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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绿汀的一生既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风骨,又具备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他针对当时所写的不少关于音乐创作、文化建设的文章至今看来,仍然是快人快语,有很强的现实性。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家杨立青说,作为一个音乐创作的晚辈,贺老在音乐创作方面犹如一座高山,令后来者学习不尽。贺绿汀的几百部作品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瑰宝,是外国音乐技法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几十年来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
贺绿汀(1903～1999),湖南邵阳人,著名音乐家、教育家与革命家。他原名贺安卿,又名贺抱真、贺楷等。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音乐家黄自。1934年因发表《牧童短笛》而声名鹊起。1936年,贺绿汀加入左翼歌曲作者协会。1943年,他奔赴延安,先后担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音乐组长、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等职务。1949年9月,贺绿汀成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全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第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9年4月27目,这位人民音乐家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旧称宝庆)小东乡的一户农家。父亲贺生春稍有文化,母亲是目不识丁的劳动妇女。贺绿汀排行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和3个哥哥。其中三哥贺培真是职业革命家,曾和毛泽东一同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就读,后与李维汉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不久即投身于革命事业。贺绿汀同三哥的关系最亲近,可以说,他成为我国音乐界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与贺培真的影响不无关系。
贺绿汀6岁开始在乡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3年后,进入循程学校(现邵阳市六中)就读。该校创办于1912年,其长兄贺曼真是创始人之一,曾两次出任校长。大哥所秉持的“工业救国”的信念也影响了年少的贺绿汀。1917年秋,他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依靠半工半读学习机械制图。因局势动荡,1年后学校停课,贺绿汀不得不辍学回家。1919年,他插班考进宝庆县中继续其中断的学业。1921年,贺绿汀中学毕业,因家里无力支持他升学,只得在东乡仙槎小学做教员,教授音乐、图画、语文和体操。
父亲平日里哼唱的祁阳地方戏是贺绿汀童年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因此,当长沙岳云学校于1923年春新设置的艺术专修科招生时,他便立即前去报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开始随陈啸空等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老师们学习音乐和绘画。1924年冬,贺绿汀再次以毕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留校担任中学部的音乐和美术科目的教师,同时在何叔衡任校长的湘江中学兼课。在此期间,他开始练习创作歌曲以及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报刊。
1926年秋,当北伐军到达两湖地区时,贺绿汀辞去岳云学校的教职,回到宝庆县中、县立师范和循程学校当教员,并参与了为大革命助威的宣传工作。万县惨案发生后,他亲自带领30名工友放火焚烧了邵阳英国福记煤油公司的储油库,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他被迫逃亡,在三哥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广州,于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贺绿汀随部队突围,并作为新建立的红军第四师成员抵达海陆丰根据地,化名贺如萍在彭湃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宣传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创作的《暴动歌》作为我国最早以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为题材的歌曲之一在海陆丰一带广为流传。
1928年初,贺绿汀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离开根据地去上海,但几经努力都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得暂时前往南京投靠侄子贺涤心。不久因受国民党“左派”人士贺民范的牵连,他被捕入狱,经过将近2年的关押才被释放,并再次来到上海,一边在私立小学教书,一边复习和声及钢琴。1931年春,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跟随毕业于美国奥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黄自学习作曲理论,又师从著名的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与阿克萨可夫学习钢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宣布停课。贺绿汀离开上海到达武昌,经老师陈啸空的介绍在私立武昌艺专音乐科任教,同时还在武汉中等师范及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兼音乐课,授课讲义即是他逐章翻译的普劳特所著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该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完整、系统地引进欧洲近代和声理论的译著。
1933年秋,贺绿汀重返上海,再度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继续学业。次年5月,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车列蒲宁在上海举办“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贺绿汀创作的3首钢琴曲有2首获奖。其中,《牧童短笛》获得唯一的一等奖,《摇篮曲》则是名誉二等奖。同年冬天,在聂耳介绍下,他进入明星电影公司任电影作曲,而后又升任制片部音乐科长兼作曲股长,先后为《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作曲。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游击队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1938年5月,贺绿汀前往武汉,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和中国合唱团总干事,后随制片厂内迁重庆。他最初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自1939年5月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音乐组主任。兼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班教员。1940年4月,由于音乐干部班强迫他加入国民党,他辞去兼职,专心任教。
“皖南事变”后,贺绿汀离开重庆,辗转至华中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音乐组长。1943年3月,他离开华中根据地,经过4个月的奔波,抵达延安,任教于鲁迅文艺学院,翌年9月又调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任音乐指导。1946年4月,他奉命返回延安筹建中央管弦乐团,并任第一任团长,不久因为肺病去往杨家岭疗养。1948年8月,贺绿汀恢复工作,担任华北人民文工团副团长,1949年春兼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绿汀出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及名誉院长,直至1999年4月病逝。
音乐教育新体制的创立者
贺绿汀自1921年起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在旧中国、革命根据地以及新中国等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有过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同时,他也是建国以后担任专业高等音乐学院院长时间最长的音乐教育家,为新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的建设与新型音乐人才的培养付出了巨大心血。贺绿汀有着系统的办学理念,他的音乐教育思想贯穿于他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大量的理论研究著作中,为我们今天的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贺绿汀对音乐人才的培养一直坚持高标准与 严要求,他曾指出:“新的人才的培养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他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张依靠专家、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他希望学生们要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既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音乐知识,又掌握一定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政治理论水平;甚至给各系各专业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对于教师的选择上,贺绿汀认为好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以亲自联系并聘请了许多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他爱惜人才,认为只要为中国音乐做过有益工作的人都应予以肯定。而每当政治运动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时,他都尽一切能力保护教师。
贺绿汀非常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认为专业音乐教育必须摆脱彻底西洋化的音乐教学体系的束缚,吸收民族音乐的精华。他曾亲自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的全体师生唱民歌,介绍自己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体会和创作经验,聘请民间艺人来校任教,并于1956年创建了民族音乐系。对于音乐的科学研究工作,贺绿汀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建立了音乐编译室、民族音乐研究室和乐器制作研究室,在借鉴国外现代音乐技术理论、整理民族和民间音乐以及提高我国乐器制作的质量和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音乐的专业性和技艺性很强,学生必须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因此,贺绿汀在1950年开办了音乐少年班,后来又建起音乐附中和附小,逐步形成了包括3年制专业音乐小学,6年制音乐中学和5年制音乐学院在内的“一条龙”的音乐专业教育新体制。附中,附小所办的课余班和音乐学院的业余部,作为与该体制相适应的业余音乐教育也陆续建立,使专业音乐教育和业余音乐教育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在普通音乐教育方面,除了时局动乱时期,上海音乐学院从未间断过对音乐的普及工作。无论是从1 949年开始创办的一年一期的音教班,还是后来2年或3年制的干部进修班和少数民族班,都为培养文艺骨干、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鞠躬尽瘁,甘为孺子牛
作为一位音乐家,贺绿汀一生创作过3部大合唱、24首合唱曲、近百首歌曲,以及6首钢琴曲、6首管弦乐曲和10多部电影音乐,是中国新音乐的开拓者。作为一位革命家,他自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活跃于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铮铮铁骨,从不屈服。而作为一位教育家,他在长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专业人才,可以说把一生部奉献给了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贺绿汀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很严格,经常到琴房检查他们的练习。建国初,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受时局影响,几乎有一年没有上专业课。他对此非常忧心,本着为国家培养音乐人才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对孩子们由衷的爱护,决定让全院学生延长1年学籍,补上应学的专业课,使他们在毕业时仍然能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
除了学习,贺绿汀对学生的生活也同样关怀备至。他时常到宿舍对大家问暖嘘寒,还把自己的棉衣赠送给家境困难的孩子。听闻有人病重住院,他便带上牛奶和水果等营养品亲自探望。
1979年1月,贺绿汀再次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重新过上了为学校日夜操劳的生活。当时,在“文革”期间被别的单位占用了大学部的操场和附中的校舍迟迟没能要回来,这位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为此亲自提笔撰写文章要求有关部门予以归还。因为材料需报送给多个单位,他不顾家人劝阻,自备复写纸不断抄写。而每次去北京开会,贺绿汀都会带着好几份汇报材料面见相关领导。甚至当他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于1989年6月住进医院的时候,仍旧不忘向前来探病的朱锫基谈论这个问题。
被誉为“中国之莺”的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周小燕曾说过:“在我的心目中,贺老一直代表着音乐界的良心。他有一颗透明的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这颗金子般的心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贺绿汀(1903～1999),湖南邵阳人,著名音乐家、教育家与革命家。他原名贺安卿,又名贺抱真、贺楷等。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音乐家黄自。1934年因发表《牧童短笛》而声名鹊起。1936年,贺绿汀加入左翼歌曲作者协会。1943年,他奔赴延安,先后担任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音乐组长、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华北文工团团长等职务。1949年9月,贺绿汀成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全国文联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第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9年4月27目,这位人民音乐家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旧称宝庆)小东乡的一户农家。父亲贺生春稍有文化,母亲是目不识丁的劳动妇女。贺绿汀排行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和3个哥哥。其中三哥贺培真是职业革命家,曾和毛泽东一同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就读,后与李维汉等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不久即投身于革命事业。贺绿汀同三哥的关系最亲近,可以说,他成为我国音乐界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与贺培真的影响不无关系。
贺绿汀6岁开始在乡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3年后,进入循程学校(现邵阳市六中)就读。该校创办于1912年,其长兄贺曼真是创始人之一,曾两次出任校长。大哥所秉持的“工业救国”的信念也影响了年少的贺绿汀。1917年秋,他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依靠半工半读学习机械制图。因局势动荡,1年后学校停课,贺绿汀不得不辍学回家。1919年,他插班考进宝庆县中继续其中断的学业。1921年,贺绿汀中学毕业,因家里无力支持他升学,只得在东乡仙槎小学做教员,教授音乐、图画、语文和体操。
父亲平日里哼唱的祁阳地方戏是贺绿汀童年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因此,当长沙岳云学校于1923年春新设置的艺术专修科招生时,他便立即前去报考,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开始随陈啸空等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老师们学习音乐和绘画。1924年冬,贺绿汀再次以毕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留校担任中学部的音乐和美术科目的教师,同时在何叔衡任校长的湘江中学兼课。在此期间,他开始练习创作歌曲以及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报刊。
1926年秋,当北伐军到达两湖地区时,贺绿汀辞去岳云学校的教职,回到宝庆县中、县立师范和循程学校当教员,并参与了为大革命助威的宣传工作。万县惨案发生后,他亲自带领30名工友放火焚烧了邵阳英国福记煤油公司的储油库,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春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他被迫逃亡,在三哥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广州,于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贺绿汀随部队突围,并作为新建立的红军第四师成员抵达海陆丰根据地,化名贺如萍在彭湃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宣传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创作的《暴动歌》作为我国最早以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为题材的歌曲之一在海陆丰一带广为流传。
1928年初,贺绿汀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离开根据地去上海,但几经努力都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得暂时前往南京投靠侄子贺涤心。不久因受国民党“左派”人士贺民范的牵连,他被捕入狱,经过将近2年的关押才被释放,并再次来到上海,一边在私立小学教书,一边复习和声及钢琴。1931年春,他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跟随毕业于美国奥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的黄自学习作曲理论,又师从著名的钢琴家鲍里斯·查哈罗夫与阿克萨可夫学习钢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宣布停课。贺绿汀离开上海到达武昌,经老师陈啸空的介绍在私立武昌艺专音乐科任教,同时还在武汉中等师范及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兼音乐课,授课讲义即是他逐章翻译的普劳特所著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该书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全面、完整、系统地引进欧洲近代和声理论的译著。
1933年秋,贺绿汀重返上海,再度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范科继续学业。次年5月,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车列蒲宁在上海举办“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贺绿汀创作的3首钢琴曲有2首获奖。其中,《牧童短笛》获得唯一的一等奖,《摇篮曲》则是名誉二等奖。同年冬天,在聂耳介绍下,他进入明星电影公司任电影作曲,而后又升任制片部音乐科长兼作曲股长,先后为《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作曲。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游击队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1938年5月,贺绿汀前往武汉,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和中国合唱团总干事,后随制片厂内迁重庆。他最初在中央广播电台工作,自1939年5月起,进入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音乐组主任。兼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班教员。1940年4月,由于音乐干部班强迫他加入国民党,他辞去兼职,专心任教。
“皖南事变”后,贺绿汀离开重庆,辗转至华中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音乐组长。1943年3月,他离开华中根据地,经过4个月的奔波,抵达延安,任教于鲁迅文艺学院,翌年9月又调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任音乐指导。1946年4月,他奉命返回延安筹建中央管弦乐团,并任第一任团长,不久因为肺病去往杨家岭疗养。1948年8月,贺绿汀恢复工作,担任华北人民文工团副团长,1949年春兼任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绿汀出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及名誉院长,直至1999年4月病逝。
音乐教育新体制的创立者
贺绿汀自1921年起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在旧中国、革命根据地以及新中国等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有过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同时,他也是建国以后担任专业高等音乐学院院长时间最长的音乐教育家,为新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的建设与新型音乐人才的培养付出了巨大心血。贺绿汀有着系统的办学理念,他的音乐教育思想贯穿于他长期的教学实践和大量的理论研究著作中,为我们今天的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贺绿汀对音乐人才的培养一直坚持高标准与 严要求,他曾指出:“新的人才的培养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他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张依靠专家、面向社会、注重实践。他希望学生们要有理想、有抱负、有事业心;既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音乐知识,又掌握一定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政治理论水平;甚至给各系各专业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对于教师的选择上,贺绿汀认为好的师资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所以亲自联系并聘请了许多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他爱惜人才,认为只要为中国音乐做过有益工作的人都应予以肯定。而每当政治运动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时,他都尽一切能力保护教师。
贺绿汀非常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认为专业音乐教育必须摆脱彻底西洋化的音乐教学体系的束缚,吸收民族音乐的精华。他曾亲自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的全体师生唱民歌,介绍自己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体会和创作经验,聘请民间艺人来校任教,并于1956年创建了民族音乐系。对于音乐的科学研究工作,贺绿汀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建立了音乐编译室、民族音乐研究室和乐器制作研究室,在借鉴国外现代音乐技术理论、整理民族和民间音乐以及提高我国乐器制作的质量和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音乐的专业性和技艺性很强,学生必须从幼年起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因此,贺绿汀在1950年开办了音乐少年班,后来又建起音乐附中和附小,逐步形成了包括3年制专业音乐小学,6年制音乐中学和5年制音乐学院在内的“一条龙”的音乐专业教育新体制。附中,附小所办的课余班和音乐学院的业余部,作为与该体制相适应的业余音乐教育也陆续建立,使专业音乐教育和业余音乐教育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在普通音乐教育方面,除了时局动乱时期,上海音乐学院从未间断过对音乐的普及工作。无论是从1 949年开始创办的一年一期的音教班,还是后来2年或3年制的干部进修班和少数民族班,都为培养文艺骨干、推动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鞠躬尽瘁,甘为孺子牛
作为一位音乐家,贺绿汀一生创作过3部大合唱、24首合唱曲、近百首歌曲,以及6首钢琴曲、6首管弦乐曲和10多部电影音乐,是中国新音乐的开拓者。作为一位革命家,他自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活跃于反帝反封建的最前线,铮铮铁骨,从不屈服。而作为一位教育家,他在长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音乐专业人才,可以说把一生部奉献给了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贺绿汀对学生的学业要求很严格,经常到琴房检查他们的练习。建国初,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受时局影响,几乎有一年没有上专业课。他对此非常忧心,本着为国家培养音乐人才的强烈责任感以及对孩子们由衷的爱护,决定让全院学生延长1年学籍,补上应学的专业课,使他们在毕业时仍然能达到应有的专业水平。
除了学习,贺绿汀对学生的生活也同样关怀备至。他时常到宿舍对大家问暖嘘寒,还把自己的棉衣赠送给家境困难的孩子。听闻有人病重住院,他便带上牛奶和水果等营养品亲自探望。
1979年1月,贺绿汀再次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重新过上了为学校日夜操劳的生活。当时,在“文革”期间被别的单位占用了大学部的操场和附中的校舍迟迟没能要回来,这位已经76岁高龄的老人为此亲自提笔撰写文章要求有关部门予以归还。因为材料需报送给多个单位,他不顾家人劝阻,自备复写纸不断抄写。而每次去北京开会,贺绿汀都会带着好几份汇报材料面见相关领导。甚至当他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于1989年6月住进医院的时候,仍旧不忘向前来探病的朱锫基谈论这个问题。
被誉为“中国之莺”的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周小燕曾说过:“在我的心目中,贺老一直代表着音乐界的良心。他有一颗透明的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这颗金子般的心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