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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艺的化妆间,坐在窗下的徐昂,蓝色牛仔裤的裤腿卷得很高,灰格子衬衫,一双鲜艳的橙色袜子配黑色布鞋,发型是精心修饰过的,戴着大框眼镜,一副雅痞装扮。他说起话来带有典型的“导演后遗症”,几乎每句话都带着尾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显然是给演员说戏说伤了。
他的电影处女作《十二公民》是第九届罗马国际电影节公布的首批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以黑马姿态位列名单第一,同时他获得了最佳新导演奖的提名。
这部由何冰、韩童生等中国舞台最活跃的12位戏骨联袂出演的电影被威尼斯电影节和洛迦诺电影节前任主席、罗马电影节现任主席马克穆勒盛赞,“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群像作品。本片对经典的本土化做得十分到位。”
早在2005年徐昂就有了把《十二公民》前身、戏剧史及影史经典《十二怒汉》搬上话剧舞台的想法,但当时人艺认为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距离国内观众太远而作罢。
直到2013年,当有投资人问徐昂想拍什么样的电影,徐昂还对《十二怒汉》念念不忘。于是片方拿着徐昂最初的创意稿去过审、报批。有意思的是,送审的时候,上报有关部门审查,他们认为这个题材很有意思,旗下的相关部门跟着投资,做成了现在的电影《十二公民》。
电影的本土化是徐昂最费脑筋的事情,“首先涉及不同语言风格,十二张嘴要写得不太一样,语言风格要区别开来。这对于我来说比较头疼,一个戏里写出三五张嘴已经很不容易,写十二张更加困难。”
《十二公民》在坚持原版精神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了本土化。“富二代弑亲”“北京人与外地人”“房地产商与女大学生”等热点话题均出现在本片中,让主角们遭遇正面交锋。可以说,每一位观众都能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关注点,也意识到偏见的存在。这才是影片的核心。
这不是徐昂第一次获此盛名。
2011年,由徐昂导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掀起了票房高潮,成为人艺60年来的票房冠军。《喜剧的忧伤》与其说是一场演出,不如说是北京演艺圈的一次盛事。总共18场演出的16200张票,都是在开演前10天就已售罄,票房收入至少350万元。主演陈道明30年后首次回归话剧舞台,其精湛的演技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从高三那年像出演荒诞戏一般地考取中戏,到后来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为剧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导演,徐昂一直被圈内人看作“上帝的宠儿”,集才华和运气于一身。
说起演戏,他比谁都透彻:“生活中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在父母面前要扮演儿子或女儿,在妻子面前扮演丈夫。”他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出戏。
坐在我对面的这一刻,他的角色是导演。《喜剧的忧伤》和《十二公民》之后,他直言:“我更容易向别人去推荐一部作品了,获取了一部分话语权。这个世界上获得话语权太困难了。对话语权的争夺,实际上就是对社会总体资源的争夺。”
毫无疑问,导演这个角色,他“演”得相当不错。令人意外的是,在他的世界里最难演的角色,他说是“儿子”。
“我妈听说我跟陈道明合作,很开心。像她那个年龄段的女性都把陈老师当偶像。”
《喜剧的忧伤》是陈道明暌别舞台30年来,重归话剧的“回炉”之作,也让徐昂靠近了“好儿子”的形象。《喜剧的忧伤》根据日本编剧三谷幸喜的作品《笑的大学》改编而来,全剧讲的是一个剧团编剧和剧本审查官之间发生的喜剧故事。
原著并不好玩,“我爸之前看过原本,一开始他觉得没什么意思,挺闷的。”
后来话剧上演,二老在台下看了儿子的作品,相对妈妈见到偶像的兴奋,爸爸的评价更理性,“不像原作那么闷,挺好玩的,你的创作没有白费。”
徐昂狡黠地笑,“他们给的评价还挺高的,但是我一般不太听他们的。”而儿子的角色之所以不好演,是因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微妙,太紧密就会有伤害”。
和大多数亲子关系一样,徐昂父母不满意他的生活习惯,最突出的是嫌他懒。一家三口出国玩,父母拉着徐昂逛景点,他却宁愿在酒店附近转转,父母不解:那你出来干吗?徐昂也委屈,跟他们在一起才是出来玩的目的,而不是看什么景点。
上中戏也被父母反对过,但他说,“他们还算支持我,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要做一件喜欢的事,别等到岁数大了再后悔。”
而上中戏之所以成为徐昂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一场话剧。高三那年,他跟着篮球队教练去了中戏著名的试验剧场——黑匣子,莎士比亚《第十二夜》震撼了他,“之前,话剧让我感觉特假,但那天看完我觉得很新鲜。”
而班长从课桌底下无意塞过来的中戏招生简章,让徐昂无心插柳般选择了排在第一位的导演系。考试科目他对他来说都是陌生名词,什么编演小品、文艺常识等等,他就看懂了一项——散文或者诗歌朗诵,并最终凭这一项脱颖而出。
“那会儿我就比较鸡贼,知道选一个特殊的故事:莫泊桑的小说《窑姐儿》。”
在考场上,徐昂报出小说名,考官问:什么?他说:《窑姐儿》,就是妓女。考官被镇住了,然后说:哦,那你先说说看吧。最终考官把这个长长的故事听完了。徐昂也借此作为“最有潜力的考生”,被录取了。
才子也要苦练内功。
乍看徐昂现在的潇洒举止,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曾吊儿郎当,在恋爱和闲散里度过大学生活,没想到完全相反,“那四年我特别用功,因为喜欢戏剧,经常旷文化课去排戏。”
中戏97级导演系除了留学生,包括徐昂在内只有九个学生,几乎每个同学的作业徐昂都有参与。他不仅能演,还能写剧本,所以成为抢手的搭档。由于两三个月要交一次戏剧作业,每人还要交两个,一轮作业做完,徐昂要参与18个作业,忙到四脚朝天。 “有一段时间,因为排戏我半年没出过中戏的胡同。半年后我整个人已经太疲劳了,有天出来到了一个超市,看到灯光照射下的蔬菜水果,颜色特别鲜艳,我当时就想,我都忘了这世界上还有这么鲜艳的颜色。”
当时有一个门课叫主旋律戏剧,徐昂觉得主旋律很奇怪,之前他正好排了法国的一出戏,里面有女兵被强暴的情节,就直接把情节拿过来,“我想尝试,怎么来讲一个主旋律故事。”
这部戏叫“宋小英来了”,讲的是一个叫宋小英的文艺兵到边疆高原慰问演出,而驻守边疆的七个男兵由于太久没有见到女兵,发生了强暴案。
接下来的故事,徐昂处理得很魔幻:女兵本想自杀,但在和男兵聊天的过程中理解了他们,于是就从国家利益层面谈到了男女间的事情。
这出七个男兵加一个女兵的戏,让只有九个人的导演系忙活不过来,徐昂还去别的班借了几个男生来演。
结果,他说,“老师看完了,说,‘你这个吧,不能说不是一种主旋律,但是有点别扭。’从那会儿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看起来像A,但实际上是B的戏。我喜欢看上去很逗,而其实挺悲剧的主题。”
大四时,徐昂被选中与当时同届的中戏表演系女生陈好主演话剧《第一次亲密接触》,其塑造的痞子蔡形象广受好评,“那次我非常幸运,除了是主演痞子蔡,还做了副导演工作,帮着修改文本。”
凭着出色的演出,徐昂毕业后进入人艺,成为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导演。
而在他之前,人艺10年没有招过新人。
从中戏导演系毕业到人艺10年,徐昂已参与执导了12部戏,被认为是人艺导演中的“明日之星”。但真正让他被普通人所认识的,还是陈道明主演的《喜剧的忧伤》。
此前,他出现在媒体上是因为和陈小艺的绯闻。最后这桩绯闻没了下文,很多人怀疑是为当时徐昂参与导演、陈小艺主演的话剧《莲花》宣传造势。
徐昂的作品以新锐荒诞著称,不乏争议。他曾与任鸣合作执导过话剧《男人的自白》《北街南院》《我爱桃花》《莲花》等,独立执导过话剧《情人》《动物园的故事》《女仆》《操场》等。
迄今为止,他最成功的话剧作品《喜剧的忧伤》也因启用陈道明,被质疑为太商业。“现在大家把‘商业’有点妖魔化了,其实商业是干什么呢?商业维系我们能够活下去,并更好地去创作。当你有了资源或资本后,才有能力去更好地表达自己,更好地创作。”
对于导演这个角色,徐昂说自己“演得不是特别好”,“这个角色不好演,演着演着,尾巴就露出来了。”
“导演不是一个全知者,但每天面对的都是‘怎么办’和‘为什么’的问题。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每天都是不断回答别人‘怎么办’和‘为什么’,压力特大。有些人只看到了导演这个角色带来的权利,而忽略了付出的义务。”
作为人艺的年轻导演,徐昂在刚进人艺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演”导演这个角色。“碰见五六十岁的演员,问我‘这怎么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人家从艺的年龄比我岁数都大。”
做导演最重要的是,要比演员走得更远。“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是文本。你要相信文本的画面是存在的,并通过演员表达出来,真实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样才能让观众相信他所看到的,才有感染力。”
像所有创作者一样,徐昂习惯随身带记事本,来记录生活素材。甚至,还会偷听大街上行人的聊天。
纵观徐昂的作品,剧本多出自外国经典。“我选剧本的标准,就是探讨一种不可能。比如说一个铁球从地面上升起来,这在生活当中是不可能的,但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发生。它其实并不是实验类,翻译得稍微通俗一点,就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这是优秀作品的共性。”
“如果把《西游记》看作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那就是荒诞剧。但仔细分析的话,它说的是孙悟空从一个顽石到有了生命,再有智慧,最后变成斗战胜佛的过程。这时,你就并不觉得它是荒谬的了。”
所以,徐昂不承认自己的新锐。他最在意的是,做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