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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成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哺育成长的书籍装帧艺术家。
1942年，宁成春生于河北景县。1960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书籍美术专业。1965年毕业，先到农村读物出版社，四年后调入人民出版社。这时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主管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宁成春成了范用的部下。家里穷困，伯父与大哥又先后被打成“右派”。宁成春“初中才加入少先队，大学三年级才加入共青团，比别人都晚好几拍”。他说：“从小只是牢记母亲让我‘争口气’这三个字，不管事情大小都认真做。”（韩湛宁：《宁成春：书衣是有生命的》）宁成春讷言敏行的个性，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很得范用的赏识。1984年有了出国进修的机会，范用极力向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宁成春得以赴日本讲谈社学习。杉浦康平的现代设计思想开拓了他的视界，成为他设计生涯的转折。1986年三联书店获准成为独立的出版社。也就在这时候，讲谈社的朋友为宁成春争取到再次留学的机会。美术编辑人手不够，宁成春担心不能成行，没想到范用如同以往一样支持他再去深造。第二次赴日，他是在横滨国立大学真锅一男的研究室学习。他认为，这次学习让他深入了解了现代设计理念，从而避免在时代转变中落伍。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又在香港工作过两年，经受了商业社会的历练。2002年宁成春退休，服务三联前后长达三十余年。
改革开放以来，三联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读书文丛”“文化生活译丛”“学术前沿”“乡土中国”“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等一个又一个系列，以及陈寅恪、吴宓、钱钟书、杨绛、王世襄、黄裳等人的著作。宁成春设计或后来作为美术编辑室主任组织设计的书装作品，总数应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宁成春早期的封面创作，无论是《西行漫记》的号兵剪影，还是《彭德怀自述》的满页手迹，无不简练而视觉形象突出。同时，装饰素材以具象居多。《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是一本政治读物，设计者突出了黑人头像和他脖子上挂的锁链，一双充满悲愤的眼睛成为画面的亮点。《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是德国工人运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封面就是这个绰号“士兵”的戎装画像。宁成春从日本研修回国后的作品，日益丰富多元。《新诗杂话》的图案用三角形拼合，《洗澡》则只是一个椭圆形的色团，两书均以白色作底，异常简洁而又耐人寻味。《书和人和我》选用作者陈原的漫画头像，增添了几分幽默；《吴宓日记》各册用吴宓不同时期的照片，让形象与时光叠印。他采用藏书票和剪纸分别装帧了《我的藏书票之旅》和《独自叩门》，书的形式与内容可谓心曲互通。《莎士比亚画廊》《宜兴紫砂珍赏》等画册，装帧考究，工艺精细，美感荡漾。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和《城记》的书装设计，更是宁成春包蕴丰厚的力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作者陆键东说，这本书“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决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历痕与记忆》）。宁成春设计的封面为浓重的纯黑底色，白色书名与同是白色的二十二章的目录压缩到了一起，排列成为不同方向的组合。宁成春说：“我用字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抽掉字的连贯内容，甚至倒置，我不想让读者只注意字的语言含义，而是把字看成一种形象。”书名中的“20”用阿拉伯数字，这是因为它与汉字“二十”相比，“一方面能使长方型色块字有突破，同时也给读者一种瞬间的速度感”（《书籍设计四人说》）。封面右下角陈寅恪拄杖的照片，形象地诠释了陈寅恪的独立精神，一个知识分子在世变中的孤寂命运被设计者凸现于纸面，牵动人心。
王军的《城记》依据尘封的历史文献、历史见证者的陈述和三百余帧图片，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以及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悲欢启承。封面下部，城门楼已经拆光，只剩下立柱，上面是虚拟的三维城门楼，加上去合成了原来的景象。封底左边，被挤到角落里的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是护城派，他满腔痴情搏尽全力为中国古代建筑请命，屡战屡败，只能很无奈地靠边站。“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1957年梁思成写下的这两句话，令今人为之扼腕。宁成春的设计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意蕴深刻，书衣背后是建筑师多舛的人生。
两本书装颇获时誉，宁成春以拷问历史的勇气揭示出书的内核。
学者许纪霖说：“三联在中国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公共的知识精神。”三联的出版风格就是“知识分子精神”（《文化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三联的书籍设计有自己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范用主管美术组，“无形中，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设计风格、理念，都通过他强有力地贯彻下来”（宁成春：《〈三联书店书衣500帧〉写在前面》）。宁成春继承了三联的传统，协同编辑同人逐步形成了“三联灰”的书装格调：低彩度、中间色、灰调子，简洁、质朴、雅致、厚重，突出了中国学术人文风格的特色，独步一时，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三联书籍设计风格虽然不是宁成春独创，但他承上启下，居功甚伟，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宁成春的又一贡献是与设计界同人吕敬人等共同推动书籍设计理论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书籍装帧的革命。1989年，他编辑的《日本现代图书设计》最早引进杉浦康平的观点。他说：“杉浦先生将图书的选题计划，文章的叙述结构，图片的设定、选择、结构编排及最后发至工厂的印制过程统统都归纳入‘书籍设计’范畴。这是众多人的共同工作，设计者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韩湛宁：《宁成春：书衣是有生命的》）这场巨大的变革，把书籍装帧从原来只是封面设计，拓展到由内容出发、从里到外的设计。宁成春说：“四十六年来我自己就是这样转变的。”他的作品，记录了艺术家不懈追求的步履。
1942年，宁成春生于河北景县。1960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书籍美术专业。1965年毕业，先到农村读物出版社，四年后调入人民出版社。这时范用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主管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室。宁成春成了范用的部下。家里穷困，伯父与大哥又先后被打成“右派”。宁成春“初中才加入少先队，大学三年级才加入共青团，比别人都晚好几拍”。他说：“从小只是牢记母亲让我‘争口气’这三个字，不管事情大小都认真做。”（韩湛宁：《宁成春：书衣是有生命的》）宁成春讷言敏行的个性，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很得范用的赏识。1984年有了出国进修的机会，范用极力向出版工作者协会推荐，宁成春得以赴日本讲谈社学习。杉浦康平的现代设计思想开拓了他的视界，成为他设计生涯的转折。1986年三联书店获准成为独立的出版社。也就在这时候，讲谈社的朋友为宁成春争取到再次留学的机会。美术编辑人手不够，宁成春担心不能成行，没想到范用如同以往一样支持他再去深造。第二次赴日，他是在横滨国立大学真锅一男的研究室学习。他认为，这次学习让他深入了解了现代设计理念，从而避免在时代转变中落伍。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又在香港工作过两年，经受了商业社会的历练。2002年宁成春退休，服务三联前后长达三十余年。
改革开放以来，三联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三联·哈佛燕京学术”“读书文丛”“文化生活译丛”“学术前沿”“乡土中国”“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等一个又一个系列，以及陈寅恪、吴宓、钱钟书、杨绛、王世襄、黄裳等人的著作。宁成春设计或后来作为美术编辑室主任组织设计的书装作品，总数应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宁成春早期的封面创作，无论是《西行漫记》的号兵剪影，还是《彭德怀自述》的满页手迹，无不简练而视觉形象突出。同时，装饰素材以具象居多。《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是一本政治读物，设计者突出了黑人头像和他脖子上挂的锁链，一双充满悲愤的眼睛成为画面的亮点。《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是德国工人运动家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封面就是这个绰号“士兵”的戎装画像。宁成春从日本研修回国后的作品，日益丰富多元。《新诗杂话》的图案用三角形拼合，《洗澡》则只是一个椭圆形的色团，两书均以白色作底，异常简洁而又耐人寻味。《书和人和我》选用作者陈原的漫画头像，增添了几分幽默；《吴宓日记》各册用吴宓不同时期的照片，让形象与时光叠印。他采用藏书票和剪纸分别装帧了《我的藏书票之旅》和《独自叩门》，书的形式与内容可谓心曲互通。《莎士比亚画廊》《宜兴紫砂珍赏》等画册，装帧考究，工艺精细，美感荡漾。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和《城记》的书装设计，更是宁成春包蕴丰厚的力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作者陆键东说，这本书“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决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历痕与记忆》）。宁成春设计的封面为浓重的纯黑底色，白色书名与同是白色的二十二章的目录压缩到了一起，排列成为不同方向的组合。宁成春说：“我用字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抽掉字的连贯内容，甚至倒置，我不想让读者只注意字的语言含义，而是把字看成一种形象。”书名中的“20”用阿拉伯数字，这是因为它与汉字“二十”相比，“一方面能使长方型色块字有突破，同时也给读者一种瞬间的速度感”（《书籍设计四人说》）。封面右下角陈寅恪拄杖的照片，形象地诠释了陈寅恪的独立精神，一个知识分子在世变中的孤寂命运被设计者凸现于纸面，牵动人心。
王军的《城记》依据尘封的历史文献、历史见证者的陈述和三百余帧图片，试图廓清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以及为人熟知的建筑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悲欢启承。封面下部，城门楼已经拆光，只剩下立柱，上面是虚拟的三维城门楼，加上去合成了原来的景象。封底左边，被挤到角落里的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是护城派，他满腔痴情搏尽全力为中国古代建筑请命，屡战屡败，只能很无奈地靠边站。“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1957年梁思成写下的这两句话，令今人为之扼腕。宁成春的设计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意蕴深刻，书衣背后是建筑师多舛的人生。
两本书装颇获时誉，宁成春以拷问历史的勇气揭示出书的内核。
学者许纪霖说：“三联在中国不仅意味着一家出版社，而且代表着一种文化，一种公共的知识精神。”三联的出版风格就是“知识分子精神”（《文化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三联的书籍设计有自己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范用主管美术组，“无形中，三四十年代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的设计风格、理念，都通过他强有力地贯彻下来”（宁成春：《〈三联书店书衣500帧〉写在前面》）。宁成春继承了三联的传统，协同编辑同人逐步形成了“三联灰”的书装格调：低彩度、中间色、灰调子，简洁、质朴、雅致、厚重，突出了中国学术人文风格的特色，独步一时，为众多的读者所喜爱。三联书籍设计风格虽然不是宁成春独创，但他承上启下，居功甚伟，发挥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宁成春的又一贡献是与设计界同人吕敬人等共同推动书籍设计理论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书籍装帧的革命。1989年，他编辑的《日本现代图书设计》最早引进杉浦康平的观点。他说：“杉浦先生将图书的选题计划，文章的叙述结构，图片的设定、选择、结构编排及最后发至工厂的印制过程统统都归纳入‘书籍设计’范畴。这是众多人的共同工作，设计者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韩湛宁：《宁成春：书衣是有生命的》）这场巨大的变革，把书籍装帧从原来只是封面设计，拓展到由内容出发、从里到外的设计。宁成春说：“四十六年来我自己就是这样转变的。”他的作品，记录了艺术家不懈追求的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