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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陕西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包括《废都》、《秦腔》、《古炉》、《带灯》等，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和首届红楼梦奖。
“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他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他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
贾平凹常站在小摊上吃胡辣汤，朋友见了，“唉，你咋在这儿吃？”他说：“俺不在这儿吃在哪儿吃哩？”贾平凹解释：“街边小摊好吃，有味道，贵族吃营养，平民吃味道。”
贾平凹蜚声文坛，却一直过着朴实的生活。外面世界的声名煊赫还是在外面，里面的贾平凹照样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正如他所言，他还处在一个原始时代——“久居西安，心系农村”。他不爱去大城市，曾经去过北京发一个书画册子，只呆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回来。
他甚至不爱出国，法国邀请他过去，他一直都不去。“怕累”，“不自在”，去外面演讲，也觉得压力大得很。和几个熟人，到乡下去玩，和家里人呆着，看看石头，看看陶器，最好不过。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
初见贾平凹，是在2013年上海书展上。两天里，他都在穿着同样的衣服面对不同的读者。他用家乡陕西丹凤县棣花村的方言谈着“中国文学”，台下鲜少有人能听懂。
几个月后，打电话给贾平凹约采访，因为听不懂他的话，记者提出邮件采访，他说：“我仍然处于手工业时代，最早学电脑没学会。小时候没学过拼音，又不会说普通话，用陕西话一拼就不一样了，一天天拖下来，后来干脆不用。现在这么大年龄，也不再学了。”
一直还在手写笔传的贾平凹身体里保留着西北人的个性，踏踏实实、自自在在地活着，不张狂，不轻浮。他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他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
“我没有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贾平凹的《古炉》刚出来，很多人联想到他家里的收藏。那也只是他的爱好。淘换回来置于眼前，是想营造一种古代文人的氛围。“我收进来的东西不会再卖出去，没有太值钱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我不收贵重的东西，贵重东西只能锁在柜子里不敢让人看。不喜欢也不可能买回来，还得花钱。”
贾平凹喜欢一个人住间房子。有茶有烟有个烂电视，就可以过一个月。“与人交往很累。你跟我交往现在这样，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一见面就自来熟。人必须要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可以长交往。这是一门最大的学问。我就想清静一会儿。”
五十岁以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贾平凹便知道自已是老了。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凉粉便腾板凳；一定不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
贾平凹现在六十了，但生活节奏和三十四十岁时没有差别，忙得一塌糊涂。
“每天早上七点半离开家去工作室，晚上一点多回到家。一天和家人见不了面，我回去时，上初中的小女儿睡了，我离开时，她还没醒。所以，我跟她也是早晚不见，各忙各事。我早上和晚上写作，间隙在作协还要开会、办刊物，被聘为文学院院长还要带博士，加上隔三差五的社会活动，我不爱干，硬着头皮不停地干。我对孩子也没希望，只有一条，学校学的很多东西比如数理化，毕业后都派不上什么用。现在一切只为就业，不学也没办法。我的要求是好歹高中毕业。”
“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断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待提笔时才能写出要写的东西。”
一茬作家有一茬的命，我还得写农村
贾平凹认定自己是土命，总听见地里有声音传来：那么大的地，长满荒草，让贾家孩子去耕犁吧。
2010年冬天，贾平凹结束了《古炉》的写作，开始了他的行走，他选择了中国目前最为贫困偏狭的地区之一——定西。
之所以选择行走到定西，“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纯厚，是国家的大德之域，其德刚健而文明，它们却长期以来被国人忽略甚至遗忘。现代的经济发展遮蔽了它们曾经的光荣，人们无限向往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繁华，追逐那些新兴的旅游胜地的奇异，很少有人再肯光顾这块地方，去了解别一样的地理环境，和别一样的人的生存状态。”
2013年，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带灯》。
《带灯》讲述一个名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常年处理纠纷和上访事件。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在现实中无处可逃时，她把精神寄托放在了远方的情感上。这位“带灯”，三年前开始给贾平凹发信息，接二连三，贾平凹最后将她的故事搬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至今，贾平凹的手机里存着“带灯”发来的许多条短信。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贾平凹一直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他爱那片土地，同样，他也想改善它。
“人经常讲这个时代是社会化转型体，所谓转型体就是传统一下转到现代，而且这种转化特别急促，特别快，一下子变过来。原来大家围绕农村发生变化的事情来说，现在，你到农村去那种田园的东西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原来的那种气息已经没有了，大家都为了能源。这种转变太快了，都成了社会的急剧变化。”
“中国社会吃的、穿的、住的一些变化，时间观、生命观、价值观一切都混乱了。当时我在农村的时候，当时每个村都有一个庙宇，还有一个祠堂。同时还受孔孟的影响，但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在了。经常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会说，现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谁去建设？”
对于农村的一些变化和无法解决的问题，贾平凹是焦虑的，他能做的，也就是一直写下去。“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命，我还得写农村。”四十多年里，他一直用手写，如同农民的锄头犁在地里。
“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他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他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
贾平凹常站在小摊上吃胡辣汤，朋友见了，“唉，你咋在这儿吃？”他说：“俺不在这儿吃在哪儿吃哩？”贾平凹解释：“街边小摊好吃，有味道，贵族吃营养，平民吃味道。”
贾平凹蜚声文坛，却一直过着朴实的生活。外面世界的声名煊赫还是在外面，里面的贾平凹照样老老实实地过日子。
正如他所言，他还处在一个原始时代——“久居西安，心系农村”。他不爱去大城市，曾经去过北京发一个书画册子，只呆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回来。
他甚至不爱出国，法国邀请他过去，他一直都不去。“怕累”，“不自在”，去外面演讲，也觉得压力大得很。和几个熟人，到乡下去玩，和家里人呆着，看看石头，看看陶器，最好不过。
“我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
初见贾平凹，是在2013年上海书展上。两天里，他都在穿着同样的衣服面对不同的读者。他用家乡陕西丹凤县棣花村的方言谈着“中国文学”，台下鲜少有人能听懂。
几个月后，打电话给贾平凹约采访，因为听不懂他的话，记者提出邮件采访，他说：“我仍然处于手工业时代，最早学电脑没学会。小时候没学过拼音，又不会说普通话，用陕西话一拼就不一样了，一天天拖下来，后来干脆不用。现在这么大年龄，也不再学了。”
一直还在手写笔传的贾平凹身体里保留着西北人的个性，踏踏实实、自自在在地活着，不张狂，不轻浮。他的想法是能伏多少就伏多少。这也让他存有另一种乡土观念，人一生能写多少字、能做多少事是固定的。“我用电脑噼里啪啦打完了，以后还写什么？我比较信命，这也是根植于三秦那片土地里的一种惯性意识。”
“我没有意外之财，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用手写出来。”贾平凹的《古炉》刚出来，很多人联想到他家里的收藏。那也只是他的爱好。淘换回来置于眼前，是想营造一种古代文人的氛围。“我收进来的东西不会再卖出去，没有太值钱的，都是自己喜欢的。我不收贵重的东西，贵重东西只能锁在柜子里不敢让人看。不喜欢也不可能买回来，还得花钱。”
贾平凹喜欢一个人住间房子。有茶有烟有个烂电视，就可以过一个月。“与人交往很累。你跟我交往现在这样，十年后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喜欢一见面就自来熟。人必须要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可以长交往。这是一门最大的学问。我就想清静一会儿。”
五十岁以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贾平凹便知道自已是老了。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凉粉便腾板凳；一定不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
贾平凹现在六十了，但生活节奏和三十四十岁时没有差别，忙得一塌糊涂。
“每天早上七点半离开家去工作室，晚上一点多回到家。一天和家人见不了面，我回去时，上初中的小女儿睡了，我离开时，她还没醒。所以，我跟她也是早晚不见，各忙各事。我早上和晚上写作，间隙在作协还要开会、办刊物，被聘为文学院院长还要带博士，加上隔三差五的社会活动，我不爱干，硬着头皮不停地干。我对孩子也没希望，只有一条，学校学的很多东西比如数理化，毕业后都派不上什么用。现在一切只为就业，不学也没办法。我的要求是好歹高中毕业。”
“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生活，不断从生活中获取素材。只有接受生活的浸染，待提笔时才能写出要写的东西。”
一茬作家有一茬的命，我还得写农村
贾平凹认定自己是土命，总听见地里有声音传来：那么大的地，长满荒草，让贾家孩子去耕犁吧。
2010年冬天，贾平凹结束了《古炉》的写作，开始了他的行走，他选择了中国目前最为贫困偏狭的地区之一——定西。
之所以选择行走到定西，“这地方历史悠久，文化纯厚，是国家的大德之域，其德刚健而文明，它们却长期以来被国人忽略甚至遗忘。现代的经济发展遮蔽了它们曾经的光荣，人们无限向往着东南沿海地区的繁华，追逐那些新兴的旅游胜地的奇异，很少有人再肯光顾这块地方，去了解别一样的地理环境，和别一样的人的生存状态。”
2013年，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带灯》。
《带灯》讲述一个名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常年处理纠纷和上访事件。农村的琐事让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在现实中无处可逃时，她把精神寄托放在了远方的情感上。这位“带灯”，三年前开始给贾平凹发信息，接二连三，贾平凹最后将她的故事搬到了自己的作品里。
至今，贾平凹的手机里存着“带灯”发来的许多条短信。
从第一部作品开始，贾平凹一直把目光聚焦在中国农村，他爱那片土地，同样，他也想改善它。
“人经常讲这个时代是社会化转型体，所谓转型体就是传统一下转到现代，而且这种转化特别急促，特别快，一下子变过来。原来大家围绕农村发生变化的事情来说，现在，你到农村去那种田园的东西可能还会有一些，但是原来的那种气息已经没有了，大家都为了能源。这种转变太快了，都成了社会的急剧变化。”
“中国社会吃的、穿的、住的一些变化，时间观、生命观、价值观一切都混乱了。当时我在农村的时候，当时每个村都有一个庙宇，还有一个祠堂。同时还受孔孟的影响，但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在了。经常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会说，现在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谁去建设？”
对于农村的一些变化和无法解决的问题，贾平凹是焦虑的，他能做的，也就是一直写下去。“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命，我还得写农村。”四十多年里，他一直用手写，如同农民的锄头犁在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