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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撰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是敦煌汉文遗书编目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进行明确分类的汉文遗书馆藏目录，该书在敦煌遗书编目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文章对上世纪以来国内相关学者围绕是书的相关研究情况予以了梳理和介绍。
关键词：翟理斯；敦煌遗书；目录
作者简介：王侃（1981-），男，河北石家庄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敦煌佛教文献、佛教与社会文化、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
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撰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下简称《翟目》）是敦煌汉文遗书编目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具有明确分类的汉文遗书馆藏目录，是书在敦煌遗书编目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翟目》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著作为数寥寥，主要有白化文、杨宝玉两位先生合著的《敦煌学目录初探》[1]、白化文教授撰写的《敦煌文物目录导论》[2]以及笔者硕士论文《<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评述》。白化文、杨宝玉在书中有关《翟目》部分，从编者简介、收录范围、分类情况、编号系统、著录情况、附录以及《翟目》的补苴工作及其它七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文本选取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进行介绍：
关于该书的分类，两位先生分析了翟理斯的可取之处。如：款目以类相从、佛教遗书部分分类较细，入藏部分已查出经名者按《南条目录》[3]编排。与此同时，作者也点明《翟目》在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如：将印刷文书与佛教、道教、摩尼教和世俗文书并列，违背了“非本质属性义项不兼容”的分类原则；正规佛教典籍中列入一些常被敦煌学家移往别类的非正规佛教文献；道教遗书部分不恰当地列入了占卜、医药、历法等文书；世俗文书部分的分类极其混乱，存在着四大问题：其一，纳入一些本不属于该部分的文书；其二，在同一级类目中使用了两种分类标准；其三，诗赋韵文词曲部分、故事及传记部分、杂集部分存在很大问题；其四，某些具体文书归类错误。作者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适当分析了造成错误的原因和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于该书的著录情况，两先生提到：《翟目》对已辨认出的入藏经典，都在著录该经具体卷子前集中给出有关参考文献，道经著录也同样采取类似做法，这便于读者了解相关经典总的研究收录情况，有利于读者使用。另外，作者还举例说明了《翟目》款目著录十分详细的特点；肯定了其在具体款目著录上的大贡献，即考证了一些无名残卷的标目；在分析一卷文书上写有几个不同内容文献的著录特点时，作者肯定了将一件遗书作一个著录单位的优点，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做法的弊端，即这种做法不符合正规图书馆目录的著录规则，使该目录的分类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真正的体系。
白化文、杨宝玉两位先生的著作可谓开启了敦煌遗书目录研究的先河。在该书《翟目》部分，作者主要站在现代图书馆学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分析与评价，这十分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该目录的编制特点。另外，在分析、评价《翟目》过程中，两位作者还就如何编制科学、实用的敦煌遗书目录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为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该书出版已有十几个年头，在这期间敦煌遗书目录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前人对《翟目》的研究成果，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此需要提出的是，两书作者站在现代图书馆学的角度分析翟理斯的编目情况，角度适合，但也不免失之偏颇。因敦煌遗书特点十分复杂，将它完全按照现代图书馆学的标准进行编目恐怕会有很大难度。另外，该书在挖掘导致《翟目》编制特点的深层原因、把握翟氏编目原则、体例，翟氏对敦煌遗书内容、性质的理解、对遗书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笔者曾在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整个敦煌学目录发展史的角度，通过对比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其他几部重要汉文遗书目录，并以敦煌遗书本身具有的文献、文物、文字三方面研究价值以及遗书分类需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以遗书内容的学科属性作为类目设置的主要标准、整旧如旧原则、与既定原则不相矛盾且必须如此之“拟构”为基础，对《翟目》的分类情况、编号系统、著录方式以及附录制作等四个方面重新进行审视，更加全面、深入地予以剖析，揭示出《翟目》的编制特点，为敦煌遗书的编目提供了参考建议。
除《敦煌学目录初探》、《敦煌文物目录导论》以及《<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评述》对《翟目》有过系统研究外，学界还存在一些零散的评价性观点，主要分布于敦煌学各种著作、论文之中。如：
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在对比《翟目》与《刘目》特点时，称前者的优点是：“第一，翟理斯是根据原卷著录的，在卷背、卷头、卷尾往往有一些淡墨抄写的文件，或极其短小的文件，可能被摄制显微胶片的人所遗落，或拍摄的不够清楚，那就不但给刘铭恕先生造成一些编目上的困难，可能还有极少数的文件由于胶片上遗落而没有著录。第二，刘铭恕先生不懂中古时代在西域流行的各种语言文字，把那五十来卷的梵文、藏文、粟特、回鹘、于阗等文统称之为‘西域文书’，而翟理斯一一指实著录。第三，翟理斯在三十八年中间用力最勤的是把失去首尾经题的佛经残卷，凡有品名的大致拟定了经题，把一些失名经卷都编在所考订的各经之后，称为‘Unplaced fragments’（意思是不能按卷数排列）。刘铭恕在这些地方统以不知名‘佛经’残卷目之。”[4]此外，王重民先生还指出《翟目》的一些缺点。如：在一些重要卷子的著录上，《翟目》是按照国外学者所偏重的问题反映卷子特征，而《刘目》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比如说对建立历史科学的需要）来提供数据的；《翟目》的定名、归类尚有一些不妥之处，四部书部分尤为明显等。
金荣华《英国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序》[5]一文曾对《翟目》序言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三点辩正。第一，指出并非如翟理斯序言中所说，斯坦因是因闻敦煌发现卷子的消息而最先专程前往采购的；第二，分析了翟理斯對斯坦因所作的一句似贬实褒的评价[6]。认为该评价褒贬均不得当；第三，详细论证了《翟目》将占卜、医药、历法归入道教文献部分的错误。 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7]曾对《翟目》特点作过一个简单介绍，并评价道：“从分类的角度来看，除‘古籍、世俗文书’类目含义不够清楚，甚至将一些佛教书目、经帐目录都纳入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确的。但著录上问题比较多，翟理斯阅读、认识、判断我国古籍文献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甚至在文献的断句上，也有不少错误。因此，在某些方面不能不影响到他分类的准确性。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就是在‘注记目录’中，混入了少量非敦煌遗书。”[8]
方广锠教授《敦煌汉文遗书分类法（草案）及说明》[9]一文指出：《翟目》在佛教遗书部分区分出入藏与未入藏是他的一大贡献，但该目录用《南条目录》作为入藏标准反映出编者对中国大藏经史以及敦煌遗书性质缺乏必要的知识。另外，方先生还指出其未入藏部分分类标准不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郭锋《敦煌文献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敦煌汉文文献》[10]也对《翟目》相关内容进行了评价。他认为《翟目》的出版是英藏敦煌汉文遗书编目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斯坦因敦煌汉文文献在入藏50年之后终于有了一部系统且相对完整的目录，这将便于学者将主要精力放在残片部分的整理编目方面。
黄永武《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11]（上、中、下）对《翟目》中的未知名残片作了详细地考订。另外，作者在文中一方面肯定了翟理斯的查勘精神以及他对卷子长度、纸色等的詳尽记录；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翟目》已查定经卷名目及章次者中还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没有查定经名，却推想归入某一类经的，这部分错误较多；未归类的经卷，更是无法辨认经名。
王冀青《<英国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中误收的斯坦因所获和阗文书辨释》[12]一文将《翟目》中收录的斯坦因1900年至1901年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在新疆和阗地区丹丹威里克遗址和安德悦遗址中出土的非敦煌汉文遗书一一检校出来，并重新录文。另外，还统一了这批文书的命名，列出各种编号的对应关系。
注释：
[1]白化文、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3]即《南明藏目录》。日本学者南条文雄（Nanjō Bunyū，849～1927）将该目录翻译成英文，欧美学者称便，依此研究中国大藏经。学界称之为《南条目录》。
[4]商务印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4～545页。
[5]金荣华译：《英国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序》，载《大陆杂志》第59卷第5期，1979年，第213～218页。
[6]该评价为：尽管斯坦因缺乏进行完美挑选所必需的汉文知识，这一点可从他拣选了大量的副本得到说明。但他最后运回国的大量佛教及其它文献经证明却具有显著的价值和重要性。
[7]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载《敦煌学辑刊》第1期（总第9期），1986年，第93～104页。
[8]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载《敦煌学辑刊》第1期（总第9期），1986年，第96页。
[9]载方广锠：《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8月，第87～157页。该文原稿为方广锠：《敦煌汉文遗书分类法（草案）附说明》，载《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第45～68页。
[10]载宋家钰、刘忠：《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1～67页。
[11]黄永武：《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上、中、下），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卷第2期，1982年，第41～43页。第1卷第4期，1982年，第144～146页。第2卷第1期，1982年，第1～4页；该文后收入黄永武：《敦煌丛刊初集》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12]王冀青：《<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中误收的斯坦因所获和阗文书辨释》，载《敦煌学辑刊》第2期（总第12期），1987年，第94～108页。
关键词：翟理斯；敦煌遗书；目录
作者简介：王侃（1981-），男，河北石家庄人，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敦煌佛教文献、佛教与社会文化、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2
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编撰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下简称《翟目》）是敦煌汉文遗书编目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具有明确分类的汉文遗书馆藏目录，是书在敦煌遗书编目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翟目》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著作为数寥寥，主要有白化文、杨宝玉两位先生合著的《敦煌学目录初探》[1]、白化文教授撰写的《敦煌文物目录导论》[2]以及笔者硕士论文《<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评述》。白化文、杨宝玉在书中有关《翟目》部分，从编者简介、收录范围、分类情况、编号系统、著录情况、附录以及《翟目》的补苴工作及其它七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文本选取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进行介绍：
关于该书的分类，两位先生分析了翟理斯的可取之处。如：款目以类相从、佛教遗书部分分类较细，入藏部分已查出经名者按《南条目录》[3]编排。与此同时，作者也点明《翟目》在分类中存在的问题。如：将印刷文书与佛教、道教、摩尼教和世俗文书并列，违背了“非本质属性义项不兼容”的分类原则；正规佛教典籍中列入一些常被敦煌学家移往别类的非正规佛教文献；道教遗书部分不恰当地列入了占卜、医药、历法等文书；世俗文书部分的分类极其混乱，存在着四大问题：其一，纳入一些本不属于该部分的文书；其二，在同一级类目中使用了两种分类标准；其三，诗赋韵文词曲部分、故事及传记部分、杂集部分存在很大问题；其四，某些具体文书归类错误。作者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适当分析了造成错误的原因和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于该书的著录情况，两先生提到：《翟目》对已辨认出的入藏经典，都在著录该经具体卷子前集中给出有关参考文献，道经著录也同样采取类似做法，这便于读者了解相关经典总的研究收录情况，有利于读者使用。另外，作者还举例说明了《翟目》款目著录十分详细的特点；肯定了其在具体款目著录上的大贡献，即考证了一些无名残卷的标目；在分析一卷文书上写有几个不同内容文献的著录特点时，作者肯定了将一件遗书作一个著录单位的优点，但同时也指出这种做法的弊端，即这种做法不符合正规图书馆目录的著录规则，使该目录的分类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真正的体系。
白化文、杨宝玉两位先生的著作可谓开启了敦煌遗书目录研究的先河。在该书《翟目》部分，作者主要站在现代图书馆学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分析与评价，这十分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该目录的编制特点。另外，在分析、评价《翟目》过程中，两位作者还就如何编制科学、实用的敦煌遗书目录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为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撰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该书出版已有十几个年头，在这期间敦煌遗书目录方面有了新的进展，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前人对《翟目》的研究成果，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此需要提出的是，两书作者站在现代图书馆学的角度分析翟理斯的编目情况，角度适合，但也不免失之偏颇。因敦煌遗书特点十分复杂，将它完全按照现代图书馆学的标准进行编目恐怕会有很大难度。另外，该书在挖掘导致《翟目》编制特点的深层原因、把握翟氏编目原则、体例，翟氏对敦煌遗书内容、性质的理解、对遗书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笔者曾在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整个敦煌学目录发展史的角度，通过对比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其他几部重要汉文遗书目录，并以敦煌遗书本身具有的文献、文物、文字三方面研究价值以及遗书分类需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以遗书内容的学科属性作为类目设置的主要标准、整旧如旧原则、与既定原则不相矛盾且必须如此之“拟构”为基础，对《翟目》的分类情况、编号系统、著录方式以及附录制作等四个方面重新进行审视，更加全面、深入地予以剖析，揭示出《翟目》的编制特点，为敦煌遗书的编目提供了参考建议。
除《敦煌学目录初探》、《敦煌文物目录导论》以及《<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评述》对《翟目》有过系统研究外，学界还存在一些零散的评价性观点，主要分布于敦煌学各种著作、论文之中。如：
王重民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在对比《翟目》与《刘目》特点时，称前者的优点是：“第一，翟理斯是根据原卷著录的，在卷背、卷头、卷尾往往有一些淡墨抄写的文件，或极其短小的文件，可能被摄制显微胶片的人所遗落，或拍摄的不够清楚，那就不但给刘铭恕先生造成一些编目上的困难，可能还有极少数的文件由于胶片上遗落而没有著录。第二，刘铭恕先生不懂中古时代在西域流行的各种语言文字，把那五十来卷的梵文、藏文、粟特、回鹘、于阗等文统称之为‘西域文书’，而翟理斯一一指实著录。第三，翟理斯在三十八年中间用力最勤的是把失去首尾经题的佛经残卷，凡有品名的大致拟定了经题，把一些失名经卷都编在所考订的各经之后，称为‘Unplaced fragments’（意思是不能按卷数排列）。刘铭恕在这些地方统以不知名‘佛经’残卷目之。”[4]此外，王重民先生还指出《翟目》的一些缺点。如：在一些重要卷子的著录上，《翟目》是按照国外学者所偏重的问题反映卷子特征，而《刘目》是根据我们的需要（比如说对建立历史科学的需要）来提供数据的；《翟目》的定名、归类尚有一些不妥之处，四部书部分尤为明显等。
金荣华《英国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序》[5]一文曾对《翟目》序言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三点辩正。第一，指出并非如翟理斯序言中所说，斯坦因是因闻敦煌发现卷子的消息而最先专程前往采购的；第二，分析了翟理斯對斯坦因所作的一句似贬实褒的评价[6]。认为该评价褒贬均不得当；第三，详细论证了《翟目》将占卜、医药、历法归入道教文献部分的错误。 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7]曾对《翟目》特点作过一个简单介绍，并评价道：“从分类的角度来看，除‘古籍、世俗文书’类目含义不够清楚，甚至将一些佛教书目、经帐目录都纳入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确的。但著录上问题比较多，翟理斯阅读、认识、判断我国古籍文献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甚至在文献的断句上，也有不少错误。因此，在某些方面不能不影响到他分类的准确性。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就是在‘注记目录’中，混入了少量非敦煌遗书。”[8]
方广锠教授《敦煌汉文遗书分类法（草案）及说明》[9]一文指出：《翟目》在佛教遗书部分区分出入藏与未入藏是他的一大贡献，但该目录用《南条目录》作为入藏标准反映出编者对中国大藏经史以及敦煌遗书性质缺乏必要的知识。另外，方先生还指出其未入藏部分分类标准不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郭锋《敦煌文献在英国的收藏与编目-敦煌汉文文献》[10]也对《翟目》相关内容进行了评价。他认为《翟目》的出版是英藏敦煌汉文遗书编目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斯坦因敦煌汉文文献在入藏50年之后终于有了一部系统且相对完整的目录，这将便于学者将主要精力放在残片部分的整理编目方面。
黄永武《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11]（上、中、下）对《翟目》中的未知名残片作了详细地考订。另外，作者在文中一方面肯定了翟理斯的查勘精神以及他对卷子长度、纸色等的詳尽记录；另一方面，也指出在《翟目》已查定经卷名目及章次者中还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没有查定经名，却推想归入某一类经的，这部分错误较多；未归类的经卷，更是无法辨认经名。
王冀青《<英国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中误收的斯坦因所获和阗文书辨释》[12]一文将《翟目》中收录的斯坦因1900年至1901年第一次中亚探险期间在新疆和阗地区丹丹威里克遗址和安德悦遗址中出土的非敦煌汉文遗书一一检校出来，并重新录文。另外，还统一了这批文书的命名，列出各种编号的对应关系。
注释：
[1]白化文、杨宝玉：《敦煌学目录初探》，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3]即《南明藏目录》。日本学者南条文雄（Nanjō Bunyū，849～1927）将该目录翻译成英文，欧美学者称便，依此研究中国大藏经。学界称之为《南条目录》。
[4]商务印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44～545页。
[5]金荣华译：《英国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序》，载《大陆杂志》第59卷第5期，1979年，第213～218页。
[6]该评价为：尽管斯坦因缺乏进行完美挑选所必需的汉文知识，这一点可从他拣选了大量的副本得到说明。但他最后运回国的大量佛教及其它文献经证明却具有显著的价值和重要性。
[7]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载《敦煌学辑刊》第1期（总第9期），1986年，第93～104页。
[8]周丕显：《敦煌遗书目录再探》，载《敦煌学辑刊》第1期（总第9期），1986年，第96页。
[9]载方广锠：《敦煌学佛教学论丛》（上），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8月，第87～157页。该文原稿为方广锠：《敦煌汉文遗书分类法（草案）附说明》，载《九州学刊》第4卷第4期，1992年，第45～68页。
[10]载宋家钰、刘忠：《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纪念敦煌文献发现一百周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1～67页。
[11]黄永武：《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上、中、下），载《汉学研究通讯》第1卷第2期，1982年，第41～43页。第1卷第4期，1982年，第144～146页。第2卷第1期，1982年，第1～4页；该文后收入黄永武：《敦煌丛刊初集》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12]王冀青：《<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中误收的斯坦因所获和阗文书辨释》，载《敦煌学辑刊》第2期（总第12期），1987年，第94～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