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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直声”
梁漱溟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有传闻，之前梁预考北大而未获录取)；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下车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对记者惊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1953年9月11日，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富多彩，之所以选取上述三个横断面，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3个阶段：第一段为31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学者，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32岁(1925年)到60岁(1953年)，这一段生涯中，粱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政府却拒绝之，最后则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社会活动家兼政治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写作《人生与人心》及其他著作，复归知识分子生涯。
梁漱滨是不是知识分子
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另一方面，则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笔者对梁先生素怀敬仰之心，但对于后一种说法，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商榷。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笼统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当时的读书其实是个手段，并非出自追求知识的渴望，其终极目的是入仕做官，改变“读书人”的地位。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笔者则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虽然狭窄，但界定起来比较清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梁先生在最后的岁月里，“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作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何况，这是梁先生晚年复归知识分子状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他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他冒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时，心中可曾想过自我定位?如果想过，则单纯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则梁先生也就不必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闽运、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儿，在我看来，都不能算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王闽运是见了袁世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也要忌惮三分，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样的政治资历，谁又能比得?
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的根基确实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说蔡元培，再比如说唐文治。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厚，在教育这个领域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唐文治大家比较陌生，其资历与蔡相仿，1892年的进士，在晚清政府历任要职。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这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于梁先生，也可作如是想。
毛与梁：是朋友也是冤家
知识分子之所以把赞赏的目光投在梁先生身上，其实说来也比较简单，因为梁先生冒犯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与梁漱溟，既是朋友，也是冤家。
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18年。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而梁漱溟则是著名学者、杨怀中家的常客。当时的会面，严格来说不叫会面，因为梁漱溟并没有注意这个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图书管理员，但毛泽东对当时的梁漱溟印象深刻。所以1938年梁漱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 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门……”当天晚上，梁漱溟和毛泽东从下午6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第二天，两人又聊了一个通宵。两个通宵，两个人都在反复申述自己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观点，相争不下。毛泽东此时再也不是当年的“小小图书管理员”，面对当年的著名教授，毛底气十足。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风度”也给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使梁“终生难忘”：“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个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1946年，作为民盟的组建者之一，梁漱溟为国是奔走于国共两党中间，与毛泽东建立了可说深厚的友谊。1950年1月12日，梁漱溟应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家中作客，林伯渠作陪，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梁漱溟谢绝了毛泽东对其加入政府的邀请。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外，汪东林在《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中交代：“他(指毛)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当天的晚宴，还有江青参加，席间毛泽东又邀请梁漱溟到河南、山东等地去考察，梁漱溟接受了这一邀请。当年9月中旬，梁漱溟考察归来，和毛又有会面。梁谈了在各地考察的情况之后，毛又提出请梁到广东考察的建议。这一次，梁漱溟因为 当年在外奔波过多，推辞了。毛不但不以为忤，而且为梁安排了一座小巧精致的四合院。
据汪东林在书中交代：1953年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据此，汪东林做出如下断语：正由于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面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做出犯颜抗论之举。这样的断语，大致不差。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表现，既是梁先生的底气，也是梁先生的性格。那么在毛泽东这一面，又当如何理解呢?
张申府何以境遇不同
前不久，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再版，笔者把冯先生与梁先生作了一个比较，才发现历史如此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状再作几个比较。
梁先生因“九天九地”发言而“靠边站”的表现和遭遇，最易让人联想到张申府先生。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若是拿这话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就会发现不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特别是倔强这一点，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识毛的，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情况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的遭遇与这篇文章关系甚大。不过，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文章，似乎梁漱溟并没有因为这两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反过头再看张申府，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女士曾跟笔者说起过：“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对主席说，申府也算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主席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后来父亲的工作还是由周总理给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父亲只是埋首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上的活动没有了，文章也很少发表。”从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答复上可以推断，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与张申府相处并不是很融洽。
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同一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可资比较。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为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散会后，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陈叔通黄炎培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刘少奇、周恩来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按照惯例，毛泽东对陈、黄信的批语应该直接交给陈、黄本人，但是这次却一反常规，在写下批语的当天，毛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传阅。毛的心情我们现在无从推测，不过，可以说黄炎培的信再一次打动了他过去老友和现在领导的心。
有位朋友跟笔者说：你写文章不要总是罗列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再参照一下当时同等地位的其他人，比如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承认，梁先生这样的骨气，背后是需要底气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
梁漱溟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和声誉的人物之一，他的一生有几个横断面让人惊羡：其一是1916年，梁23岁，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发现，聘请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有传闻，之前梁预考北大而未获录取)；其二是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下车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对记者惊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当时的各报纸作为头条标题，一时间成为民国最为著名的话语；其三是在1953年9月11日，粱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这番话触怒了当时的最高领袖，梁漱溟要“雅量”而不得，于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因为这一事件，被誉为“一代直声”，
纵观梁漱溟一生，无时无刻不是丰富多彩，之所以选取上述三个横断面，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梁漱溟一生中最为重要的3个阶段：第一段为31岁(1924年)之前，除去梁漱溟的成长期，自1917年始，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是当时北大著名的学者，这一段生涯，梁漱溟可以说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第二段从32岁(1925年)到60岁(1953年)，这一段生涯中，粱漱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到组建民主同盟，再到被毛泽东邀请加入新政府却拒绝之，最后则因为“九天九地”说开始“靠边站”的生涯。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社会活动家兼政治活动家。第三段则是“靠边站”之后，写作《人生与人心》及其他著作，复归知识分子生涯。
梁漱滨是不是知识分子
过去说到梁漱溟先生，一方面的说法是“反面教员”、“顽固的反动分子”，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的谬误；另一方面，则把梁先生说成知识分子的标杆，知识分子的骨气仿佛凝于梁先生一身。笔者对梁先生素怀敬仰之心，但对于后一种说法，却有一点自己的认识。
梁先生有没有骨气?答案当然毫无疑问。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在一般人看来，这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商榷。民国以前，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笼统的说法叫“读书人”，学界称之为“士大夫”。当时的读书其实是个手段，并非出自追求知识的渴望，其终极目的是入仕做官，改变“读书人”的地位。晚清以降。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出近代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笔者则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建构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虽然狭窄，但界定起来比较清晰，讨论起来比较简易。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对此，梁先生其实早有体认。《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一书曾经提到，梁先生在最后的岁月里，“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按理说，梁先生没有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后来者不该强作解人。其实不然，仔细体味梁先生的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自觉”，而“问题中人”的自我定位，才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更何况，这是梁先生晚年复归知识分子状态之后的自我体认，若是再早些年，他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指点江山之时，又或者他冒犯龙颜，发出“九天九地”之狮子吼时，心中可曾想过自我定位?如果想过，则单纯一个“知识分子”是无法囊括梁先生的，否则梁先生也就不必辞去北京大学的教职。
再说一点题外话，历来被士林推重的藐视权贵或者有骨气的民国“知识分子”，比如说王闽运、章太炎，都是敢骂袁世凯的主儿，在我看来，都不能算是单纯的“知识分子”。王闽运是见了袁世凯可以叫“慰亭世侄”的，这样的政治资历，谁比得?章太炎是大学问家不假，可是他还有个名字叫章炳麟，那是老牌的革命党，袁世凯也要忌惮三分，所以“邹容吾小弟”死于狱中，章太炎平安无事，这样的政治资历，谁又能比得?
学者谢泳提出过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的根基确实是在一帮传统士子的手中完成的，比如说蔡元培，再比如说唐文治。蔡元培大家都比较熟悉：晚清翰林，老牌革命党，资历深厚，在教育这个领域简直是牛刀小试，当时的政界大佬们谁不给个面子?唐文治大家比较陌生，其资历与蔡相仿，1892年的进士，在晚清政府历任要职。要说这些人是知识分子，不是不可以，但是要说这些人的骨气和成就是知识分子的荣光，在我，是不敢分享的。对于梁先生，也可作如是想。
毛与梁：是朋友也是冤家
知识分子之所以把赞赏的目光投在梁先生身上，其实说来也比较简单，因为梁先生冒犯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与梁漱溟，既是朋友，也是冤家。
两人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18年。当时毛泽东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而梁漱溟则是著名学者、杨怀中家的常客。当时的会面，严格来说不叫会面，因为梁漱溟并没有注意这个看起来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图书管理员，但毛泽东对当时的梁漱溟印象深刻。所以1938年梁漱溟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 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门……”当天晚上，梁漱溟和毛泽东从下午6时一直谈到次日凌晨。第二天，两人又聊了一个通宵。两个通宵，两个人都在反复申述自己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观点，相争不下。毛泽东此时再也不是当年的“小小图书管理员”，面对当年的著名教授，毛底气十足。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风度”也给梁漱溟留下深刻印象，使梁“终生难忘”：“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个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1946年，作为民盟的组建者之一，梁漱溟为国是奔走于国共两党中间，与毛泽东建立了可说深厚的友谊。1950年1月12日，梁漱溟应邀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家中作客，林伯渠作陪，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梁漱溟谢绝了毛泽东对其加入政府的邀请。梁漱溟的答复显然出乎毛泽东的意外，汪东林在《1949年之后的梁漱溟》中交代：“他(指毛)的脸上显露出不悦之色，但彼此并未形成僵局。”当天的晚宴，还有江青参加，席间毛泽东又邀请梁漱溟到河南、山东等地去考察，梁漱溟接受了这一邀请。当年9月中旬，梁漱溟考察归来，和毛又有会面。梁谈了在各地考察的情况之后，毛又提出请梁到广东考察的建议。这一次，梁漱溟因为 当年在外奔波过多，推辞了。毛不但不以为忤，而且为梁安排了一座小巧精致的四合院。
据汪东林在书中交代：1953年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据此，汪东林做出如下断语：正由于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这样久远(几十年)而频繁的交往。就梁漱溟这一方面而论，才在1953年9月遇到毛的批评之后，忘乎所以，如对待老朋友争论般做出犯颜抗论之举。这样的断语，大致不差。这样的背景下这样的表现，既是梁先生的底气，也是梁先生的性格。那么在毛泽东这一面，又当如何理解呢?
张申府何以境遇不同
前不久，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再版，笔者把冯先生与梁先生作了一个比较，才发现历史如此意味深长。在此，也想就梁先生“九天九地”之形状再作几个比较。
梁先生因“九天九地”发言而“靠边站”的表现和遭遇，最易让人联想到张申府先生。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若是拿这话对应梁漱溟和张申府这对老朋友，就会发现不那么准确。张申府的性格与梁漱溟有若干相似之处，特别是倔强这一点，用张申府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宁折不弯”的。两个人的经历也有几分相似，都是在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时期认识毛的，张申府当时正好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1948年，张申府在《观察》上写了一篇《呼吁和平》，在时局已经明朗的情况下呼吁和平。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申府之后的遭遇与这篇文章关系甚大。不过，1949年初梁漱溟还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敬告共产党》和《敬告国民党》两篇文章，似乎梁漱溟并没有因为这两篇文章遭受什么“特殊待遇”。反过头再看张申府，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女士曾跟笔者说起过：“新中国建立之后，父亲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对主席说，申府也算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主席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后来父亲的工作还是由周总理给安排到北京图书馆。在图书馆，父亲只是埋首自己的研究工作，政治上的活动没有了，文章也很少发表。”从毛泽东对章士钊的答复上可以推断，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与张申府相处并不是很融洽。
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同一时期还有一件事情可资比较。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共产党展开批评。4月30日，毛泽东以此为主题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临近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话锋一转，谈起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在座的诸位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刮点小风。散会后，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泽东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陈叔通黄炎培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经刘少奇、周恩来阅后，转到毛泽东手中。按照惯例，毛泽东对陈、黄信的批语应该直接交给陈、黄本人，但是这次却一反常规，在写下批语的当天，毛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传阅。毛的心情我们现在无从推测，不过，可以说黄炎培的信再一次打动了他过去老友和现在领导的心。
有位朋友跟笔者说：你写文章不要总是罗列史实，你要说出你的观点。我说，历史如此摇曳多姿，一不小心就会掉入观点的泥淖。看看历来被士林传颂的梁漱溟先生的“骨气”，再参照一下当时同等地位的其他人，比如相同性格不同境遇的张申府——你得承认，梁先生这样的骨气，背后是需要底气的。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