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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病重，穿着变黄的汗衫，平凡邋遢，不像我曾吹嘘的工程师父亲。去夜市途中，我和他拉开了距离。
在通往夜市的路上，父亲咳得厉害，几乎要把肺都咳出来，激烈的咳嗽声响彻在安静无人的街道上。他的背愈来愈佝偻，脸色也昏暗蜡黄，简直和他右手食指、中指之间被尼古丁熏黄的颜色愈来愈像。他穿着变黄的汗衫和灰旧的西装裤，看起来也有点邋遢、猥琐，和其他没出息的乡下中年男子没什么不同。我的心里其实是既不情愿又不甘心的。
这样的父亲和我的想象、我的愿望，以及我的描述太不吻合了。我总是在学校里向老师、同学吹嘘父亲的丰功伟业，说他是如何厉害的煤矿工程师，管理着多么大的煤矿，如何在遥远的矿场里工作，虽然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也一无所知，但总不会像我们所在的农村那么平凡。
事实上，父亲已经病重，连医院也不肯收留他，让他回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也已经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煤矿，不再外出工作，每天坐在家里同一个位置抽烟发呆，一遍一遍读着报纸，喝着反复冲泡直到淡而无味的香片，偶尔才外出散步或买菜。他体面好看的西装、闪闪发亮的皮鞋都已经收起来，他渐渐和村子里其他的人一样，变得焦黄、衰老、猥琐。他不再在乎外表，内衣汗衫就可以当作外出服，渐渐不像我口中骄傲描述的英雄人物，这让我又着急又羞愧难当。
走往夜市的途中，我的感觉愈来愈复杂，因为很快我们就要进入比较热闹的小镇市区，走进镇上那唯一的一条晚上灯光明亮的街道。在那条街两旁的商店里，将会遇见我的同学。他们有的家里卖现制的面条，有的卖鸡蛋和酱菜，有的验光配眼镜，有的卖木桶、铝桶，有的家里修理脚踏车，或者家里开布庄、米店、西药房……他们将会看见我和一个平凡邋遢的衰老男子走在一起，他们将会识破我的谎言，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在远方的台北，而是在乡下无所事事。
我轻轻挣脱父亲握着我的手，稍稍落后一步跟着他，希望这样可以暂时松开我们的关系。父亲似乎不曾察觉我的心思，继续在黑夜里咳得呕心掏肺，身体剧烈地颤动。穿过了两旁都是稻田的道路，我们进入灯光明亮的街市，经过同学家的制面所，经过同学家的杂货店，经过同学帮忙看守的夜市摊，父亲走进一家镇上仅有的西药房，我跟在后面，那也是一个隔壁班同学的家，同学正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只能面无表情不理他。
进了西药房，坐在客厅的药师向父亲点头致意，请他进入后面的小房间。等父亲坐定之后，头发已前秃后白的老药师拿出一个巨大的玻璃针筒，先将针头在酒精灯上烧炙消毒，再为父亲注射一大筒黄澄澄的液体药剂。针头插入手臂的肌肉时，我看见父亲皱起了眉头，大概是试着忍住疼痛吧。打完针后，药师和父亲又聊了一会，父亲才步出药房。一星期总有一次或者两次，父亲就要到药房来打一针，我们都听说父亲病得很重，每周打针就是明证，但我也不知道他患的是什么病。
虽然和父亲一起上街，有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尴尬、压力，特别是他愈来愈委顿的容貌和愈来愈随便的穿着，但我还是喜欢和他出门，因为最后总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打完一大筒针之后的父亲似乎心情愉快，容光焕发，用力拍着我的肩头，说：“走，我们去吃面。”
我们直接穿过夜市，来到市场口的小面摊，卖面师傅不巧也是班上一个女同学的父亲。其实也没什么巧不巧，镇子那么小，每个人都认得每个人，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有点什么关系。
亮着黄色灯泡的小面摊卖的是典型的台湾切仔面，有油面、米粉，也有我们爱吃的意面，面摊上更有各种令人垂涎的小菜。父亲和我坐下来，他自己叫了一碗意面，也为我叫了一碗，并且要面摊师傅在我那一碗面加上一颗卤蛋，有时候则加一颗卤贡丸，是更奢华的意思了。意面的汤很清，汤上漂着一点香气十足的油葱，面上放着一些豆芽和韭菜，并且摆上一片白煮的猪肉片。
我们太少有机会能够在外吃东西，这种偶然才有的小吃对我而言无疑是至高无上的美食。特别是那一颗在卤汁中卤煮得极入味的贡丸，它不同于后来我来到台北吃到的弹牙新竹贡丸，它更大更软嫩，中间包有肉末，似乎是鱼浆所制（而非一般贡丸的猪肉）。我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鱼丸或贡丸。
吃完面后，父亲点起一根烟，若有所思地在面摊上沉默许久。我在旁边呆呆地等着，很怕遇见面摊师傅的女儿，心里希望父亲赶快起身回家。我的念力仿佛奏效了，父亲好像被电到一样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头家，这边算一下。”付账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一前一后从灯光明亮的街上慢慢走回黑夜中的家。
有一次父亲在回家前迟疑了一下，交代我在家里不要提在外吃面的事。我点点头，以为是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父亲不一定能“公平”地带大家出门，特别是一些哥姐已经大了，大我一岁的哥哥又在准备考初中，真正能跟着父亲出门的只有我和弟弟，父亲大概是不想让其他小孩不开心吧。
这样和父亲在夜晚的市场口吃面的机会有好多次。昏黄的灯光下，小面摊冒着白烟和香气，一碗香喷喷的清汤面，漂浮着一两片白肉，以及那一颗大如拳头、软嫩柔美的卤贡丸，合起来成为我童年最美丽的回忆。
很多年以后，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母亲闲聊时提及父亲带我去吃面的旧事。母亲说：“那是他该打针的钱，是他自己不想治疗了，每次只打一筒营养针，另一筒的药钱就拿去给小孩吃面了。”她又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很多年之后，到他死前才知道。”
父亲交代不要提到市场口吃面，原来是这么回事。
在通往夜市的路上，父亲咳得厉害，几乎要把肺都咳出来，激烈的咳嗽声响彻在安静无人的街道上。他的背愈来愈佝偻，脸色也昏暗蜡黄，简直和他右手食指、中指之间被尼古丁熏黄的颜色愈来愈像。他穿着变黄的汗衫和灰旧的西装裤，看起来也有点邋遢、猥琐，和其他没出息的乡下中年男子没什么不同。我的心里其实是既不情愿又不甘心的。
这样的父亲和我的想象、我的愿望，以及我的描述太不吻合了。我总是在学校里向老师、同学吹嘘父亲的丰功伟业，说他是如何厉害的煤矿工程师，管理着多么大的煤矿，如何在遥远的矿场里工作，虽然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我也一无所知，但总不会像我们所在的农村那么平凡。
事实上，父亲已经病重，连医院也不肯收留他，让他回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也已经失去了他引以为傲的煤矿，不再外出工作，每天坐在家里同一个位置抽烟发呆，一遍一遍读着报纸，喝着反复冲泡直到淡而无味的香片，偶尔才外出散步或买菜。他体面好看的西装、闪闪发亮的皮鞋都已经收起来，他渐渐和村子里其他的人一样，变得焦黄、衰老、猥琐。他不再在乎外表，内衣汗衫就可以当作外出服，渐渐不像我口中骄傲描述的英雄人物，这让我又着急又羞愧难当。
走往夜市的途中，我的感觉愈来愈复杂，因为很快我们就要进入比较热闹的小镇市区，走进镇上那唯一的一条晚上灯光明亮的街道。在那条街两旁的商店里，将会遇见我的同学。他们有的家里卖现制的面条，有的卖鸡蛋和酱菜，有的验光配眼镜，有的卖木桶、铝桶，有的家里修理脚踏车，或者家里开布庄、米店、西药房……他们将会看见我和一个平凡邋遢的衰老男子走在一起，他们将会识破我的谎言，知道我的父亲并不在远方的台北，而是在乡下无所事事。
我轻轻挣脱父亲握着我的手，稍稍落后一步跟着他，希望这样可以暂时松开我们的关系。父亲似乎不曾察觉我的心思，继续在黑夜里咳得呕心掏肺，身体剧烈地颤动。穿过了两旁都是稻田的道路，我们进入灯光明亮的街市，经过同学家的制面所，经过同学家的杂货店，经过同学帮忙看守的夜市摊，父亲走进一家镇上仅有的西药房，我跟在后面，那也是一个隔壁班同学的家，同学正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只能面无表情不理他。
进了西药房，坐在客厅的药师向父亲点头致意，请他进入后面的小房间。等父亲坐定之后，头发已前秃后白的老药师拿出一个巨大的玻璃针筒，先将针头在酒精灯上烧炙消毒，再为父亲注射一大筒黄澄澄的液体药剂。针头插入手臂的肌肉时，我看见父亲皱起了眉头，大概是试着忍住疼痛吧。打完针后，药师和父亲又聊了一会，父亲才步出药房。一星期总有一次或者两次，父亲就要到药房来打一针，我们都听说父亲病得很重，每周打针就是明证，但我也不知道他患的是什么病。
虽然和父亲一起上街，有时候带给我很大的尴尬、压力，特别是他愈来愈委顿的容貌和愈来愈随便的穿着，但我还是喜欢和他出门，因为最后总有一些意外的惊喜。打完一大筒针之后的父亲似乎心情愉快，容光焕发，用力拍着我的肩头，说：“走，我们去吃面。”
我们直接穿过夜市，来到市场口的小面摊，卖面师傅不巧也是班上一个女同学的父亲。其实也没什么巧不巧，镇子那么小，每个人都认得每个人，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有点什么关系。
亮着黄色灯泡的小面摊卖的是典型的台湾切仔面，有油面、米粉，也有我们爱吃的意面，面摊上更有各种令人垂涎的小菜。父亲和我坐下来，他自己叫了一碗意面，也为我叫了一碗，并且要面摊师傅在我那一碗面加上一颗卤蛋，有时候则加一颗卤贡丸，是更奢华的意思了。意面的汤很清，汤上漂着一点香气十足的油葱，面上放着一些豆芽和韭菜，并且摆上一片白煮的猪肉片。
我们太少有机会能够在外吃东西，这种偶然才有的小吃对我而言无疑是至高无上的美食。特别是那一颗在卤汁中卤煮得极入味的贡丸，它不同于后来我来到台北吃到的弹牙新竹贡丸，它更大更软嫩，中间包有肉末，似乎是鱼浆所制（而非一般贡丸的猪肉）。我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鱼丸或贡丸。
吃完面后，父亲点起一根烟，若有所思地在面摊上沉默许久。我在旁边呆呆地等着，很怕遇见面摊师傅的女儿，心里希望父亲赶快起身回家。我的念力仿佛奏效了，父亲好像被电到一样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头家，这边算一下。”付账之后，我们就回家了，一前一后从灯光明亮的街上慢慢走回黑夜中的家。
有一次父亲在回家前迟疑了一下，交代我在家里不要提在外吃面的事。我点点头，以为是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父亲不一定能“公平”地带大家出门，特别是一些哥姐已经大了，大我一岁的哥哥又在准备考初中，真正能跟着父亲出门的只有我和弟弟，父亲大概是不想让其他小孩不开心吧。
这样和父亲在夜晚的市场口吃面的机会有好多次。昏黄的灯光下，小面摊冒着白烟和香气，一碗香喷喷的清汤面，漂浮着一两片白肉，以及那一颗大如拳头、软嫩柔美的卤贡丸，合起来成为我童年最美丽的回忆。
很多年以后，父亲已经过世，我和母亲闲聊时提及父亲带我去吃面的旧事。母亲说：“那是他该打针的钱，是他自己不想治疗了，每次只打一筒营养针，另一筒的药钱就拿去给小孩吃面了。”她又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很多年之后，到他死前才知道。”
父亲交代不要提到市场口吃面，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