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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与廖承志，都是广东惠阳人。与叶挺出生在家乡不同，廖承志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他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出生时，父母亲希望他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名“承志”。叶挺逝世后，他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遥献》，用蒙太奇的手法回顾了与叶挺交往的点点滴滴。
“廖案”后初次接触
“母亲站起来，我站起来。一个人进来了，中等身材，剃光了头，鼻子尖尖的，穿着一身灰的正领西装。他一进来，不说一句话，拿着母亲的手，眼泪就像一串珠子似的滚下来。我们没说一句话，他没有说一句话。这便是叶挺。我们相对着一个钟头，没有谈些什么。突然他站起来了，对着我，向母亲说：他会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的。”这大概是廖承志第一次正面接触叶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1925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遭遇刺杀，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的流血事件，也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宗扑朔迷离、在一定程度影响并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突发事件。“廖案”发生之时，叶挺正在苏联莫斯科至海参崴的火车上，8月中下旬，叶挺与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军事班学员共26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他们还在火车上，就听到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的消息。9月，叶挺被中共中央分到广东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广州东山百子路12号看望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那时，廖仲恺刚刚遇刺身亡，家人正在伤痛之中。“窗上围着黑纱，时钟的摆手都停了。大门上还飘着白布的长条。一切都这样沉静，只有火车的汽笛声远远在声嘶力竭地叫。墙上，父亲的新挂上的遗像对着斜阳，他的眼睛似乎深沉地望着，很远的地方。”廖承志在《遥献》中这样描述灵堂的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叶挺到了。
此后不久，廖承志东渡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1928年被日本政府拘捕并驱逐出境，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派到德国，到柏林后被转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他一到德国就去看望宋庆龄，巧的是，此时叶挺被“暂待”黨外（而具体执行者就是这个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得不流亡到德国，此时正与宋庆龄、邓演达等谋划建立第三党，但因廖承志具有中国语言组的背景，他在柏林与叶挺的交往也被忽略不计了，双方都没有留下“记忆”。
廖承志为叶挺准备了“舞台”
“那正是南京撤退前三个星期。我们南京傅厚岗的八路军办事处。一辆车子在门口停了。一个罩着棕色方格绒大衣，里面穿着黄呢军装，挂着中将领章的人钻了出来。热烈地握手。叶参谋长迎出来了。两个叶，两个战将，两个客家人。笑。握手。笑——叶挺笑了。他突然沉下眉毛，由齿缝里说出这句话：麻烦还多着呢！管他。新四军是要搞起来的。你看罢——”两人再次相见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南京，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已任命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而廖承志则在此期间刚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廖承志的回忆记述了军中“双叶”之间的热烈，但叶挺还是感到一丝冰凉，因为南京接洽没有最后结果。
1937年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要求他们答复以下问题：新四军隶属八路军建制；叶挺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并来延安。上述两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目前正准备派员通过叶挺去闽浙赣三省整理游击队。10月21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复电张闻天、毛泽东等：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已得何应钦同意，一二日后就启程赴延安；叶挺已受领5万元开办费，延安会见有结果后再呈报就职；南方各游击队伙食费由叶挺与地方政府商量维持。
经过南京与延安、南京八办与叶挺之间的反复协商，终于有了结果。于是在10月23日，叶挺启程赴武汉（从武汉再到延安），那时，国民党政府的要人和机关都已迁到武汉。
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领导南方各省），指示张文彬把工作中心移至广州，派廖承志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香港开展工作，加强国际宣传、联络华侨以及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抗战物资。经港英政府和余汉谋允许，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廖承志频繁往返于香港和广州，动员港穗各界团结抗日，同时积极协助宋庆龄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1938年6月，这一抗日进步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廖承志担任该组织秘书长。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县沿海大亚湾登陆，15日侵占惠州，21日广州沦陷。面对危急局势，193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随即，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和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人开会，决定：由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0月底成立，书记曾生）。廖承志还支持指导王作尧、阮海天、黄木芬等人在东莞、增城和宝安，先后组建了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11月24日，粤东南特委在香港正式成立，广东省委常委梁广担任书记，管辖中山、顺德、南海、番禺、东莞、宝安、惠阳与港澳等地。廖承志帮助梁广回到东江，将“海员游击队”改名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沙坑周田村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至此，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已经建立起了由中共领导的多支抗日人民武装。
无意中，廖承志在家乡为叶挺准备了“表演”的舞台。
叶挺的去与留
“又两年。香港。我在家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由袋子里掏出表来。该到了。为什么？叶挺由新四军到广东来了。他听说广州沦陷之后，他的家乡，惠州周围一带，已出现有华侨、学生、与救亡青年及当地群众自动起来组成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了，他高兴得跳起来，他说：我去看看。他去了。已一个星期。说是今天回来的。门铃响了。一开门，五尺六英寸的叶挺像老虎似的跳进来。他笑得脸上剩了一张嘴。他说：孩子们搞得不错！搞得不错！他随手从袋子里摸出一大把东西抛到椅子上，红的，绿的。他笑。他高兴。这都是照片。赶快拿去洗！给大家看看，好的……”这是廖承志回忆叶挺辞职后，奔赴家乡抗战的一个场景。 1938年7月开始，叶挺便有意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10月下旬，叶挺偕夫人离开皖南云岭。行前与项英商量，去广东东江成立抗日游击队，项英答应抽调一批广东籍军政干部和枪支支援。叶挺偕夫人到香港，会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与之谈了来广东的经过和回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设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组织抗日武装，正缺军事领导，于是决定利用叶挺的声望和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在东江地区建立一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12月初，在中共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具体协办下，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在宝安县深圳墟南庆街20号鸿安酒家成立。辖区内所有的地方游击队，统归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叶挺编遣调用。
12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挺、项英、廖承志：希夷既已决心在粤东江开展工作，我们应当赞助，应从新四军中抽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给他，帮助他把队伍组织起来。项英接到中央指示后，决定支持叶挺300支枪并运到韶关，还准备抽调一批广东籍干部回去帮助组建部队。至此，叶挺可以安心在家乡抗日了。12月24日，叶挺与廖承志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当时广东各地抗日武装部队组成及活动情况。
正当叶挺在东江放手大干时，国民党不同意了。12月下旬，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期间，向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蒋介石还严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并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叶挺回新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善，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正项副，项英实际为政委。1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等，周恩来便致电香港廖承志，请他安排叶挺到重庆。廖承志只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通知叶挺返回新四军，并准备好回重庆机票。如此，叶挺不得不离开东江，先回澳门家中。
至此，叶挺辞职一事已了，但没想到一年不到就波澜再起。1939年11月9日叶挺在重庆函呈蒋介石，就找借口离开新四军，提出：“适值舍弟于去月覆车殉职惨死，家母忧伤成疾，屡促归省。窃念报国之日长，报恩之日短，至懇钧座俯念乌思之情，即准给假一月回惠阳原籍省亲（取道香港），切恳批示祗遵。”11月10日，蒋介石在签呈上批示：“先允。”12月7日，叶挺处理好胞弟叶辅平的后事，前往香港，与前来看望自己的廖承志谈心，廖承志立即向南方局报告：叶挺表示“此来恐只能长时间内闲住”，有不想再回新四军的意向。果不其然，12月，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携带项英的亲笔信，追到香港先见到廖承志，此时叶挺已至澳门家中，便与廖承志追到澳门，力劝叶挺回新四军。叶挺只同意可以再次前往重庆，就解决新四军的经费补给和编制问题同国民党军事当局进行交涉，但不愿意回皖南。
皖南事变发生后
“1941年3月。香港新亚酒店。我叩门，门沉静地开了。嫂嫂出来了，穿着一身玄色的长袍，面上没有丝毫表情。我问她：那人看见他没有？嫂嫂将头低了——一颗晶莹的泪珠，沿着下巴滴到黑旗袍的红花边上。她不说一句话，将一封信交给我。那自然是他的笔迹。他写的这几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们不要再派人来看我，你们也勿想来。砍头，就砍头好了，你们来看什么？’”这是廖承志回忆叶挺夫人赴港营救叶挺的一个场景。
皖南事变发生后，香港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保盟中央委员会于1941年1月19日举行会议，廖承志作了关于皖南事变情况以及延安抗议情况的报告。会后，保盟向美、英等国援华团体电告皖南事变情况。1月21日，夫人李秀文致电叶挺，嘱咐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30日叶挺复电夫人：“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于）事无补。孙曲人谅可脱险，任光夫妇受重伤，谅无救。”上海《申报》（援引24日合众电）报道，“香港此间日报界顷谓，前新四军司令叶挺夫人已抵港，希图孙夫人及其他领袖予以援助，俾释其夫。”
2月4日，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派副官梅文鼎探望叶挺。梅文鼎（持李济深亲笔信到上饶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叶挺被扣后情形）在江西上饶见到叶挺，将夫人所带的衣物包袱转交，叶挺托梅文鼎带字给夫人，就是廖承志回忆的那几句话。军长夫人留港等待消息，结果令人伤心。
此后，廖承志又派麦畅生赴上饶看望叶挺军长。8月30日，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其中说道：“麦经李任潮介绍去上饶，沿途均经检查，据报探视叶军长经过情形如下：（一）叶军长现已由集中营押军法执行监（在上饶乡间），一人独押在一所监房，有一连宪兵在内监视，较以前更不自由。叶须发修长，屋内狼藉不堪，马桶也在房内，麦见叶时，观状感伤泪下，而叶则哈哈大笑，神志泰然，继则语嘱：‘你们何必来看我，我死了报上会登出来的。’再则问小姚、钱俊瑞是否安全。麦告他们均已到上海。叶神情甚慰。谈话时有二宪兵监视，禁止他们用广东话谈话。第一次会面，只有二十分钟。第二次见面，仅有十分钟。叶曾问候我及问其家中情形。并将致其妻的信交麦。信中嘱其妻勿以彼为念，赡养子女，将来好好做人。末则自题一副对联，并要其妻请郭沫若书写。联文为‘四次辞呈终被革，三年军长无期监’……”
1941年三四月间，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从皖南事变中突围，辗转到香港，向廖承志、潘汉年报告皖南事变的经过。廖承志转报中共中央。9月，周恩来电告香港的廖承志，对下届参政会，“我方仍以释放叶挺为出席条件，请将意见转告各党派（指在香港各党派成员——作者注）”。于是，廖承志又为释放叶挺之事奔走。
“你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
“1946年3月。重庆。黄昏过了。大家都忙起来。黄砖的墙上一班人的贴上了一些标语。其中有一张：欢迎爸爸——扬眉！一辆车停下来了，鼓掌声，鞭炮声——一个灰白头发的人由车里钻将出来。啊！疯狂的鼓掌！拥抱！有的同志忘形地抱着对方跳舞起来了。进了屋子。一个两条小辫发，穿工装，脸色像牛奶似的小小人儿，扑了过去。爸爸。扬眉！”廖承志如是回忆叶挺出狱时的情景。 1946年3月4日，被国民党无理羁押五年多的叶挺将军终于获释。在中共代表团住地，与董必武、陆定一、王若飞、邓颖超、博古等欢迎人群见面。在几幅欢迎标语中，有女儿扬眉的“欢迎爸爸”。叶挺与刚释放一个多月的廖承志相见了，戏称，“你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
1942年5月上旬，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坏了南委所辖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委书记、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供出南委及粤北省委情况，并将廖承志在韶关附近乐昌县城的住址告诉特务。5月30日，廖承志被捕。叶挺坐牢五年多，廖承志坐牢近四年。在廖承志被捕同时，1942年5月，周恩來曾电嘱避居澳门的廖梦醒（廖承志姐）陪同叶挺夫人偕女儿同来重庆探监（叶挺被押重庆）。1943年下半年，叶挺、廖承志两人都在狱中，当时叶挺在桂林，他经常看望住在桂林的何香凝先生（廖承志母亲，先居芙蓉路，后搬至东郊观音山麓居住，与叶挺相邻），她是1943年4月下旬到桂林的，当时生活困难，以卖画为生。何香凝常来叶挺家走动。看到叶挺家里困难，就写信给李洁之（叶挺部下，在广东韶关第七战区军粮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李洁之汇款10000法币（相当于50石米）。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开幕，中共代表团据理力争，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等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反复提出放人要求。1月22日，经过多方争取，廖承志被释放出狱。5个月后，廖承志在延安对党员干部所作报告中总结他的狱中斗争经验，归结为几句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有坚定的信念。相信我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是战无不胜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这几句话，道尽了叶挺、廖承志等虽度尽劫波、九死一生却矢志不渝的革命态度。
获释当夜，叶挺与廖承志喝酒谈心，商谈了自己要申请入党一事。3月5日，叶挺在重庆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决心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3月7日，中共中央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电文由任弼时起草、毛泽东修改。
4月5日，叶挺将廖承志夫妇早上买的一束花抢过来，挽着夫人的手说：“我们又结婚了哩。”邓发特意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随后携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儿子阿九，与廖承志夫妇、邓发等人去为革命烈士扫墓。邓发为叶挺一家合影一张。4月7日，叶挺偕同夫人与邓发、廖承志夫妇，民主人士黄鼎臣、伍觉天等专程到重庆市郊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在司徒慧敏家出席家庭便宴。
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黄晓庄、李绍华、魏万吉、赵登俊以及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幼子阿九及保姆高琼等13人乘坐美军C47型运输机由重庆起飞往延安。但飞机误飞山西兴县，在黑茶山撞山焚毁，人员全部遇难。
廖承志在《遥献》中泣诉：“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只剩下了他们的话——他们说过的话，未曾说完的话。这些话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直到永远。”
（作者系文史学者）
“廖案”后初次接触
“母亲站起来，我站起来。一个人进来了，中等身材，剃光了头，鼻子尖尖的，穿着一身灰的正领西装。他一进来，不说一句话，拿着母亲的手，眼泪就像一串珠子似的滚下来。我们没说一句话，他没有说一句话。这便是叶挺。我们相对着一个钟头，没有谈些什么。突然他站起来了，对着我，向母亲说：他会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的。”这大概是廖承志第一次正面接触叶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1925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遭遇刺杀，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是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的流血事件，也是中华民国史上一宗扑朔迷离、在一定程度影响并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突发事件。“廖案”发生之时，叶挺正在苏联莫斯科至海参崴的火车上，8月中下旬，叶挺与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军事班学员共26人，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他们还在火车上，就听到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的消息。9月，叶挺被中共中央分到广东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广州东山百子路12号看望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那时，廖仲恺刚刚遇刺身亡，家人正在伤痛之中。“窗上围着黑纱，时钟的摆手都停了。大门上还飘着白布的长条。一切都这样沉静，只有火车的汽笛声远远在声嘶力竭地叫。墙上，父亲的新挂上的遗像对着斜阳，他的眼睛似乎深沉地望着，很远的地方。”廖承志在《遥献》中这样描述灵堂的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叶挺到了。
此后不久，廖承志东渡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1928年被日本政府拘捕并驱逐出境，8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被派到德国，到柏林后被转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他一到德国就去看望宋庆龄，巧的是，此时叶挺被“暂待”黨外（而具体执行者就是这个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得不流亡到德国，此时正与宋庆龄、邓演达等谋划建立第三党，但因廖承志具有中国语言组的背景，他在柏林与叶挺的交往也被忽略不计了，双方都没有留下“记忆”。
廖承志为叶挺准备了“舞台”
“那正是南京撤退前三个星期。我们南京傅厚岗的八路军办事处。一辆车子在门口停了。一个罩着棕色方格绒大衣，里面穿着黄呢军装，挂着中将领章的人钻了出来。热烈地握手。叶参谋长迎出来了。两个叶，两个战将，两个客家人。笑。握手。笑——叶挺笑了。他突然沉下眉毛，由齿缝里说出这句话：麻烦还多着呢！管他。新四军是要搞起来的。你看罢——”两人再次相见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南京，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国民党已任命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而廖承志则在此期间刚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廖承志的回忆记述了军中“双叶”之间的热烈，但叶挺还是感到一丝冰凉，因为南京接洽没有最后结果。
1937年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秦邦宪、叶剑英，要求他们答复以下问题：新四军隶属八路军建制；叶挺完全接受共产党领导，并来延安。上述两项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目前正准备派员通过叶挺去闽浙赣三省整理游击队。10月21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复电张闻天、毛泽东等：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已得何应钦同意，一二日后就启程赴延安；叶挺已受领5万元开办费，延安会见有结果后再呈报就职；南方各游击队伙食费由叶挺与地方政府商量维持。
经过南京与延安、南京八办与叶挺之间的反复协商，终于有了结果。于是在10月23日，叶挺启程赴武汉（从武汉再到延安），那时，国民党政府的要人和机关都已迁到武汉。
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领导南方各省），指示张文彬把工作中心移至广州，派廖承志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香港开展工作，加强国际宣传、联络华侨以及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抗战物资。经港英政府和余汉谋允许，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廖承志频繁往返于香港和广州，动员港穗各界团结抗日，同时积极协助宋庆龄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1938年6月，这一抗日进步组织正式宣告成立，廖承志担任该组织秘书长。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县沿海大亚湾登陆，15日侵占惠州，21日广州沦陷。面对危急局势，193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随即，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和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人开会，决定：由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0月底成立，书记曾生）。廖承志还支持指导王作尧、阮海天、黄木芬等人在东莞、增城和宝安，先后组建了人民抗日武装。1938年11月24日，粤东南特委在香港正式成立，广东省委常委梁广担任书记，管辖中山、顺德、南海、番禺、东莞、宝安、惠阳与港澳等地。廖承志帮助梁广回到东江，将“海员游击队”改名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沙坑周田村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至此，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已经建立起了由中共领导的多支抗日人民武装。
无意中，廖承志在家乡为叶挺准备了“表演”的舞台。
叶挺的去与留
“又两年。香港。我在家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我由袋子里掏出表来。该到了。为什么？叶挺由新四军到广东来了。他听说广州沦陷之后，他的家乡，惠州周围一带，已出现有华侨、学生、与救亡青年及当地群众自动起来组成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了，他高兴得跳起来，他说：我去看看。他去了。已一个星期。说是今天回来的。门铃响了。一开门，五尺六英寸的叶挺像老虎似的跳进来。他笑得脸上剩了一张嘴。他说：孩子们搞得不错！搞得不错！他随手从袋子里摸出一大把东西抛到椅子上，红的，绿的。他笑。他高兴。这都是照片。赶快拿去洗！给大家看看，好的……”这是廖承志回忆叶挺辞职后，奔赴家乡抗战的一个场景。 1938年7月开始，叶挺便有意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10月下旬，叶挺偕夫人离开皖南云岭。行前与项英商量，去广东东江成立抗日游击队，项英答应抽调一批广东籍军政干部和枪支支援。叶挺偕夫人到香港，会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与之谈了来广东的经过和回家乡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设想。当时中共广东省委组织抗日武装，正缺军事领导，于是决定利用叶挺的声望和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在东江地区建立一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12月初，在中共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具体协办下，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在宝安县深圳墟南庆街20号鸿安酒家成立。辖区内所有的地方游击队，统归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叶挺编遣调用。
12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挺、项英、廖承志：希夷既已决心在粤东江开展工作，我们应当赞助，应从新四军中抽一批中下级军事干部给他，帮助他把队伍组织起来。项英接到中央指示后，决定支持叶挺300支枪并运到韶关，还准备抽调一批广东籍干部回去帮助组建部队。至此，叶挺可以安心在家乡抗日了。12月24日，叶挺与廖承志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详细报告了当时广东各地抗日武装部队组成及活动情况。
正当叶挺在东江放手大干时，国民党不同意了。12月下旬，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期间，向中共代表明确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要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蒋介石还严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并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叶挺回新四军，我的解决原则，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善，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正项副，项英实际为政委。1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等，周恩来便致电香港廖承志，请他安排叶挺到重庆。廖承志只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通知叶挺返回新四军，并准备好回重庆机票。如此，叶挺不得不离开东江，先回澳门家中。
至此，叶挺辞职一事已了，但没想到一年不到就波澜再起。1939年11月9日叶挺在重庆函呈蒋介石，就找借口离开新四军，提出：“适值舍弟于去月覆车殉职惨死，家母忧伤成疾，屡促归省。窃念报国之日长，报恩之日短，至懇钧座俯念乌思之情，即准给假一月回惠阳原籍省亲（取道香港），切恳批示祗遵。”11月10日，蒋介石在签呈上批示：“先允。”12月7日，叶挺处理好胞弟叶辅平的后事，前往香港，与前来看望自己的廖承志谈心，廖承志立即向南方局报告：叶挺表示“此来恐只能长时间内闲住”，有不想再回新四军的意向。果不其然，12月，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携带项英的亲笔信，追到香港先见到廖承志，此时叶挺已至澳门家中，便与廖承志追到澳门，力劝叶挺回新四军。叶挺只同意可以再次前往重庆，就解决新四军的经费补给和编制问题同国民党军事当局进行交涉，但不愿意回皖南。
皖南事变发生后
“1941年3月。香港新亚酒店。我叩门，门沉静地开了。嫂嫂出来了，穿着一身玄色的长袍，面上没有丝毫表情。我问她：那人看见他没有？嫂嫂将头低了——一颗晶莹的泪珠，沿着下巴滴到黑旗袍的红花边上。她不说一句话，将一封信交给我。那自然是他的笔迹。他写的这几句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你们不要再派人来看我，你们也勿想来。砍头，就砍头好了，你们来看什么？’”这是廖承志回忆叶挺夫人赴港营救叶挺的一个场景。
皖南事变发生后，香港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保盟中央委员会于1941年1月19日举行会议，廖承志作了关于皖南事变情况以及延安抗议情况的报告。会后，保盟向美、英等国援华团体电告皖南事变情况。1月21日，夫人李秀文致电叶挺，嘱咐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30日叶挺复电夫人：“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与（于）事无补。孙曲人谅可脱险，任光夫妇受重伤，谅无救。”上海《申报》（援引24日合众电）报道，“香港此间日报界顷谓，前新四军司令叶挺夫人已抵港，希图孙夫人及其他领袖予以援助，俾释其夫。”
2月4日，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派副官梅文鼎探望叶挺。梅文鼎（持李济深亲笔信到上饶找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叶挺被扣后情形）在江西上饶见到叶挺，将夫人所带的衣物包袱转交，叶挺托梅文鼎带字给夫人，就是廖承志回忆的那几句话。军长夫人留港等待消息，结果令人伤心。
此后，廖承志又派麦畅生赴上饶看望叶挺军长。8月30日，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其中说道：“麦经李任潮介绍去上饶，沿途均经检查，据报探视叶军长经过情形如下：（一）叶军长现已由集中营押军法执行监（在上饶乡间），一人独押在一所监房，有一连宪兵在内监视，较以前更不自由。叶须发修长，屋内狼藉不堪，马桶也在房内，麦见叶时，观状感伤泪下，而叶则哈哈大笑，神志泰然，继则语嘱：‘你们何必来看我，我死了报上会登出来的。’再则问小姚、钱俊瑞是否安全。麦告他们均已到上海。叶神情甚慰。谈话时有二宪兵监视，禁止他们用广东话谈话。第一次会面，只有二十分钟。第二次见面，仅有十分钟。叶曾问候我及问其家中情形。并将致其妻的信交麦。信中嘱其妻勿以彼为念，赡养子女，将来好好做人。末则自题一副对联，并要其妻请郭沫若书写。联文为‘四次辞呈终被革，三年军长无期监’……”
1941年三四月间，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从皖南事变中突围，辗转到香港，向廖承志、潘汉年报告皖南事变的经过。廖承志转报中共中央。9月，周恩来电告香港的廖承志，对下届参政会，“我方仍以释放叶挺为出席条件，请将意见转告各党派（指在香港各党派成员——作者注）”。于是，廖承志又为释放叶挺之事奔走。
“你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
“1946年3月。重庆。黄昏过了。大家都忙起来。黄砖的墙上一班人的贴上了一些标语。其中有一张：欢迎爸爸——扬眉！一辆车停下来了，鼓掌声，鞭炮声——一个灰白头发的人由车里钻将出来。啊！疯狂的鼓掌！拥抱！有的同志忘形地抱着对方跳舞起来了。进了屋子。一个两条小辫发，穿工装，脸色像牛奶似的小小人儿，扑了过去。爸爸。扬眉！”廖承志如是回忆叶挺出狱时的情景。 1946年3月4日，被国民党无理羁押五年多的叶挺将军终于获释。在中共代表团住地，与董必武、陆定一、王若飞、邓颖超、博古等欢迎人群见面。在几幅欢迎标语中，有女儿扬眉的“欢迎爸爸”。叶挺与刚释放一个多月的廖承志相见了，戏称，“你是第一号，我是第二号。”
1942年5月上旬，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坏了南委所辖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委书记、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供出南委及粤北省委情况，并将廖承志在韶关附近乐昌县城的住址告诉特务。5月30日，廖承志被捕。叶挺坐牢五年多，廖承志坐牢近四年。在廖承志被捕同时，1942年5月，周恩來曾电嘱避居澳门的廖梦醒（廖承志姐）陪同叶挺夫人偕女儿同来重庆探监（叶挺被押重庆）。1943年下半年，叶挺、廖承志两人都在狱中，当时叶挺在桂林，他经常看望住在桂林的何香凝先生（廖承志母亲，先居芙蓉路，后搬至东郊观音山麓居住，与叶挺相邻），她是1943年4月下旬到桂林的，当时生活困难，以卖画为生。何香凝常来叶挺家走动。看到叶挺家里困难，就写信给李洁之（叶挺部下，在广东韶关第七战区军粮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李洁之汇款10000法币（相当于50石米）。
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开幕，中共代表团据理力争，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叶挺等政治犯。宋庆龄、何香凝也反复提出放人要求。1月22日，经过多方争取，廖承志被释放出狱。5个月后，廖承志在延安对党员干部所作报告中总结他的狱中斗争经验，归结为几句话：“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有坚定的信念。相信我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是战无不胜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这几句话，道尽了叶挺、廖承志等虽度尽劫波、九死一生却矢志不渝的革命态度。
获释当夜，叶挺与廖承志喝酒谈心，商谈了自己要申请入党一事。3月5日，叶挺在重庆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决心实现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3月7日，中共中央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电文由任弼时起草、毛泽东修改。
4月5日，叶挺将廖承志夫妇早上买的一束花抢过来，挽着夫人的手说：“我们又结婚了哩。”邓发特意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随后携夫人李秀文、女儿扬眉、儿子阿九，与廖承志夫妇、邓发等人去为革命烈士扫墓。邓发为叶挺一家合影一张。4月7日，叶挺偕同夫人与邓发、廖承志夫妇，民主人士黄鼎臣、伍觉天等专程到重庆市郊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在司徒慧敏家出席家庭便宴。
4月8日，叶挺与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黄晓庄、李绍华、魏万吉、赵登俊以及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幼子阿九及保姆高琼等13人乘坐美军C47型运输机由重庆起飞往延安。但飞机误飞山西兴县，在黑茶山撞山焚毁，人员全部遇难。
廖承志在《遥献》中泣诉：“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只剩下了他们的话——他们说过的话，未曾说完的话。这些话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直到永远。”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