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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中国的大运河项目通过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意味着我国目前共有46个世界遗产项目，仅次于意大利，位居世界第2。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大运河的命运改变了，它不仅是中国的运河，也是世界的运河。而对于这条古运河的未来，中国也面临着一次选择……
赢了申遗马拉松大赛
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大运河与此次一同申遗成功的丝绸之路，是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最大的两个项目。
2006年12月份，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迈出了申遗马拉松大赛的第一步，而这个申遗团队的阵容也颇为强大，涉及中国8个省市、27个城市和58个遗产点。
不过中国大运河刚开始申报时，仅仅只有京杭大运河，为什么后来会越来越长呢？申遗团队的研究人员在对大运河和丝路两个项目进行研究之后，觉得共同申遗的方法或许胜算更大，于是就把大运河和丝路联系起来了。既然联系到丝路，那么洛阳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虽说丝绸之路是从西安到羅马，但无论汉唐，西安与洛阳这两京都是不可分的，所以丝路的起点应该包括西安与洛阳两者。而洛阳恰巧又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于是京杭大运河就这样一步步与隋唐大运河融合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
当然这么庞大的申遗工程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战斗，运河的大部分河道或遗产点都由不同的部门共同管理。另外除了这些管理部门之外，水利部门和交通部门等都牵涉其中，光日常管理的专职人员就有3559人。
因此这场马拉松的结果牵扯了这3559个人的心，也牵扯了全国人民的心。
6月20日晚上8点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备选项目就进入了最为紧张也最关键的议程。按照原本的议程，大运河项目会在第七个进行讨论，结果当天就能出来，但由于前几个项目争论过于激烈，导致大运河项目被推迟一天进行审议表决。
第二天，德国、墨西哥等成员国向大会提出申请要求提前审议本国项目，一度导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代表愤然离场，大运河项目又一次戏剧性地被延迟了。
经过种种波折，第三天，大运河项目终于在第二个被表决。在遗产大会召开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实地考察了大运河的生态状况后提出，希望能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和缓冲地带，根据当时的情况，评审专家曾一度给出“推迟入选，补充材料”的建议。不过大运河申遗项目在审议表决时，却没有遭到专家的为难，有连续几个国家发表积极的意见。最后，中国大运河申遗终于圆满成功。
扬州成为牵头城市
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宣告扬州收获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扬州与大运河关系密切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扬州对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设想早在1997年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永如介绍。
1997年，苏州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对扬州来说是一个促动。扬州与苏州都属于中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有了世界遗产，扬州也不甘落后，期待有自己的世界遗产。经过梳理家底、与罗哲文等专家研究探讨之后，扬州的官员一致认为运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
2002年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京杭运河文化艺术节上，孙永如代表扬州参会，与专家讨论运河申遗动议。2004年，济宁举办第二届中国京杭运河文化艺术节，孙永如代表扬州作了主题发言，并与通州首次提出联合申遗构想。“可以说，扬州是大运河联合申遗发起者之一。”对此，孙永如很自豪。
不过当时运河还不算世界遗产的种类。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列入了新的世界遗产种类。这一规定让“运河三老”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看到了希望，他们以《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为题，联名致信18个运河城市的市长，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认为：“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
当时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在运河沿线的各省市，基本上都各自为政，大运河也被分割成小运河。而国外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都是全线或整段申报，它们往往是保存完好的技术范例、风景优美的连续水道。为此，联合申遗就成了大趋势。2007年6月，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成立。但申遗办公室的成立，并没有让沿线城市连成一条心，扬州、济宁、无锡依然争着当牵头城市。
2007年7月15日，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就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来扬州考察。孙永如向郭旃介绍，扬州是大运河沿线最具文化价值的城市，大运河的价值在扬州体现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
在这几个城市中，扬州的优势显然更明显，现存的运河河道扬州最多、历史关联度也最高。因此，申遗办公室就确定扬州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牵头城市。
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2008年3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扬州召开，明确了大运河申遗的工作方案，决定以城市联盟的形式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会议还决定将通往河南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整合进来，把“京杭大运河申遗”改称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涉及城市则扩大到33个。
申遗就是一场豪赌
不过申遗本身就是一场豪赌，每一个申遗的项目都是“不成功便成仁”。因为现在中国等着申遗的项目还有很多，所以为了节省时间，中国有个规定：如果一个项目在联合国通不过，就永远取消申报资格。也就是说，申遗实行一次“out消”原则。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申遗风险。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除了项目本身要有足够的价值之外，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各遗产点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文物保护与陈列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也就是说各地政府光看得准不行，还要敢于投入，还要有资金投入。申遗前期投入几乎完全由地方财政负责，被列入遗产名录后，日常保护等费用仍主要由地方政府开支，国家并不为当地限制开发等保护措施提供经济补偿和政策优惠。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场申遗马拉松比赛中，运河沿线各城市为中国大运河申遗花费的资金不少，国家投入的也挺多。
据资料显示，从2008-2013年这5年中，国家财政共拨专款经费5.87亿元用于遗产区的保护整治项目。其中国家文物局2011年投入为1.07亿元，2012年资金投入为3.25亿元。
除了国家财政的保护专项拨款外，近年来沿线城市各级财政根据本地的年度财政收支预算，不定期地向遗产区投入了总额97.73亿元的保护经费。
也就是说，仅在运河申遗这一领域，从国家到地方至少已经投入了100亿元的资金。
单霁翔曾透露，“原则上来说，保护运河的经费是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由国家出，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的由省来出，列入市级的由市来出。”
具体操作的时候，发达地区的申遗经费主要由本级财政解决，而国家拨款则更多地倾向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发达地区的样本则是作为运河牵头城市的扬州，每年把申遗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08年，扬州地方财政投入4.12亿元；2009年，地方财政投入4.85亿元；2010年5.55亿元；2011年，申遗经费再次增加到6.4亿元；2012年，扬州地方财政的投入为1.2亿元。
而较落后地区，则由中央财政对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给予积极支持：
2010年，国家发改委安排经费5000万元用于5个省市大运河遗产重要点段的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政部安排经费1340万元用于大运河遗产本体保护工作。
2011年，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指导下，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遗产作为重点支持的遗产保护项目之一。比如通济渠河南省商丘市南关段，2011年国家财政拨款300万元。
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1000万元，这一年，商丘市政府也投入了280万元，主要用于建保护大棚、综合整治、宣传等。通济渠商丘市的夏邑段，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1550万元，用于遗址的考古挖掘、保护以及相关遗址展示工程。
偏离轨道的申遗
现在大运河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运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一股以旅游为导向的大运河开发热已经盛行，几乎所有的运河沿线城市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对于这些城市来说，申遗成功，就如同获得了芝麻开门的咒语，凭借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各地政府即使不需要广告也能有大把银子进账。
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例，申遗成功前每年门票收人1000万元、申遗成功后第二年就达到了2700万元。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名录的确是一个暴利行业的准入证，而那些期待政绩的官员们则将申遗作为增加经济收入的一条捷径。
运河沿线的城市也都躍跃欲试。2007年，杭州市余杭区启动以塘栖古镇保护为重点的运河综保工程，整个工程计划投资80亿-100亿元，计划用5-8年，把塘栖打造成申遗样板、运河名镇、国际旅游综合体。
2013年10月，无锡市宣布，总投资达100多亿元的京杭大运河无锡段运河古城项目启动，该项目已投入近60亿元修复资金用于清明桥街区，后期由天朗集团接手投入70亿元打造运河古城，欲打造成集文化演艺、酒店集群、艺术品交易平台为一体的文商旅“江南文化集萃地”。
山东聊城的七级镇计划在未来三年时间内，投资16亿元打造“运河文化古镇”。徐州借大运河申遗维修保护遗产的机会，其辖内的新沂窑湾古镇保护修缮，已经投入了3.2亿元。
但运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客观存在，一些城市在改造历史街区时新建了许多仿古建筑，却不懂正确的保护修缮办法，结果在做出假古董的同时，损毁了真正的历史古迹，盲目地进行人工改造，使得运河的古风貌受到严重损坏。
冯骥才曾经很痛心地说，中国申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审遗”。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他建议应把申遗改为“审遗”，审查这些遗产保护得好不好，而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子孙后代。
冯骥才认为，中国申遗有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另外旅游能够快速赚钱，却往往是另一轮恶性循环的开始——上涨后的高价门票是申遗后最直接的体现，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各色服务设施可带来进一步的深层消费，商店、步行街修得越多，物质消费就越兴旺……每一张人民币的回收，都是以历史文化的被破坏为代价的。
而这一切都偏离了申遗本来的目的。申遗本是为了保护，但是地方政府在投入大量资金申遗之后，首要考虑的是保本。申遗前夕既然投入了很多，申遗之后自然要大力宣传、过度开发赚回来。
时过境迁，不知道各地的官员是否还记得当年国际专家的那个问题：“如果景区人数超量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大运河的命运改变了，它不仅是中国的运河，也是世界的运河。而对于这条古运河的未来，中国也面临着一次选择……
赢了申遗马拉松大赛
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介绍，大运河与此次一同申遗成功的丝绸之路，是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以来最大的两个项目。
2006年12月份，大运河的申遗工作迈出了申遗马拉松大赛的第一步，而这个申遗团队的阵容也颇为强大，涉及中国8个省市、27个城市和58个遗产点。
不过中国大运河刚开始申报时，仅仅只有京杭大运河，为什么后来会越来越长呢？申遗团队的研究人员在对大运河和丝路两个项目进行研究之后，觉得共同申遗的方法或许胜算更大，于是就把大运河和丝路联系起来了。既然联系到丝路，那么洛阳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虽说丝绸之路是从西安到羅马，但无论汉唐，西安与洛阳这两京都是不可分的，所以丝路的起点应该包括西安与洛阳两者。而洛阳恰巧又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于是京杭大运河就这样一步步与隋唐大运河融合起来成为中国大运河。
当然这么庞大的申遗工程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在战斗，运河的大部分河道或遗产点都由不同的部门共同管理。另外除了这些管理部门之外，水利部门和交通部门等都牵涉其中，光日常管理的专职人员就有3559人。
因此这场马拉松的结果牵扯了这3559个人的心，也牵扯了全国人民的心。
6月20日晚上8点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备选项目就进入了最为紧张也最关键的议程。按照原本的议程，大运河项目会在第七个进行讨论，结果当天就能出来，但由于前几个项目争论过于激烈，导致大运河项目被推迟一天进行审议表决。
第二天，德国、墨西哥等成员国向大会提出申请要求提前审议本国项目，一度导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代表愤然离场，大运河项目又一次戏剧性地被延迟了。
经过种种波折，第三天，大运河项目终于在第二个被表决。在遗产大会召开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在实地考察了大运河的生态状况后提出，希望能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和缓冲地带，根据当时的情况，评审专家曾一度给出“推迟入选，补充材料”的建议。不过大运河申遗项目在审议表决时，却没有遭到专家的为难，有连续几个国家发表积极的意见。最后，中国大运河申遗终于圆满成功。
扬州成为牵头城市
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宣告扬州收获首个世界文化遗产。
“扬州与大运河关系密切众所周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扬州对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设想早在1997年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扬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永如介绍。
1997年，苏州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对扬州来说是一个促动。扬州与苏州都属于中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有了世界遗产，扬州也不甘落后，期待有自己的世界遗产。经过梳理家底、与罗哲文等专家研究探讨之后，扬州的官员一致认为运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
2002年在杭州举办的首届京杭运河文化艺术节上，孙永如代表扬州参会，与专家讨论运河申遗动议。2004年，济宁举办第二届中国京杭运河文化艺术节，孙永如代表扬州作了主题发言，并与通州首次提出联合申遗构想。“可以说，扬州是大运河联合申遗发起者之一。”对此，孙永如很自豪。
不过当时运河还不算世界遗产的种类。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列入了新的世界遗产种类。这一规定让“运河三老”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看到了希望，他们以《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为题，联名致信18个运河城市的市长，呼吁加快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认为：“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
当时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在运河沿线的各省市，基本上都各自为政，大运河也被分割成小运河。而国外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运河都是全线或整段申报，它们往往是保存完好的技术范例、风景优美的连续水道。为此，联合申遗就成了大趋势。2007年6月，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成立。但申遗办公室的成立，并没有让沿线城市连成一条心，扬州、济宁、无锡依然争着当牵头城市。
2007年7月15日，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副主席郭旃就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来扬州考察。孙永如向郭旃介绍，扬州是大运河沿线最具文化价值的城市，大运河的价值在扬州体现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
在这几个城市中，扬州的优势显然更明显，现存的运河河道扬州最多、历史关联度也最高。因此，申遗办公室就确定扬州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牵头城市。
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2008年3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扬州召开，明确了大运河申遗的工作方案，决定以城市联盟的形式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会议还决定将通往河南洛阳的隋唐大运河整合进来，把“京杭大运河申遗”改称为“中国大运河申遗”，涉及城市则扩大到33个。
申遗就是一场豪赌
不过申遗本身就是一场豪赌，每一个申遗的项目都是“不成功便成仁”。因为现在中国等着申遗的项目还有很多，所以为了节省时间，中国有个规定：如果一个项目在联合国通不过，就永远取消申报资格。也就是说，申遗实行一次“out消”原则。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申遗风险。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除了项目本身要有足够的价值之外，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各遗产点的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文物保护与陈列方式等多个方面都有着很高的要求，而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也就是说各地政府光看得准不行，还要敢于投入，还要有资金投入。申遗前期投入几乎完全由地方财政负责，被列入遗产名录后，日常保护等费用仍主要由地方政府开支，国家并不为当地限制开发等保护措施提供经济补偿和政策优惠。 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场申遗马拉松比赛中，运河沿线各城市为中国大运河申遗花费的资金不少，国家投入的也挺多。
据资料显示，从2008-2013年这5年中，国家财政共拨专款经费5.87亿元用于遗产区的保护整治项目。其中国家文物局2011年投入为1.07亿元，2012年资金投入为3.25亿元。
除了国家财政的保护专项拨款外，近年来沿线城市各级财政根据本地的年度财政收支预算，不定期地向遗产区投入了总额97.73亿元的保护经费。
也就是说，仅在运河申遗这一领域，从国家到地方至少已经投入了100亿元的资金。
单霁翔曾透露，“原则上来说，保护运河的经费是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由国家出，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的由省来出，列入市级的由市来出。”
具体操作的时候，发达地区的申遗经费主要由本级财政解决，而国家拨款则更多地倾向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
发达地区的样本则是作为运河牵头城市的扬州，每年把申遗经费纳入财政预算。2008年，扬州地方财政投入4.12亿元；2009年，地方财政投入4.85亿元；2010年5.55亿元；2011年，申遗经费再次增加到6.4亿元；2012年，扬州地方财政的投入为1.2亿元。
而较落后地区，则由中央财政对大运河遗产保护工作给予积极支持：
2010年，国家发改委安排经费5000万元用于5个省市大运河遗产重要点段的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政部安排经费1340万元用于大运河遗产本体保护工作。
2011年，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指导下，国家文物局将大运河遗产作为重点支持的遗产保护项目之一。比如通济渠河南省商丘市南关段，2011年国家财政拨款300万元。
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1000万元，这一年，商丘市政府也投入了280万元，主要用于建保护大棚、综合整治、宣传等。通济渠商丘市的夏邑段，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1550万元，用于遗址的考古挖掘、保护以及相关遗址展示工程。
偏离轨道的申遗
现在大运河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好运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一股以旅游为导向的大运河开发热已经盛行，几乎所有的运河沿线城市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对于这些城市来说，申遗成功，就如同获得了芝麻开门的咒语，凭借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各地政府即使不需要广告也能有大把银子进账。
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例，申遗成功前每年门票收人1000万元、申遗成功后第二年就达到了2700万元。由此可见，世界遗产名录的确是一个暴利行业的准入证，而那些期待政绩的官员们则将申遗作为增加经济收入的一条捷径。
运河沿线的城市也都躍跃欲试。2007年，杭州市余杭区启动以塘栖古镇保护为重点的运河综保工程，整个工程计划投资80亿-100亿元，计划用5-8年，把塘栖打造成申遗样板、运河名镇、国际旅游综合体。
2013年10月，无锡市宣布，总投资达100多亿元的京杭大运河无锡段运河古城项目启动，该项目已投入近60亿元修复资金用于清明桥街区，后期由天朗集团接手投入70亿元打造运河古城，欲打造成集文化演艺、酒店集群、艺术品交易平台为一体的文商旅“江南文化集萃地”。
山东聊城的七级镇计划在未来三年时间内，投资16亿元打造“运河文化古镇”。徐州借大运河申遗维修保护遗产的机会，其辖内的新沂窑湾古镇保护修缮，已经投入了3.2亿元。
但运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仍客观存在，一些城市在改造历史街区时新建了许多仿古建筑，却不懂正确的保护修缮办法，结果在做出假古董的同时，损毁了真正的历史古迹，盲目地进行人工改造，使得运河的古风貌受到严重损坏。
冯骥才曾经很痛心地说，中国申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审遗”。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他建议应把申遗改为“审遗”，审查这些遗产保护得好不好，而不能把变味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子孙后代。
冯骥才认为，中国申遗有三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如果当年申遗是政府官员的政绩推动的，那么申遗一成功，官员就把它放在一边儿不管了。第二个困难，如果当年想把申遗作为一个资源，认为申遗之后可以赚钱的，那么现在就过度开发，实际上也使它变质了，变味了，它的本质已经被破坏了。第三个困难是城镇化带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有很多农村被拆除了，散落在农村的非遗往往就被连锅端，整个毁掉了。
另外旅游能够快速赚钱，却往往是另一轮恶性循环的开始——上涨后的高价门票是申遗后最直接的体现，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各色服务设施可带来进一步的深层消费，商店、步行街修得越多，物质消费就越兴旺……每一张人民币的回收，都是以历史文化的被破坏为代价的。
而这一切都偏离了申遗本来的目的。申遗本是为了保护，但是地方政府在投入大量资金申遗之后，首要考虑的是保本。申遗前夕既然投入了很多，申遗之后自然要大力宣传、过度开发赚回来。
时过境迁，不知道各地的官员是否还记得当年国际专家的那个问题：“如果景区人数超量的话，你们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