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7岁的加缪高度赞赏萨特的小说《恶心》中对荒诞的描写， “它是我们急切地期盼其作品和教诲的、思想独特而有力的人的第一声呼唤。”第二年，加缪评论萨特的小说集《墙》时说： “他给我们永远留下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坐在生命废墟中央的人，这个形象绝好地代表了其作品的伟大和真实。”
　　萨特也发现了这位年轻的文学天才，他读过《局外人》，震撼之余给予高度赞誉：写荒谬写得好到无法代替、无法修改，已经完美了。
　　1943年6月，在萨特的戏剧《蒼蝇》的首演上，两人见面了，之后他们常出双入对，加缪被萨特介绍进巴黎知识分子圈。两人还常约着去“双猴” 咖啡馆，与朋友聚会或单独交谈、用餐、饮酒、跳舞。
　　加缪在《战斗报》工作时曾邀萨特作为特使前往纽约撰写系列文章。到了1945年，二人已成为海内外著名的文化人物，号称“哲学搭档”。
　　虽同被归属于“存在主义”，但加缪面对荒诞、没有尽头的世界时比萨特更积极，而萨特却认为“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所以二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
　　真正使二人决裂的是对待政治活动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萨特对政治不闻不问，只会坐在咖啡馆里大谈特谈。而加缪用亲身经历来表达对贫穷和战争的理解， “让这个家庭从穷人的命运中挣脱出来，而穷人的命运就是不留痕迹地从历史中消失……”
　　萨特的政治导师是《现代》杂志（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期刊）的创办人，他主张“我们不是要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间做出选择，相反，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暴力中做出选择”，认为莫斯科审判是一场自我保护，而加缪认为共产主义等同于谋杀。
　　1952年，加缪出版《反叛者》-书，用言行进行人道主义活动——反对革命暴力。站在苏联一边的萨特向加缪喊话： “如果1944年你是未来，那么现在的1952年，你就成了过去。”萨特认为，除了共产主义没有其他选择，而做出不同选择的人都是客观上的敌人，他就这样把加缪划人反共产主义阵营。
　　1952年4月，萨特与加缪在圣叙尔比斯广场的咖啡馆相遇，两人没坐在一起。加缪拿着《反叛者》出版六个月后的评论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些评论令他恶心而不安。而这些评论来自萨特当时的朋友兼事业伙伴弗朗西斯·让松，一个毫无声望的年轻人。 “如果我是加缪，我肯定很担心。”“这本书受到广泛好评，是其自身的模糊性所致。”对此，加缪气愤地回信，开始写的收信人是“让松”，后来改成“尊敬的领导”……此后加缪也开始谴责《现代》杂志，企图反击萨特。1952年8月，萨特在《时代》杂志上发表回信， “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如果你今天断绝了它，无疑是它应该被断绝……不幸的是，你如此处心积虑地把我找出来，言辞如此令人不快， 我不能再保持沉默而又指望保存颜面。”私下的暗斗终于变成公开的决裂。
　　撕过，爱过，加缪死后，萨特说： “我们之间发生过争执，这并没什么——即使我们不见面——它恰恰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继续一起生活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