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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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自2019年下半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之后,引发了历史学界的持续关注.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学界研究抗日战争的一些新的角度和取向,其中第四卷“战时军队”便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推进.在这一卷中,战争的过程不再是焦点,战争的主体——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的国民党部队与广泛活跃于敌后战场坚持斗争的中共武装,成为集中讨论的对象.在考察战时国、共军队的过程中,“组织形态”是重要的关键词,决定着包括笔者在内的写作者讨论问题的范围、重点和方式.而从组织形态的角度研究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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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自2019年下半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之后,引发了历史学界的持续关注.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学界研究抗日战争的一些新的角度和取向,其中第四卷“战时军队”便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推进.在这一卷中,战争的过程不再是焦点,战争的主体——在正面战场苦苦支撑的国民党部队与广泛活跃于敌后战场坚持斗争的中共武装,成为集中讨论的对象.在考察战时国、共军队的过程中,“组织形态”是重要的关键词,决定着包括笔者在内的写作者讨论问题的范围、重点和方式.而从组织形态的角度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部队与中共武装,或许也是当下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和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可选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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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史或总体史是历史研究的根本目标.无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还是比较短时的抗日战争史,一切具体的、片段的研究,最终都是为了写出一部大家比较信服的整体史,也就是内容全面、主线清晰、结构平衡、客观反映的通史著作.当然,历史不可能得到全部还原,一切历史书写都是有选择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书写都是如此.由于各种原因,暂时撇开某些历史是无法避免,也是无须苛责的,但无论如何编纂,对关键问题、核心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对所呈现的内容应最大限度地追求真实可信、基本一致①.就抗日战争史而言,国内已经出版了一些颇为优秀的通论
1859年,英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发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由“斯宾塞之问”所启发的“课程知识”问题,对于各国教育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改革都起到了“永久的价值”.①教育领域中围绕“课程知识”问题的研究,旨在解决个体知识和人类社会历史知识之间的矛盾关系.②教育从一定的立场和需要出发,对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进行筛选、组织、传播.因此,课程知识的选择与组织问题必然是一个价值决策的过程.在能够制定一个合理课程之前,弄清楚衡量知识的尺度标准成为斯宾塞的逻辑起点——“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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