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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陈独秀入京后首次正式谈现实政治，这也为后来新文化阵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而新青年阵营的分裂也意味着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告一段落。这事现在想来也有些可惜。后来李泽厚写文章以为，是“救亡压倒启蒙”。但实际上，他们内部思想取向上的变化，更是导致分裂的主要原因。笔者在文中主要是突出迁居北京对陈独秀的影响。北京毕竟是政治的中心，如果仍在上海情况可能就是两样。而这个变化的起点就在1917年3月1日。
1917年3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准时出版了，这也是由上海到北京后，陈独秀第一次正式在北京编辑的《新青年》。
三个多月前，刚刚上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数顾旅社”的诚意打动了陈独秀，双方商议决定，《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大学续办。但其实，《新青年》编辑部并未设在北大校内，而是在陈独秀北京的寓所，即府右街箭杆胡同9号(今为20号)。
近年有学者称，蔡元培为使教育部接受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善意地伪造了陈的“学历”和“履历”。但其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静生)曾留学日本，1901年与陈独秀同在东京。虽然范静生在东京法政大学政法专业就读，而陈独秀在东京师范学校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亦乐书院学习日语，但范静生同时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副干事长，对于陈独秀即便未尝目睹，也一定有所耳闻。蔡校长的善意所为，未必逃得过彼之法眼。因此这个程序只是备案，并无实质意义，也就是个“过场”，走走而已，切不可以今日“唯文凭时代”的认知来辅助联想。
自1917年1月13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发布北京大学第三号布告，公告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陈独秀具体抵京履职的时间，至今仍是一个谜。彼时正在北大读书的罗章龙说，陈独秀人北大之初，新派学生自然兴高采烈，而旧派教授则出面诋毁。“陈先生不善交际，一旦居于众多教授之上，于他也不自安。有些自命不凡的人，瞧不起陈先生，对蔡校长的做法也不以为然。”(罗章龙《椿园载记》)这当然是一面之词。因为旧派教授中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刘师培是陈独秀的明友，其人北大也有赖于陈之援手，他是不可能诋毁陈独秀的。真正“骂”陈独秀的，以前曾有过节的黄侃应算一个，此外就是曾经的北大教授、文学翻译家林纾了。
旧派教授如此，新派教授对陈独秀的印象又如何呢?后来周作人回忆说，陈独秀甫来北大，“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的名士而已，看早期《青年杂志》当可明了，及至杂志称《新青年》，大概在民六(即1917年——引者注)这一年里，逐渐有新的发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其实，周作人1917年4月1日才从家乡绍兴到北京，4月10日在北大第一次见到陈独秀。这一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乘车至大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尹默二君。”(《周作人日记》)
不过，《知堂回想录》里的说法透露出了几条信息：一是那个时候，大学里没有太多等级，教授不想上某门课，可以直接找校长。不像现如今，办点小事也要从科长找起，处长就要事先约，至于校长，看着校长办公楼前游弋的保安，不容不退避三舍了。二是教授都是单干户，平时埋头于读书研究，没有多少联系，即便是后来《新青年》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编辑部，教授们也不是天天在那里开会、办论坛和政治学习。三，当然与本文有直接关系，即陈独秀来北大，对北大而言，只是新聘了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多管了一些行政事务，为学校多做了一些服务和贡献，仅此而已。与今之大学里大小“委任状”造就的行政性热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陈独秀进京，直接受益的当然是《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为《新青年》)创刊时，发行量仅1000多册，且多受经济窘迫之困扰。《新青年》最初的两卷十二期(号)中虽然有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易白沙《孔子平议》等标志新文化运动政治伦理的民主取向、反传统取向的名文刊出，但影响力仍然有限。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就说过，北大学生知道《新青年》的“非常少”。直到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第2卷第6号上又发表《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的广泛注意”(张国焘《我的回忆》)。
在京编辑后，《新青年》的发行量增加了十几倍，最多时达两万多册。发行量增加，体现了关注面的扩大，关注面的扩大则由于多名北大新派学人的加盟。随着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沈尹默等北大、北大预科的教授们先后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以及鲁迅的文章赞助，胡适、高一涵的回国，仅从声势上看已大有不同。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前曾先后创办过《安徽俗话报》，也协助章士钊编辑过《国民日日报》、《甲寅》杂志，于出版早有经验。待《青年杂志》创刊，为增加关注度和吸引力，他特在“社告”中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并且在第2卷“通告”中说：“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事实上，这些“名流”中，温宗尧仅有一篇英文文章"On Education"出现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马君武的一篇《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在《新青年》第2卷第2~5号连载后再无文章刊出，苏曼殊也一样，他以小说《碎簪记》连载于第2卷第3、4号后便没了音信，而吴稚晖虽有几篇文章和书信，却并非以《新青年》为主要发表阵地，陈独秀的老朋友、民国参议院首任议长张继则干脆没有投稿。
这种借“名流”扩大影响的营销策略虽然不甚成功，却一直保持到了第3卷，并且在1917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中登峰造极。为纪念在上海编辑的那段历史，也为了营销的需要，《新青年》第3卷第l号专门添加插页广告，列出第1卷到第2卷十二期(号)杂志的“要目”，其广告语则在“陈独秀先生主撰”之外，加上“大名家数十名执笔”。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一共发表了一篇文章、四则通信以及数条“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按照惯例，《新青年》杂志前几卷头条一般都是陈独秀的文章，这一号也不例外，仍是陈独秀的文章《对德外交》打头阵。
虽然《青年杂志》一开始便有政治情结，但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他们一般是不直接议论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新青年》上刊登的批驳文章，也充满了法理、文化和思想的意味。这是陈独秀所谓“伦理觉悟”中“政治的根本问题”诉求的一个体现。但此次陈独秀移居北京，进入到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之后，这个不直接议政的传统有了松动和变化。《对德外交》就是毫不掩饰地直接议论现实政治的。
现在看来，1917年3月1日陈独秀发表直接议政的《对德外交》虽然只是一条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思想观念上隐形的裂纹，但随着这条隐约可见的裂纹的逐渐明显和扩大，直接导致了后来《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同人的分裂和新文化运动的结束。
众所周知，1917年初，当时的民国政府内部对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一 事，有着极大的分歧。这一方面是出于“府院”之间不同的利益，即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他们彼此的后台——美国、英法与日本在远东和中国的暗中争斗，也成了参战与否的关键。
对于是否参战的问题，民初知识界也分成两派，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以及议会中的政学系主张参战，而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在野名流则反对参战。对比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以后的表现，陈独秀当然是拥梁而反康的，所以《对德外交》中特别用讽刺的口吻提到“康南海”也是反对参战的，并借此证明参战与复辟帝制无关。
梁启超赞同参战，是想利用参战的机会摆脱德国在不平等条约中得到的不利于中国的利益。这与黎元洪、段祺瑞等军阀政客相比，明显透出知识人民族主义立场之下的理想主义。虽然谈的是现实政治问题，陈独秀也不失知识人的理性精神，可是，今天看来，这种理性精神也不见得全都可取。
《新青年》杂志很早就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7年1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5号开始，他们对一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显得特别关注。但这种关注还仅仅是在杂志专门报道国外政治经济动态的“国外大事记”栏目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对于国际形势仍表现出“坐山观虎斗”式相对超然的姿态。
可是事情到1917年3月1日已经大有不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显然无法再“超脱”。关于德国的新动向、协约国的态度，以及中国对德外交和应否参战，都摆在眼前了。这一期(号)《新青年》关于一战、德国问题以及对德外交不再列于“国外大事”而是很自然地以“国内大事”的形式出现。《新青年》前3卷“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栏目的作者仅署名“记者”，但主笔者实乃陈独秀本人。就陈独秀而言，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国内大事记”栏的《对德抗议事件》，与其说是客观叙述国内政坛各方对德国“潜艇战略”的激烈反应，因而可以成为民国外交史最好的范本，不如说是他为写作《对德外交》一文于事先所做的资料准备更加合适。
彼时有一种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言论，这便是取中庸姿态，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策上不做动作，在中国国内维持现状。那么彼时中国现状究竟如何呢?《新青年》第3卷第1号“通信”栏所刊读者汪启疆的来信中说得很具体。他说：“当袁氏柄国，屏[摒]弃正土，首善之区，变为妖魔之窟。今则贤士争赴，如水就壑，意者国事其有转机乎。然自西南起义，一载于兹。政治委顿于调停之中，民生愈形其俶扰。大本不立，国何以支，故使财政不整理，币制不确定，则国内生计愈蹙。生计革命，即在目前，是国家将亡于财政也。军事教育，不切实整顿，军械军需，待人而备。武人叫嚣于国中，而怯于对外，国民既困于负担，竭泽而渔，同归于尽，是国家将亡于军政也。”
陈独秀当然坚决反对“维持现状”。因为在他眼里，“群丑割据，野蛮军队遍国中，政府理财之策，无法可以施行”的现状实无须再行维持。他并且警告说，“长此因循”，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待亡已耳”。
陈独秀是秉承理性爱国的，他一向不喜欢德国政府所鼓吹的狭隘的“爱国心”或“爱国主义”。这一次他仍以此开头，以为中国应该对德宣战。针对有人担心面对强大的德国，一旦失败恐留后患，陈独秀在分析国际外交形势后，以为并无所忧。可一旦参战，中国人反而能于战争中表现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绩]，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退一步说，对抗信奉强权的德国，即使失败亦能表现“吾人服公理不服强权之精神”。这里，他显然是在强调一种勇气和一种精神。
陈独秀还从世界主义原则出发，希望中国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对国际事务承担责任，以维护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人格”。应该说，这个思想出自一个历经磨难和屈辱的大而弱国的知识人，已属难能可贵。能于现实政治有如此务实和透彻的解说，亦说明陈独秀一代新文化的领袖并非是只懂思想文化的。
强调勇气、进取，强调大无畏的精神，这是陈独秀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屡遭失败的思想文化原因后的基本取向，也是他桀骜不驯性格的体现。而桀骜不驯的性格也很容易让他“陈”言无忌，以至于自相矛盾，自我冲突。
陈独秀所列出的中国参战的第二个理由，就很难让现代人平静地接受。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倘有机缘加入欧战，不独以黄奴之血，点染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一快举，而出征军人所得之知识及国内因战争所获学术思想之进步，必可观也。”尽管这个说法，与他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相承接，——在《敬告青年》中，他说过：“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但是，进取与战争方式毕竟不同。关于战争促进科技发展的说法历来不绝于耳，但那只是战争的后果，并不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因此，陈独秀在这里所强调的竞争也不能成为参战的理由。
但陈独秀之所以主张中国与德国断交，站到协约国一边，进而赞同中国参加一战，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仅凭此点，亦可看出现代中国的知识人世界主义之下的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他在给汪启疆的回信中说：“国事诚大难。对德外交，又复危迫，但处置得宜，未始非兴国之机会。惟视国人之奋发何如耳。以仆狂率，欲在野略尽文人报国之义务。”其中“兴国之机会”与前述梁启超之所想何其相似乃尔。知识人的理想主义毕竟是共通的。
胡适读到《对德外交》后，来信所说的“甚佩甚佩”(参见《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固然有客气的成分，但至少说明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对陈独秀的“谈政治”并不反感。1917年7月，俟回国于跨洋班轮上，胡适听到张勋复辟之事，及至上海方知“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始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我的歧路》)。
三年后，即1920年5月，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与陈独秀进行关于《新青年》政治“色彩过于鲜明”的讨论时，胡适等人显然是不同意《新青年》成为一份纯粹关注现实政治的刊物的。不过，新近于2009年5月底公布的胡适之子胡祖望收藏的《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中，证明了《新青年》从第8卷起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并且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那里获得了经费支持。那时的胡适没想到，当初信中的一句客套话，却已骤然成真。
其实，在议政方面，胡适又何来超脱呢?1919年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已经涉及现实政治了。1922年5月7日他与丁文江、任鸿隽等几位自由派知识人共同创办《努力周报》，更是直接议政的舆论表达。但无论如何，胡适未失却知识人的精神，反而是将中国知识人独立于官场，批判社会的精神发挥到了中国社会所可能的极致。这一点在新公布的1925年2月23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中也反映了出来。时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对《努力周报》不仅赞同，而且抱有希望，他说：“《努力》续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在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原信见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
一般认为，《新青年》杂志迁京后的“复活”是从第4卷开始的。因为从这一卷开始，《新青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同人刊物，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几位北大教授轮流主编，使杂志内容呈现多元化，声望和发行量都大大增加。但这一切都是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后者将《新青年》带到北京编辑之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就起因而言，都与陈独秀这次转场式的从南方到北方的迁居有关。
可谁又能预测得到一次转场式的迁居给陈独秀本人以及《新青年》杂志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布下了一条隐形的裂纹呢?与在沪上相比，陈独秀进京后，确有变化。这便是身居政治中心最容易产生的对于现实政治的直接关注。看上去《新青年》同人们继续着思想革命传统，继续地反孔教，提倡文学革命，倡导民主与科学，追求着政治的根本问题和伦理的觉悟，并且一两年内发扬光大，达至顶峰，掀起了一场影响全国的思想文化运动。然而，政治情结一步一步地强化所导致的《新青年》中政治因素的一层一层地加入已经让《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的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而这一切又都是从1917年3月1日所出现的隐形裂纹开始的。
1921年，《新青年》编辑部同人最终因是否应该谈论现实政治问题而彻底分裂，也因社会的具体语境而不能不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谈论现实政治。这可能是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宿命，也可能是古代中国知识人兼济天下传统和精神的延续。
1917年3月1日，这个日子因陈独秀而不再普通。可是，也因历史的远去，而变得再普通不过了。
1917年3月1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准时出版了，这也是由上海到北京后，陈独秀第一次正式在北京编辑的《新青年》。
三个多月前，刚刚上任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数顾旅社”的诚意打动了陈独秀，双方商议决定，《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大学续办。但其实，《新青年》编辑部并未设在北大校内，而是在陈独秀北京的寓所，即府右街箭杆胡同9号(今为20号)。
近年有学者称，蔡元培为使教育部接受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善意地伪造了陈的“学历”和“履历”。但其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静生)曾留学日本，1901年与陈独秀同在东京。虽然范静生在东京法政大学政法专业就读，而陈独秀在东京师范学校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亦乐书院学习日语，但范静生同时担任留日学生总会副干事长，对于陈独秀即便未尝目睹，也一定有所耳闻。蔡校长的善意所为，未必逃得过彼之法眼。因此这个程序只是备案，并无实质意义，也就是个“过场”，走走而已，切不可以今日“唯文凭时代”的认知来辅助联想。
自1917年1月13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发布北京大学第三号布告，公告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陈独秀具体抵京履职的时间，至今仍是一个谜。彼时正在北大读书的罗章龙说，陈独秀人北大之初，新派学生自然兴高采烈，而旧派教授则出面诋毁。“陈先生不善交际，一旦居于众多教授之上，于他也不自安。有些自命不凡的人，瞧不起陈先生，对蔡校长的做法也不以为然。”(罗章龙《椿园载记》)这当然是一面之词。因为旧派教授中也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刘师培是陈独秀的明友，其人北大也有赖于陈之援手，他是不可能诋毁陈独秀的。真正“骂”陈独秀的，以前曾有过节的黄侃应算一个，此外就是曾经的北大教授、文学翻译家林纾了。
旧派教授如此，新派教授对陈独秀的印象又如何呢?后来周作人回忆说，陈独秀甫来北大，“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的名士而已，看早期《青年杂志》当可明了，及至杂志称《新青年》，大概在民六(即1917年——引者注)这一年里，逐渐有新的发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其实，周作人1917年4月1日才从家乡绍兴到北京，4月10日在北大第一次见到陈独秀。这一天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乘车至大学谒蔡先生，辞国文事，又告南行。见陈独秀、沈尹默二君。”(《周作人日记》)
不过，《知堂回想录》里的说法透露出了几条信息：一是那个时候，大学里没有太多等级，教授不想上某门课，可以直接找校长。不像现如今，办点小事也要从科长找起，处长就要事先约，至于校长，看着校长办公楼前游弋的保安，不容不退避三舍了。二是教授都是单干户，平时埋头于读书研究，没有多少联系，即便是后来《新青年》成立了真正意义上的编辑部，教授们也不是天天在那里开会、办论坛和政治学习。三，当然与本文有直接关系，即陈独秀来北大，对北大而言，只是新聘了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多管了一些行政事务，为学校多做了一些服务和贡献，仅此而已。与今之大学里大小“委任状”造就的行政性热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陈独秀进京，直接受益的当然是《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为《新青年》)创刊时，发行量仅1000多册，且多受经济窘迫之困扰。《新青年》最初的两卷十二期(号)中虽然有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易白沙《孔子平议》等标志新文化运动政治伦理的民主取向、反传统取向的名文刊出，但影响力仍然有限。时为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就说过，北大学生知道《新青年》的“非常少”。直到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第2卷第6号上又发表《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的广泛注意”(张国焘《我的回忆》)。
在京编辑后，《新青年》的发行量增加了十几倍，最多时达两万多册。发行量增加，体现了关注面的扩大，关注面的扩大则由于多名北大新派学人的加盟。随着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周作人、沈尹默等北大、北大预科的教授们先后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以及鲁迅的文章赞助，胡适、高一涵的回国，仅从声势上看已大有不同。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前曾先后创办过《安徽俗话报》，也协助章士钊编辑过《国民日日报》、《甲寅》杂志，于出版早有经验。待《青年杂志》创刊，为增加关注度和吸引力，他特在“社告”中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并且在第2卷“通告”中说：“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事实上，这些“名流”中，温宗尧仅有一篇英文文章"On Education"出现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马君武的一篇《赫克尔之一元哲学》在《新青年》第2卷第2~5号连载后再无文章刊出，苏曼殊也一样，他以小说《碎簪记》连载于第2卷第3、4号后便没了音信，而吴稚晖虽有几篇文章和书信，却并非以《新青年》为主要发表阵地，陈独秀的老朋友、民国参议院首任议长张继则干脆没有投稿。
这种借“名流”扩大影响的营销策略虽然不甚成功，却一直保持到了第3卷，并且在1917年3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中登峰造极。为纪念在上海编辑的那段历史，也为了营销的需要，《新青年》第3卷第l号专门添加插页广告，列出第1卷到第2卷十二期(号)杂志的“要目”，其广告语则在“陈独秀先生主撰”之外，加上“大名家数十名执笔”。
陈独秀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一共发表了一篇文章、四则通信以及数条“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按照惯例，《新青年》杂志前几卷头条一般都是陈独秀的文章，这一号也不例外，仍是陈独秀的文章《对德外交》打头阵。
虽然《青年杂志》一开始便有政治情结，但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他们一般是不直接议论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是1916年袁世凯称帝，《新青年》上刊登的批驳文章，也充满了法理、文化和思想的意味。这是陈独秀所谓“伦理觉悟”中“政治的根本问题”诉求的一个体现。但此次陈独秀移居北京，进入到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之后，这个不直接议政的传统有了松动和变化。《对德外交》就是毫不掩饰地直接议论现实政治的。
现在看来，1917年3月1日陈独秀发表直接议政的《对德外交》虽然只是一条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思想观念上隐形的裂纹，但随着这条隐约可见的裂纹的逐渐明显和扩大，直接导致了后来《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同人的分裂和新文化运动的结束。
众所周知，1917年初，当时的民国政府内部对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宣战一 事，有着极大的分歧。这一方面是出于“府院”之间不同的利益，即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他们彼此的后台——美国、英法与日本在远东和中国的暗中争斗，也成了参战与否的关键。
对于是否参战的问题，民初知识界也分成两派，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以及议会中的政学系主张参战，而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的在野名流则反对参战。对比康有为、梁启超戊戌维新以后的表现，陈独秀当然是拥梁而反康的，所以《对德外交》中特别用讽刺的口吻提到“康南海”也是反对参战的，并借此证明参战与复辟帝制无关。
梁启超赞同参战，是想利用参战的机会摆脱德国在不平等条约中得到的不利于中国的利益。这与黎元洪、段祺瑞等军阀政客相比，明显透出知识人民族主义立场之下的理想主义。虽然谈的是现实政治问题，陈独秀也不失知识人的理性精神，可是，今天看来，这种理性精神也不见得全都可取。
《新青年》杂志很早就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7年1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5号开始，他们对一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显得特别关注。但这种关注还仅仅是在杂志专门报道国外政治经济动态的“国外大事记”栏目中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对于国际形势仍表现出“坐山观虎斗”式相对超然的姿态。
可是事情到1917年3月1日已经大有不同。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中国显然无法再“超脱”。关于德国的新动向、协约国的态度，以及中国对德外交和应否参战，都摆在眼前了。这一期(号)《新青年》关于一战、德国问题以及对德外交不再列于“国外大事”而是很自然地以“国内大事”的形式出现。《新青年》前3卷“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栏目的作者仅署名“记者”，但主笔者实乃陈独秀本人。就陈独秀而言，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国内大事记”栏的《对德抗议事件》，与其说是客观叙述国内政坛各方对德国“潜艇战略”的激烈反应，因而可以成为民国外交史最好的范本，不如说是他为写作《对德外交》一文于事先所做的资料准备更加合适。
彼时有一种非常有中国特色的言论，这便是取中庸姿态，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策上不做动作，在中国国内维持现状。那么彼时中国现状究竟如何呢?《新青年》第3卷第1号“通信”栏所刊读者汪启疆的来信中说得很具体。他说：“当袁氏柄国，屏[摒]弃正土，首善之区，变为妖魔之窟。今则贤士争赴，如水就壑，意者国事其有转机乎。然自西南起义，一载于兹。政治委顿于调停之中，民生愈形其俶扰。大本不立，国何以支，故使财政不整理，币制不确定，则国内生计愈蹙。生计革命，即在目前，是国家将亡于财政也。军事教育，不切实整顿，军械军需，待人而备。武人叫嚣于国中，而怯于对外，国民既困于负担，竭泽而渔，同归于尽，是国家将亡于军政也。”
陈独秀当然坚决反对“维持现状”。因为在他眼里，“群丑割据，野蛮军队遍国中，政府理财之策，无法可以施行”的现状实无须再行维持。他并且警告说，“长此因循”，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待亡已耳”。
陈独秀是秉承理性爱国的，他一向不喜欢德国政府所鼓吹的狭隘的“爱国心”或“爱国主义”。这一次他仍以此开头，以为中国应该对德宣战。针对有人担心面对强大的德国，一旦失败恐留后患，陈独秀在分析国际外交形势后，以为并无所忧。可一旦参战，中国人反而能于战争中表现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绩]，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退一步说，对抗信奉强权的德国，即使失败亦能表现“吾人服公理不服强权之精神”。这里，他显然是在强调一种勇气和一种精神。
陈独秀还从世界主义原则出发，希望中国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对国际事务承担责任，以维护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人格”。应该说，这个思想出自一个历经磨难和屈辱的大而弱国的知识人，已属难能可贵。能于现实政治有如此务实和透彻的解说，亦说明陈独秀一代新文化的领袖并非是只懂思想文化的。
强调勇气、进取，强调大无畏的精神，这是陈独秀总结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屡遭失败的思想文化原因后的基本取向，也是他桀骜不驯性格的体现。而桀骜不驯的性格也很容易让他“陈”言无忌，以至于自相矛盾，自我冲突。
陈独秀所列出的中国参战的第二个理由，就很难让现代人平静地接受。他说：“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倘有机缘加入欧战，不独以黄奴之血，点染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一快举，而出征军人所得之知识及国内因战争所获学术思想之进步，必可观也。”尽管这个说法，与他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相承接，——在《敬告青年》中，他说过：“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但是，进取与战争方式毕竟不同。关于战争促进科技发展的说法历来不绝于耳，但那只是战争的后果，并不是发动战争的理由。因此，陈独秀在这里所强调的竞争也不能成为参战的理由。
但陈独秀之所以主张中国与德国断交，站到协约国一边，进而赞同中国参加一战，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仅凭此点，亦可看出现代中国的知识人世界主义之下的民族立场和国家观念。他在给汪启疆的回信中说：“国事诚大难。对德外交，又复危迫，但处置得宜，未始非兴国之机会。惟视国人之奋发何如耳。以仆狂率，欲在野略尽文人报国之义务。”其中“兴国之机会”与前述梁启超之所想何其相似乃尔。知识人的理想主义毕竟是共通的。
胡适读到《对德外交》后，来信所说的“甚佩甚佩”(参见《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固然有客气的成分，但至少说明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胡适对陈独秀的“谈政治”并不反感。1917年7月，俟回国于跨洋班轮上，胡适听到张勋复辟之事，及至上海方知“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始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更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我的歧路》)。
三年后，即1920年5月，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与陈独秀进行关于《新青年》政治“色彩过于鲜明”的讨论时，胡适等人显然是不同意《新青年》成为一份纯粹关注现实政治的刊物的。不过，新近于2009年5月底公布的胡适之子胡祖望收藏的《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中，证明了《新青年》从第8卷起已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并且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那里获得了经费支持。那时的胡适没想到，当初信中的一句客套话，却已骤然成真。
其实，在议政方面，胡适又何来超脱呢?1919年7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已经涉及现实政治了。1922年5月7日他与丁文江、任鸿隽等几位自由派知识人共同创办《努力周报》，更是直接议政的舆论表达。但无论如何，胡适未失却知识人的精神，反而是将中国知识人独立于官场，批判社会的精神发挥到了中国社会所可能的极致。这一点在新公布的1925年2月23日陈独秀致胡适的信中也反映了出来。时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对《努力周报》不仅赞同，而且抱有希望，他说：“《努力》续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在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原信见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
一般认为，《新青年》杂志迁京后的“复活”是从第4卷开始的。因为从这一卷开始，《新青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同人刊物，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几位北大教授轮流主编，使杂志内容呈现多元化，声望和发行量都大大增加。但这一切都是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后者将《新青年》带到北京编辑之后引起的连锁反应。就起因而言，都与陈独秀这次转场式的从南方到北方的迁居有关。
可谁又能预测得到一次转场式的迁居给陈独秀本人以及《新青年》杂志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新青年》同人的分道扬镳布下了一条隐形的裂纹呢?与在沪上相比，陈独秀进京后，确有变化。这便是身居政治中心最容易产生的对于现实政治的直接关注。看上去《新青年》同人们继续着思想革命传统，继续地反孔教，提倡文学革命，倡导民主与科学，追求着政治的根本问题和伦理的觉悟，并且一两年内发扬光大，达至顶峰，掀起了一场影响全国的思想文化运动。然而，政治情结一步一步地强化所导致的《新青年》中政治因素的一层一层地加入已经让《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的分裂变得不可避免，而这一切又都是从1917年3月1日所出现的隐形裂纹开始的。
1921年，《新青年》编辑部同人最终因是否应该谈论现实政治问题而彻底分裂，也因社会的具体语境而不能不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谈论现实政治。这可能是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宿命，也可能是古代中国知识人兼济天下传统和精神的延续。
1917年3月1日，这个日子因陈独秀而不再普通。可是，也因历史的远去，而变得再普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