的意识、信念加以限制。发展的固有性和自发性的要求是完全适用于社会的。马克思曾对此进行了正确的定性，指出它的发展就是自然历史的进程。这意味着它必须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它的不同形式是连续继承的关系，新社会秩序的要素是逐渐定型、成熟于旧的母体之中的，这并非排除历史上的连续破坏和革命的飞跃。但革命并没有被一直视为历史有效的“接生婆”、自然标准和最高点，革命只是矛盾积累到极限而产生的一个灾难信号。要想医治这个病症就需要“外科医生”的帮助。
在专政、暴力、大规模的镇压体制下社会是不能正常发展的。不能以牺牲千百万人的命运为代价来验证它们。这里必须要有对话、相互理解和优化。这是历史的一个课题。
人们经常谈论要寻找人生的意义，就好像它是以某种现成的形式保存在一个地方，人们只是需要去找它。虽然人们总是接连不断地提出这样的观点，但是人生的意义并不是个实体。如果后者是现象的本质，那么人们正是通过对意义的思索、价值和作用的审视而去关注它。在没有人类的世界，既不会有意识，也不会有荒谬的行为，在这样的世界里，不会有作为反馈的发展进步，没有善良与邪恶，没有真实与幻想，在道德和精神方面这样的世界是中立的，所有这些都是人为衡量出来的。某一进程的意义并不是自发地产生于进程的内部，它形成并成熟于我们同世界相互作用的能量场之中。并且，人才是动议者和许多思想的创造者。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创造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命运。
人类是历史的主体，是它的共同创造者和主人公。不能低估、轻视人类，也不应高估他在每种情况下的潜力。在看到他身上最高价值的同时，应该明白这一价值的形成是有意识地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命运的礼物。人类的互相强化和互相信奉是由失望和崩溃引起的。普希金在《茨冈人》中称其为所谓的“高傲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妥协地接受“高傲的人”的说法，他解释的“高傲”与一般意义有所不同：人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但却过度地膨胀，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应该呼吁，人不应该妄自菲薄，也不应该顺从，而是要理智地、合乎道德精神标准地自我约束。谦虚意味着人在悔过，在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毛病，是精神上的自净和自我更新，这是通往当之无愧的自我实现论和自由之路。
总体而言，哲学是被具体化的被确认为生活中反熵、创造建设的开始，哲学并不相互排斥，而是联系和互补——经过连续不断地彻底地克服一切有碍于正常发展进程的事物，它朝着最大限度的秩序化发展，并将世界带入和平。笔者认为，未来哲学的基石在于衡量其基础范畴，而他的结构性观念就是长期优化发展的观念、互相谅解、互相帮助以及全人类的互相支持。
三、从公理体系建设到万能假说主义，哲学——自由的自觉性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都是倾向于先验论的，因此也就在根本不需要论证的情况下，确立了最终公认的真理。这一公理是建立和围绕在一个封闭的体系框架内。哲学体系本质上是有别于科学概念意义上的体系的，它不仅需要客观的自我组织、学说的内部完整性，还需要与创建者的意图（方法和思辨的构思）、观点相适应。因此，体系间的连接处，从表面看能经受研究的学说、客观规律、方法论就会出现矛盾。思想家的目光最好能跳出体系的限制。通常，哲学体系的集中关注点并不是团结起来寻找真理，而是搞分离。它们的特点就是经常自认为独特，在精神的最高点起着作用。海涅这样描绘类似的系统：
世界和人生十分残缺，
我要去向德国教授请益。
他懂得怎样把人生整理，
从中建立一个明确的系统；
他会用睡帽和睡衣的碎布，
为我缝补这宇宙的破洞。[11]（P117）
在这些系统中有一个是主张认识是要达到最高水平的，那就是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理论。过去大规模的研究因先驱者们自身的经验不足而变得低沉，他们之中只有很少的人能在某方面获得荣誉。
哲学未来的发展与这种天真目的论主义不相容。未来的发展要求拒绝所有不容争辩的、专横章程性的定言判断。在哲学当中，亦如在艺术当中，是没有最高水平的。
这种自我限制在逻辑上源于哲学的特性。注意力的中心不是客体（世界），那样就疏远了人类，也不是主体（人），那样就使得自己成为了鲁滨逊特有的与世隔绝的角色，其中心是两者之间相互渗透的联系，人类的世界（更宽泛地讲就是人类宇宙领域）或是人类世界，这会是一个开放的、生气勃勃的系统。这就意味着不仅是在理论上把握了整个宇宙，同时也要投身于其中，生活于其中，展现出对生活理智的爱，要心满意足（不在乎其他事，对抗罪恶，同它们斗争），在它的面前敬仰斯宾诺莎、爱因斯坦、施维策尔的思想。我觉得这些就是原理和方法，是现代世界观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具体化后就成为哲学最重要的既定性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在存在中的自我确定。对待生活的态度成为这一问题在认识论上的断面。 普遍性总是以各种方式存在于具体事物当中。哲学的基本问题历史性地转变，并发展出很多不同的方向，同时折射出众所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触及到了人类的利益和他们意识的痛点。关键不在于假斯文地认为哲学问题要比其他问题好，并鄙视地看待其他问题，好像不值得投入注意力一样，而在于所有令人担心的问题要以自己一般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视角来看待，以永恒的视角来看待。
在这些问题之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被人们称作永恒的或是最终的问题：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并将去往何处；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时间的秘密及其与永恒的关系；无限的存在与有限及其注定灭亡的组成部分的关系；生命和意识的起源以及生与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总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世界的完整（统一）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要得出完全、彻底、统一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其特殊性就在于无论是认识论还是价值论都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各自的结论。我们只能是不断地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接近它们的答案。这些尝试毫无疑问会在未来成为人类探索新的宇宙、微观世界和精神领域的出口，并强化摆在它们面前的任务。我们讨论的不是关于真正的、广泛的、迎面而来的问题，或是要随时随地、全神贯注于这一问题，而是永远不要忘记这个问题，不要将这一永恒的、共同的、高尚的存在的暗示从自己的视野中移开，同时还要以这些标准的尺度来对比和衡量我们现在的利益、意志和行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不在尘世的空虚中迷失日常琐事，在存在的诱惑、传奇中变得空虚，接近最初存在物质的真相，更多地思考真实、永恒、精神、义务和良心的审判。
有时，不满表现在哲学课题的全球性理解上。人们在它的区域化、不同地区的紧密联系中细分出一系列实用学科——教育哲学、健康哲学、行政关系哲学，并从中寻找解决的办法。适当地加强哲学同生活之间的联系是无可厚非之事，但也不能以牺牲哲学的本来面目为代价。无论这是怎样的奇谈怪论，一望无际的包罗万象永远是哲学的顶级问题。哲学不是要偏离这一重大使命，而是要拒绝自己的结论是绝对的和人人都要遵守的论断，要拒绝有关真理的专断行为。
哲学不仅是现实的、纯粹的、真实的，它也是过去的，而且尤为特别的是将来的、可能的和应当的。未来，人们将更全面地讨论、强化哲学的启发预示功能，更广泛地揭示其可能性和富有前景的发展趋势。所有人类活动各个层面的自由选择问题都将变得更加切合实际，其中，首要的就是在善与恶之间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这样一来就能增加自觉性、个人主动性和责任心的作用。从无知到有知最主要的转变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设和可能性的预测。费曼认为，其作用不仅局限于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猜想。与元科学相比，假设思想在哲学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大一些，已经超越了它所研究问题范围有限的特点。如果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的社会行为而言，寻找真相是最重要的过渡手段，是想要达到这样或那样特别目的的主要途径，是发现的前提，那么在哲学中注意的焦点就是这种寻找本身。哲学的发现就会解决这样的问题。它表现得就像不断探寻的人类行为的整体反思、创造性的投射和先驱者。通过生活使自己变聪明以及摆脱昔日的自大，哲学可以对世界说：“我不会宣布要无条件地执行什么，也不会预示和指示，不会教训任何人，我只是不停地寻找、推测、接近和提出问题，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1]（P133） 所有独行的猜测、探寻，哲学都要求合并起来，看上去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方法论概念，无拘无束的、开放的、多元的思考，包罗万象的假说主义。或者换言之，成为了通用的大无畏精神寻找理论，人类自我实现的创造理论。关于假说，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它并不意味着哲学的脆弱，对自己的力量没有信心，也不能证明哲学的贫乏，相反，这说明哲学具有人性的优点，未来有明确的方向，能认清自己责任和有计量自己的尺度。我们这里并不是说哲学注定要灭亡，并永远都要停留在假说阶段（我们一直在尝试弄清哪怕仅仅是哲学发展的共同过程和趋势），而是推动寻找达到更加可信的、有根据的绝对观念。哲学要求遵守理论认知过程，并且没有将自身抬升到通用定理的地位上。精神的大无畏要求人们要有自制力、合乎道德标准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能力。
前行的路上，哲学同时还关注自己的起源，与智慧接近。在古代哲学是与智慧在一起的，并对其充满爱意。智慧并不单单是有知识、有意识、有自我意识、有能力和技巧，并不是外在、借来的灵通消息，而是独立地得出并获得主要的和基本的知识。为了能成为有智慧的人，需要的不仅是思考，还要充分武装自己的知识，不断尝试。亚里士多德在智慧中看到了占首位的知识。塞内卡认为，智慧就是生活的艺术，体现在哲学统一的思想和行动上。他写道：“哲学是用来教人做事的，而不是说话。它要求每个人都要按它的规律生活，以便于生活不会与语言断开关系。智慧的第一要义和第一特性不允许语言与事情分离，永远做自己。”[12]（P37）
我认为，在未来的哲学里，会有很多斯多葛派（经得起生活考验的）令人敬仰的观念——个人的优良品质、独立性、合乎道德标准的自我守则和完整性。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古拉格和奥斯维辛，大屠杀和切尔诺贝利事故，我们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些损失的巨大性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世界罪恶的尺度，改变了世界秩序的发展中心，改变了自我意识存在的精神面貌。这样的历史不能毫无声息地过去，而应渐渐地积累并呈现在社会意识之中，深入到人的基因。出于这一原因，在人类面前不可回避地摆出了一个问题：要么完全地退化，自我毁灭，要么就精神重建和重新生活。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这样，发展的通用矢量就有可能并且必须进行根本改变：由博而不精的、集中在外的离心文明向无限性、长久的不能消除的扩张发展，凭此可以进一步推进，更多地抓住并强烈地转到知识广博的向心文化，集中到人类的深处，转向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将精神升华和相互协调。按普希金的话来说，人在感到茫然和精神空虚的时候会激起精神创造的平静，他满怀希望地指出，这种二位一体就是合乎人类道德的乐观的自由。
这是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获得悲剧的乐观主义特征。人类对待自我、周围事实以及它暴力的、灾难的、在多数情况下非理性的冲突越清醒、越深刻，就越会依赖于头脑、拯救个人灾难的勇气、有益的完整性和正直优良的品质。我们会想起普希金说的那句话：“朝着心所指引的自由的地方去，你无须介意……”思想的悲剧，世界末日的启示与道德意志的生命冲动、责任和充满希望的乐观精神相联系，与人类正直行为的可行性相关联。人与世界相互连接，相互融合，获得进步，获得爱，而这一切弥补了世界的混乱和难以逃避的分离悲剧。 哲学之所以受到责备，是因为它太多地关注自己，关注自己的过去。不过，这不是自我中心的自恋，哲学自然本质中的所有东西就像条件反射、模式化一样，永远是自身的回报，永远是自我的创世纪。自我意识与世界观在这里紧密结合。开头与结尾连生。追溯它的根源，或向宇宙深处移动，哲学定期返回到其原来的直觉，它的本质，它的使命，人类及人类的永恒。世界统一附着在自由的人类精神中。
自由与哲学是互生的。没有自由，就没有哲学。但是，没有对生存本质的认识，自由也是不可能的。创世纪的无边性和完整性以及人类精神的折射是自由与哲学共同的宇宙元素、统一的问题和信息领域。由此也产生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容量和吸引力。
哲学的主题是自我实现、自我创造和道德自决的人。哲学是作为自由的想法而诞生的。哲学家是一个心灵自由的人。每一次真正的哲学都始于人作为一个个体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思想的道路。如果哲学是文化的精髓，自由则是哲学的灵魂。伊壁鸠鲁认为，哲学的理念是自由。谢林在哲学中看到了自由精神的象征，而在自由中是哲学的开始和结束。“哲学的所有内容、信息和概念，都是对自由的理解，他写道，在各种表现形式中给人类精神以自由（而不只是在他的内心生活中），并给科学的所有领域带来了比以往革命更强大复苏的力量。”[13]（P20）他补充说：“哲学更高的品质在于，它是人类自由所期待的全部。”[14]（P83）对自由与哲学不可分割更深层次的理解体现在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中，按照俄罗斯著名思想家的观点，还体现在存在主义的思想中。
拯救人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对世界命运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的第一源泉和基础是人的自由。因此，可以假定，在21世纪哲学将是创造性的、以道德为导向的自由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参 考 文 献
[1] П.А.Флоренский. У водоразделов мысли， Москва， 1990.
[2] А.Ферсман. Пути к науке будущего， Петроград，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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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Макс Борн. Физика в жизни мо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Москва， 1963.
[5] Ричард Фейнман. Характер физических законов， Москва， 1968.
[6] А.А.Фридман. Мир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время， Москва， 1965.
[7] М.М.Бахтин. Эстетика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Москва， 1971.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Cочинения， тома 1-39，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1974.
[10]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Фейербах.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оззрений. В кн.： К.Маркс， Ф.Энгельс.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1.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6.
[11] Генрих Гейне.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омах. под общ. ред.： Н. Берковский， И. К. Луппол . Москва：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8.
[12] Луцкий Анней Сенека.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письма к Луцилию. Перевод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С.А.Ошеро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13] Ф.В.И.Шеллинг.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ущност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своб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Книжный дом” Либроком， 1909.
[14] Ф.В.И.Шеллинг.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 о догматизме и критицизме. “Новые идеи в философи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4.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