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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罗振宇的人生中第二次大型讲演《时间的朋友》，一如既往的精彩，一如既往的激动跨年。在罗振宇看来，在“流量获取或越来越难”的当下，未来商业战争的决胜之地只有一个——时间。
可谁都知道，时间一去不返，于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全民焦虑起来：快啊，这是一个抢钱的时代，你怎么还在磨叽？你看看人家马云，看看人家刘强东！
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
“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甚嚣尘上。轮到中国人焦虑了。
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
陈丹青在上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丹青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优。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
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
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18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我读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发现，90%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
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爹”可拼，哪有功夫做“无用的事”？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
责任编辑/卢春燕
可谁都知道，时间一去不返，于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全民焦虑起来：快啊，这是一个抢钱的时代，你怎么还在磨叽？你看看人家马云，看看人家刘强东！
我想起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
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
“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
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甚嚣尘上。轮到中国人焦虑了。
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
陈丹青在上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
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丹青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
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
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
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choice）。
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优。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
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
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
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
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
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18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我读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发现，90%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
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爹”可拼，哪有功夫做“无用的事”？
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
责任编辑/卢春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