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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初作家钱惟演是一个身份特殊、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其经历了纳土归宋、效力宋廷、西昆酬唱、洛阳交游等历史过程,其复杂的人格即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进而影响到他的文学实践,因缘际会,他成为宋初诗文重建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之一。
关键词:宋初;文化;钱惟演;人格
宋初文学家钱惟演乃吴越王子,后随其父吴越王钱俶降宋,成为宋廷重臣;继而成为西昆领袖之一,领北宋文坛风骚;亦喜奖掖后进,尹洙、欧阳修、梅尧臣都曾是其洛阳幕府文人,洛阳文人集团孕育了后来诗文革新的核心人物欧阳修等人。
钱惟演身份特殊,角色多面,性格复杂,在宋初文臣中比较特殊,后人对其评价贬大于褒。然而在宋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中,钱惟演的人格特质的形成不能仅从道德角度评价,应该看到其独特的文化行为对宋初文学的新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文化重建的呼唤
公元961年,宋太祖赵匡胤与几位谋臣策划“陈桥兵变”获得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赵宋王朝经南征北战,初步完成了大宋的疆域版图。在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分崩离析之后,中国的分裂局面基本结束,政治逐步走向统一。政治经济的复兴必然导致文化重建的社会需求,宋帝国的文化重建工作也开始启动。
然而经过五代十国之际乱世的兵燹,大量文明成果毁于战火,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文道传统的纽带已经断裂。宋初文学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面对的可谓是一片文化荒芜之地。
宋初文人重吏术而轻文道,这必然导致当时文人文化素质大幅度下降。宋太祖经常督促开国文臣赵普多读诗书。(《续资治通鉴》卷四载(《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5页)连宋太祖麾下大文人陶毂写奏章也要抄袭斗凑,宋初文化的凋敝可想而知。
在吸取前代政权倾覆的教训之后,宋初统治者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显然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文化人身上。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统治者对维持这种局面的文化人才也空前重视。作为一代颇有雄心的霸主,伴随着大国政权的建立,其皇权赋颂需求也与日剧增。面对这种局面,文人的智力寻求欲望日见高涨。参加科举的人数比前朝大为增加,而录取比例也成倍递增。文化的自觉与政权建设逐渐走向合拍。
宋初稳定的政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对文化复兴的呼声越来越迫切。这为生活于宋代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才能的舞台。这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对当事文人来说,都是一个福音。
二、宋初降臣遭遇与南方士子的命运
钱惟演兼有降臣与南方文士的身份,这导致其在宋初的地位颇为尴尬。
宋初统治者通过阴谋取得政权,所以对一切可能威胁到政权巩固的潜在威胁严加防范:对武将采取限制兵权的措施;对降臣疑心重重,稍有不满即借机除掉。南唐后主李煜、吴越王钱俶之死令人心有余悸。
宋初南方士子的命运也令人唏嘘。宋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渴望其政权能传承不衰,逐渐重用文人。“宰相须用读书人”,奠定了宋初“崇文抑武”的政治基础。尽管宋初统治者在全国对文化大力提倡,但对待南北文人的政策截然不同。北宋建国之初,其文臣多为后周旧臣,以北方人为主。五代十国之际,由于文化重心南移,造成北方文臣文化水平实际不敌南方文士。然而,宋朝统治者对待文人的政策是重北轻南,甚至对南方文人颇为歧视,以至于宋初南方文人甚至被剥夺了为相的资格。
宋初对待南方士子的最厉害的政策是科举。科举是制度层面。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南方文士的打击简直是致命的。利用科举压制南方文人的表现之一,是科举录取者北方人占大多数,南方士子只占少数。这并不是由于南方士子不如北方士子;相反,南方士子博学多才、文思敏捷,远在北人之上。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的过程中,吸取了某些政治教训。加之活跃于宋朝政坛的主要是一些北方文人,以正统自居,轻视南方文人。他们心中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认为南方为下国,南方人奸诈。因此,宋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南方士子登上政坛的政策。当时政治资源掌控在北方士大夫手中,加之对南方文人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于是北方士大夫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加强对科举的控制,以此来打压南方文人。然而,南方文人以其卓越的见识与才华最终在宋朝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宋朝统治者一方面为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为显示大国心胸,优待某些南方文人,但实际上却暗中抑制。南方文臣多被限制于“三馆”之中,去编辑大型类书,虽然客观上起到了振兴宋初文化的作用,但其中无疑浸透着南方士子的血泪。
对待南方文人,宋朝统治者总是放心不下。即使南方文人已是笼中之雀,宋朝统治者也对其怀有戒心,稍有威胁即欲除之而后快,如南唐旧臣徐铉险被暗算的遭遇,令南方士人心有余悸。
三、钱惟演的文化人格
宋初政权对待南方文人的政策对于早期文人心态的影响不容忽视,并由此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宋初作家钱惟演即是此政治文化生态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典型,其复杂的文化人格令时人和后人所不屑,他也由此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宋史 钱惟演传》卷三一七载:初惟演见丁谓权盛,附之,与为婚。谓逐冦凖,惟演与有力焉。及序枢宻题名独刋去凖,名曰:“逆凖”,削而不书。谓祸既萌,惟演虑并得罪,遂挤谓以自解,宰相冯拯恶其为人。
1.钱惟演的人格形成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
钱惟演复杂人格走向决定了其文学实践的趋向选择。早期的钱惟演颇有睥睨天下的气概。《隆平集》卷十二载:“幼有俊才,俶常使赋逺山,诗有‘髙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深器之。”(《隆平集》,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7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第792页)这体现了宋初文人的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宋初文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日渐高涨。钱惟演的这种意识在《西昆酬唱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自觉运用诗歌为皇权赋颂服务。
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宋真宗任命王钦若、杨亿等人编写大型类书《历代君臣事迹》,钱惟演亦参与其中。编写工作之余,文人互相唱和,遂有《西昆酬唱集》问世。《西昆酬唱集》共收17位诗人250首诗歌,其中钱惟演有诗歌47首,约占五分之一。相比较而言,钱惟演在诗歌中表达的思想情感比较积极乐观。如《初秋属疾》,刘筠首唱,杨亿有和诗,然杨、刘二人诗中传达的感情较为黯淡。刘筠的诗显得尤为凄凉。杨亿的诗主要表达思念之情,感情颇为婉约动人。而钱惟演的诗歌却显出不同的气象,特别是尾联两句以轻松的口吻传达出刘筠即将病愈振作,重新回到酬唱的队伍中来。
现实是残酷的。钱惟演随父纳土归宋,为天下和平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公元988年,父亲钱俶的暴亡,令其降臣的畏祸心理和自我防范意识油然升起。
由于北方政治势力的压制,南方文人为了登上宋初文坛和政坛,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钱惟演兼有降臣和南方文人的双重身份,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考虑。所以也拉拢高官并觊觎高位,表现出对现实的不安全感。然而钱惟演毕竟是一个诗人气质颇浓的没落王子,并非老谋深算玩弄权术的行家里手。在宋初党争的漩涡中,他基本是处于下风:虽有高位,却无实权;甚至多次面临被弹劾的危机。
当政治上不得意时,钱惟演常在文学中寻找寄托。因此宋仁宗天圣九年至明道二年,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文学史上著名的洛阳文人集团即在此时形成。当时,欧阳修、梅尧臣、尹洙、谢绛等文坛骁将皆在钱惟演幕下,受到钱氏的厚待。钱惟演对幕下文人的礼遇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钱惟演与洛阳文人集团在文学交游中,思想碰撞、切磋技艺。他们通过文学实践,为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积淀了充足的势能。欧阳修在此时学会了古文创作。《湘山野录》记载: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髙,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2.钱惟演的人格内涵尚有佛道的成分
宋代文人普遍与佛道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寄意于佛道成为一种文化时尚。这与统治者的提倡有深刻的因果联系,宋初几位皇帝颇为信奉道教。吴越钱氏家族颇重礼佛。钱惟演与出世高人的交往属当时文人的文化追随行为,亦是对现实中遭遇挫折的一种排遣。其诗歌《护国寺》:“峻极压沧溟,清居聚百灵。重门深閟邃,絶涧逺湛冥。客问无生法,人游不死庭。何当谢簪组,鸟道驾飞軨。”从中可见诗人沉浸佛门,欲脱樊笼的心态。从钱惟演的现存诗文来看,内容关于佛道者约占其诗文总量的六分之一。
在宋初政治渐趋稳定,文化逐渐复苏的过程中,钱惟演飘摇于政治与文学之间,最终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宋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深刻影响了钱惟演的人格嬗变,而其独特的人格特质又左右着他的文学创作。这种影响对于个体来说,应该是痛苦的心路历程,但对于文学史来说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和诗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宋)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 (日)池泽滋子.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9] (宋)王铚.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 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 张兴武.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J].文学遗产,2006(5).
[12]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5.
[13] 艾光国.略论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得失[J].青海社会科学,1994(6).
[14] 张兴武.宋初文坛的冲突与对话——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J].文学遗产,2004(3).
关键词:宋初;文化;钱惟演;人格
宋初文学家钱惟演乃吴越王子,后随其父吴越王钱俶降宋,成为宋廷重臣;继而成为西昆领袖之一,领北宋文坛风骚;亦喜奖掖后进,尹洙、欧阳修、梅尧臣都曾是其洛阳幕府文人,洛阳文人集团孕育了后来诗文革新的核心人物欧阳修等人。
钱惟演身份特殊,角色多面,性格复杂,在宋初文臣中比较特殊,后人对其评价贬大于褒。然而在宋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中,钱惟演的人格特质的形成不能仅从道德角度评价,应该看到其独特的文化行为对宋初文学的新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文化重建的呼唤
公元961年,宋太祖赵匡胤与几位谋臣策划“陈桥兵变”获得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赵宋王朝经南征北战,初步完成了大宋的疆域版图。在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分崩离析之后,中国的分裂局面基本结束,政治逐步走向统一。政治经济的复兴必然导致文化重建的社会需求,宋帝国的文化重建工作也开始启动。
然而经过五代十国之际乱世的兵燹,大量文明成果毁于战火,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文道传统的纽带已经断裂。宋初文学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面对的可谓是一片文化荒芜之地。
宋初文人重吏术而轻文道,这必然导致当时文人文化素质大幅度下降。宋太祖经常督促开国文臣赵普多读诗书。(《续资治通鉴》卷四载(《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5页)连宋太祖麾下大文人陶毂写奏章也要抄袭斗凑,宋初文化的凋敝可想而知。
在吸取前代政权倾覆的教训之后,宋初统治者采取了崇文抑武的政策。杯酒释兵权后,宋太祖显然把王朝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文化人身上。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统治者对维持这种局面的文化人才也空前重视。作为一代颇有雄心的霸主,伴随着大国政权的建立,其皇权赋颂需求也与日剧增。面对这种局面,文人的智力寻求欲望日见高涨。参加科举的人数比前朝大为增加,而录取比例也成倍递增。文化的自觉与政权建设逐渐走向合拍。
宋初稳定的政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对文化复兴的呼声越来越迫切。这为生活于宋代的文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施展才能的舞台。这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对当事文人来说,都是一个福音。
二、宋初降臣遭遇与南方士子的命运
钱惟演兼有降臣与南方文士的身份,这导致其在宋初的地位颇为尴尬。
宋初统治者通过阴谋取得政权,所以对一切可能威胁到政权巩固的潜在威胁严加防范:对武将采取限制兵权的措施;对降臣疑心重重,稍有不满即借机除掉。南唐后主李煜、吴越王钱俶之死令人心有余悸。
宋初南方士子的命运也令人唏嘘。宋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渴望其政权能传承不衰,逐渐重用文人。“宰相须用读书人”,奠定了宋初“崇文抑武”的政治基础。尽管宋初统治者在全国对文化大力提倡,但对待南北文人的政策截然不同。北宋建国之初,其文臣多为后周旧臣,以北方人为主。五代十国之际,由于文化重心南移,造成北方文臣文化水平实际不敌南方文士。然而,宋朝统治者对待文人的政策是重北轻南,甚至对南方文人颇为歧视,以至于宋初南方文人甚至被剥夺了为相的资格。
宋初对待南方士子的最厉害的政策是科举。科举是制度层面。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南方文士的打击简直是致命的。利用科举压制南方文人的表现之一,是科举录取者北方人占大多数,南方士子只占少数。这并不是由于南方士子不如北方士子;相反,南方士子博学多才、文思敏捷,远在北人之上。
宋太祖在统一南方诸国的过程中,吸取了某些政治教训。加之活跃于宋朝政坛的主要是一些北方文人,以正统自居,轻视南方文人。他们心中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认为南方为下国,南方人奸诈。因此,宋初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南方士子登上政坛的政策。当时政治资源掌控在北方士大夫手中,加之对南方文人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于是北方士大夫不失时机地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加强对科举的控制,以此来打压南方文人。然而,南方文人以其卓越的见识与才华最终在宋朝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宋朝统治者一方面为笼络人心,另一方面为显示大国心胸,优待某些南方文人,但实际上却暗中抑制。南方文臣多被限制于“三馆”之中,去编辑大型类书,虽然客观上起到了振兴宋初文化的作用,但其中无疑浸透着南方士子的血泪。
对待南方文人,宋朝统治者总是放心不下。即使南方文人已是笼中之雀,宋朝统治者也对其怀有戒心,稍有威胁即欲除之而后快,如南唐旧臣徐铉险被暗算的遭遇,令南方士人心有余悸。
三、钱惟演的文化人格
宋初政权对待南方文人的政策对于早期文人心态的影响不容忽视,并由此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宋初作家钱惟演即是此政治文化生态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典型,其复杂的文化人格令时人和后人所不屑,他也由此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宋史 钱惟演传》卷三一七载:初惟演见丁谓权盛,附之,与为婚。谓逐冦凖,惟演与有力焉。及序枢宻题名独刋去凖,名曰:“逆凖”,削而不书。谓祸既萌,惟演虑并得罪,遂挤谓以自解,宰相冯拯恶其为人。
1.钱惟演的人格形成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的
钱惟演复杂人格走向决定了其文学实践的趋向选择。早期的钱惟演颇有睥睨天下的气概。《隆平集》卷十二载:“幼有俊才,俶常使赋逺山,诗有‘髙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深器之。”(《隆平集》,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7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第792页)这体现了宋初文人的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宋初文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日渐高涨。钱惟演的这种意识在《西昆酬唱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自觉运用诗歌为皇权赋颂服务。
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九月,宋真宗任命王钦若、杨亿等人编写大型类书《历代君臣事迹》,钱惟演亦参与其中。编写工作之余,文人互相唱和,遂有《西昆酬唱集》问世。《西昆酬唱集》共收17位诗人250首诗歌,其中钱惟演有诗歌47首,约占五分之一。相比较而言,钱惟演在诗歌中表达的思想情感比较积极乐观。如《初秋属疾》,刘筠首唱,杨亿有和诗,然杨、刘二人诗中传达的感情较为黯淡。刘筠的诗显得尤为凄凉。杨亿的诗主要表达思念之情,感情颇为婉约动人。而钱惟演的诗歌却显出不同的气象,特别是尾联两句以轻松的口吻传达出刘筠即将病愈振作,重新回到酬唱的队伍中来。
现实是残酷的。钱惟演随父纳土归宋,为天下和平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然而,公元988年,父亲钱俶的暴亡,令其降臣的畏祸心理和自我防范意识油然升起。
由于北方政治势力的压制,南方文人为了登上宋初文坛和政坛,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钱惟演兼有降臣和南方文人的双重身份,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考虑。所以也拉拢高官并觊觎高位,表现出对现实的不安全感。然而钱惟演毕竟是一个诗人气质颇浓的没落王子,并非老谋深算玩弄权术的行家里手。在宋初党争的漩涡中,他基本是处于下风:虽有高位,却无实权;甚至多次面临被弹劾的危机。
当政治上不得意时,钱惟演常在文学中寻找寄托。因此宋仁宗天圣九年至明道二年,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文学史上著名的洛阳文人集团即在此时形成。当时,欧阳修、梅尧臣、尹洙、谢绛等文坛骁将皆在钱惟演幕下,受到钱氏的厚待。钱惟演对幕下文人的礼遇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钱惟演与洛阳文人集团在文学交游中,思想碰撞、切磋技艺。他们通过文学实践,为后来的诗文革新运动积淀了充足的势能。欧阳修在此时学会了古文创作。《湘山野录》记载: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髙,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2.钱惟演的人格内涵尚有佛道的成分
宋代文人普遍与佛道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寄意于佛道成为一种文化时尚。这与统治者的提倡有深刻的因果联系,宋初几位皇帝颇为信奉道教。吴越钱氏家族颇重礼佛。钱惟演与出世高人的交往属当时文人的文化追随行为,亦是对现实中遭遇挫折的一种排遣。其诗歌《护国寺》:“峻极压沧溟,清居聚百灵。重门深閟邃,絶涧逺湛冥。客问无生法,人游不死庭。何当谢簪组,鸟道驾飞軨。”从中可见诗人沉浸佛门,欲脱樊笼的心态。从钱惟演的现存诗文来看,内容关于佛道者约占其诗文总量的六分之一。
在宋初政治渐趋稳定,文化逐渐复苏的过程中,钱惟演飘摇于政治与文学之间,最终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宋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深刻影响了钱惟演的人格嬗变,而其独特的人格特质又左右着他的文学创作。这种影响对于个体来说,应该是痛苦的心路历程,但对于文学史来说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和诗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 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 (宋)释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宋)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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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 张兴武.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J].文学遗产,2006(5).
[12] 王水照.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05.
[13] 艾光国.略论北宋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得失[J].青海社会科学,1994(6).
[14] 张兴武.宋初文坛的冲突与对话——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J].文学遗产,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