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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美国华裔女作家代表，谭恩美具有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特有的多重身份——母女身份，女性身份与华裔身份。作为海外华人，谭恩美在小说创作中体现了华裔民族文化回归，其作为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的境遇，也造成其小说创作中对华裔文化认同的矛盾性。为了更好地评价谭恩美的创作，本文对《灶神娘娘》作品进行解读，分析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探讨作品中所体现的华裔文化认同的复杂性。
关键词： 谭恩美 华裔文化 多重身份 身份认同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被美国的评论界赞誉为“当代讲故事的能手”（《新闻周刊》），“具有罕见才华的优秀作家”（《每日邮报》）[1]1。1989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书的问世，使谭恩美跻身美国畅销小说家之列，随后，《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等相继出版，确定了她在美国亚裔文学中的地位。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深层心理内容一般包含两类因素：“一是与艺术家的本能冲动、个体需求、个性气质相联系的无意识冲动；二是社会生活、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内化为艺术家的心理现实，又在一定时期内被压抑于无意识心理中的因素。在人的深层心理中这两类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它促使艺术家去进行创作。因此，艺术家的内觉体验虽然是对无意识的把握，但绝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的活动，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性质，是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欲望，需求的结合体。”[2]因此，作家创作的时候是一个多重身份的混合体。谭恩美作为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所特有的多重身份即家庭的母女关系、性别的女性身份及民族的华裔身份，在《灶神娘娘》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部长篇小说用江伟丽（温妮）第一人称的口吻徐徐道来，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温妮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她对女儿隐瞒前半生的悲惨遭遇和一个可怕的事实。她的知心好友海伦将不久于人世，决定在死前讲出所有心里要说的话，包括温妮刻意对女儿隐瞒的秘密。温妮对海伦的背叛非常生气，决心把秘密告诉女儿。故事框架围绕三代女性的故事展开，背景为抗日战争之前的上海，温妮（江伟丽）的妈妈是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因不堪丈夫的凌辱，离家出走，留下温妮被舅舅收养。温妮长大后听从舅命嫁给了纨绔子弟文富，受到丈夫的欺凌，在第二个丈夫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温妮的女儿珍珠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嫁给一位白人男性，看似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一、母女身份《灶神娘娘》与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一样都是反映母女关系，是母亲主题和女儿主题。作者在创作中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每部作品都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暴露，是作者的心声和情态的表露”[3]。无论是谭恩美的生活，还是她笔下的主体和任务，读者都可以感悟到母亲对她的影响。母亲的形象代表着古老的东方思想与文化，特别是东方人的家庭观念。东方人历来重视家庭的凝聚力和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关系，望子成龙是这种文化的一种重要思想，而在西方人看来，往往会成为干涉子女成长和生活的依据。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处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的谭恩美，自然和母亲存在价值观的差异。读者从谭恩美的小说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谭母对谭的巨大影响。《灶神娘娘》这本书是谭恩美献给母亲的。谭恩美说：“发生在小说里那个人物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我母亲都经历过。我漏掉了许多比我写的更可怕的事情，我还更改并增加了很多很多细节。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些东西太令人痛苦了，我没办法写出来。也许最让我母亲难受的是她经历了这么可怖的生活，却没有人同情她，理解她。”[1]4在谭恩美的小说里，作为生存于“世界之间”的边缘人，母女两代人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母亲既向往美国的和平、富有，又摆脱不了旧信仰、旧观念；女儿极力融入主流社会，却由于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感受到自己与白人社会之间无法消除的距离。这一两难境地给她们心理上带来痛苦，造成她们不同程度的精神或主体分裂。然而，在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她们破碎的人格得以重新整合，文化身份得以重构。尽管是讲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母女矛盾，谭恩美的作品却总是以母女和解结尾，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谭恩美巧借母女针锋相对的冲突，暗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大团圆的结局表明作者最终选择了和解之路。谭在作品中试图将母女为代表的两种不等势力融合成两种势力相当的力量，让它们共存于一个和谐的宇宙内，然而在实际操作上，一个统一的双重文化身份或许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谭恩美在其他作品也对此提出了疑问。二、女性身份作为第二代华人女性作家，在谭恩美的作品里，女性是主角，而男性总是处于配角陪衬的地位。“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浸润之下，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在思维习惯、行为举止和处事为人等方面更倾向于认同美国主流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她们在思想观念上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自主权”[4]203。长期以来，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属于失语、沉默的族群，没有发言的权利和能力。客观上，华裔女性具有双重“他者”身份——对男权社会而言，她们是“他者”；对西方主流社会而言，她们的“他者”地位更突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从西方女权主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说明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是男权社会的文化所造成的，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被迫保持沉默。在《灶神娘娘》中，温妮的妈妈是受过教育的书香门第女性，在母亲的逼迫下，被迫离开恋人嫁为别人的二姨太，她最终丢弃女儿，选择了逃离。温妮在家人的安排下出嫁，她是抱着幻想有个幸福的家庭和丈夫结婚的，结果第一次婚姻是伤痛，所嫁非人。温妮及其他女性在封建的旧中国只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玩物，她们是男性的财产，没有自主权，遭受家庭暴力，却求助无门。女性之间的友谊在书中具体得到了展现，海伦与温妮患难与共，逃离战乱中的中国。然而，她们的逃离最终需要借助男性的力量，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毫无权力可言。珍妮原名江伟丽，温妮这个名字是他的第二任丈夫给她的，象征着温妮即使逃脱了第一个丈夫的欺压，仍然最终逃脱不掉男性的束缚。温妮的女儿珍珠是第二代移民，受到的是美国高等教育，说着流利的英语，她的婚姻看似是平等的、自由结合的，但实质上她们三位（珍珠，温妮，温妮的妈妈）的处境大同小异：她们都在承受各自丈夫的“欺辱”，并且这种“欺辱”中除了性别因素以外还带有隐秘的种族因素。以珍珠丈夫菲尔为例，他常流露出西方白人男性的优越感，瞧不起岳母温妮，认为她迷信，感情用事。这种想法可以说是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论述在他身上的典型体现。这种“东方化”的话语将东方排斥在西方文明之外，将它看成是个卑贱的“他者”。三、华裔文化认同的矛盾性从一个半世纪前美国西部淘金热吸引第一批数百名华人移民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移民一直处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而“中国形象”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则被异化为女性和弱者。美国出生的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往往代表了落后、陈腐、专制的过去，而西方则代表现代、先进和自由，这种想象无疑是符合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的。然而，“尽管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在价值观念上越来越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但美国主流社会却用其顽固不化的种族歧视观念来对待她们”[4]204。这就形成了谭恩美的作品一方面追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民族认同，另一方面隐隐含着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感的矛盾的创作心理。海外华人研究专家陈志明在《迁徙、家乡与认同》一书中谈道：“在北美有许多资料显示，第一代在本土出生的美籍华裔学生中，有些人试图拒绝他们的华人或少数族群身份，以便被接受为与人口占多数的白人达成平等。但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学会接受他们的美国化的华人身份。”[5]在谭恩美的小说《灶神娘娘》里，中国女性要靠受过西方教育的男性的帮助，才能逃出不幸的婚姻。女主人公生活在中国时，身心都处于奴役，到美国后，实现了本身的价值，得到了拯救，获得了自由。拯救温妮的男主人公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有教养的华裔美国人，而且回到美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从这里读者得到的印象是西方拯救东方，女性最终要靠男性才能获得新生，宗教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四、结语谭恩美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华裔作家，以一种追求身份认同的心态创作，描写中国，改变了美国过去对中国人刻板的、偏见的看法，体现了海外华人对华裔文化的认同。这一过程谭恩美对西方的霸权主义话语作了有力的反驳，显示了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华裔意识。但是谭恩美作为第二代华裔，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基本是二手资料，不可避免会出现对中国文化背景的误读。她所受的西方教育和生长的西方社会环境写作时会无意识用西方的优越性视角俯视中国，在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只有在逃离中国后，才获得重生，重塑自我。谭恩美说自己作品结构的核心是寻找平衡：“书的基本问题是平衡问题。我们生活中寻找的都分平衡在哪儿？什么使我们失去平衡？我们怎样才能恢复平衡？”[6]谭恩美以华人的中庸哲学寻求平衡，以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建构了自己的写作传统，创造出了鲜明的华裔文学个性。海外华人从早期的文化身份的焦虑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归华裔文化，在创作中寻求多重身份的平衡，获得民族的、性别的、价值观的华裔身份认同。参考文献：[1]Tan，Amy. The Kitchen God’s Wife[M].London：Flamingo，1992：1，4.[2]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311.[3]朱振武.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9.[4]王恩铭.二十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3-204.[5]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5.[6]Ghymn， Esther Mikyang.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 Women by Asian American Writers[M].New York： Peter Lang1995：19.
关键词： 谭恩美 华裔文化 多重身份 身份认同
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被美国的评论界赞誉为“当代讲故事的能手”（《新闻周刊》），“具有罕见才华的优秀作家”（《每日邮报》）[1]1。1989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书的问世，使谭恩美跻身美国畅销小说家之列，随后，《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等相继出版，确定了她在美国亚裔文学中的地位。推动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深层心理内容一般包含两类因素：“一是与艺术家的本能冲动、个体需求、个性气质相联系的无意识冲动；二是社会生活、社会政治、文化现象内化为艺术家的心理现实，又在一定时期内被压抑于无意识心理中的因素。在人的深层心理中这两类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强大的内驱力，它促使艺术家去进行创作。因此，艺术家的内觉体验虽然是对无意识的把握，但绝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的活动，它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性质，是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欲望，需求的结合体。”[2]因此，作家创作的时候是一个多重身份的混合体。谭恩美作为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所特有的多重身份即家庭的母女关系、性别的女性身份及民族的华裔身份，在《灶神娘娘》这部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部长篇小说用江伟丽（温妮）第一人称的口吻徐徐道来，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温妮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她对女儿隐瞒前半生的悲惨遭遇和一个可怕的事实。她的知心好友海伦将不久于人世，决定在死前讲出所有心里要说的话，包括温妮刻意对女儿隐瞒的秘密。温妮对海伦的背叛非常生气，决心把秘密告诉女儿。故事框架围绕三代女性的故事展开，背景为抗日战争之前的上海，温妮（江伟丽）的妈妈是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因不堪丈夫的凌辱，离家出走，留下温妮被舅舅收养。温妮长大后听从舅命嫁给了纨绔子弟文富，受到丈夫的欺凌，在第二个丈夫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温妮的女儿珍珠是美国的第二代移民，嫁给一位白人男性，看似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一、母女身份《灶神娘娘》与谭恩美的第一部小说《喜福会》一样都是反映母女关系，是母亲主题和女儿主题。作者在创作中流露出自己的情感，“每部作品都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暴露，是作者的心声和情态的表露”[3]。无论是谭恩美的生活，还是她笔下的主体和任务，读者都可以感悟到母亲对她的影响。母亲的形象代表着古老的东方思想与文化，特别是东方人的家庭观念。东方人历来重视家庭的凝聚力和家庭成员间的亲情关系，望子成龙是这种文化的一种重要思想，而在西方人看来，往往会成为干涉子女成长和生活的依据。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处在西方文化氛围中的谭恩美，自然和母亲存在价值观的差异。读者从谭恩美的小说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谭母对谭的巨大影响。《灶神娘娘》这本书是谭恩美献给母亲的。谭恩美说：“发生在小说里那个人物身上的最可怕的事情，我母亲都经历过。我漏掉了许多比我写的更可怕的事情，我还更改并增加了很多很多细节。我母亲给我讲的一些东西太令人痛苦了，我没办法写出来。也许最让我母亲难受的是她经历了这么可怖的生活，却没有人同情她，理解她。”[1]4在谭恩美的小说里，作为生存于“世界之间”的边缘人，母女两代人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母亲既向往美国的和平、富有，又摆脱不了旧信仰、旧观念；女儿极力融入主流社会，却由于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感受到自己与白人社会之间无法消除的距离。这一两难境地给她们心理上带来痛苦，造成她们不同程度的精神或主体分裂。然而，在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她们破碎的人格得以重新整合，文化身份得以重构。尽管是讲述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母女矛盾，谭恩美的作品却总是以母女和解结尾，给出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谭恩美巧借母女针锋相对的冲突，暗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大团圆的结局表明作者最终选择了和解之路。谭在作品中试图将母女为代表的两种不等势力融合成两种势力相当的力量，让它们共存于一个和谐的宇宙内，然而在实际操作上，一个统一的双重文化身份或许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谭恩美在其他作品也对此提出了疑问。二、女性身份作为第二代华人女性作家，在谭恩美的作品里，女性是主角，而男性总是处于配角陪衬的地位。“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浸润之下，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在思维习惯、行为举止和处事为人等方面更倾向于认同美国主流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具体而言，她们在思想观念上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自主权”[4]203。长期以来，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属于失语、沉默的族群，没有发言的权利和能力。客观上，华裔女性具有双重“他者”身份——对男权社会而言，她们是“他者”；对西方主流社会而言，她们的“他者”地位更突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从西方女权主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说明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是男权社会的文化所造成的，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被迫保持沉默。在《灶神娘娘》中，温妮的妈妈是受过教育的书香门第女性，在母亲的逼迫下，被迫离开恋人嫁为别人的二姨太，她最终丢弃女儿，选择了逃离。温妮在家人的安排下出嫁，她是抱着幻想有个幸福的家庭和丈夫结婚的，结果第一次婚姻是伤痛，所嫁非人。温妮及其他女性在封建的旧中国只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玩物，她们是男性的财产，没有自主权，遭受家庭暴力，却求助无门。女性之间的友谊在书中具体得到了展现，海伦与温妮患难与共，逃离战乱中的中国。然而，她们的逃离最终需要借助男性的力量，她们在男权社会中毫无权力可言。珍妮原名江伟丽，温妮这个名字是他的第二任丈夫给她的，象征着温妮即使逃脱了第一个丈夫的欺压，仍然最终逃脱不掉男性的束缚。温妮的女儿珍珠是第二代移民，受到的是美国高等教育，说着流利的英语，她的婚姻看似是平等的、自由结合的，但实质上她们三位（珍珠，温妮，温妮的妈妈）的处境大同小异：她们都在承受各自丈夫的“欺辱”，并且这种“欺辱”中除了性别因素以外还带有隐秘的种族因素。以珍珠丈夫菲尔为例，他常流露出西方白人男性的优越感，瞧不起岳母温妮，认为她迷信，感情用事。这种想法可以说是赛义德关于东方主义论述在他身上的典型体现。这种“东方化”的话语将东方排斥在西方文明之外，将它看成是个卑贱的“他者”。三、华裔文化认同的矛盾性从一个半世纪前美国西部淘金热吸引第一批数百名华人移民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移民一直处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而“中国形象”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则被异化为女性和弱者。美国出生的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往往代表了落后、陈腐、专制的过去，而西方则代表现代、先进和自由，这种想象无疑是符合近代以来西方对东方的刻板印象的。然而，“尽管第二代华人女性移民在价值观念上越来越认同于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但美国主流社会却用其顽固不化的种族歧视观念来对待她们”[4]204。这就形成了谭恩美的作品一方面追述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民族认同，另一方面隐隐含着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感的矛盾的创作心理。海外华人研究专家陈志明在《迁徙、家乡与认同》一书中谈道：“在北美有许多资料显示，第一代在本土出生的美籍华裔学生中，有些人试图拒绝他们的华人或少数族群身份，以便被接受为与人口占多数的白人达成平等。但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学会接受他们的美国化的华人身份。”[5]在谭恩美的小说《灶神娘娘》里，中国女性要靠受过西方教育的男性的帮助，才能逃出不幸的婚姻。女主人公生活在中国时，身心都处于奴役，到美国后，实现了本身的价值，得到了拯救，获得了自由。拯救温妮的男主人公是受过西方教育的有教养的华裔美国人，而且回到美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从这里读者得到的印象是西方拯救东方，女性最终要靠男性才能获得新生，宗教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四、结语谭恩美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华裔作家，以一种追求身份认同的心态创作，描写中国，改变了美国过去对中国人刻板的、偏见的看法，体现了海外华人对华裔文化的认同。这一过程谭恩美对西方的霸权主义话语作了有力的反驳，显示了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和华裔意识。但是谭恩美作为第二代华裔，对于中国本身的认识基本是二手资料，不可避免会出现对中国文化背景的误读。她所受的西方教育和生长的西方社会环境写作时会无意识用西方的优越性视角俯视中国，在她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只有在逃离中国后，才获得重生，重塑自我。谭恩美说自己作品结构的核心是寻找平衡：“书的基本问题是平衡问题。我们生活中寻找的都分平衡在哪儿？什么使我们失去平衡？我们怎样才能恢复平衡？”[6]谭恩美以华人的中庸哲学寻求平衡，以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建构了自己的写作传统，创造出了鲜明的华裔文学个性。海外华人从早期的文化身份的焦虑状态中解脱出来，回归华裔文化，在创作中寻求多重身份的平衡，获得民族的、性别的、价值观的华裔身份认同。参考文献：[1]Tan，Amy. The Kitchen God’s Wife[M].London：Flamingo，1992：1，4.[2]童庆炳.现代心理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311.[3]朱振武.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9.[4]王恩铭.二十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3-204.[5]陈志明.迁徙、家乡与认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65.[6]Ghymn， Esther Mikyang. Images of Asian American Women by Asian American Writers[M].New York： Peter Lang199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