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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其文章创作中的艺术风格一脉承之，在空间视阈下都呈现出恋水情怀。最为明显的即为《边城》与《受戒》二文。笔者将从上述两篇文章入手对二者水域书写研究进行论析。
关键词：水域书写 乡土情结 原乡模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7-0092-01
一、汪曾祺的空间视阈——水域背景呈现
全文首先将两位主角明子与英子生活置于江南水乡这个背景之下，他们的第一次相识便是在水上，文章描写如下：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哗！哗—哗”[1]
庵里需要添置一些日用品（香烛、油盐），如果赵大伯很忙，一般都是明子和英子出行，二人接触愈发频繁，认识也愈发加深，二者心中泛起涟漪，文中有如下描写：
“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
……
“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2]
这是原文第二次写到水域，此时作者借用了本身的水景，同时又化用了水的意象。水是纯净的象征。面对水的映射，明子心灵深处的召唤便迸发出来，无处遮掩。面对水的透视，心中所想一览无余，所以不由得加快了速度。二者的相知以及相識都在这青山绿水下得以印证。作者将有形、无形之水得以化用，使得人与景相得益彰，互映这江南水乡的人性美、如画景美。
第三次描写水是在文章结尾：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
明子说：“嗯。”
明子大声地说：“要。”[3]
作者将二者的结合也置于了江南水乡之中。让山川大地，让着绵延千里的江南水域见证了这段小儿女的相知、相识与相恋。将人性至美置于这宽阔无疑的至纯自然之中。
虽然全文并没有过多的描写水，但是读者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水的存在，在读者心灵流动中将作者生活数年的平川悠扬的水景带入进去。同样的，他的老师沈从文也是如此。
二、沈从文的沅水流域—那种风情、那种美、那幅画
笔者做过一项简单的研究，将沈从文的文章的环境背景整合在一起不难可以还原出一片沅水流域。如《边城》《萧萧》都来源于不同的支流。正如同沈从文自己所说的那样，记忆正在逐渐的消减，但是那湘西的沅水以及那五条支流一直都在他的心中。正所谓：“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
沈从文对于边城的环境描写也是和上述汪曾祺的描写方法一样，举个例子：
“由四川到湖南去……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4]
三三两两几笔就勾勒出了一片湘西风光，后文又从散点回归于聚焦，把小溪周边以及翠翠家周边描绘出来。而全文的爱恨纠葛也在这有形的以及无形的水域之间流转。在这古朴的景象中，遵守了从古至今的礼仪，却又被“一个习惯所支配”，形成了笃实而挚诚的心性，而这种悠然的处事方式在水域的照应下显露无疑，俗世与习惯完美的依偎在一起，勾勒出了沅水流域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
《市集》一文更是完整的勾勒出了湘西如画的场景，“青草的发育”“云雀的放歌”超脱了俗世的约束，正所谓“处处有着落，又处处不留痕迹”。
在这种水域书写上，二者都以三两点散点勾勒而成，同时将场景与情节都置入有形的水域书写之中。而将人性之美通过无形之水中透过细节折射出来。这两点二者艺术风格略有不同，但皆为一脉。
三、水域书写探寻—乡土情结
1.人与景的相得益彰
汪曾祺和其老师沈从文为何会在文章中会有如此大量的水域描写呢？首先，结合其二人的生活经历，二者长期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或者沅水湘西。接受原乡文化潜移默化影响逐渐而成。乡土的气息一直萦绕在二者周围，在创作的过程中立足于原乡，不自觉就将自身的心境带了进取，使得只是三两点缀也是相得益彰。
再则，虽然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常用景物风貌来彰显人物心性，但汪曾祺与沈从文二人却不是如此。二者创作不如说是景与人相互映衬来得更为恰当。通过人与景的协调将至善至美的水域乡土呈现给广大民众。将人性的尊贵，生命的赞歌渗透到世间，来对抗世间仍存的浊流
2.用理性剪破原乡的画卷
但是作者们也并不是一味地对原乡唱着赞歌。沈从文在描写其所熟悉的湘西民间文化的时候着以绚烂姿彩，也通过理性的视角透视出那封闭的脆弱，无法与浊流抗衡的一面。同样的，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蕴含着大量的“佛事俗写”“农事雅写”的部分，尽可能还原那片青春活力与质朴可爱。可作者透过理性的视角将现代文明带入其中时，又不难发现其格格不入的现状，滞后与封闭的脆弱不堪一击。
二者虽然没有锐利的揭露世间的浊流，但是同样建构起了对抗工商社会精神疾病，矫正人们扭曲心灵的港湾。提供给世人返璞归真的原乡生存模态。
参考文献：
[1][2][3]汪曾祺全集（第一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沈从文全集（第一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孙 瑶
关键词：水域书写 乡土情结 原乡模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7-0092-01
一、汪曾祺的空间视阈——水域背景呈现
全文首先将两位主角明子与英子生活置于江南水乡这个背景之下，他们的第一次相识便是在水上，文章描写如下：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哗！哗—哗”[1]
庵里需要添置一些日用品（香烛、油盐），如果赵大伯很忙，一般都是明子和英子出行，二人接触愈发频繁，认识也愈发加深，二者心中泛起涟漪，文中有如下描写：
“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
……
“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2]
这是原文第二次写到水域，此时作者借用了本身的水景，同时又化用了水的意象。水是纯净的象征。面对水的映射，明子心灵深处的召唤便迸发出来，无处遮掩。面对水的透视，心中所想一览无余，所以不由得加快了速度。二者的相知以及相識都在这青山绿水下得以印证。作者将有形、无形之水得以化用，使得人与景相得益彰，互映这江南水乡的人性美、如画景美。
第三次描写水是在文章结尾：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
明子说：“嗯。”
明子大声地说：“要。”[3]
作者将二者的结合也置于了江南水乡之中。让山川大地，让着绵延千里的江南水域见证了这段小儿女的相知、相识与相恋。将人性至美置于这宽阔无疑的至纯自然之中。
虽然全文并没有过多的描写水，但是读者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水的存在，在读者心灵流动中将作者生活数年的平川悠扬的水景带入进去。同样的，他的老师沈从文也是如此。
二、沈从文的沅水流域—那种风情、那种美、那幅画
笔者做过一项简单的研究，将沈从文的文章的环境背景整合在一起不难可以还原出一片沅水流域。如《边城》《萧萧》都来源于不同的支流。正如同沈从文自己所说的那样，记忆正在逐渐的消减，但是那湘西的沅水以及那五条支流一直都在他的心中。正所谓：“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
沈从文对于边城的环境描写也是和上述汪曾祺的描写方法一样，举个例子：
“由四川到湖南去……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4]
三三两两几笔就勾勒出了一片湘西风光，后文又从散点回归于聚焦，把小溪周边以及翠翠家周边描绘出来。而全文的爱恨纠葛也在这有形的以及无形的水域之间流转。在这古朴的景象中，遵守了从古至今的礼仪，却又被“一个习惯所支配”，形成了笃实而挚诚的心性，而这种悠然的处事方式在水域的照应下显露无疑，俗世与习惯完美的依偎在一起，勾勒出了沅水流域与众不同的地域文化。
《市集》一文更是完整的勾勒出了湘西如画的场景，“青草的发育”“云雀的放歌”超脱了俗世的约束，正所谓“处处有着落，又处处不留痕迹”。
在这种水域书写上，二者都以三两点散点勾勒而成，同时将场景与情节都置入有形的水域书写之中。而将人性之美通过无形之水中透过细节折射出来。这两点二者艺术风格略有不同，但皆为一脉。
三、水域书写探寻—乡土情结
1.人与景的相得益彰
汪曾祺和其老师沈从文为何会在文章中会有如此大量的水域描写呢？首先，结合其二人的生活经历，二者长期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或者沅水湘西。接受原乡文化潜移默化影响逐渐而成。乡土的气息一直萦绕在二者周围，在创作的过程中立足于原乡，不自觉就将自身的心境带了进取，使得只是三两点缀也是相得益彰。
再则，虽然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常用景物风貌来彰显人物心性，但汪曾祺与沈从文二人却不是如此。二者创作不如说是景与人相互映衬来得更为恰当。通过人与景的协调将至善至美的水域乡土呈现给广大民众。将人性的尊贵，生命的赞歌渗透到世间，来对抗世间仍存的浊流
2.用理性剪破原乡的画卷
但是作者们也并不是一味地对原乡唱着赞歌。沈从文在描写其所熟悉的湘西民间文化的时候着以绚烂姿彩，也通过理性的视角透视出那封闭的脆弱，无法与浊流抗衡的一面。同样的，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蕴含着大量的“佛事俗写”“农事雅写”的部分，尽可能还原那片青春活力与质朴可爱。可作者透过理性的视角将现代文明带入其中时，又不难发现其格格不入的现状，滞后与封闭的脆弱不堪一击。
二者虽然没有锐利的揭露世间的浊流，但是同样建构起了对抗工商社会精神疾病，矫正人们扭曲心灵的港湾。提供给世人返璞归真的原乡生存模态。
参考文献：
[1][2][3]汪曾祺全集（第一卷）[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沈从文全集（第一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孙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