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将通过对金融危机中三大国有银行H股遭其海外战略投资者大肆抛售现象为切入点，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战投的性质和动机进行深入剖析，同时结合中国银行业对于外资入股的监管历程，呼吁商业银行在境外投资者的引进热潮中应保持理智和审慎的态度。
【关键词】 减持门；战略投资者；道德风险
新年伊始，中资国有银行H股接连遭境外投资机构抛售（如表1所示），引发市场对外资撤出中国市场的担忧，并清晰地折射出中外银行合作过程中“预期与现实的落差”。
2005年美国银行以25亿美元的出价购入建行9%的股权，拉了开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大幕。一时间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改组—上市” “三部曲”改革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安排，各大银行趋之若鹜地引入“心仪”的国外金融巨头，并且就连当时连监管部门也一直敦促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更于2006年初将“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写进监管法规（当年末将“境外”删去），足见当时中国银行业对外资痴迷度之高，而学术界也一边倒地视此举为拯救国有银行的第一步。然而笔者认为从今天看来过分依赖外资掩盖了诸多未解决的问题，这对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进程带来极大的威胁，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持续地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热潮或许应该逐渐减退了。
首先，目前国有银行引进的境外投资者并不完全符合银监会所规定战略投资者的定义，即以谋求长期战略利益为目的，长期持有企业大量股权，拥有促进标的企业业务发展和价值提升实力，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法人投资者。这里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设前提，即通过引进境外投资者从而引进国外金融机构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信用文化等，并以此建立与完善国有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竞争能力等，而上述假设很大成分只是我们单方面的美好愿望而已。从长期稳定的方面来看，战略投资者的“战略”时间究竟有多长，完全由外资方决定，中方仅设定一个无强制指令的“限售期”，这给境外投资者“退可守、进可攻”的谋划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轻松地完成了“战略投资者”向“战略投机者”的角色转变，金融危机足以验证战略伙伴关系敌不过现金流压力，在解禁期后迅速做出“拆东墙补西墙”的决定充分说明我们高估了战略投资者的所谓“诚意”。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希望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来全面提升银行管理水平的愿望，今天看来愈来愈不现实。应当承认在中外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中资银行的确学到了“know-how”知识，但从整体实施效果来看，中资银行当初对引入外资进行战略性改革过于乐观。目前的状况是合作双方都对彼此的表现感到失望，双方的暂时合作无法掩盖本质上的竞争。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这同引进战投是为了谋求长期利益的目的相违背。说到底中外双方一开始就是抱着“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的想法，如今分道扬镳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后，从三大国有银行的实际操作来看，引进的投资方股权比例似乎完全符合了银行改革设计的相关要求，即单一国外战略投资者人股国内银行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0%，所有外国机构人股比例上限为25%。本文以三大国有商业银行A股上市当日的股权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大行引入的合作方都不止一个，其中中行最多有四家战投，建行最少但也有两家外资股东，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总和却普遍低于15％。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股权设置的矛盾，国有银行既想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又必须提供足够的利益激励外国投资者的进入，这两者实难于同时兼有。从现实的眼光来看，外资银行参股国有银行仅仅是普通商务合作关系的变体而已，所谓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称号，从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噱头和卖点。
其次，除了境外战略投资者身份值得商榷之外，外资参股国有银行隐匿的道德风险及其被忽视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第一，部分学者根据现有各行与外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分为存量重组型、增量扩张型和投资转让型三种参股模式。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和资金来源方面的现实压力并不是十分突出，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因此其引资模式属于存量重组模式，即重点不在于引进多少资金，而在于引进先进的理念和制度，从制度上改变国有银行现状。为了达到“引智”的目的，国有银行不得不与外资签订一些有利投资方的规定，这些规定几乎可以确保投资者的收益。而恰巧这些规定隐匿了投资合作的道德风险。投资者在得到这些有利的承诺后，其投资风险大为降低，加上微弱的股权比例以及事先未料及的文化差异，使得其参与银行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对国有银行管理创新并无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而更令人担忧的一点是，从对外资股东的调查显示其并不甘心成为单纯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希望在2000年我国加入WTO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期间内利用中资大型银行股东的便利，搜集中国金融业核心领域更多的信息，为其未来的战略布局提前做好准备。从境外战略投资者一边积极入股中资银行，一边却马不停蹄的在华设立分行的举动我们可以洞察出一旦参股的中资银行和其嫡系银行发生利益冲突，例如潜在市场和高端客户群的争夺等，这些战略投资者在无法控制参股银行情况下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该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而将风险较高的客户留给中资银行；同时，凭借其在信用卡、零售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高端业务的优势也会夺走不少中间业务市场份额，而增值潜力巨大的中间业务正是中资银行调整盈利结构、资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重要手段，外资圈地性质的进驻将恶化中资银行发展的前景。总之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使得国有银行“以股权换机制“的祈愿难以实现，相反会使国内银行市场份额被外资进一步侵蚀，最终导致得不偿失的结果。
那么我国银行监管者是否意识到境外投资者背后的战略意图？笔者认为从监管机构的态度呈现从“纯禁止”到“放开门禁”再到“积极谄媚”，最后回归“谨慎”的四个阶段的转变，并且逐步明确“监管重于发展”的基本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政府完全禁止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而从90年代中期到中国加入WTO以来，基于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需要以及作为对入世的承诺，并购的纯禁止设置已无合法性名目，政府走上了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道路，并为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提供了制度框架。从法律性质上看，通过参股形式进入东道国金融市场是外资准入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方针和指导原则，2003年1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共21条，就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所应遵循的原则、入股比例、入股形式、入股条件及其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奠定了中国对外金融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并且同接下来的各类反垄断、反限制竞争等法律法规1一起构成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随着2003年起中国按照WTO的相关规定对金融市场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国有商业银行机制改革被逐步提上了议程。不少学者宣称外资并购将促进我国银行的结构性改革，却大多忽视了相关金融安全法律监管颁布的滞后以及对外监管的经验不足等隐患。只等开放门禁的政策一出台，一时间“引进外资就是好的，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思想充斥在各大银行机构甚至包括相关监管机构当中，并且银监会明文鼓励各银行快马扬鞭地引进境外投资者，并将其作为一种政绩的考核和对上政策的贯彻。于是谈判桌上，求成心切，往往出让了许多日后监管的余地，实然可惜。不过，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开放可能趋向谨慎，今年以来银监会已在多份报告中明确表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坚持对大中银行的控股权，有利于“保持我们银行的民族性”，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这表明监管层在发生“减持门”后将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引入境外投资者，认可目前的开放程度已经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必要放松对外资入股限制，并且暗示当前外资减持对中资行“自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总的来说，在经历本次国有银行H股减持门之后，我们意识到外资入股中资行在我国尚未呈现出慎重的理性色彩。虽说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其结构性改革和管理提升有裨益，增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之外也增加了各种危机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由于外资银行目标与我国金融发展长期战略的不一致、以及欧美金融巨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利益导向性，告诫我们在今后政府主导的银行等金融行业的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接下来要开启的农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进程中，需借鉴前三大国有银行引资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提高警惕，慎重行事，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面对战略投资者，实现既定的相关目标。
参考文献：
[1]匡青，松胡君.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制的不足与完善[J].湖南商学院报，2006(2)
[2]张继红.论外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法律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3)
[3]彭中，施春娟.“股改、参股、上市”--探析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改革的新选择[J].金融经济，2007(4)
[4]吴鹏，陈志伟.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投资者的道德风险[J].集团经济研究，2007(3)
[5]陈新平.关于国有银行改革过度依赖境外资本及其市场的反思[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9)
【关键词】 减持门；战略投资者；道德风险
新年伊始，中资国有银行H股接连遭境外投资机构抛售（如表1所示），引发市场对外资撤出中国市场的担忧，并清晰地折射出中外银行合作过程中“预期与现实的落差”。
2005年美国银行以25亿美元的出价购入建行9%的股权，拉了开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大幕。一时间引进战略投资者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注资—改组—上市” “三部曲”改革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安排，各大银行趋之若鹜地引入“心仪”的国外金融巨头，并且就连当时连监管部门也一直敦促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更于2006年初将“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写进监管法规（当年末将“境外”删去），足见当时中国银行业对外资痴迷度之高，而学术界也一边倒地视此举为拯救国有银行的第一步。然而笔者认为从今天看来过分依赖外资掩盖了诸多未解决的问题，这对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进程带来极大的威胁，不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稳定持续地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热潮或许应该逐渐减退了。
首先，目前国有银行引进的境外投资者并不完全符合银监会所规定战略投资者的定义，即以谋求长期战略利益为目的，长期持有企业大量股权，拥有促进标的企业业务发展和价值提升实力，并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法人投资者。这里存在一个潜在的假设前提，即通过引进境外投资者从而引进国外金融机构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信用文化等，并以此建立与完善国有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竞争能力等，而上述假设很大成分只是我们单方面的美好愿望而已。从长期稳定的方面来看，战略投资者的“战略”时间究竟有多长，完全由外资方决定，中方仅设定一个无强制指令的“限售期”，这给境外投资者“退可守、进可攻”的谋划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轻松地完成了“战略投资者”向“战略投机者”的角色转变，金融危机足以验证战略伙伴关系敌不过现金流压力，在解禁期后迅速做出“拆东墙补西墙”的决定充分说明我们高估了战略投资者的所谓“诚意”。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希望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来全面提升银行管理水平的愿望，今天看来愈来愈不现实。应当承认在中外双方合作的过程中，中资银行的确学到了“know-how”知识，但从整体实施效果来看，中资银行当初对引入外资进行战略性改革过于乐观。目前的状况是合作双方都对彼此的表现感到失望，双方的暂时合作无法掩盖本质上的竞争。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这同引进战投是为了谋求长期利益的目的相违背。说到底中外双方一开始就是抱着“我患夷之强，夷贪我之利”的想法，如今分道扬镳也就理所当然了。最后，从三大国有银行的实际操作来看，引进的投资方股权比例似乎完全符合了银行改革设计的相关要求，即单一国外战略投资者人股国内银行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0%，所有外国机构人股比例上限为25%。本文以三大国有商业银行A股上市当日的股权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大行引入的合作方都不止一个，其中中行最多有四家战投，建行最少但也有两家外资股东，境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总和却普遍低于15％。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股权设置的矛盾，国有银行既想拥有绝对的控股权，又必须提供足够的利益激励外国投资者的进入，这两者实难于同时兼有。从现实的眼光来看，外资银行参股国有银行仅仅是普通商务合作关系的变体而已，所谓的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称号，从今天看来不过是一个噱头和卖点。
其次，除了境外战略投资者身份值得商榷之外，外资参股国有银行隐匿的道德风险及其被忽视的负面影响正逐步显现。第一，部分学者根据现有各行与外资合作情况进行分析，分为存量重组型、增量扩张型和投资转让型三种参股模式。国有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和资金来源方面的现实压力并不是十分突出，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因此其引资模式属于存量重组模式，即重点不在于引进多少资金，而在于引进先进的理念和制度，从制度上改变国有银行现状。为了达到“引智”的目的，国有银行不得不与外资签订一些有利投资方的规定，这些规定几乎可以确保投资者的收益。而恰巧这些规定隐匿了投资合作的道德风险。投资者在得到这些有利的承诺后，其投资风险大为降低，加上微弱的股权比例以及事先未料及的文化差异，使得其参与银行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对国有银行管理创新并无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而更令人担忧的一点是，从对外资股东的调查显示其并不甘心成为单纯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希望在2000年我国加入WTO到2007年底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期间内利用中资大型银行股东的便利，搜集中国金融业核心领域更多的信息，为其未来的战略布局提前做好准备。从境外战略投资者一边积极入股中资银行，一边却马不停蹄的在华设立分行的举动我们可以洞察出一旦参股的中资银行和其嫡系银行发生利益冲突，例如潜在市场和高端客户群的争夺等，这些战略投资者在无法控制参股银行情况下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该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而将风险较高的客户留给中资银行；同时，凭借其在信用卡、零售银行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高端业务的优势也会夺走不少中间业务市场份额，而增值潜力巨大的中间业务正是中资银行调整盈利结构、资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重要手段，外资圈地性质的进驻将恶化中资银行发展的前景。总之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使得国有银行“以股权换机制“的祈愿难以实现，相反会使国内银行市场份额被外资进一步侵蚀，最终导致得不偿失的结果。
那么我国银行监管者是否意识到境外投资者背后的战略意图？笔者认为从监管机构的态度呈现从“纯禁止”到“放开门禁”再到“积极谄媚”，最后回归“谨慎”的四个阶段的转变，并且逐步明确“监管重于发展”的基本方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政府完全禁止外资金融机构参股中资银行，而从90年代中期到中国加入WTO以来，基于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需要以及作为对入世的承诺，并购的纯禁止设置已无合法性名目，政府走上了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道路，并为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提供了制度框架。从法律性质上看，通过参股形式进入东道国金融市场是外资准入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方针和指导原则，2003年12月，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共21条，就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所应遵循的原则、入股比例、入股形式、入股条件及其程序都作了明确规定，奠定了中国对外金融安全法律体系的基础，并且同接下来的各类反垄断、反限制竞争等法律法规1一起构成一套相对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随着2003年起中国按照WTO的相关规定对金融市场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国有商业银行机制改革被逐步提上了议程。不少学者宣称外资并购将促进我国银行的结构性改革，却大多忽视了相关金融安全法律监管颁布的滞后以及对外监管的经验不足等隐患。只等开放门禁的政策一出台，一时间“引进外资就是好的，引进外资就是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的思想充斥在各大银行机构甚至包括相关监管机构当中，并且银监会明文鼓励各银行快马扬鞭地引进境外投资者，并将其作为一种政绩的考核和对上政策的贯彻。于是谈判桌上，求成心切，往往出让了许多日后监管的余地，实然可惜。不过，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开放可能趋向谨慎，今年以来银监会已在多份报告中明确表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坚持对大中银行的控股权，有利于“保持我们银行的民族性”，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这表明监管层在发生“减持门”后将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引入境外投资者，认可目前的开放程度已经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必要放松对外资入股限制，并且暗示当前外资减持对中资行“自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总的来说，在经历本次国有银行H股减持门之后，我们意识到外资入股中资行在我国尚未呈现出慎重的理性色彩。虽说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势不可挡，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有银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其结构性改革和管理提升有裨益，增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之外也增加了各种危机的可能性。笔者认为由于外资银行目标与我国金融发展长期战略的不一致、以及欧美金融巨鳄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纯粹的利益导向性，告诫我们在今后政府主导的银行等金融行业的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接下来要开启的农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进程中，需借鉴前三大国有银行引资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提高警惕，慎重行事，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面对战略投资者，实现既定的相关目标。
参考文献：
[1]匡青，松胡君.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法制的不足与完善[J].湖南商学院报，2006(2)
[2]张继红.论外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的法律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3)
[3]彭中，施春娟.“股改、参股、上市”--探析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改革的新选择[J].金融经济，2007(4)
[4]吴鹏，陈志伟.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境外投资者的道德风险[J].集团经济研究，2007(3)
[5]陈新平.关于国有银行改革过度依赖境外资本及其市场的反思[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