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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世界一流”成为各行各业的时尚用词,一些中国大学也以欧美的一流大学为追赶目标。
笔者认为,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质疑能够得到滋养。
笔者曾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認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在笔者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地,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一些大学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
笔者认为,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
再说,大学是否“世界一流”,除了可见的数字(科研经费、获奖数目、名家大师、校园面积、师生比例等)外,还得看其对本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及贡献。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质疑能够得到滋养。
笔者曾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認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排名只能依靠数字,而数字是很容易造假的;以为读书人都讲“仁义礼智信”,那是低估了造假的巨大收益,而高估了道德的约束力。即便是老实人,拒绝弄虚作假,可你潜意识里,着力于生产“有效的”数字,必定扭曲办学方向。“大学排行榜”的权威一旦建立,很容易形成巨大的利益链条。在笔者看来,此举将泯灭上下求索、特立独行的可能性。好大学必须有个性,而那些“与众不同”的部分,恰好无法纳入评价体系。“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学也不例外。久而久之,大学将日益趋同。差的大学可能得到提升,可好大学将因此而下降。这就好像辩论比赛,裁判称,按照规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的平均。这被抹去的“最高分”,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创见。当你一次次被宣布“工作无效”,不计入总成绩,自然而然地,你就会转向,变得日渐随和起来。当然,你也可以固执己见,可那就成为“烈士”了。
所谓争创“世界一流”,这么一种内在兼外在的压力,正使得一些大学变得躁动不安、焦虑异常。好处是举国上下,全都努力求新求变;缺点则是不够自信,难得有发自内心的保守与坚持。其实,所有理想型的论述,在实际操作中,都必须打折扣。所谓“非此即彼”或“不全宁无”,只适合于纸上谈兵。今天中国,不仅仅是“开放”与“保守”之争,在“接轨”与“闭关”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第四条路可供选择。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很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如果连标榜“独立”与“创新”的大学都缺乏深刻的自我反省能力,那就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