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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北京城，披红戴绿。盘古七星酒店内，一场盛大的新书发布会正在等待女主角的到来。大门敞开，陈文茜一身素黑，轻摆腰肢，缓缓走来。那举手投足间的妩媚，配上头顶一朵张扬的羽毛花，立刻抢尽了全场的风光。
李敖曾说：“陈文茜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与陈文茜对坐，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她的“聪明”。茶几上放着她的新书《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这是她授权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了她过去一年多对世界的思考。历史社会学出身的陈文茜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又一个中外年轻人的故事，她希望通过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能够让大陆的年轻读者从全球的角度、历史的纵深为中国经济和个人前途找到更好的答案。“在这个动荡危机的年代，青年人或许将成为‘失落的一代’，但如果你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者仍将守得属于自己的‘一角繁华’。”
说这话时，陈文茜没有了做政论节目时的犀利和攻击性，显出了女性特有的温柔气质。“我有一个作为母亲的心情，我如果跟一般的女性一样，生个小孩，我的孩子就跟你们年纪差不多。”记者刚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她，她却又显出善变的一面，幽默地说：“别看我现在这么端庄，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都做过哩！”
我就要成为让他弯腰的对象
1958年，陈文茜出生于台湾宜兰，7个月大时就被寄养在外公家。她的外公何集璧曾加入过共产党，参加过台湾民众抗议国民党统治的“二二八”事件，当时何家在台中是富甲一方的大族。但当被问及对外公的印象时，她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浪漫”。
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很早就种在了陈文茜的骨子里。她是在一种“难以想象的溺爱中长大的”，这主要得益于外婆的庇护，她不允许大人们说陈文茜一句不是。小时候，陈文茜梦想做一个卡车司机。“高速公路开始发展起来，车可以开得好快好自由。我喜欢那种感觉，天地为家，可以自由地活着。”
1976年，陈文茜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时值台湾民主化思想萌芽，她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毕业后，她白天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下班后做传单，帮民主人士助选。1987年，蒋经国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状态，陈文茜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遂赴美留学攻读历史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5年，陈文茜回到台北。当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到某家报社做总主笔，二是从政。不愿受束缚的陈文茜选择了前者，可就在上班前夕，她在电视上看到该报社的社长在公开场合对李登辉鞠躬。这一举动让陈文茜大怒，“那个家伙怎么这么没骨气，你和他握个手就罢了，鞠什么躬呢？既然他这么容易就弯腰，那我就要成为让他弯腰的对象。”于是，陈文茜做了民进党文宣部主任。一头长长柔柔的红发，10根手指涂10种颜色，一个比一个鲜艳，作风大胆、思路敏捷，不出一个月，全台湾的民众都认识了她。台湾政坛上掀起一阵旋风，名为“陈文茜现象”。
1999年，陈文茜因为社会和解、反“台独”等主张被民进党内“台独”势力所不容，辞职并退出民进党。她在辞职信中写道：“本人年事已高，青春有限，皱纹无数，虽无奉献，亦无坚持，更无牺牲，但与各位男士们常相左右，却有困难。”
2001年，陈文茜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法委员”，又一次高调进入政坛。陈文茜爱狗，当时她养着一只已经19岁名叫“老佛爷”的狗，经常随着她大摇大摆地出入“立法院”。陈文茜高调，“老佛爷”气焰也不低，它高兴了会舔那些“立委”们一身口水，不高兴连眼皮都不抬一下。2004年，民进党借助“3?19”枪击案在选举中获胜，陈文茜再次因对政治失望退出政坛。
从政之外，陈文茜还是主持过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文茜小妹大》、《解码陈文茜》的著名主持人，出版了8本书的作家。
2011年为了配合对lady gaga的采访，陈文茜特意请人设计了一套挂满面条和蔬菜的“面条装”。她边走，面条边往下掉，以夸张著称的lady gaga看了之后竟一时说不出话来。陈文茜笑称，“我的面条装让她陷入了沉思。”
很有能力和别人分手
陈文茜是个妩媚的女人，这与容貌、身段、年龄无关。她会轻跷着腿云淡风轻地娓娓道来，也会给书房的电脑盖上一块大红色的湘绣，像极了待嫁新娘的大喜头盖。她说自己是“爱美成性”。她还曾这样描述自己：“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疯子，政治家伤的是别人，艺术家伤的是自己。我身体里有一半是伤别人的政治家，有一半是伤自己的艺术家，这样才可以平衡。”
这种个性的女人个人生活自然也跌宕起伏，她公开的恋爱对象有4个：民进党的“台独”大佬林浊水、民进党前民调中心主任贺端蕃、曾任职《纽约时报》的美国人大卫、台湾整形名医宋正宇。回味过去的爱情，陈文茜略带调侃地形容自己：“我不一定有能力和别人长久相处，但很有能力和别人分手。”
曾经，33岁满腹诗书的林浊水被22岁的陈文茜迷得神魂颠倒，当他准备向陈文茜求婚时，她却潇洒地去美国留学，“20多岁的我，怎么就会让婚姻束缚住我自由的脚步呢？”分手后的林浊水一度难过得想自杀，还跑到陈文茜的忘年交“老统派”唐文标那里诉苦兼告状。唐文标听罢，说了一句叫林浊水哭笑不得的话：“那好啊，你不是最喜欢讲独立，讲分离主义吗？”
在美国期间，陈文茜嫁给了贺端蕃。但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非常短，离婚时陈文茜只要了一只猫。
47岁那年，陈文茜生过几场大病，那时她说，如果死了，讣文就写“陈文茜，47岁，留下5只狗，争议一生”。但朋友们则认为，陈文茜百年之后的墓志铭应该是：这是一个在完全没有自我的世界中活得最自我的人。如今再评价自己，陈文茜更有一种近于彪悍的自信，她说，描述她的一生，5个字足矣——“她是陈文茜”。
最伟大的女性还是秋瑾
环球人物杂志：您算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在台湾出过很多书，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在大陆出第一本书？
陈文茜：台湾像一个纵欲过度的男人，无论怎样的美女立在眼前都无动于衷，麻木到底了。那里如同一片流沙，什么都留不住，我不太甘心写出东西只给2000多万的台湾人看，我要在大陆同样成名。 我一直在思考，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大陆发行我的第一本书呢？我小时候的偶像是海明威和智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书写是我最熟悉的叙事模式。当我看到潘石屹疯狂刷微博时，我觉得他像外星人，而我是上世纪的人，就靠一支笔和一张纸。过去，我很多书是我在从政时写的，其中80%是散文性质的文学作品，因为搞政治是一件让灵魂很痛苦的事。那些“立委”们在前面打架，我就在后面写东西。但是我不想让大陆读者对我的第一印象是“文艺老女青年”，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我来写一本散文集，所以，以我这样的年龄和阅历能做到的就是，用这本书把大家的眼睛打开，去看世界。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搞政治是一件让灵魂很痛苦的事情，那您之前为什么从政？后来退出政坛是为了让心灵得到宁静吗？
陈文茜：如果你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追逐”，那我从来不是从政的人，因为我不会争权夺利。陈水扁执政时，台湾经济一度几乎垮掉，但我还是有非常高的薪水，可以清闲地过日子，因为我是既得利益阶层。但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处境完全不同，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事情，不能无视整个社会的痛苦。
在“立法院”时，为了通过一个法案，我有时拉拢人，有时和人翻脸，有时还要拜托别人，什么手段都用。这不是我的本性，但我不能不按着性子，忍耐本来我不会忍耐的许多事。那个时候，我每3个月就住院一次，有时一天只睡3个小时，一个人做8个人的工作，这种日子怎么过？太可怕了。
我的外祖父一直跟政治有关联，老年很凄惨。他跟我们讲过一句话：“政治是不能碰的。人生有什么可以依靠？墙壁可以靠，其他没什么可以靠。”这深深影响了我的从政态度，我如果不是为了社会理想是不会踏入政治圈的，但如果那个圈子已经不能实现我的理想，我就跟它拜拜。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女性如果想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必须要够狠。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女性要成功，或者说，得到他人的认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陈文茜：女人真的要非常优秀，而且各方面都优秀，男性才愿意给你一个尊敬。结不结婚不重要，拒绝婚姻纯粹是一种选择。但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要给自己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准备。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觉得您就是一个成功的女性。
陈文茜：你看我比得上秋瑾吗？比不上。她死的时候31岁，曾经拿了一把匕首拍了张照片；我这辈子还没拿过匕首。那个年代有很多杰出的女性，穿着男人的衣服去看戏，对抗大时代。这几年，中国也出了很多女性企业家，有的是继承父业，有的是自己创业，但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也没有她们的故事。一个人站在自己的时代抓住机会是容易的，要想超越自己的时代是不容易的，就像秋瑾。因此，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中国女性还是秋瑾，我望尘莫及。
环球人物杂志：您活得很洒脱。
陈文茜：其实世界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少，她就守住一块天、一块地、一个家、一个男人、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会感到一种被剥夺感。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我觉得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小事，或者说某个程度来讲我有种气魄。这种气魄未必帮助你事业上表现杰出，可是能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私人事情时表现杰出，她能变得很超脱，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你格局小。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幸福的来源。
要有经过独立思考的批评
环球人物杂志：曹景行曾说过，台湾很多新闻节目没有意义，只有陈文茜的还能看。您怎么看两岸媒体的发展？
陈文茜：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跟台湾看齐：越来越烂。作为年轻一代要努力去了解很多事情，比如说，世界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就业的影响。看《康熙来了》也会很开心，但那样你找不到好工作。
我也注意到大陆媒体欠缺自己的观点，输入性意见太多。即便是一些看起来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在美国念了书，就跑回来传授。什么派、主义，就是用来切东西的刀，切不同东西要用不同的刀。任何抱着一个派或主义不放的学者都要倒大霉，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转弯。中国走到今天真的太不容易，我不反对大家对一些社会现象甚至政府提出强烈批评，但我希望这个批评是经过独立思考的。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才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陈文茜：我觉得要尽量跨越你自己的职业类别，如果你大学学经济，硕士时最好读历史。我采访lady gaga时，她特别提到，她是上流社会的孩子，原来是念纽约大学表演艺术专业，念到一半之后辍学，周末她回爸妈的豪宅，但平常会去鬼混。如果没学表演，她可能没有后来在舞台上那么强的爆发力；如果没有过那样不羁的生活，她可能没法把正统与反叛勇敢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她如果只选择其中一个角色，她就不会是今天的她。所以，当她成名时，她的邻居吓死了，“啊？我以为她是妓女，怎么会是全美国唱片销量最高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自己呢，您实现自己价值的秘密是什么？
陈文茜：年轻漂亮不重要，有一个灵活的脑袋最重要。
李敖曾说：“陈文茜是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与陈文茜对坐，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能真切地感受到她的“聪明”。茶几上放着她的新书《只剩一个角落的繁华》，这是她授权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了她过去一年多对世界的思考。历史社会学出身的陈文茜在书中记载了一个又一个中外年轻人的故事，她希望通过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能够让大陆的年轻读者从全球的角度、历史的纵深为中国经济和个人前途找到更好的答案。“在这个动荡危机的年代，青年人或许将成为‘失落的一代’，但如果你们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者仍将守得属于自己的‘一角繁华’。”
说这话时，陈文茜没有了做政论节目时的犀利和攻击性，显出了女性特有的温柔气质。“我有一个作为母亲的心情，我如果跟一般的女性一样，生个小孩，我的孩子就跟你们年纪差不多。”记者刚把尊敬的目光投向她，她却又显出善变的一面，幽默地说：“别看我现在这么端庄，我年轻的时候可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事都做过哩！”
我就要成为让他弯腰的对象
1958年，陈文茜出生于台湾宜兰，7个月大时就被寄养在外公家。她的外公何集璧曾加入过共产党，参加过台湾民众抗议国民党统治的“二二八”事件，当时何家在台中是富甲一方的大族。但当被问及对外公的印象时，她给出的答案竟然是“浪漫”。
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很早就种在了陈文茜的骨子里。她是在一种“难以想象的溺爱中长大的”，这主要得益于外婆的庇护，她不允许大人们说陈文茜一句不是。小时候，陈文茜梦想做一个卡车司机。“高速公路开始发展起来，车可以开得好快好自由。我喜欢那种感觉，天地为家，可以自由地活着。”
1976年，陈文茜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时值台湾民主化思想萌芽，她开始参加党外政治运动，是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第一批参与者。毕业后，她白天在《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下班后做传单，帮民主人士助选。1987年，蒋经国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状态，陈文茜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遂赴美留学攻读历史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5年，陈文茜回到台北。当时摆在她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到某家报社做总主笔，二是从政。不愿受束缚的陈文茜选择了前者，可就在上班前夕，她在电视上看到该报社的社长在公开场合对李登辉鞠躬。这一举动让陈文茜大怒，“那个家伙怎么这么没骨气，你和他握个手就罢了，鞠什么躬呢？既然他这么容易就弯腰，那我就要成为让他弯腰的对象。”于是，陈文茜做了民进党文宣部主任。一头长长柔柔的红发，10根手指涂10种颜色，一个比一个鲜艳，作风大胆、思路敏捷，不出一个月，全台湾的民众都认识了她。台湾政坛上掀起一阵旋风，名为“陈文茜现象”。
1999年，陈文茜因为社会和解、反“台独”等主张被民进党内“台独”势力所不容，辞职并退出民进党。她在辞职信中写道：“本人年事已高，青春有限，皱纹无数，虽无奉献，亦无坚持，更无牺牲，但与各位男士们常相左右，却有困难。”
2001年，陈文茜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法委员”，又一次高调进入政坛。陈文茜爱狗，当时她养着一只已经19岁名叫“老佛爷”的狗，经常随着她大摇大摆地出入“立法院”。陈文茜高调，“老佛爷”气焰也不低，它高兴了会舔那些“立委”们一身口水，不高兴连眼皮都不抬一下。2004年，民进党借助“3?19”枪击案在选举中获胜，陈文茜再次因对政治失望退出政坛。
从政之外，陈文茜还是主持过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文茜小妹大》、《解码陈文茜》的著名主持人，出版了8本书的作家。
2011年为了配合对lady gaga的采访，陈文茜特意请人设计了一套挂满面条和蔬菜的“面条装”。她边走，面条边往下掉，以夸张著称的lady gaga看了之后竟一时说不出话来。陈文茜笑称，“我的面条装让她陷入了沉思。”
很有能力和别人分手
陈文茜是个妩媚的女人，这与容貌、身段、年龄无关。她会轻跷着腿云淡风轻地娓娓道来，也会给书房的电脑盖上一块大红色的湘绣，像极了待嫁新娘的大喜头盖。她说自己是“爱美成性”。她还曾这样描述自己：“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疯子，政治家伤的是别人，艺术家伤的是自己。我身体里有一半是伤别人的政治家，有一半是伤自己的艺术家，这样才可以平衡。”
这种个性的女人个人生活自然也跌宕起伏，她公开的恋爱对象有4个：民进党的“台独”大佬林浊水、民进党前民调中心主任贺端蕃、曾任职《纽约时报》的美国人大卫、台湾整形名医宋正宇。回味过去的爱情，陈文茜略带调侃地形容自己：“我不一定有能力和别人长久相处，但很有能力和别人分手。”
曾经，33岁满腹诗书的林浊水被22岁的陈文茜迷得神魂颠倒，当他准备向陈文茜求婚时，她却潇洒地去美国留学，“20多岁的我，怎么就会让婚姻束缚住我自由的脚步呢？”分手后的林浊水一度难过得想自杀，还跑到陈文茜的忘年交“老统派”唐文标那里诉苦兼告状。唐文标听罢，说了一句叫林浊水哭笑不得的话：“那好啊，你不是最喜欢讲独立，讲分离主义吗？”
在美国期间，陈文茜嫁给了贺端蕃。但这段婚姻维持的时间非常短，离婚时陈文茜只要了一只猫。
47岁那年，陈文茜生过几场大病，那时她说，如果死了，讣文就写“陈文茜，47岁，留下5只狗，争议一生”。但朋友们则认为，陈文茜百年之后的墓志铭应该是：这是一个在完全没有自我的世界中活得最自我的人。如今再评价自己，陈文茜更有一种近于彪悍的自信，她说，描述她的一生，5个字足矣——“她是陈文茜”。
最伟大的女性还是秋瑾
环球人物杂志：您算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在台湾出过很多书，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在大陆出第一本书？
陈文茜：台湾像一个纵欲过度的男人，无论怎样的美女立在眼前都无动于衷，麻木到底了。那里如同一片流沙，什么都留不住，我不太甘心写出东西只给2000多万的台湾人看，我要在大陆同样成名。 我一直在思考，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大陆发行我的第一本书呢？我小时候的偶像是海明威和智利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书写是我最熟悉的叙事模式。当我看到潘石屹疯狂刷微博时，我觉得他像外星人，而我是上世纪的人，就靠一支笔和一张纸。过去，我很多书是我在从政时写的，其中80%是散文性质的文学作品，因为搞政治是一件让灵魂很痛苦的事。那些“立委”们在前面打架，我就在后面写东西。但是我不想让大陆读者对我的第一印象是“文艺老女青年”，而且他们也不需要我来写一本散文集，所以，以我这样的年龄和阅历能做到的就是，用这本书把大家的眼睛打开，去看世界。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搞政治是一件让灵魂很痛苦的事情，那您之前为什么从政？后来退出政坛是为了让心灵得到宁静吗？
陈文茜：如果你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追逐”，那我从来不是从政的人，因为我不会争权夺利。陈水扁执政时，台湾经济一度几乎垮掉，但我还是有非常高的薪水，可以清闲地过日子，因为我是既得利益阶层。但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处境完全不同，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事情，不能无视整个社会的痛苦。
在“立法院”时，为了通过一个法案，我有时拉拢人，有时和人翻脸，有时还要拜托别人，什么手段都用。这不是我的本性，但我不能不按着性子，忍耐本来我不会忍耐的许多事。那个时候，我每3个月就住院一次，有时一天只睡3个小时，一个人做8个人的工作，这种日子怎么过？太可怕了。
我的外祖父一直跟政治有关联，老年很凄惨。他跟我们讲过一句话：“政治是不能碰的。人生有什么可以依靠？墙壁可以靠，其他没什么可以靠。”这深深影响了我的从政态度，我如果不是为了社会理想是不会踏入政治圈的，但如果那个圈子已经不能实现我的理想，我就跟它拜拜。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女性如果想在政治上取得成功，必须要够狠。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女性要成功，或者说，得到他人的认可，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陈文茜：女人真的要非常优秀，而且各方面都优秀，男性才愿意给你一个尊敬。结不结婚不重要，拒绝婚姻纯粹是一种选择。但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要给自己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准备。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觉得您就是一个成功的女性。
陈文茜：你看我比得上秋瑾吗？比不上。她死的时候31岁，曾经拿了一把匕首拍了张照片；我这辈子还没拿过匕首。那个年代有很多杰出的女性，穿着男人的衣服去看戏，对抗大时代。这几年，中国也出了很多女性企业家，有的是继承父业，有的是自己创业，但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也没有她们的故事。一个人站在自己的时代抓住机会是容易的，要想超越自己的时代是不容易的，就像秋瑾。因此，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中国女性还是秋瑾，我望尘莫及。
环球人物杂志：您活得很洒脱。
陈文茜：其实世界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少，她就守住一块天、一块地、一个家、一个男人、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会感到一种被剥夺感。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我觉得那些都是不重要的小事，或者说某个程度来讲我有种气魄。这种气魄未必帮助你事业上表现杰出，可是能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私人事情时表现杰出，她能变得很超脱，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你格局小。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幸福的来源。
要有经过独立思考的批评
环球人物杂志：曹景行曾说过，台湾很多新闻节目没有意义，只有陈文茜的还能看。您怎么看两岸媒体的发展？
陈文茜：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跟台湾看齐：越来越烂。作为年轻一代要努力去了解很多事情，比如说，世界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就业的影响。看《康熙来了》也会很开心，但那样你找不到好工作。
我也注意到大陆媒体欠缺自己的观点，输入性意见太多。即便是一些看起来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在美国念了书，就跑回来传授。什么派、主义，就是用来切东西的刀，切不同东西要用不同的刀。任何抱着一个派或主义不放的学者都要倒大霉，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转弯。中国走到今天真的太不容易，我不反对大家对一些社会现象甚至政府提出强烈批评，但我希望这个批评是经过独立思考的。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觉得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才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陈文茜：我觉得要尽量跨越你自己的职业类别，如果你大学学经济，硕士时最好读历史。我采访lady gaga时，她特别提到，她是上流社会的孩子，原来是念纽约大学表演艺术专业，念到一半之后辍学，周末她回爸妈的豪宅，但平常会去鬼混。如果没学表演，她可能没有后来在舞台上那么强的爆发力；如果没有过那样不羁的生活，她可能没法把正统与反叛勇敢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她如果只选择其中一个角色，她就不会是今天的她。所以，当她成名时，她的邻居吓死了，“啊？我以为她是妓女，怎么会是全美国唱片销量最高的人？”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自己呢，您实现自己价值的秘密是什么？
陈文茜：年轻漂亮不重要，有一个灵活的脑袋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