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外交的困惑与转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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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什政府最近“有点烦”。这种烦燥情绪在其第二任之初就已显现。伊战不断被指责、情报门事件曝光、卡特里娜飓风撕开了“两个美国”形象……这些无时不在撞击布什政府的神经。特别是伊拉克大规模战事结束已三年多,十几万美军仍被死死拖住,美国民众对一个超级军事大国能否在伊拉克干出一番什么名堂心里越来越没谱。如何收拾这烂摊子,布什也没招了。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布什上台后单边主义行为模式与军事上“先发制人”的冲动确有所收敛,扩展民主则成为重新扛起的大旗,但被指责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上台,对大力推进民主的布什而言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有效民主”成为布什政府推进民主的新招。除此之外,留下一份值得称道的外交遗产也是求之不可得的烦心事。处于僵局中的朝核六方会谈因朝鲜7月5日再次发射多枚导弹平添变数。伊朗核问题突出,以巴冲突再起,美俄、美欧关系同样并不顺畅……《纽约时报》新近的一份调查表明,84%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没有打赢反恐战争,86%的受访者认为世界对美国正变得更加危险。从最近的政府文件到布什和其他政府高官讲话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全球100个国家着手一场“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可能持续几十年,直至取胜,最终要结束世界上的暴政”,但是,这项任务“永远做不完”。因为敌人仍在不断出现,战略目标不明确,战略范围太过宽泛。《国家利益》夏季号载文坦言:美国外交任务的繁重特征已显露出美国已出现“帝国过度扩张”的迹象。
  布什在9.11后一度出现的战时领袖光环早已褪尽,民意支持率跌至四成以下,可能提前进入“跛鸭期”。美国史上极具强势的布什外交团队几经调整仍只能穷于应付各种形势,战略思考让位于被动反应,东奔西跑掩盖的是“战略上的疲劳”。尽管美国各路战略精英还在重新描绘各种“应对方案”与“路线图”,但能否经得起检验还是未知数。
  指导布什外交的新保守主义虽然说不上已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但作为一种精神支柱已失去了早先的战略锋芒。对新保守主义派而言,他们虽不会承认理论上、原则上有错,但其影响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年起劲鼓吹发动伊战的一些人与新保守主义也拉开了距离。在政府层面,赖斯接替鲍威尔后,理想主义同样得让位于现实主义。打伊(朗)、攻朝曾常被说成是放在桌面上的备选方案之一,但碍手碍脚的因素太多,以致从政府高官和著名学者口中听到的说法,更多的还是外交解决。
  布什上台之初曾大批克林顿政府眼光狭隘,没有充分利用冷战终结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的有利形势,打造出有利于美国的世界战略秩序,因此决意坚持“一个凡是”(All But Clington),坚决诀别克林顿时代,发誓要充分把握住美国空前绝后的实力优势,努力创建一个单极世界。于是布什调整了全球战略,反恐压倒一切。但是,心急的布什政府甚至未好好考虑将面临的十分复杂的国际战略形势与地区环境和远比冷战时期更为复杂的国际安全、文化、宗教因素。这是一种比以前更无经验可循的非传统安全的挑战。结果是事事不顺,处处碰壁。
  当然,美国不乏战略精英与思想大家,即使不是大选时期,他们仍有不讳言现政府外交过错的传统。以“历史终结论”而名噪一时的福山最近又推出新作——《新保守主义之后——美国处于十字路口》。他坦言,自己已与“新保派”拉开了距离。在这本新作中,他宣称布什政府第一任内的外交政策,在三个主要领域犯有错误:一是在经历了9.11后,美国“对威胁进行了错误的评估”;二是没有预见到在全球范围内对其实践“仁慈霸权”的负面反应,以致激起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情绪;三是过于乐观地认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不仅可以轻易地在伊拉克实现,而且可以在整个中东地区取得成功。正是这种错误,造成了今天的被动。美国需要做的仍是放下架子,调整过于庞大且锋芒毕露的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充外交能量、行为方式与行动风格,在尽可能取得大国战略信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各方面的合作,以对付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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