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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日本公使馆中，许可我“开疆辟土”成立了一个又小了一号的“小朝廷”，那么，所谓的皇帝排场，自然更需要努力恢复并继续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一点，倒也“皇帝”和“皇后”地叫着。
日本开始对我伸出魔手来了
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在我国的特殊权力，搜罗、制造一批批能供它们驱策的利用工具。而我（溥仪）则是在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互相吸引作用中，自投罗网地滚到他们的魔掌中来。从此，我不但开始变成了他们所豢饲的“笼中鸟”和任其宰割烹调的“俎上肉”，并且还愈陷愈深地成为罪恶泥沼中的“中心人物”。以下我想从我的这一初入“魔穴”说起。
我到了日本兵营，日本公使芳泽就把我“殷勤”地接到日本公使馆去住。芳泽还对我故弄玄虚地说，对于我住在日本公使馆，必须向他的政府拍电报告，听候正式指示。过了几天之后，他又故意郑重其事地对我买好道：“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对于你避居日本公使馆的事情，正式予以认可，并承担对于你的‘保护’。”其实，这件事，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一贯包藏祸心谁不知道？它那种假惺惺态度和它那既得便宜还卖乖的行为，谁还能看不出？况且我国当时各种报纸，真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家不对于日帝的野心与阴谋，不做义愤填胸的笔诛墨伐和痛快淋漓的揭发暴露，只是我和那些遗老之类，由于始终是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所以才在“痰迷心窍”的不治症状中，不但根本看不出它的毒谋辣手，听不进祖国人民的齐声怒斥和大力警告，而且还处处害怕人民，和人民相远，而专门想认贼作父，和自己祖国人民作对到底。
日本公使馆里的“小朝廷”
那个芳泽公使不但是义形于色，他把他自己所住的三间房子腾出让给我住，他的妻子也为我抛弃了她那公使夫人的架子，亲自出来照料一切，并“彬彬有礼”地接待我。
芳泽也对我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还另具深心地对于冯玉祥将军的这一站在人民立场的正当行为，作了歪曲。可在当时，这个早被反动阶级本质给支配得服服帖帖的我，认为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后来，芳泽把另外一所小楼房整个腾出来供我和我的家属住。于是在日本公使馆中，又逐渐具备起具体而微的“小朝廷”面貌来了。在那所小楼房中，既有过去曾在“清宫小朝廷”内当过“侍卫”之职的宗族人等輪流“值班”的专用房间，也有特为那帮遗老——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杨钟羲、袁励准、朱汝珍、柯劭忞、商衍瀛……等作聚议协商之用的特设房间。此外，还有男仆十余名，太监三四名，老妈、使女并厨房工作人员等的居室……“小朝廷”的空架子，又算是在日帝势力范围内重新搭起来了。
既然在日本公使馆中，许可我“开疆辟土”成立了一个又小了一号的“小朝廷”，那么，所谓的皇帝排场，自然更需要努力恢复并继续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一点，倒是颇能“体贴入微”和多方“赶来凑趣”的。他们也居然都扳着面孔，同样“皇帝”和“皇后”地叫着。
日本帝国主义者尚且对我如此，那些王公、大臣、遗老各位，自然更是不肯落后而感奋兴起地麇集在我的周围了。他们依然是和在清宫时一样，“臣”和“奴才”不绝于口，磕头礼拜不绝于目，“小朝廷”的威风煞气依然如故地存在着。所不同的，只是把紫禁城的地点，移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里罢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春节）那天，我还是在我当时所住的楼上小客厅内，紧靠着南墙——因为房间虽小，还要保持“天子南面而立，臣庶北面而朝”的体统的缘故——摆上了一个“略式宝座”——普通的洋式椅子，而高坐其上受着曾經一度中断现又恢复过来的三跪九叩的“大礼”。虽然因为房小人多，不免使多犹过江之鲫的袞袞诸公暂受些拥挤之苦，而且也把“咫尺天颜”弄得更缩近了不少，但也因时制宜地采用了“多分批，少挤人”的权宜之计，解决了当时“朝贺”上的技术安排困难。
在我二十岁整生日的时候，芳泽夫妇和日本公使馆参赞以及武官等都曾来向我致贺。这还不算数，芳泽还“慷慨”地把他楼下自己专用的大客厅腾出，临时借给我作“坐朝受贺”之用。虽然在该大厅中央，也不是“宝座”，仍是以一把普通椅子暂供我坐，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高踞其上，坐受那帮封建余孽的“排班罗拜”。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既是这样“体贴照顾”；而列位王公大臣对我又是如此“未能忘旧”，那么那位曾给英国公使“拉纤”未成，致使我成为日本公使馆中“嘉宾上客”，因而悒悒于心的庄士敦先生，当然也决不肯示弱于人而甘拜下风的了。于是他便大掏自己腰包买来了不少西洋点心和洋酒之类，而且还替我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等，在日帝的魔窟中，为我大办其“二旬正寿”。不但是杯盘狼藉地闹了大半天，我还收到他们很多的寿礼！
就是在平日，我在日本公使馆中的“寓公”生活，也并不感到怎样凄清与寂寞。除了和近水楼台的日本人时作往还之外，庄士敦也曾带我到其他各帝国主义公使馆去作访问。英国公使也曾招待过我和婉容以及陈宝琛、郑孝胥等共进午餐，等等。在当时，我还觉得这种火山口上的生活，比起紫禁城内的宫中生活，还怪不错的！
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回忆
我从三岁起，就一直过着“深居九重”的宫廷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有随便走出警卫森严的紫禁城，而到市街上去开开眼界的机会。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我十七八岁以后，偶尔在车队鱼贯跟随的大排场下，到我父亲、岳父、老师或叔父家中，或是到颐和园之类的地方，去作那难得的访问和难得的游览。到了日本公使馆以后，我认为这正是大开眼界的良机已到，于是就在某一日的深夜十二点钟以后，等住在楼下的日本警察睡熟的时候，我悄悄带上一两名使用人，各自骑上脚踏车，蹑手蹑脚地溜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大门，偷偷到市内各处去做“无人之境”的黑夜车上观光。不过，当时在我心中，是存有一种互相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抱有“多年夙愿一旦实现”的快感；一方面则是抱有“如果被市内巡警识破了我的‘庐山真面’那就糟了”的害怕心情。所以每当“溜号”的时候，总是在头上戴上一顶“猎帽”，身上穿上运动用短衣裤，提心吊胆地对市容作“车上的观花”。因此每当我经过警察的岗位时，总是要两足紧蹬车轮，俯首急驰而过。
有一次，我骑车到了东安市场、紫禁城外和地安门外的一带地方，在东安市场那里，早已是客散摊空场门紧闭的状态，因此我只能是在那路灯暗影下，抬头瞻仰瞻仰我向往已久的东安市场概略轮廓而已。
再当我到了住过十七年之久的紫禁城外时，不由得把我那满脑袋的反动阶级本能——满心想要恢复“祖业”，复辟清朝的迷妄政治野心和对于冯玉祥将军的仇恨都紧紧结合到一起，于是我就像是疯子似的下了自行车，向那座已经深深溶入夜幕之中的黑魆魆的紫禁城北门——神武门拿出“悲怆激烈”的蚊子般声调，说了一声意味深长的“再见”。当我把那股“无限激情”发泄完了之后，顿时又觉得心中空虚起来，然后就像是做贼一般，贼头贼脑地赶紧跳上了脚踏车抱着感慨无量的心情，急急忙忙离开那里。这种担惊害怕的“深夜游览”，一连偷偷做了好几次。
（水云间荐自《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文，群众出版社）
日本开始对我伸出魔手来了
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在我国的特殊权力，搜罗、制造一批批能供它们驱策的利用工具。而我（溥仪）则是在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互相吸引作用中，自投罗网地滚到他们的魔掌中来。从此，我不但开始变成了他们所豢饲的“笼中鸟”和任其宰割烹调的“俎上肉”，并且还愈陷愈深地成为罪恶泥沼中的“中心人物”。以下我想从我的这一初入“魔穴”说起。
我到了日本兵营，日本公使芳泽就把我“殷勤”地接到日本公使馆去住。芳泽还对我故弄玄虚地说，对于我住在日本公使馆，必须向他的政府拍电报告，听候正式指示。过了几天之后，他又故意郑重其事地对我买好道：“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对于你避居日本公使馆的事情，正式予以认可，并承担对于你的‘保护’。”其实，这件事，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一个公开的秘密。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一贯包藏祸心谁不知道？它那种假惺惺态度和它那既得便宜还卖乖的行为，谁还能看不出？况且我国当时各种报纸，真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家不对于日帝的野心与阴谋，不做义愤填胸的笔诛墨伐和痛快淋漓的揭发暴露，只是我和那些遗老之类，由于始终是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所以才在“痰迷心窍”的不治症状中，不但根本看不出它的毒谋辣手，听不进祖国人民的齐声怒斥和大力警告，而且还处处害怕人民，和人民相远，而专门想认贼作父，和自己祖国人民作对到底。
日本公使馆里的“小朝廷”
那个芳泽公使不但是义形于色，他把他自己所住的三间房子腾出让给我住，他的妻子也为我抛弃了她那公使夫人的架子，亲自出来照料一切，并“彬彬有礼”地接待我。
芳泽也对我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还另具深心地对于冯玉祥将军的这一站在人民立场的正当行为，作了歪曲。可在当时，这个早被反动阶级本质给支配得服服帖帖的我，认为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后来，芳泽把另外一所小楼房整个腾出来供我和我的家属住。于是在日本公使馆中，又逐渐具备起具体而微的“小朝廷”面貌来了。在那所小楼房中，既有过去曾在“清宫小朝廷”内当过“侍卫”之职的宗族人等輪流“值班”的专用房间，也有特为那帮遗老——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杨钟羲、袁励准、朱汝珍、柯劭忞、商衍瀛……等作聚议协商之用的特设房间。此外，还有男仆十余名，太监三四名，老妈、使女并厨房工作人员等的居室……“小朝廷”的空架子，又算是在日帝势力范围内重新搭起来了。
既然在日本公使馆中，许可我“开疆辟土”成立了一个又小了一号的“小朝廷”，那么，所谓的皇帝排场，自然更需要努力恢复并继续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一点，倒是颇能“体贴入微”和多方“赶来凑趣”的。他们也居然都扳着面孔，同样“皇帝”和“皇后”地叫着。
日本帝国主义者尚且对我如此，那些王公、大臣、遗老各位，自然更是不肯落后而感奋兴起地麇集在我的周围了。他们依然是和在清宫时一样，“臣”和“奴才”不绝于口，磕头礼拜不绝于目，“小朝廷”的威风煞气依然如故地存在着。所不同的，只是把紫禁城的地点，移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里罢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春节）那天，我还是在我当时所住的楼上小客厅内，紧靠着南墙——因为房间虽小，还要保持“天子南面而立，臣庶北面而朝”的体统的缘故——摆上了一个“略式宝座”——普通的洋式椅子，而高坐其上受着曾經一度中断现又恢复过来的三跪九叩的“大礼”。虽然因为房小人多，不免使多犹过江之鲫的袞袞诸公暂受些拥挤之苦，而且也把“咫尺天颜”弄得更缩近了不少，但也因时制宜地采用了“多分批，少挤人”的权宜之计，解决了当时“朝贺”上的技术安排困难。
在我二十岁整生日的时候，芳泽夫妇和日本公使馆参赞以及武官等都曾来向我致贺。这还不算数，芳泽还“慷慨”地把他楼下自己专用的大客厅腾出，临时借给我作“坐朝受贺”之用。虽然在该大厅中央，也不是“宝座”，仍是以一把普通椅子暂供我坐，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高踞其上，坐受那帮封建余孽的“排班罗拜”。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既是这样“体贴照顾”；而列位王公大臣对我又是如此“未能忘旧”，那么那位曾给英国公使“拉纤”未成，致使我成为日本公使馆中“嘉宾上客”，因而悒悒于心的庄士敦先生，当然也决不肯示弱于人而甘拜下风的了。于是他便大掏自己腰包买来了不少西洋点心和洋酒之类，而且还替我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等，在日帝的魔窟中，为我大办其“二旬正寿”。不但是杯盘狼藉地闹了大半天，我还收到他们很多的寿礼！
就是在平日，我在日本公使馆中的“寓公”生活，也并不感到怎样凄清与寂寞。除了和近水楼台的日本人时作往还之外，庄士敦也曾带我到其他各帝国主义公使馆去作访问。英国公使也曾招待过我和婉容以及陈宝琛、郑孝胥等共进午餐，等等。在当时，我还觉得这种火山口上的生活，比起紫禁城内的宫中生活，还怪不错的！
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回忆
我从三岁起，就一直过着“深居九重”的宫廷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有随便走出警卫森严的紫禁城，而到市街上去开开眼界的机会。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我十七八岁以后，偶尔在车队鱼贯跟随的大排场下，到我父亲、岳父、老师或叔父家中，或是到颐和园之类的地方，去作那难得的访问和难得的游览。到了日本公使馆以后，我认为这正是大开眼界的良机已到，于是就在某一日的深夜十二点钟以后，等住在楼下的日本警察睡熟的时候，我悄悄带上一两名使用人，各自骑上脚踏车，蹑手蹑脚地溜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大门，偷偷到市内各处去做“无人之境”的黑夜车上观光。不过，当时在我心中，是存有一种互相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抱有“多年夙愿一旦实现”的快感；一方面则是抱有“如果被市内巡警识破了我的‘庐山真面’那就糟了”的害怕心情。所以每当“溜号”的时候，总是在头上戴上一顶“猎帽”，身上穿上运动用短衣裤，提心吊胆地对市容作“车上的观花”。因此每当我经过警察的岗位时，总是要两足紧蹬车轮，俯首急驰而过。
有一次，我骑车到了东安市场、紫禁城外和地安门外的一带地方，在东安市场那里，早已是客散摊空场门紧闭的状态，因此我只能是在那路灯暗影下，抬头瞻仰瞻仰我向往已久的东安市场概略轮廓而已。
再当我到了住过十七年之久的紫禁城外时，不由得把我那满脑袋的反动阶级本能——满心想要恢复“祖业”，复辟清朝的迷妄政治野心和对于冯玉祥将军的仇恨都紧紧结合到一起，于是我就像是疯子似的下了自行车，向那座已经深深溶入夜幕之中的黑魆魆的紫禁城北门——神武门拿出“悲怆激烈”的蚊子般声调，说了一声意味深长的“再见”。当我把那股“无限激情”发泄完了之后，顿时又觉得心中空虚起来，然后就像是做贼一般，贼头贼脑地赶紧跳上了脚踏车抱着感慨无量的心情，急急忙忙离开那里。这种担惊害怕的“深夜游览”，一连偷偷做了好几次。
（水云间荐自《我的前半生》 爱新觉罗·溥仪/文，群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