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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钟岳先生是继赵藩后，出自剑川的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
用周钟岳先生的女儿周静和的话来说，“先生虽位跻显要，但却是以教育、诗、史、文、书法闻名于世。”先生的后人，首先肯定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善于变通的学者，然而，先生所以业盖当代名传后世，因为先生不仅是一名独善其身的学者，更是一位集敏锐的政治嗅觉与胆识于一身的善于驾驭社会潮流的杰出的民主革命政治家。
周钟岳先生，生长于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政治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这个时代注定要出大人物，大英雄。
先生的成才，首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先生自身的，另一个则是外部机遇。
自身的条件也有两个，一是先生卓越的知识才干，二是先生得益于同乡前辈赵藩的提携与指点。
纵观先生的一生，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一生。
周静和在她的《周钟岳事略》中，向我们展示了周先生童年及青年奋发学习，努力成才的过程。周先生由于有着良好的家教氛围，又有出色的私塾先生的指教，15岁参加童子试，“名列榜首”，然后到丽江参加府试，“复居第一”。先生又于光绪癸卯年（公元1903年）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云南乡试，中解元（第一名举人）。
先生的学习生涯，由“幼承庭训”，到一路考试过来，都是第一名，不能不说，正是这些个“第一名”给先生带来了别人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机遇。先生与前辈赵藩的结识，也是缘起于这第一名——赵藩归里省亲，见到这个“童子试”第一名，“府试”第一名的不俗的文化素养，不俗的举止谈吐，才以“师友见称”，而周钟岳从此奉赵藩为师，终身不渝。
一个学生，碰到一位好的文人老师，这位学生将来在文化上将大为出色，然而，周钟岳是幸运的，他的这位老师，不但是位学识卓著的学者，而且是一位目光如炬的政治家，因此，对周先生的影响也就非同一般了。
周钟岳18岁的时候，写过二首七言“感事”，对当时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表示强烈的愤慨，即使现在，能像先生这样从小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并不多，毕竟剑川太偏远太闭塞了。
周在年轻时所表现的强烈的忧国忧民，担心社会前途的意识，已经决定他有别于那种只读书，只问功名利禄的旧式知识分子。而与赵藩的师生之谊，更为他的政治观点的培养，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在随赵藩赴四川的经历中，恰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出逃陕西。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周钟岳在他的诗词中表示了强烈的忧虑感，希望朝庭“维消兵早挽银河”。正是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正是与赵藩出行四川的经历，让他的眼界开阔了，内心对清王朝的不满与失望与日俱增，让他更加关注民生疾苦，更加关注民族命运，他的政治素养因此不断深厚了。
机遇垂青周先生：在他中乡试“解元”的第二年，清政府设立学部，选拔各省学习优秀之士，保送出国留学。如果说，先生没有这一系列的第一名，没有同乡前辈，不俗的政治家与文化人赵藩的指点与扶持，先生是不可能有如此的机遇的。
正是这一次远渡东瀛的学习机会，在先生面前豁然开启了一扇大门，先生不但有机会见识与接受了先进的文化思想，心中早已萌芽的教育报国的思想更加茁壮了。先生在日本最早选择了师范教育，先是赴东京弘文馆肄习师范，后来进早稻田大学深入学习政法，但对师范教育情有初衷，课余翻译介绍的是日本的教育专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与担忧，一心报效国家的政治家的情怀。
如果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也许先生会选择教育，作为报效祖国的最好途径，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搏斗面前，先生毅然走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坚定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周静和有一段出色的记录，把一个政治家的决心与魄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宣统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周钟岳身负两个重任：一是作为“京师中央教育会议”代表，二是作为云南代表，进京抗议英对云南江心坡、片马等地的占领，以及抗议英法两国对云南个旧矿藏的掠夺。
作为个人的私事来说，他还有一次机会：被云贵总督保奏为“孝廉方正”，有机会“方便考试”，进而有机会进入最高统治阶层。然而，先生断然拒绝了——在一个腐朽的王朝行将覆灭之前，一个新生力量的催生者，是不可以为它殉葬的。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传来革命军武昌起义的消息，先生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了一场政治风暴已经来临，便匆匆准备返滇。有人问道：“行何猝也，鄂中方演新剧，可稍待观之。”周答道：“此次之剧，恐全国将为一大舞台，滇中排演日久，吾辈早日旋滇，或亦凑一角色，无徒在台下观人也！”
周匆匆返回昆明，坚定地参与了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
由于先生的缜密而周到的思维，敏捷而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对起义所表现的空前的政治热情，被蔡锷任命为云南督军府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议，登庸局局长，很快升任都督府秘书长，可见蔡锷对他的倚重。周钟岳在他的《回忆录》说：“时军书傍午，电报甚多，每日至百余件，其应立复者，亦无虑数十件，皆蔡公命意，予授笔伸纸书上，自黎明到夜分，不稍休息，亦不觉疲劳。”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蔡锷将军及起义军前，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要北伐，要平定云南内部州县残余封建势力的叛乱，以及要对周边各省川、黔、藏的援助……蔡锷将军日理万机，其中有不少直接来自周先生的主张，“凡所筹划，都关国家大计，而予有所建议，亦立见采纳施行也。”可见，周并不止蔡锷将军的“文字秘书”，而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和指挥者之一。
周钟岳先生的政治眼光与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密不可分。
与赵藩相同的是，他们师徒二人都来自偏远的贫穷的白族边城剑川，从小对贫困的农民生活感触很深，具有强烈的关注民生的意识。而相对老师赵藩，周对基层的民众生活感触更直接，表现的政治热情更高，还因为他时值壮年，精力充沛，投身革命的激情也更高了。
在周钟岳担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短短的十个月中，还有两件事可见先生的政治触觉非常敏感，对时事把握相当得当。
其一是，公元1912年，孙中山率阁员全体辞职，并推荐袁世凯候补，袁世凯由参议院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是一个政治关口，许多革命党人不明真相，以为袁世凯手段非常，时局纷乱，中国正需要他的机智与权谋，许多省份，纷纷通电支持。而周钟岳以为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窃国大盗，“以权术御人，将来一攘政权，必为中国之祸。”力排众议，主张云南不表示意见，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蔡锷将军的赞同，所以云南当时对此事表示沉默。这也为以后云南反袁起义，埋下了伏笔。
其二是，周钟岳于公元1912年春夏，对当时纷乱的政局，经过深思熟虑，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后来经蔡锷看了，将其重要观点，作为蔡锷的看法，通电全国， 其中重要的观点是：一，破除省界，防止割据。二，用人惟贤，破除党见。三，预防专制及列强干涉。四，恪循政治之轨道，发挥民主精神等。
他的这些观点，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后来袁世凯专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都验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政治家的深远的眼光。
对时局的驾驭能力与大胆地投身动荡的政治漩窝，以解百姓涂炭，是在政治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周钟岳高超的政治技巧及能力的展现。
可以从如下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大事记中得到启示。
一是掩护蔡锷将军出逃日本，为云南顺利举行护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杨度等设“筹安会”，作为袁复辟的工具，八月要各省派代表参会，周致电蔡锷，“钟岳岂能觍颜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推辞了要他作为代表的要求。尔后，由于袁世凯加紧了对蔡锷的迫害，蔡锷不得不策划东逃日本。在此紧要关头，周乔装秘密来到天津，将密电码本与重要文件，亲自送到蔡锷的手中，同时，根据蔡锷的批示，只身返京，为蔡锷作掩护。10月16日，周钟岳面见袁世凯，为蔡锷请假三个月，袁世凯不准，然而，蔡锷将军此时已平安登上了东渡的船只了。尔后，先生也追随到了日本。不久，云南护国运动于袁世凯悍然宣布恢复帝制后顺利举行，成功地捣毁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二是在蔡锷将军病逝后，在各地民不聊生的危难局面中，以自己长期在辛亥革命与护国战争中的威望，鼎力支撑，排解纷乱于忧患中。
有两件大事，可以看出先生的政治魄力。
一是出任四川督军府署秘书长，协助护国名将罗佩金稳定了四川纷乱的局面。那时时局十分纷乱，其中，张勋复辟，四川军阀互相攻击培植自己的势力。尔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开始，唐继尧拒不接受孙中山元帅之请，自己成立滇川黔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各军阀在四川境内混战不止。
周钟岳所能做的是尽量减小各派之间的磨擦与争夺，反对滇军卷入内战。为此周先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20年，四川军阀吕超、刘湘的说客郭同到唐继尧处，游说唐支持他们的倒川督熊克武。周先生大声喝道：“吾滇护国护法，频年用兵，皆出自滇人膏血。汝辈空谈主战，岂复稍恤吾民？”并奋力扇了郭一大耳光。
二是于公元1917年——1927年长达10年的云贵川军阀混战的乱局中，巧妙地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中，对云南的政局及西南的政局稳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技巧。
在此期间，周先生三度行使云南省长职权。
一是公元1918年，唐继尧因祖母及父丧守制，请先生代理省长职。
二是公元1920年，唐继尧废弃云南督军称号，推荐先生为云南省长，固辞不得已于而任之。
三是公元1921年，叶荃、顾品珍倒唐，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任命先生为省长。
先生还出任过唐继尧政府各种要职并在各种临时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
风云际会，在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初的公元1911年起至云南政局稳定，云龙开始掌管云南大权的公元1927年止，其间16年光阴。先生也从意气旺盛初出茅庐的新手，成长为一个政治观点鲜明，以民生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家。辛亥革命那年先生36岁，公元1927年，先生已经52岁了。先生精力最旺盛的年华，完全奉献于推翻帝制，维护共和的民主革命事业。“乱世出英雄”，先生无愧于一个杰出的辛亥革命、护国与护法英雄，一个杰出的闻名全国的政治家，而不仅是云南的地方性的英豪。
纵观先生在这动荡的16年中，无不坚守一个信念，那就是坚决的义无反顾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割据，反对穷兵黩武，坚定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坚定地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干涉。
先生的政治斗争是成熟而有成效的，作为一介书生，先生能够周旋于军阀列强中，无不是先生高尚的道德修养与先生惟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的崇高风格，无不是先生周巧的斗争手段与胆识，无不是先生高人一筹的高瞻远瞩。
先生一生想通过振兴教育，挽救中国在世界的颓势，提高国民素质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然而，先生的设想与实践，一次次被战乱粉碎了，先生不得已而成了一位于自己生命不顾的舍生忘死的政治家，这的确不是先生的初衷，然而，先生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斗争的选择与实践，却给中国，给云南、四川、贵州，带来了福祉。
我们纪念先生，无不被先生崇高的人格素养与坚定的政治追求所感动，无不被先生纯熟的驾驭政治风云的能力所折服。所幸的是，在云龙执掌云南的相对稳定的18年里，先生均以他的政治影响，以云南省务委员的身份，对云龙保持云南的稳定，保持民生的相对复兴，给出了积极的有益的主张，更为欣慰的是，先生终于能够有机会亲自躬行文化教育的政治主张了。先生受聘云南通志馆筹备主任，并出任第一任馆长，在他手中完成了《新纂云南通志》等重要志书的编辑发行。先生还亲自参与了“教、学、做”的全新的“南箐学校”，“德智体”三育平均发展，为云南新教育开创了先河，培养了大批人才。
先生的一生正如后世公认的那样，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但先生首先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有杰出成就的民主革命政治家。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
用周钟岳先生的女儿周静和的话来说，“先生虽位跻显要，但却是以教育、诗、史、文、书法闻名于世。”先生的后人，首先肯定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善于变通的学者，然而，先生所以业盖当代名传后世，因为先生不仅是一名独善其身的学者，更是一位集敏锐的政治嗅觉与胆识于一身的善于驾驭社会潮流的杰出的民主革命政治家。
周钟岳先生，生长于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政治大变革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这个时代注定要出大人物，大英雄。
先生的成才，首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先生自身的，另一个则是外部机遇。
自身的条件也有两个，一是先生卓越的知识才干，二是先生得益于同乡前辈赵藩的提携与指点。
纵观先生的一生，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一生。
周静和在她的《周钟岳事略》中，向我们展示了周先生童年及青年奋发学习，努力成才的过程。周先生由于有着良好的家教氛围，又有出色的私塾先生的指教，15岁参加童子试，“名列榜首”，然后到丽江参加府试，“复居第一”。先生又于光绪癸卯年（公元1903年）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云南乡试，中解元（第一名举人）。
先生的学习生涯，由“幼承庭训”，到一路考试过来，都是第一名，不能不说，正是这些个“第一名”给先生带来了别人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机遇。先生与前辈赵藩的结识，也是缘起于这第一名——赵藩归里省亲，见到这个“童子试”第一名，“府试”第一名的不俗的文化素养，不俗的举止谈吐，才以“师友见称”，而周钟岳从此奉赵藩为师，终身不渝。
一个学生，碰到一位好的文人老师，这位学生将来在文化上将大为出色，然而，周钟岳是幸运的，他的这位老师，不但是位学识卓著的学者，而且是一位目光如炬的政治家，因此，对周先生的影响也就非同一般了。
周钟岳18岁的时候，写过二首七言“感事”，对当时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表示强烈的愤慨，即使现在，能像先生这样从小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并不多，毕竟剑川太偏远太闭塞了。
周在年轻时所表现的强烈的忧国忧民，担心社会前途的意识，已经决定他有别于那种只读书，只问功名利禄的旧式知识分子。而与赵藩的师生之谊，更为他的政治观点的培养，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在随赵藩赴四川的经历中，恰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出逃陕西。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周钟岳在他的诗词中表示了强烈的忧虑感，希望朝庭“维消兵早挽银河”。正是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正是与赵藩出行四川的经历，让他的眼界开阔了，内心对清王朝的不满与失望与日俱增，让他更加关注民生疾苦，更加关注民族命运，他的政治素养因此不断深厚了。
机遇垂青周先生：在他中乡试“解元”的第二年，清政府设立学部，选拔各省学习优秀之士，保送出国留学。如果说，先生没有这一系列的第一名，没有同乡前辈，不俗的政治家与文化人赵藩的指点与扶持，先生是不可能有如此的机遇的。
正是这一次远渡东瀛的学习机会，在先生面前豁然开启了一扇大门，先生不但有机会见识与接受了先进的文化思想，心中早已萌芽的教育报国的思想更加茁壮了。先生在日本最早选择了师范教育，先是赴东京弘文馆肄习师范，后来进早稻田大学深入学习政法，但对师范教育情有初衷，课余翻译介绍的是日本的教育专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生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与担忧，一心报效国家的政治家的情怀。
如果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也许先生会选择教育，作为报效祖国的最好途径，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搏斗面前，先生毅然走到了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坚定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周静和有一段出色的记录，把一个政治家的决心与魄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宣统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周钟岳身负两个重任：一是作为“京师中央教育会议”代表，二是作为云南代表，进京抗议英对云南江心坡、片马等地的占领，以及抗议英法两国对云南个旧矿藏的掠夺。
作为个人的私事来说，他还有一次机会：被云贵总督保奏为“孝廉方正”，有机会“方便考试”，进而有机会进入最高统治阶层。然而，先生断然拒绝了——在一个腐朽的王朝行将覆灭之前，一个新生力量的催生者，是不可以为它殉葬的。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传来革命军武昌起义的消息，先生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了一场政治风暴已经来临，便匆匆准备返滇。有人问道：“行何猝也，鄂中方演新剧，可稍待观之。”周答道：“此次之剧，恐全国将为一大舞台，滇中排演日久，吾辈早日旋滇，或亦凑一角色，无徒在台下观人也！”
周匆匆返回昆明，坚定地参与了蔡锷领导的云南起义。
由于先生的缜密而周到的思维，敏捷而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对起义所表现的空前的政治热情，被蔡锷任命为云南督军府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议，登庸局局长，很快升任都督府秘书长，可见蔡锷对他的倚重。周钟岳在他的《回忆录》说：“时军书傍午，电报甚多，每日至百余件，其应立复者，亦无虑数十件，皆蔡公命意，予授笔伸纸书上，自黎明到夜分，不稍休息，亦不觉疲劳。”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也是云南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蔡锷将军及起义军前，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比如要北伐，要平定云南内部州县残余封建势力的叛乱，以及要对周边各省川、黔、藏的援助……蔡锷将军日理万机，其中有不少直接来自周先生的主张，“凡所筹划，都关国家大计，而予有所建议，亦立见采纳施行也。”可见，周并不止蔡锷将军的“文字秘书”，而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和指挥者之一。
周钟岳先生的政治眼光与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密不可分。
与赵藩相同的是，他们师徒二人都来自偏远的贫穷的白族边城剑川，从小对贫困的农民生活感触很深，具有强烈的关注民生的意识。而相对老师赵藩，周对基层的民众生活感触更直接，表现的政治热情更高，还因为他时值壮年，精力充沛，投身革命的激情也更高了。
在周钟岳担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短短的十个月中，还有两件事可见先生的政治触觉非常敏感，对时事把握相当得当。
其一是，公元1912年，孙中山率阁员全体辞职，并推荐袁世凯候补，袁世凯由参议院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是一个政治关口，许多革命党人不明真相，以为袁世凯手段非常，时局纷乱，中国正需要他的机智与权谋，许多省份，纷纷通电支持。而周钟岳以为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窃国大盗，“以权术御人，将来一攘政权，必为中国之祸。”力排众议，主张云南不表示意见，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蔡锷将军的赞同，所以云南当时对此事表示沉默。这也为以后云南反袁起义，埋下了伏笔。
其二是，周钟岳于公元1912年春夏，对当时纷乱的政局，经过深思熟虑，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后来经蔡锷看了，将其重要观点，作为蔡锷的看法，通电全国， 其中重要的观点是：一，破除省界，防止割据。二，用人惟贤，破除党见。三，预防专制及列强干涉。四，恪循政治之轨道，发挥民主精神等。
他的这些观点，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后来袁世凯专制，军阀割据，战乱不止……都验证了他作为一个民主政治家的深远的眼光。
对时局的驾驭能力与大胆地投身动荡的政治漩窝，以解百姓涂炭，是在政治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周钟岳高超的政治技巧及能力的展现。
可以从如下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大事记中得到启示。
一是掩护蔡锷将军出逃日本，为云南顺利举行护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袁世凯加紧复辟，杨度等设“筹安会”，作为袁复辟的工具，八月要各省派代表参会，周致电蔡锷，“钟岳岂能觍颜入会，与此辈同流合污？”推辞了要他作为代表的要求。尔后，由于袁世凯加紧了对蔡锷的迫害，蔡锷不得不策划东逃日本。在此紧要关头，周乔装秘密来到天津，将密电码本与重要文件，亲自送到蔡锷的手中，同时，根据蔡锷的批示，只身返京，为蔡锷作掩护。10月16日，周钟岳面见袁世凯，为蔡锷请假三个月，袁世凯不准，然而，蔡锷将军此时已平安登上了东渡的船只了。尔后，先生也追随到了日本。不久，云南护国运动于袁世凯悍然宣布恢复帝制后顺利举行，成功地捣毁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二是在蔡锷将军病逝后，在各地民不聊生的危难局面中，以自己长期在辛亥革命与护国战争中的威望，鼎力支撑，排解纷乱于忧患中。
有两件大事，可以看出先生的政治魄力。
一是出任四川督军府署秘书长，协助护国名将罗佩金稳定了四川纷乱的局面。那时时局十分纷乱，其中，张勋复辟，四川军阀互相攻击培植自己的势力。尔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开始，唐继尧拒不接受孙中山元帅之请，自己成立滇川黔靖国联军自任总司令，各军阀在四川境内混战不止。
周钟岳所能做的是尽量减小各派之间的磨擦与争夺，反对滇军卷入内战。为此周先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1920年，四川军阀吕超、刘湘的说客郭同到唐继尧处，游说唐支持他们的倒川督熊克武。周先生大声喝道：“吾滇护国护法，频年用兵，皆出自滇人膏血。汝辈空谈主战，岂复稍恤吾民？”并奋力扇了郭一大耳光。
二是于公元1917年——1927年长达10年的云贵川军阀混战的乱局中，巧妙地周旋于各派政治势力中，对云南的政局及西南的政局稳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技巧。
在此期间，周先生三度行使云南省长职权。
一是公元1918年，唐继尧因祖母及父丧守制，请先生代理省长职。
二是公元1920年，唐继尧废弃云南督军称号，推荐先生为云南省长，固辞不得已于而任之。
三是公元1921年，叶荃、顾品珍倒唐，广州军政府孙中山大元帅任命先生为省长。
先生还出任过唐继尧政府各种要职并在各种临时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
风云际会，在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初的公元1911年起至云南政局稳定，云龙开始掌管云南大权的公元1927年止，其间16年光阴。先生也从意气旺盛初出茅庐的新手，成长为一个政治观点鲜明，以民生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大有作为的政治家。辛亥革命那年先生36岁，公元1927年，先生已经52岁了。先生精力最旺盛的年华，完全奉献于推翻帝制，维护共和的民主革命事业。“乱世出英雄”，先生无愧于一个杰出的辛亥革命、护国与护法英雄，一个杰出的闻名全国的政治家，而不仅是云南的地方性的英豪。
纵观先生在这动荡的16年中，无不坚守一个信念，那就是坚决的义无反顾地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割据，反对穷兵黩武，坚定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坚定地反对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与干涉。
先生的政治斗争是成熟而有成效的，作为一介书生，先生能够周旋于军阀列强中，无不是先生高尚的道德修养与先生惟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的崇高风格，无不是先生周巧的斗争手段与胆识，无不是先生高人一筹的高瞻远瞩。
先生一生想通过振兴教育，挽救中国在世界的颓势，提高国民素质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然而，先生的设想与实践，一次次被战乱粉碎了，先生不得已而成了一位于自己生命不顾的舍生忘死的政治家，这的确不是先生的初衷，然而，先生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斗争的选择与实践，却给中国，给云南、四川、贵州，带来了福祉。
我们纪念先生，无不被先生崇高的人格素养与坚定的政治追求所感动，无不被先生纯熟的驾驭政治风云的能力所折服。所幸的是，在云龙执掌云南的相对稳定的18年里，先生均以他的政治影响，以云南省务委员的身份，对云龙保持云南的稳定，保持民生的相对复兴，给出了积极的有益的主张，更为欣慰的是，先生终于能够有机会亲自躬行文化教育的政治主张了。先生受聘云南通志馆筹备主任，并出任第一任馆长，在他手中完成了《新纂云南通志》等重要志书的编辑发行。先生还亲自参与了“教、学、做”的全新的“南箐学校”，“德智体”三育平均发展，为云南新教育开创了先河，培养了大批人才。
先生的一生正如后世公认的那样，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诗人，文学家，但先生首先是一位不同凡响的有杰出成就的民主革命政治家。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