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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步伐匆匆。但我们依然要努力维护高雅艺术对于生活的意义，就像眼前这位匈牙利钢琴家。
我问席夫，你是否认为贝多芬会喜欢现代钢琴。“不会。”“为什么？”“我猜他首先会问为什么它们都是黑色的。”
在讨论了关于近现代乐器严肃的外表之后，席夫开始探讨贝多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他会惊讶为什么所有的音域都一样，没有个性。还有音符的色彩呢？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就是为这些而写的。”
这让我们对席夫的钢琴品位很感兴趣。众所周知，比起施坦威，他更喜欢贝森朵夫。“贝森朵夫很适合维也纳音乐，听起来很柔和，它在歌唱。施坦威很好，但比较客观、生硬。对，生硬。不过我很喜欢用施坦威演奏巴赫的音乐。”
和席夫的对话让我很受启发。他很严谨，但谈话不曾显露乏味。他的音乐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直在重申他的观点，或者尝试新的想法。他的音乐素养更是登峰造极，观点深思熟虑，充满生命力和新鲜感。他一直在提问，好像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我问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并且举行欣赏性讲座，由英国《卫报》免费发布讲座现场录音。“这是一个生命形成的体验，它提醒我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席夫说。
当我说安妮-索菲·穆特认为即使在德国和奥地利，古典音乐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也在下降，这成为我们谈话的一个主题。“我不得不承认你是对的。我也深有体会，古典音乐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在像俄罗斯这些地方，古典音乐依然很重要，例如在俄罗斯的几个星期，我感觉古典音乐就像诗歌那样对俄罗斯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俄罗斯比其他地方发生变化更大，有的变化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非常高兴古典音乐受重视的感觉还在那里存在。匈牙利则不然，它已经改变了太多。”
席夫提到他的家乡时带着“伤痛”。他是一个公开的政治倡议者，主张新匈牙利应拥有一个更加自由的政权，和其他杰出的同胞一起反对匈牙利正在滋长的歧视性政策。席夫深知一名匈牙利犹太人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危险性；当他意识到一些奥地利政治家具有鲜明的右翼倾向时，他放弃了对奥地利的忠诚，转而成为英国公民。他对捍卫自由和坚持民族价值的感受是深刻的，这与席夫对音乐的执着密不可分，是对人类情感的最好启发，它深入到对每一个细节的追求中，成为完善人格魅力的动力，接近于追求完美，他知道，这是高不可攀的。
接着，我们谈论起关于告知人们艺术的实践有多么困难。“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这对年轻人有多么困难。也许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但在其他方面，我认为它太过容易。他们认为有些事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他们不能这样认为。没有捷径，没有简单的方法——我谨记这句话。”拿席夫自己学习贝多芬奏鸣曲做例子，他慢工出细活地录制完整套奏鸣曲，大概是在十年前他50岁时，这确立了他作为该作品最伟大诠释者之一的地位。“你可以把贝多芬当作最好的例子。困难一直都有，你需要的只是时间。贝多芬不是个急功近利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楷模。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你尝试一下这样的做法，放慢进度，逐渐加深对曲目的认识——因为了解音乐家就像一个攀山越岭的过程，是一种成就。当你在演奏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时，你要记住早期的作品还在那儿。他并不是写了更好的奏鸣曲，而是写了不一样的奏鸣曲。”
时代的主题成为我们谈话的焦点。席夫谈到全球化问题，他的感受是世界可能正在变得“太”小，需要努力与时间“赛跑”。他回忆说，即使是工作狂如马勒，他在去美国的途中也有时间休息，因为海上航程实在太长了。而现在，艺术家被盼望能下飞机后马上演出，即使他们刚刚经过漫长旅程横跨大西洋来。席夫做不到这一点。“到达后，我需要几天时间来准备。”至于返程呢？“我本人有个规矩，每当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我就需要一天来恢复。”因此在访美演出结束后，席夫会给自己一整个星期休息，直到他确信体力已经完全恢复。
如何做到既能慢下来也能平衡艺术作品创作，是席夫个性的显著标签。他推崇耐心学习，细心学习，即使是他认识了很久的作曲家作品，他也着迷于研究手稿。比如贝多芬最后的奏鸣曲《C小调奏鸣曲》（Op.111），席夫认为自己到现在还没学习透彻。他演奏过数百次，然后经过一些年后，他重新演奏这部作品时，发现在他没有演奏的日子里，这些经典之作更显韵味。“我会说，”他眼睛闪闪发光，“它就像一瓶佳酿。”这种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谦逊的宣言——但是同时也是一种作为世界一部分而奋斗的感觉，是音乐赋予他这种力量。
在我们谈论时，席夫提到贝拉·巴托克这个名字。“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不仅作为一名音乐家，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于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他做不到保持沉默，因此他必须离开。其实他不必这么做，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无法妥协，离开对于他而言无异于自杀行为。”
当我们见面时，席夫正在准备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曲目包括贝拉·巴托克《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他流亡美国时写的，在巴托克去世后，余下的部分由他的学生塞利（Tibor Serly）完成，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悲怆是巴托克个人最好的写照。在巴托克最小的儿子彼得的回忆录《我的父亲》中，席夫发现巴托克并不快乐，甚至是“伤心欲绝”的。当然，他对作曲家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来自席夫和巴托克共同的匈牙利民族传统，正是它成就了巴托克的伟大作品。
从另一方面来说，巴托克并不是席夫最重要的人生导师，毕竟，他是李斯特学生的学生，而李斯特一派并不是席夫最认同的作曲家。“我同意汉斯·冯·彪罗提出的观点——巴赫是旧约，而贝多芬是新约，就这么简单。对于我来说，巴赫就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很好地诠释柏辽兹或者李斯特的音乐。他们是不同的。我认为巴赫的音乐是西方文明的最佳代表，也是最感动我的音乐。”
当我与席夫对话时，巴赫似乎永远是令人愉悦的话题。谈到关于学生和耐心的问题，他建议初学者可以从巴赫早期的前奏曲练起，然后是《安娜·玛格达莱娜的笔记》（Notebook for Anna Magdalena），接着是二部创意曲，最后才是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他们当然是非常具有革新性的，用不同调性处理的方式是不同寻常的。”他用自己独特的指法演奏巴赫的“四十八首”，然后又一次，他发现自己致力于寻找新的见解和内涵。席夫始终保持着学习的心态。
实际上，作为演出经验丰富的独奏家，席夫用心表达如何用尊敬和耐心来演奏，才能更接近经典作品本身。席夫说贝多芬的《“槌子键琴”奏鸣曲》中的一些段落就是要用魔鬼般的速度来演奏。“这很明显，真的。你必须在开头时演奏得很慢。你必须学习音乐的最小组成部分——小节，然后学习如何演奏得稍快一点，再快一点，直到你能用非常快的速度演奏。不能操之过急，这需要高效率的学习。”
关键词是“高效率”。他不会像其他钢琴家那样，每天花十二小时对着键盘，但仅仅是沉溺于机械重复式的练习。“这样不好，只会适得其反。正确的练习必须是‘高效率’的，它必须加入思考。这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是一个很适合形容席夫的词。他并不严厉，天生的儒雅，从不轻视他人。他待事认真使他常怀敬畏之心，这是他小时候在匈牙利被灌输的思想——作曲家吉尔吉·库塔克是他的恩师，对他影响深远。他坦言自己有一件后悔的事：他曾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名作曲家，他认为作曲家是最崇高的职业。但是说到古典音乐家的责任以及艺术家的激情，他的信仰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席夫谈到一场演出开场时的重要性。他曾经告诉我，在演出前一天，他会参观舞台，静静地坐在钢琴前，想象第一个音符奏响的那一刻。他强调开场时给观众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坚信一场音乐会的完整与张力取决于它是否有个好的开始。他认为一个表演者的责任是与观众吻合的。“如果一名艺术家在演出前一刻才下火车，匆匆赶来就坐下演出，这怎么可以？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准备，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刚结束这个引人入胜的谈话，席夫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就像回到了中心话题一样——当好的音乐可以受到保护时，它的独创性和灵感面临着被妥协的危险。对于赶时间的政府和音乐家，对于一个要求我们跑得太快、指挥的排练时间总是很少的世界来说确实是这样。音乐家真正的任务是和所有那些不利因素作斗争，与时间“赛跑”。
我问席夫，你是否认为贝多芬会喜欢现代钢琴。“不会。”“为什么？”“我猜他首先会问为什么它们都是黑色的。”
在讨论了关于近现代乐器严肃的外表之后，席夫开始探讨贝多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音乐。“他会惊讶为什么所有的音域都一样，没有个性。还有音符的色彩呢？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就是为这些而写的。”
这让我们对席夫的钢琴品位很感兴趣。众所周知，比起施坦威，他更喜欢贝森朵夫。“贝森朵夫很适合维也纳音乐，听起来很柔和，它在歌唱。施坦威很好，但比较客观、生硬。对，生硬。不过我很喜欢用施坦威演奏巴赫的音乐。”
和席夫的对话让我很受启发。他很严谨，但谈话不曾显露乏味。他的音乐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直在重申他的观点，或者尝试新的想法。他的音乐素养更是登峰造极，观点深思熟虑，充满生命力和新鲜感。他一直在提问，好像永远不会感到满足。我问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并且举行欣赏性讲座，由英国《卫报》免费发布讲座现场录音。“这是一个生命形成的体验，它提醒我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席夫说。
当我说安妮-索菲·穆特认为即使在德国和奥地利，古典音乐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也在下降，这成为我们谈话的一个主题。“我不得不承认你是对的。我也深有体会，古典音乐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但在像俄罗斯这些地方，古典音乐依然很重要，例如在俄罗斯的几个星期，我感觉古典音乐就像诗歌那样对俄罗斯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俄罗斯比其他地方发生变化更大，有的变化甚至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非常高兴古典音乐受重视的感觉还在那里存在。匈牙利则不然，它已经改变了太多。”
席夫提到他的家乡时带着“伤痛”。他是一个公开的政治倡议者，主张新匈牙利应拥有一个更加自由的政权，和其他杰出的同胞一起反对匈牙利正在滋长的歧视性政策。席夫深知一名匈牙利犹太人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危险性；当他意识到一些奥地利政治家具有鲜明的右翼倾向时，他放弃了对奥地利的忠诚，转而成为英国公民。他对捍卫自由和坚持民族价值的感受是深刻的，这与席夫对音乐的执着密不可分，是对人类情感的最好启发，它深入到对每一个细节的追求中，成为完善人格魅力的动力，接近于追求完美，他知道，这是高不可攀的。
接着，我们谈论起关于告知人们艺术的实践有多么困难。“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这对年轻人有多么困难。也许在某些方面确实是，但在其他方面，我认为它太过容易。他们认为有些事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他们不能这样认为。没有捷径，没有简单的方法——我谨记这句话。”拿席夫自己学习贝多芬奏鸣曲做例子，他慢工出细活地录制完整套奏鸣曲，大概是在十年前他50岁时，这确立了他作为该作品最伟大诠释者之一的地位。“你可以把贝多芬当作最好的例子。困难一直都有，你需要的只是时间。贝多芬不是个急功近利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楷模。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你尝试一下这样的做法，放慢进度，逐渐加深对曲目的认识——因为了解音乐家就像一个攀山越岭的过程，是一种成就。当你在演奏贝多芬晚期钢琴奏鸣曲时，你要记住早期的作品还在那儿。他并不是写了更好的奏鸣曲，而是写了不一样的奏鸣曲。”
时代的主题成为我们谈话的焦点。席夫谈到全球化问题，他的感受是世界可能正在变得“太”小，需要努力与时间“赛跑”。他回忆说，即使是工作狂如马勒，他在去美国的途中也有时间休息，因为海上航程实在太长了。而现在，艺术家被盼望能下飞机后马上演出，即使他们刚刚经过漫长旅程横跨大西洋来。席夫做不到这一点。“到达后，我需要几天时间来准备。”至于返程呢？“我本人有个规矩，每当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我就需要一天来恢复。”因此在访美演出结束后，席夫会给自己一整个星期休息，直到他确信体力已经完全恢复。
如何做到既能慢下来也能平衡艺术作品创作，是席夫个性的显著标签。他推崇耐心学习，细心学习，即使是他认识了很久的作曲家作品，他也着迷于研究手稿。比如贝多芬最后的奏鸣曲《C小调奏鸣曲》（Op.111），席夫认为自己到现在还没学习透彻。他演奏过数百次，然后经过一些年后，他重新演奏这部作品时，发现在他没有演奏的日子里，这些经典之作更显韵味。“我会说，”他眼睛闪闪发光，“它就像一瓶佳酿。”这种态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谦逊的宣言——但是同时也是一种作为世界一部分而奋斗的感觉，是音乐赋予他这种力量。
在我们谈论时，席夫提到贝拉·巴托克这个名字。“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不仅作为一名音乐家，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人道主义者。对于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他做不到保持沉默，因此他必须离开。其实他不必这么做，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无法妥协，离开对于他而言无异于自杀行为。”
当我们见面时，席夫正在准备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出，曲目包括贝拉·巴托克《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他流亡美国时写的，在巴托克去世后，余下的部分由他的学生塞利（Tibor Serly）完成，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悲怆是巴托克个人最好的写照。在巴托克最小的儿子彼得的回忆录《我的父亲》中，席夫发现巴托克并不快乐，甚至是“伤心欲绝”的。当然，他对作曲家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来自席夫和巴托克共同的匈牙利民族传统，正是它成就了巴托克的伟大作品。
从另一方面来说，巴托克并不是席夫最重要的人生导师，毕竟，他是李斯特学生的学生，而李斯特一派并不是席夫最认同的作曲家。“我同意汉斯·冯·彪罗提出的观点——巴赫是旧约，而贝多芬是新约，就这么简单。对于我来说，巴赫就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很好地诠释柏辽兹或者李斯特的音乐。他们是不同的。我认为巴赫的音乐是西方文明的最佳代表，也是最感动我的音乐。”
当我与席夫对话时，巴赫似乎永远是令人愉悦的话题。谈到关于学生和耐心的问题，他建议初学者可以从巴赫早期的前奏曲练起，然后是《安娜·玛格达莱娜的笔记》（Notebook for Anna Magdalena），接着是二部创意曲，最后才是四十八首前奏曲与赋格。“他们当然是非常具有革新性的，用不同调性处理的方式是不同寻常的。”他用自己独特的指法演奏巴赫的“四十八首”，然后又一次，他发现自己致力于寻找新的见解和内涵。席夫始终保持着学习的心态。
实际上，作为演出经验丰富的独奏家，席夫用心表达如何用尊敬和耐心来演奏，才能更接近经典作品本身。席夫说贝多芬的《“槌子键琴”奏鸣曲》中的一些段落就是要用魔鬼般的速度来演奏。“这很明显，真的。你必须在开头时演奏得很慢。你必须学习音乐的最小组成部分——小节，然后学习如何演奏得稍快一点，再快一点，直到你能用非常快的速度演奏。不能操之过急，这需要高效率的学习。”
关键词是“高效率”。他不会像其他钢琴家那样，每天花十二小时对着键盘，但仅仅是沉溺于机械重复式的练习。“这样不好，只会适得其反。正确的练习必须是‘高效率’的，它必须加入思考。这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是一个很适合形容席夫的词。他并不严厉，天生的儒雅，从不轻视他人。他待事认真使他常怀敬畏之心，这是他小时候在匈牙利被灌输的思想——作曲家吉尔吉·库塔克是他的恩师，对他影响深远。他坦言自己有一件后悔的事：他曾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名作曲家，他认为作曲家是最崇高的职业。但是说到古典音乐家的责任以及艺术家的激情，他的信仰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席夫谈到一场演出开场时的重要性。他曾经告诉我，在演出前一天，他会参观舞台，静静地坐在钢琴前，想象第一个音符奏响的那一刻。他强调开场时给观众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坚信一场音乐会的完整与张力取决于它是否有个好的开始。他认为一个表演者的责任是与观众吻合的。“如果一名艺术家在演出前一刻才下火车，匆匆赶来就坐下演出，这怎么可以？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准备，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
刚结束这个引人入胜的谈话，席夫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就像回到了中心话题一样——当好的音乐可以受到保护时，它的独创性和灵感面临着被妥协的危险。对于赶时间的政府和音乐家，对于一个要求我们跑得太快、指挥的排练时间总是很少的世界来说确实是这样。音乐家真正的任务是和所有那些不利因素作斗争，与时间“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