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何为？这一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是经常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和面目反复出现，影响和困扰红学发展的核心问题。这本《红学何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原则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版本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将红学研究的视线重新拉回到对“红学何为”这一原初命题的追问，体现出对红学研究路向的深刻反思，对于推进红学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红学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其研究对象——《红楼梦》的认识。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应必诚先生将对《红楼梦》的认识牢固地奠定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础之上，对文学创造的主客体关系、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艺术概括的原则等问题都给予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回答。
　　本书对文学艺术创造规律的认识，如同一根潜在的红线蛰伏在对具体红学问题的论述中，为开展健康的红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它首先提供了一个符合研究对象实际的宏观的理论框架，进而影响到对有关的红学问题的认识。如在红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上，有的学者提出红学包括四部分：曹学、脂学、探佚学、版本学，《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在红学研究范围之内。本书针锋相对地提出《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研究不仅不能排除在红学研究范围之外，而且还要在红学研究中居于核心位置。其他的研究，无论是版本考证还是作者家世生平的研究，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此外，不同的观念决定了史料的不同调遣。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视野中，一些以揭秘、索隐为特征的史料都不再具有“文学”史料的意义，而一切与文学创造活动有关的史料获得了“文学”史料的意义，从而使既有史料呈现出不同的结构和风貌。
　　方法是对象的相似物。《红楼梦》是曹雪芹创造的一个“文学”文本，这样的观念为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给予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在此观念影响下，本书自觉运用了美学和历史相结合的基本研究方法。无论是谈《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还是谈曹雪芹的文艺思想，抑或对具体红楼人物的分析等，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体现出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在对王熙凤形象分析时，本书竭力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指出曹雪芹“不把人物当作孤立的个人来对待，他对人物的刻画，总是结合着整个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的描写来进行的”，提出王熙凤的个人恶行并非个人品质问题，“不是个人的恶行造成社会的悲剧，而是社会造成个人的悲剧。”作者通过这样一些实事求是的富有逻辑力量的客观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如文献考证、数理统计、文学批评上，作者都具体指出了它们各自的应用范围，提倡相互配合，取长补短。
　　红学研究甚至是学术研究应该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本书也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本书的部分文章是为参加讨论而写的，如关于《石头记》己卯本和己卯本的影印、关于程本的历史评价问题等，作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瞄准双方争论的症结所在，以理服人，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欢迎对方深入交流看法。在另一方面，坚持论从史出。有的研究者碰到自己的看法与事实不一致的地方，不考虑修正自己的看法以与事实相符，反而删除不利自己观点的材料，曲解甚至改动明显的客观事实来迁就自己的看法。对于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治学作风，作者也勇于提出批评。
　　另外，本书在如何开掘红学的研究空间，拓展研究思路方面也多有启发。如《〈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曹雪芹的文艺思想》、《论〈红楼梦〉的悲剧和曹雪芹的悲剧思想》两篇，通过《红楼梦》这一文本以及其中的艺术形象来分析曹雪芹的思想，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