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1日格林尼治时间11点，瑞典学院以“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传说、历史和现实融合于一炉”的理由，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的获奖，让围绕“中国作家何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猜测、争议、误会，甚至闹剧和笑话，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中国作家和文学圈对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从鲁迅戏称之为“诺贝尔赏金”，并对当时中国作家群“围观”访华的第一位亚洲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以善意调侃，到围绕鲁迅、老舍等老一辈作家生前死后、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传说，尽管有倨有恭，态度看似迥异，却无不表明这些文化人心目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何等重要的大事，追慕者固是毫不掩饰地艳羡，调侃者又何尝在心中真正将之“平常化”？
　　此番莫言能脱颖而出，固然与其勤勉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有关，但海外发行的普遍，和翻译水准的不俗，起到很大作用。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早在1988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20多年里，其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法、西、德、瑞典、俄、日、韩等十多种语言，出版到几十个国家，其中美、英、法等出版大国几乎出版过其所有主要作品，而诺贝尔奖的“主场”瑞典，近年来也接连出版了3部之多。
　　除了海外发行数量、力度和翻译水平，作品是否“对口味”也很关键，莫言的作品在中国虽引起过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其故事、叙述和描写手法，是异文化的评判者很容易看懂、接受、欣赏，并将之视作“中国文化符号”的。
　　至于“作家的良心”或干脆说政治倾向，则更非获奖与否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百余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既有萨特这样激进的左翼，也有丘吉尔等公认的保守派；既有“体制内作家”，也有长期流亡异国他乡的异议人士。文学奖就是“文学的奖”，评判标准，自然只能是作家及其作品的水准、感染力和影响力，奢求其同时成为“创作伟人”和“道德完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当代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政治和现实，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同样，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也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作家、作品（这里丝毫没有贬义，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获奖者，本就是每个评委应有的权力和分内的工作）。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的取向对获奖人选结果的影响，是评委的特权和专利，而实在不关“围观者”什么事。
　　无论如何，莫言的获奖是一件好事，作为当代创作最勤勉、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纯文学作家”之一，作为当代屈指可数、既能跻身文学殿堂又能确保一定出版发行量的中国作家，作为一名出身贫苦农村家庭、创作勤勉的努力作者，作为一个既为体制内所接受、又敢于对当代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针砭的文学人，作为当代中国在海外发行作品最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数量最多、获得外国文学奖项最多的作家之一，其工作、辛劳和贡献，理应获得尊重和认真评价。
　　莫言的获奖，不仅有助于世人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也有助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从期待中国人“破蛋”的焦躁，回归一份理应具有的、读者对待作家、作品和奖项的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