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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子手上衣袖子挽着，站在首犯旁边。外表没有一丝通常人们所想象的凶残或蛮横，反而是眉目清秀，透着聪明劲儿。只要监刑官一声令下，他就会猛然上前动手。“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很多年前，曾上映过一部电影《谭嗣同》，影片末尾，谭嗣同引颈于木墩之上，从容就戮，还不忘吹去木墩上的小虫。这个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印象。当然，更多表现旧时代斩刑的场合，是犯人跪着，彪悍且常常面带凶相的刽子手，高高地举起长长的、宽大的鬼头刀，向下力劈……
1851年（咸丰元年），在广州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的英国人密迪乐目睹并记录了当地死囚受刑的过程。那又是怎样一种场面呢？
在华外国人记录的斩刑
广州的杀人刑场，位于人口稠密的南郊闹市中。那是一块窄狭之地，南北向，长约四十五六米，北端宽七米多，向南渐窄，最南端宽不过四米五左右。顶头是一扇极厚实的门，行刑的时候关闭并派人把守。
刑場的东侧是一堵封死的砖墙，约有三米半高，是一些民居和小货栈的后墙。靠着此墙，离刑场两头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地方，豎着一个架子，上面总挂着一些腐烂程度不一的人头。架子北边，沿着砖墙搭了一个棚子，那是刽子手等候犯人到来的地方。行刑时，监刑官就坐在此棚下。
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
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地上有一个洞，旁边一个粗糙的十字形木架子斜靠着墙，这表明有人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置：凌迟（一种羞辱且缓慢痛苦的死法）。北端棚子前几步远，有官员坐于其下，地上烧着一堆带香味的木头。
大队官员终于到来了。十字形木架立起，插入事先挖好的洞中，衙役们开始用藤条鞭赶乱哄哄的人群。
这33名罪犯斩首后，还是这个刽子手，用鬼头刀继续对十字形木架上的首犯动手。首犯赤裸上身，只穿了一件肥大的裤衩，他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四十来岁的样子，离密迪乐他们约30米远：他的侧面朝向我们，从第一刀到尸体自十字形木架上卸下并被砍掉脑袋，总共约四五分钟。
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密迪乐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33人被处斩时，没有一人在刽子手走近时，挣扎或惊呼。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但到底如何行刑，反而不为人所知。明清时期的绞刑，是用绳索套在犯人脖子上，两端两个行刑者执绳不断拧紧，最后将犯人绞死。
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
刑场南端的门现在关上了，一个卫兵站在门内，随后罪犯们很快带到。大部分步行，但有些是蜷缩在大筐里，每个大筐由两人抬着。罪犯们无一丝生气，可能是过于害怕，或是囚禁、审讯期间受到了毒打所致。
他们从筐里被翻倒出来，置于将要行刑之处时，都瘫软在地。罪犯身后的人立刻将他们架为跪姿，接下来是执行斩刑：
罪犯没戴枷锁，只是跪着，脸与地面平行，如此一来，脖子就暴露出来，处于水平位置。他的双手在背后交叉捆绑着，被身后的人抓住，那人命令他们向上挺，达到合适角度。这时候，会有另一个助手走到前面，手抓长辫（一般情况是在罪犯头上盘个结），将罪犯的头拉至水平位置。
刽子手使用的刀，并不厚，而且很短，绝不是中国武职官员所佩戴的那种厚重军刀。这些刽子手都是从军队中抽调的。
刽子手上衣袖子挽着，站在首犯旁边。他体格健壮，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力旺盛，外表没有一丝通常人们所想象的凶残或蛮横，反而是眉目清秀，透着聪明劲儿。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距离最近的那位监刑的低级武官，只要后者一声令下“办！”他就会猛然上前动手。
他两腿牢牢分开站立，握着刀，在跪着的罪犯脖子上方约1英尺（30厘米）的地方停留片刻，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接着，他向罪犯厉声喝道：“别动！”将刀向上举起，与自己的头同高，两臂全力急速向下——当刀接触罪犯脖子时，他的身体直着向下成蹲马步的姿势，以增加力量。
据密迪乐的估计，刽子手一口气砍下那33个脑袋，总用时不超过3分钟。
“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
晚清的薛福成记述过肃顺（咸丰帝驾崩前“顾命八大臣”之一）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被斩的情形，已是极难得的史料，对于行刑细节却仍语焉不详：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今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少。密迪乐的描述的确很“生动”了，但还是有可以追问的地方：举起鬼头刀，“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这“关节儿”究竟指什么地方呢？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叫《旧病杂忆》，说他很小的时候脖子后面长了恶疮，有“一个莲子盅大了”。他父亲说：“坏了，是对口！”汪先生写道：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汪曾褀不仅深知“对口”的厉害，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增加了对此的认识。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汪先生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午门忆旧》中提到了午门西雁翅楼里的几样展品：
西北角一间亭子里陈列的东西却有点特别，是多种刑具。有两把杀人用的鬼头刀，都只有一尺多长。我这才知道杀头不是用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迟用的刀具，装在一个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还有一把细长的锥子。据说受凌迟的人挨了很多刀，还不会死，最后要用这把锥子刺穿心脏，才会气绝。行刑搞得这样精细而科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经营报》2016.4.6）
很多年前，曾上映过一部电影《谭嗣同》，影片末尾，谭嗣同引颈于木墩之上，从容就戮，还不忘吹去木墩上的小虫。这个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印象。当然，更多表现旧时代斩刑的场合，是犯人跪着，彪悍且常常面带凶相的刽子手，高高地举起长长的、宽大的鬼头刀，向下力劈……
1851年（咸丰元年），在广州英国驻华领事馆任翻译的英国人密迪乐目睹并记录了当地死囚受刑的过程。那又是怎样一种场面呢？
在华外国人记录的斩刑
广州的杀人刑场，位于人口稠密的南郊闹市中。那是一块窄狭之地，南北向，长约四十五六米，北端宽七米多，向南渐窄，最南端宽不过四米五左右。顶头是一扇极厚实的门，行刑的时候关闭并派人把守。
刑場的东侧是一堵封死的砖墙，约有三米半高，是一些民居和小货栈的后墙。靠着此墙，离刑场两头差不多同样距离的地方，豎着一个架子，上面总挂着一些腐烂程度不一的人头。架子北边，沿着砖墙搭了一个棚子，那是刽子手等候犯人到来的地方。行刑时，监刑官就坐在此棚下。
1851年7月29日晚，密迪乐听说有34名叛乱分子或是匪徒将在第二天8点到10点被行刑处死，30日早上约8点半钟时，他和两位在广州居住、此前从未见到处死人犯的英国人，来到了刑场：
我们看见现场仅有一些最低品级的侍从。地上有一个洞，旁边一个粗糙的十字形木架子斜靠着墙，这表明有人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处置：凌迟（一种羞辱且缓慢痛苦的死法）。北端棚子前几步远，有官员坐于其下，地上烧着一堆带香味的木头。
大队官员终于到来了。十字形木架立起，插入事先挖好的洞中，衙役们开始用藤条鞭赶乱哄哄的人群。
这33名罪犯斩首后，还是这个刽子手，用鬼头刀继续对十字形木架上的首犯动手。首犯赤裸上身，只穿了一件肥大的裤衩，他也是中等身材，体格强壮，四十来岁的样子，离密迪乐他们约30米远：他的侧面朝向我们，从第一刀到尸体自十字形木架上卸下并被砍掉脑袋，总共约四五分钟。
在整个行刑过程中，密迪乐还不无惊讶地注意到：
33人被处斩时，没有一人在刽子手走近时，挣扎或惊呼。当所有的行刑结束后，罪犯们的尸体被放入未刨光的木板做的棺材中。然后，刑场南边的门打开了，密迪乐等人急忙离去。后来他写道：“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以上内容，出自密迪乐1851年8月22日写下的文字，收录在他于1856年伦敦出版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一书的附录里。这应该是在华外国人详细记录斩刑的最早文字了。
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绞刑、斩刑比凌迟更为常见，但到底如何行刑，反而不为人所知。明清时期的绞刑，是用绳索套在犯人脖子上，两端两个行刑者执绳不断拧紧，最后将犯人绞死。
从史实还原和学术求真的角度说，密迪乐对斩刑的记述才是最具价值的，特别是鬼头刀的大小与行刑方式。
刑场南端的门现在关上了，一个卫兵站在门内，随后罪犯们很快带到。大部分步行，但有些是蜷缩在大筐里，每个大筐由两人抬着。罪犯们无一丝生气，可能是过于害怕，或是囚禁、审讯期间受到了毒打所致。
他们从筐里被翻倒出来，置于将要行刑之处时，都瘫软在地。罪犯身后的人立刻将他们架为跪姿，接下来是执行斩刑：
罪犯没戴枷锁，只是跪着，脸与地面平行，如此一来，脖子就暴露出来，处于水平位置。他的双手在背后交叉捆绑着，被身后的人抓住，那人命令他们向上挺，达到合适角度。这时候，会有另一个助手走到前面，手抓长辫（一般情况是在罪犯头上盘个结），将罪犯的头拉至水平位置。
刽子手使用的刀，并不厚，而且很短，绝不是中国武职官员所佩戴的那种厚重军刀。这些刽子手都是从军队中抽调的。
刽子手上衣袖子挽着，站在首犯旁边。他体格健壮，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力旺盛，外表没有一丝通常人们所想象的凶残或蛮横，反而是眉目清秀，透着聪明劲儿。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距离最近的那位监刑的低级武官，只要后者一声令下“办！”他就会猛然上前动手。
他两腿牢牢分开站立，握着刀，在跪着的罪犯脖子上方约1英尺（30厘米）的地方停留片刻，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接着，他向罪犯厉声喝道：“别动！”将刀向上举起，与自己的头同高，两臂全力急速向下——当刀接触罪犯脖子时，他的身体直着向下成蹲马步的姿势，以增加力量。
据密迪乐的估计，刽子手一口气砍下那33个脑袋，总用时不超过3分钟。
“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
晚清的薛福成记述过肃顺（咸丰帝驾崩前“顾命八大臣”之一）在1861年“辛酉政变”后被斩的情形，已是极难得的史料，对于行刑细节却仍语焉不详：
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布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以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今人的相关研究也极少。密迪乐的描述的确很“生动”了，但还是有可以追问的地方：举起鬼头刀，“为的是瞄准脖子上的一个关节儿”。这“关节儿”究竟指什么地方呢？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叫《旧病杂忆》，说他很小的时候脖子后面长了恶疮，有“一个莲子盅大了”。他父亲说：“坏了，是对口！”汪先生写道：
“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又叫“砍头疮”。过去将犯人正法，下刀处正在这个地方——杀头不是乱砍的，用刀在第三颈节处使巧劲一推，脑袋就下来了，“身首异处”。“对口”很厉害，弄不好会把脖子烂通——那成什么样子！
汪曾褀不仅深知“对口”的厉害， 而他后来的经历更增加了对此的认识。1948年夏天到1949年春天，汪先生在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午门忆旧》中提到了午门西雁翅楼里的几样展品：
西北角一间亭子里陈列的东西却有点特别，是多种刑具。有两把杀人用的鬼头刀，都只有一尺多长。我这才知道杀头不是用力把脑袋砍下来，而是用“巧劲”把脑袋“切”下来。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套凌迟用的刀具，装在一个木匣里，有一二十把，大小不一。还有一把细长的锥子。据说受凌迟的人挨了很多刀，还不会死，最后要用这把锥子刺穿心脏，才会气绝。行刑搞得这样精细而科学，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经营报》201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