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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作家告诉大家黑暗，具有批判的勇气，这令人尊敬。可是，我们还应该穿透那个黑暗”
爱荷华是一座小城。一出城就是玉米地。风吹过，全是叶子哗啦啦的声音。到了晚上，尤其响。
徐则臣没睡着觉。他来到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已经有一阵子了，想得最多的是构思了3年的小说。3年过去，他还没找到合适的结构，有些焦虑。再焦虑也得等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写作就是这样，像是在午夜里等待叮咚那一下敲门的铃声。什么时候响，没人知道。
既有的耳熟能详的小说写作技巧对他而言，失去了挑战的兴趣，他希望往前再多走几步。他已经推翻了好几个设想的结构。他有满脑子要表达的东西，想往人物和故事里塞。小说的整体性却因此而存有被破坏的可能。尝试了好几次，不合适。
已经是后半夜了，爱荷华显得更荒凉。这里是大学城，一放假就成了空城。
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想法都塞到故事里，为什么不把它单列出来呢？单列出来是什么样子？至少不能是故事的一部分。那可不可以是一篇随笔、一篇论文、一篇演讲稿？为什么要插入这些东西，和小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既要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又不能太紧密……
他听到了那一声“叮咚”。
专栏。用专栏的形式表达观点。专栏语言要和小说整体叙事语言区别开来。第一人称。口语化。轻松一点。
他迅速从床上爬了起来，开始画小说结构图。确定用专栏来作为结构的一部分，可是，写什么内容呢？
徐则臣出生于1978年。他一直思考的是：70后一代人的问题。他开始写清单，把他认为的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列了三十多个。
几天之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一起去芝加哥。作家们来自32个国家。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徐则臣就直接问他们面临什么问题。年龄大的，就问他们国家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
他从收集到的问题里挑出了10个。就这10个问题写了10篇专栏。这就是小说《耶路撒冷》每部分后边有着“间离感”的文字。10个专栏写了8万字，花了整整一年。“专栏”只是统称，其中包括随笔、演讲稿和短篇小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形式的重复。
《人民文学》
《耶路撒冷》的目录页上，每一章节的主标题都是人名。最中间的是“景天赐”。“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组成斜线状，对称排列。看上去仿佛转动的时钟。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标杆性的事件，就是景天赐之死，这个东西放在中间肯定是小说的核心，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已经死去的人，他是最重要的人，所有的人物，这么长时间，都是围绕着这个人展开生活的。”徐则臣坐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桌前，用牙签盒、保温瓶盖子、巧克力、纸杯、笔记本讲述他在小说结构上的设想。“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其实他们的眼睛一直是盯着这个圆心，背负着十字架。既然以景天赐为中心，同一个人应该出现在中心的两侧。一边谈返乡之前的故事，另一边谈现在的事。”
他的讲述很自信，对称叙事的想法令他颇为满意。这有些类似于《云图》。《云图》的每个故事在小说前半部分都各讲一半，后半部分再续接上。徐则臣跟《云图》的小说作者大卫·米切尔有过对话。“我跟他说，我的小说可能比你的复杂一点。你的小说里，各个故事是独立的，而我的人物互相之间有联系。”
《人民文学》编辑部不大。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对于文学老中青年的重要性仍然强大。徐则臣的桌子上放着大摞的稿子。新一期杂志的出版目录已经被修改了好几遍。被划掉的稿子有可能以后上，也可能永远不上了。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墙上贴着每个编辑分管的“文学片区”，他分管的最多。
他刚刚处理完一些自然来稿。他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但他又怕打开邮箱，因为那里边动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长篇小说。即便文学早已经身处“边缘”，“边缘”上仍然挤满人，翘首以盼。
徐则臣在《人民文学》已经工作了10年。10年前，他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找工作。他想到文学杂志社工作，跟文学有关系，不太忙，自己也可以写作。一位作家朋友帮他打听到《人民文学》需要编辑。他便来到这里，转眼10年。
他最为重要的作品《耶路撒冷》前后写了6年。如同一张蛛网，把他思考过的无数片段联系了起来。他尽量让文学作品呈现出与现实的同构状态。一位爱丁堡大学的女汉学家曾对他说，如果哪个人认为自己能够用一两句话概括中国现状，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他深以为然，《耶路撒冷》是他对于人间复杂性的理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则臣并不喜欢写现实，觉得那一点儿艺术感都没有。但他现在不这么认为了。纯粹性艺术技巧的创作，跟现实内心的困惑很远。“电影《智取威虎山》看了么？”徐则臣问我，“看着很热闹，看完就完了。”
他用与内心有关来衡量堆在自己面前的稿子。“一本好的文学刊物，不仅要能及时有效地把中国当下的文学水平给呈现出来，同时还要有能力去引导文学的发展。”
他提到了作家梁鸿。梁鸿关于故乡梁庄的书写已经为众人所知。梁庄的故事最早刊登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里。梁鸿先是出版了《中国在梁庄》，然后是《出梁庄记》。《出梁庄记》原本叫《梁庄在中国》，出版方担心读者分不清，才改成现在的名字。这两部书呈现的是中国乡村在现代社会的命运。许多人用“挽歌”来形容梁鸿对于中国乡村的书写。
梁鸿最新出版的随笔集里有一篇《花街的“耶路撒冷”》。文章的开头写道：“《耶路撒冷》以一群出生于1970年代年轻人的逃离与重返故乡之路为核心，探寻当代复杂的现实与精神生活，构筑成‘一代人的心灵史’。它具有略萨所言的‘总体小说’的特征，文体的交叉互补和语言的变化多端形成叙事空间的多重性，嵌套、并置、残缺、互补，它们在一起构成一张蛛网，随着人物的归乡、出走、逃亡，蛛网上的节点越来越多，它们自我编织和衍生，虚构、记忆、真实交织在一起，挟裹着复杂多义的经验，最终形成一个包罗万象但又精确无比的虚构的总体世界。” 小说中，虽然是初平阳在说话，但其实都是徐则臣自己的观点，“蛛网”的困惑同样是他作为70后的困惑。他寄望于在小说中清理掉自己的问题。小说有很强的现实感，而表现技巧又是现代和后现代的。也许可以用“一个有自觉的现代和后现代小说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来形容他。
“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有多强大，而是我们的现实太强大，你一出门，现实的问题就把你围得水泄不通。”徐则臣说，“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区别就是这样。比如说法国，他们早已经进入了平稳的中产阶级社会，没那么多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内心，所以文艺特别发达。不像我们，整天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
“如何处理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分寸呢？”我问他。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说，“既要体现现实，又不能局限于现实，否则就变成一部控诉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哲学上有生存和存在的区分。存在更形而上一些。《耶路撒冷》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但是再不容易，人不能掉入生活这个烂泥坑里面。人还是需要精神生活，需要一些超越性的东西。不管你有没有文化，像小说里有一个傻子，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发自本能地，一定要到远方去，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出去之后，未必能占有财富和繁华，但他再回来的时候，跟一直生活在那里的人是会不一样的。他站到了更高一点儿的地方。”
徐则臣的老家是苏北东海农村，小时候在村里，他觉得村庄是平的，后来建了楼房，他站在上边，才把周围看得清清楚楚。
“很多作家告诉大家黑暗，具有批判的勇气，这令人尊敬。”徐则臣说，“可是，我们还应该穿透那个黑暗。”
《耶路撒冷》的开头，徐则臣像是漂浮在夜空中的摄像师，俯视着眼前的世界。如同一个全景镜头，一辆列车在黑暗中驶过。
《耶路撒冷》是他早就想好的小说题目。他觉得这4个字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一定要为此写出一个故事。这不是一部讲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故事。这是一个中国故事。“这是我的写作习惯，大都是有了题目再写，很少写完再起题目的。”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桌上给我演示完《耶路撒冷》的内在结构之后，已是北京东三环的傍晚，车水马龙里，灯光闪烁。他需要回到中关村附近的家里，收拾行李，第二天出发去美国，参加纽约书展。
在去美国之前，徐则臣和作家阿乙都出现在了麦克尤恩小说《甜牙》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徐则臣在每个场合都非常认真细致地说话。阿乙则仿佛永远在走神。
在纽约，徐则臣和阿乙又出现在了同一场合。
当时的一则报道说，中国文学在纽约备受冷落。
徐则臣觉得这样的描述未必符合事实。“报道里说的那个时间点，读者们大都不在那儿，别的场也一样。”他对于别人看中国文学笑话，表示了不满。“中国人如果取得什么成就，大家就会在那猜，分析他获得这个东西是送礼了？行贿了？咱们已经没法像正常人那样去想问题了，凡事都先来阴谋论。”
那一趟行程，徐则臣不只去了美国，还去了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他们其实很想了解中国，带过去的书，一下就签完了。中国文学未必差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没有看到你。首先得让别人看到，才谈得上好坏。”
徐则臣带去美洲的是书是西班牙文版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版本的名字都译成《跑步穿过北京》。这是他第一部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的小说。
前几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徐则成参加一个活动，看到台下站着一个大高个儿，两米左右。很多人坐着，他还站着。他过来说话，说自己住在北京，从北京飞到法兰克福，想翻译《跑步穿过中关村》。他很喜欢这部小说。“一个美国人，普通话太标准了，完全感觉不出是在跟一个老外聊天。”他们去了餐馆喝酒。这个老外Eric成了徐则臣的英文翻译。
徐则臣住在中关村附近。他写的中关村几乎是他每天看到的现实。《跑步穿过中关村》写的是几个在中关村卖盗版碟的小商贩。
“我绝对没有知识分子那种仰视的视角。”徐则臣觉得，作为一个作家，需要抵达他人的内心。“我们的很多问题就在于，你看一个罪犯，就认为他就是十恶不赦，一坨臭狗屎。他可能完全不是这样。我接触过那么多办假证的，他们如果不干这个职业，他完全和所有人一样。”
徐则臣出生在农村。但他在小说里描写农村的文字却并不多。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有记者问徐则臣，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学的大国，你为什么不写乡土文学？
徐则臣说，乡土文学已经被莫言和贾平凹这一代人给写完了。“这个‘写完了’不是说我们不能再写，而是说，我怎么写都追不上前辈。我跟乡土的关系和莫言、贾平凹跟乡土的关系其实不同。贾平凹、莫言在城市待了三十多年，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未必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强烈。西北有个作家，只要他写小说，他必须回乡下老家写，在别的地方写不出来。”
他们不写城市的原因，徐则臣也不知道。他觉得，至少他们对城市的发现与表达远远没有他们对熟悉的那个乡村表达得更自然，更游刃有余。“他们肯定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高峰，但到那个点上已经开始衰落了。为什么？不是说后来写乡土文学的作家没有才华，或者才华不如他们。而是整个乡土社会在式微。你看欧洲，甚至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乡土文学的问题了，为什么？不是说他们没有过，他们曾经有过，但乡土社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到一定阶段以后，会自然而然地消亡。我们现在整天在说乡村的挽歌，看一个村庄消失，另一个村庄也在消失，我觉得这样一个哀叹更多的是审美上的、乡愁意义上的哀叹，真让你回去你还不乐意。”
徐则臣念了两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我这么一念，你的脑子里可能哗地出现一大片这些词所带来的联想。我们每个人的脑子对前现代的乡土文明都有一个数据库，每一个词你能想到跟这个意向相关的一些东西。”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窗外，随口念了两句：“钢筋水泥混凝土，高楼大厦咖啡馆。”“这几个词意义很贫乏，背后完全没有任何审美的东西，但随着文学和社会的发展，一代代城市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体认和表达，也会逐渐形成数据库，也许两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说‘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时候，也会联想起一大片东西，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文学可能已经是很发达了。” 说这些话时，徐则臣已经从美洲回到北京，坐在中关村的咖啡店里，喝的却是绿茶。莫言到哥伦比亚时说，他曾经梦到过和马尔克斯一起喝咖啡，而且咖啡有绿茶味。去了哥伦比亚的徐则臣则说，应该是绿茶里有咖啡味。“我在旅馆里烧水泡茶，发现烧水壶里有永远洗不掉的咖啡味。”
一回国，徐则臣就到天津领了一个小说月报百花奖。他获奖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六耳猕猴》。写的是一个梦见六耳猕猴的人。
有一段时间，徐则臣连着做一个梦，跟连续剧似的。那时候他还小，小学在荒郊野外，学校后面有一片垃圾场，里面有一些废旧的教学器材。那里有一个乱坟岗子，学生不敢往那边跑。有时候，他会到那找一些教具玩儿，比如说坏了一点儿的算盘啊，尺子啊。有一天，在梦里，他看到一个破算盘，沿着他的身子爬上来了。“吓死我了，一下子就吓醒了。”那时候，他每天睡觉前都希望千万不要再做这个梦。谁知道，接着做了好几次。他不断地去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算盘。
“六耳猕猴就是心理上的魔障。”小说里的冯年，年过三十，事业家庭还没有稳定下来，承受不住，头脑里开始出现幻象。
“年轻的时候是应该到大地方去看看，但你混到一定的时候还混不出头，就要以退为进，不能让这样的生活成为鸡肋。”在这一刻，徐则臣看上去是一个老师，进入了“70后”的状态。“当你上有老下有小，你得考虑考虑别人。我有很多师弟师妹，想留在北京，我说你找到了很好的机会，那可以，但如果你找了一个非常烂的工作，何必在这呢？北京确实是有很多机会，但机会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徐则臣是《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度评选的“青年领袖”之一。颁奖现场，当他看到主持人是蒋昌建时，非常高兴。“我原本一直想学法律，就是因为蒋昌建。”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获得冠军，作为复旦四辩的蒋昌建拿下最佳辩手。他是那个夏天里许多年轻人的新偶像。15岁的徐则臣觉得能这样慷慨激昂说话的一个职业就是律师了。
命运就是如此，大多数时候并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他没有读法律系，而是读了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当了两年老师，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来到了北京。
《耶路撒冷》看上去像是罗生门，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景天赐的死。“景天赐”可视作“现实”本身，“现实”本身不是纯粹的客体，也是主体的产物。世界的复杂性来源于此。
来到北京的徐则臣，从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死亡事件的报道。面对弟弟的死亡，姐姐陷入了道德困境。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即将死去而迟于行动吗？即便“死”对眼前之人是解脱？就如同安乐死一样，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
在虚构的世界里，徐则臣给这两个从报纸上看到的姐弟赋予了身份。
“我们的生活肯定会遇到进退维谷的时候，你最终还是要做出决定。小说里，当女孩面对她弟弟的时候，我必须给那个女孩充分的理由，救他能说得通，不救他，同样也能说得通。”在这方面，他花了很多功夫。女孩名字叫‘福小’，小地方觉得名字贱一点儿好养活，不能起太大。但为什么弟弟起名叫‘天赐’呢？这可一点也不小。因为男孩是要来续香火的。男尊女卑，姐姐从小心里有积怨。弟弟脑子有问题，有暴力倾向，拿个筷子就往别人屁眼里捅。当弟弟割破自己手腕的时候，她迟疑了，她心里有两种声音。最佳时间过去了，弟弟死掉了。初平阳看到了这一幕，也错过了时机。复杂性在于，我要给他们各种理由，像房间里的窗户一样，统统打开，最后怎么选择，在于自己。”
徐则臣在北京的夏天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空气冷了下来。我想起他写的《夜火车》，火车满载绝望，在黑夜里奔跑。
“既是绝望，也是妥协，整个人很懈怠，完全是随波逐流的状态。”徐则臣说，“如果让我现在回头去写，会有所不同，不是说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希望人物能够拨开现实的迷雾，能够看得更远一点儿。我觉得一个人，就像西西弗推石头，推上去就滚下来，但你还是要推。”
在《甜牙》的读书会上，徐则臣谈到了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会给你一个特别绝望的东西。托尔斯泰有一本小册子，谈精神出路，他真的是完全找不到路。但在小说里，还努力地让人们更宽容，给每一个人提供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很多人把小说写得很极端，那的确是有力量，但我还是喜欢托尔斯泰那样的。”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还是死了。”
“安娜的死是她在可供选择的众多情况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成立的。这才是一个作家高明的地方。一个作家如果你把我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让笔下的人物只有一条路走，这是偷懒的行为。作家应该不停地给人物制造岔路，让人物选择自己的那一条。如此这样，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性。”
从美洲回来之后，徐则臣开始看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和索萨的《丰饶的苦难》。他最近看得多的，还有研究晚清京杭大运河的书。他计划写一部关于这条运河的小说。
他曾经执教的大学所在的城市，是大运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当初你做老师的时候，想过要离开这个职业吗？”我问他。
“做老师的时候，觉得挺烦人的，天天一成不变，人在里面尝不到创作的快乐。现在，我回头看，不是说做一个老师不能获得创造性的快乐，而是自己在当时根本不具备创造性的能力。有能力的话，同样的东西，在3个班，我可以讲得都不一样，而且每讲一次都会有拓展。”徐则臣说，“我现在北大给学生上创意写作课，觉得当老师还是挺好的。”
《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句话是：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这部45万字的小说流淌出的文字，就像京杭大运河那么长。徐则臣写了6年，到最后一章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尾。“我写到一颗豆子掉在了地上，福小她爸对天送说，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这话有点儿意思，我又看了一遍，突然觉得这里可以结尾了。”
小说写完之后，他给朋友看。朋友说，《圣经》里好像有这么一句话来着。他到《圣经》里找，没有找到。
《耶路撒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
爱荷华大学
爱荷华是一座小城。一出城就是玉米地。风吹过，全是叶子哗啦啦的声音。到了晚上，尤其响。
徐则臣没睡着觉。他来到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已经有一阵子了，想得最多的是构思了3年的小说。3年过去，他还没找到合适的结构，有些焦虑。再焦虑也得等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写作就是这样，像是在午夜里等待叮咚那一下敲门的铃声。什么时候响，没人知道。
既有的耳熟能详的小说写作技巧对他而言，失去了挑战的兴趣，他希望往前再多走几步。他已经推翻了好几个设想的结构。他有满脑子要表达的东西，想往人物和故事里塞。小说的整体性却因此而存有被破坏的可能。尝试了好几次，不合适。
已经是后半夜了，爱荷华显得更荒凉。这里是大学城，一放假就成了空城。
为什么非要把所有的想法都塞到故事里，为什么不把它单列出来呢？单列出来是什么样子？至少不能是故事的一部分。那可不可以是一篇随笔、一篇论文、一篇演讲稿？为什么要插入这些东西，和小说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既要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又不能太紧密……
他听到了那一声“叮咚”。
专栏。用专栏的形式表达观点。专栏语言要和小说整体叙事语言区别开来。第一人称。口语化。轻松一点。
他迅速从床上爬了起来，开始画小说结构图。确定用专栏来作为结构的一部分，可是，写什么内容呢？
徐则臣出生于1978年。他一直思考的是：70后一代人的问题。他开始写清单，把他认为的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列了三十多个。
几天之后，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们一起去芝加哥。作家们来自32个国家。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徐则臣就直接问他们面临什么问题。年龄大的，就问他们国家的年轻人是怎么想的。
他从收集到的问题里挑出了10个。就这10个问题写了10篇专栏。这就是小说《耶路撒冷》每部分后边有着“间离感”的文字。10个专栏写了8万字，花了整整一年。“专栏”只是统称，其中包括随笔、演讲稿和短篇小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形式的重复。
《人民文学》
《耶路撒冷》的目录页上，每一章节的主标题都是人名。最中间的是“景天赐”。“初平阳”、“舒袖”、“易长安”、“秦福小”、“杨杰”组成斜线状，对称排列。看上去仿佛转动的时钟。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共同的标杆性的事件，就是景天赐之死，这个东西放在中间肯定是小说的核心，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已经死去的人，他是最重要的人，所有的人物，这么长时间，都是围绕着这个人展开生活的。”徐则臣坐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桌前，用牙签盒、保温瓶盖子、巧克力、纸杯、笔记本讲述他在小说结构上的设想。“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识，其实他们的眼睛一直是盯着这个圆心，背负着十字架。既然以景天赐为中心，同一个人应该出现在中心的两侧。一边谈返乡之前的故事，另一边谈现在的事。”
他的讲述很自信，对称叙事的想法令他颇为满意。这有些类似于《云图》。《云图》的每个故事在小说前半部分都各讲一半，后半部分再续接上。徐则臣跟《云图》的小说作者大卫·米切尔有过对话。“我跟他说，我的小说可能比你的复杂一点。你的小说里，各个故事是独立的，而我的人物互相之间有联系。”
《人民文学》编辑部不大。几十年过去了，这里对于文学老中青年的重要性仍然强大。徐则臣的桌子上放着大摞的稿子。新一期杂志的出版目录已经被修改了好几遍。被划掉的稿子有可能以后上，也可能永远不上了。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墙上贴着每个编辑分管的“文学片区”，他分管的最多。
他刚刚处理完一些自然来稿。他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但他又怕打开邮箱，因为那里边动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长篇小说。即便文学早已经身处“边缘”，“边缘”上仍然挤满人，翘首以盼。
徐则臣在《人民文学》已经工作了10年。10年前，他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开始找工作。他想到文学杂志社工作，跟文学有关系，不太忙，自己也可以写作。一位作家朋友帮他打听到《人民文学》需要编辑。他便来到这里，转眼10年。
他最为重要的作品《耶路撒冷》前后写了6年。如同一张蛛网，把他思考过的无数片段联系了起来。他尽量让文学作品呈现出与现实的同构状态。一位爱丁堡大学的女汉学家曾对他说，如果哪个人认为自己能够用一两句话概括中国现状，这个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他深以为然，《耶路撒冷》是他对于人间复杂性的理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则臣并不喜欢写现实，觉得那一点儿艺术感都没有。但他现在不这么认为了。纯粹性艺术技巧的创作，跟现实内心的困惑很远。“电影《智取威虎山》看了么？”徐则臣问我，“看着很热闹，看完就完了。”
他用与内心有关来衡量堆在自己面前的稿子。“一本好的文学刊物，不仅要能及时有效地把中国当下的文学水平给呈现出来，同时还要有能力去引导文学的发展。”
他提到了作家梁鸿。梁鸿关于故乡梁庄的书写已经为众人所知。梁庄的故事最早刊登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栏目里。梁鸿先是出版了《中国在梁庄》，然后是《出梁庄记》。《出梁庄记》原本叫《梁庄在中国》，出版方担心读者分不清，才改成现在的名字。这两部书呈现的是中国乡村在现代社会的命运。许多人用“挽歌”来形容梁鸿对于中国乡村的书写。
耶路撒冷
梁鸿最新出版的随笔集里有一篇《花街的“耶路撒冷”》。文章的开头写道：“《耶路撒冷》以一群出生于1970年代年轻人的逃离与重返故乡之路为核心，探寻当代复杂的现实与精神生活，构筑成‘一代人的心灵史’。它具有略萨所言的‘总体小说’的特征，文体的交叉互补和语言的变化多端形成叙事空间的多重性，嵌套、并置、残缺、互补，它们在一起构成一张蛛网，随着人物的归乡、出走、逃亡，蛛网上的节点越来越多，它们自我编织和衍生，虚构、记忆、真实交织在一起，挟裹着复杂多义的经验，最终形成一个包罗万象但又精确无比的虚构的总体世界。” 小说中，虽然是初平阳在说话，但其实都是徐则臣自己的观点，“蛛网”的困惑同样是他作为70后的困惑。他寄望于在小说中清理掉自己的问题。小说有很强的现实感，而表现技巧又是现代和后现代的。也许可以用“一个有自觉的现代和后现代小说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来形容他。
“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有多强大，而是我们的现实太强大，你一出门，现实的问题就把你围得水泄不通。”徐则臣说，“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区别就是这样。比如说法国，他们早已经进入了平稳的中产阶级社会，没那么多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内心，所以文艺特别发达。不像我们，整天一副疲于奔命的样子。”
“如何处理文学和现实之间的分寸呢？”我问他。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说，“既要体现现实，又不能局限于现实，否则就变成一部控诉小说或社会问题小说。哲学上有生存和存在的区分。存在更形而上一些。《耶路撒冷》里，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但是再不容易，人不能掉入生活这个烂泥坑里面。人还是需要精神生活，需要一些超越性的东西。不管你有没有文化，像小说里有一个傻子，就是那样一个人，他发自本能地，一定要到远方去，自己都意识不到。他出去之后，未必能占有财富和繁华，但他再回来的时候，跟一直生活在那里的人是会不一样的。他站到了更高一点儿的地方。”
徐则臣的老家是苏北东海农村，小时候在村里，他觉得村庄是平的，后来建了楼房，他站在上边，才把周围看得清清楚楚。
“很多作家告诉大家黑暗，具有批判的勇气，这令人尊敬。”徐则臣说，“可是，我们还应该穿透那个黑暗。”
《耶路撒冷》的开头，徐则臣像是漂浮在夜空中的摄像师，俯视着眼前的世界。如同一个全景镜头，一辆列车在黑暗中驶过。
《耶路撒冷》是他早就想好的小说题目。他觉得这4个字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一定要为此写出一个故事。这不是一部讲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故事。这是一个中国故事。“这是我的写作习惯，大都是有了题目再写，很少写完再起题目的。”
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桌上给我演示完《耶路撒冷》的内在结构之后，已是北京东三环的傍晚，车水马龙里，灯光闪烁。他需要回到中关村附近的家里，收拾行李，第二天出发去美国，参加纽约书展。
中关村
在去美国之前，徐则臣和作家阿乙都出现在了麦克尤恩小说《甜牙》中文版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徐则臣在每个场合都非常认真细致地说话。阿乙则仿佛永远在走神。
在纽约，徐则臣和阿乙又出现在了同一场合。
当时的一则报道说，中国文学在纽约备受冷落。
徐则臣觉得这样的描述未必符合事实。“报道里说的那个时间点，读者们大都不在那儿，别的场也一样。”他对于别人看中国文学笑话，表示了不满。“中国人如果取得什么成就，大家就会在那猜，分析他获得这个东西是送礼了？行贿了？咱们已经没法像正常人那样去想问题了，凡事都先来阴谋论。”
那一趟行程，徐则臣不只去了美国，还去了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他们其实很想了解中国，带过去的书，一下就签完了。中国文学未必差到什么程度，人家是没有看到你。首先得让别人看到，才谈得上好坏。”
徐则臣带去美洲的是书是西班牙文版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版本的名字都译成《跑步穿过北京》。这是他第一部被翻译成西班牙文的小说。
前几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徐则成参加一个活动，看到台下站着一个大高个儿，两米左右。很多人坐着，他还站着。他过来说话，说自己住在北京，从北京飞到法兰克福，想翻译《跑步穿过中关村》。他很喜欢这部小说。“一个美国人，普通话太标准了，完全感觉不出是在跟一个老外聊天。”他们去了餐馆喝酒。这个老外Eric成了徐则臣的英文翻译。
徐则臣住在中关村附近。他写的中关村几乎是他每天看到的现实。《跑步穿过中关村》写的是几个在中关村卖盗版碟的小商贩。
“我绝对没有知识分子那种仰视的视角。”徐则臣觉得，作为一个作家，需要抵达他人的内心。“我们的很多问题就在于，你看一个罪犯，就认为他就是十恶不赦，一坨臭狗屎。他可能完全不是这样。我接触过那么多办假证的，他们如果不干这个职业，他完全和所有人一样。”
徐则臣出生在农村。但他在小说里描写农村的文字却并不多。
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有记者问徐则臣，中国是一个乡土文学的大国，你为什么不写乡土文学？
徐则臣说，乡土文学已经被莫言和贾平凹这一代人给写完了。“这个‘写完了’不是说我们不能再写，而是说，我怎么写都追不上前辈。我跟乡土的关系和莫言、贾平凹跟乡土的关系其实不同。贾平凹、莫言在城市待了三十多年，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未必有我们这些年轻人强烈。西北有个作家，只要他写小说，他必须回乡下老家写，在别的地方写不出来。”
他们不写城市的原因，徐则臣也不知道。他觉得，至少他们对城市的发现与表达远远没有他们对熟悉的那个乡村表达得更自然，更游刃有余。“他们肯定是中国乡土文学的高峰，但到那个点上已经开始衰落了。为什么？不是说后来写乡土文学的作家没有才华，或者才华不如他们。而是整个乡土社会在式微。你看欧洲，甚至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乡土文学的问题了，为什么？不是说他们没有过，他们曾经有过，但乡土社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到一定阶段以后，会自然而然地消亡。我们现在整天在说乡村的挽歌，看一个村庄消失，另一个村庄也在消失，我觉得这样一个哀叹更多的是审美上的、乡愁意义上的哀叹，真让你回去你还不乐意。”
徐则臣念了两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我这么一念，你的脑子里可能哗地出现一大片这些词所带来的联想。我们每个人的脑子对前现代的乡土文明都有一个数据库，每一个词你能想到跟这个意向相关的一些东西。”他停顿了一下，看着窗外，随口念了两句：“钢筋水泥混凝土，高楼大厦咖啡馆。”“这几个词意义很贫乏，背后完全没有任何审美的东西，但随着文学和社会的发展，一代代城市人对这些东西进行体认和表达，也会逐渐形成数据库，也许两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在说‘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时候，也会联想起一大片东西，到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城市文学可能已经是很发达了。” 说这些话时，徐则臣已经从美洲回到北京，坐在中关村的咖啡店里，喝的却是绿茶。莫言到哥伦比亚时说，他曾经梦到过和马尔克斯一起喝咖啡，而且咖啡有绿茶味。去了哥伦比亚的徐则臣则说，应该是绿茶里有咖啡味。“我在旅馆里烧水泡茶，发现烧水壶里有永远洗不掉的咖啡味。”
一回国，徐则臣就到天津领了一个小说月报百花奖。他获奖的作品是短篇小说《六耳猕猴》。写的是一个梦见六耳猕猴的人。
有一段时间，徐则臣连着做一个梦，跟连续剧似的。那时候他还小，小学在荒郊野外，学校后面有一片垃圾场，里面有一些废旧的教学器材。那里有一个乱坟岗子，学生不敢往那边跑。有时候，他会到那找一些教具玩儿，比如说坏了一点儿的算盘啊，尺子啊。有一天，在梦里，他看到一个破算盘，沿着他的身子爬上来了。“吓死我了，一下子就吓醒了。”那时候，他每天睡觉前都希望千万不要再做这个梦。谁知道，接着做了好几次。他不断地去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算盘。
“六耳猕猴就是心理上的魔障。”小说里的冯年，年过三十，事业家庭还没有稳定下来，承受不住，头脑里开始出现幻象。
“年轻的时候是应该到大地方去看看，但你混到一定的时候还混不出头，就要以退为进，不能让这样的生活成为鸡肋。”在这一刻，徐则臣看上去是一个老师，进入了“70后”的状态。“当你上有老下有小，你得考虑考虑别人。我有很多师弟师妹，想留在北京，我说你找到了很好的机会，那可以，但如果你找了一个非常烂的工作，何必在这呢？北京确实是有很多机会，但机会不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徐则臣是《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度评选的“青年领袖”之一。颁奖现场，当他看到主持人是蒋昌建时，非常高兴。“我原本一直想学法律，就是因为蒋昌建。”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获得冠军，作为复旦四辩的蒋昌建拿下最佳辩手。他是那个夏天里许多年轻人的新偶像。15岁的徐则臣觉得能这样慷慨激昂说话的一个职业就是律师了。
命运就是如此，大多数时候并不像你所希望的那样。他没有读法律系，而是读了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当了两年老师，考上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来到了北京。
罗生门
《耶路撒冷》看上去像是罗生门，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景天赐的死。“景天赐”可视作“现实”本身，“现实”本身不是纯粹的客体，也是主体的产物。世界的复杂性来源于此。
来到北京的徐则臣，从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死亡事件的报道。面对弟弟的死亡，姐姐陷入了道德困境。我们能够眼睁睁看着一个人即将死去而迟于行动吗？即便“死”对眼前之人是解脱？就如同安乐死一样，是医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
在虚构的世界里，徐则臣给这两个从报纸上看到的姐弟赋予了身份。
“我们的生活肯定会遇到进退维谷的时候，你最终还是要做出决定。小说里，当女孩面对她弟弟的时候，我必须给那个女孩充分的理由，救他能说得通，不救他，同样也能说得通。”在这方面，他花了很多功夫。女孩名字叫‘福小’，小地方觉得名字贱一点儿好养活，不能起太大。但为什么弟弟起名叫‘天赐’呢？这可一点也不小。因为男孩是要来续香火的。男尊女卑，姐姐从小心里有积怨。弟弟脑子有问题，有暴力倾向，拿个筷子就往别人屁眼里捅。当弟弟割破自己手腕的时候，她迟疑了，她心里有两种声音。最佳时间过去了，弟弟死掉了。初平阳看到了这一幕，也错过了时机。复杂性在于，我要给他们各种理由，像房间里的窗户一样，统统打开，最后怎么选择，在于自己。”
徐则臣在北京的夏天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空气冷了下来。我想起他写的《夜火车》，火车满载绝望，在黑夜里奔跑。
“既是绝望，也是妥协，整个人很懈怠，完全是随波逐流的状态。”徐则臣说，“如果让我现在回头去写，会有所不同，不是说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而是希望人物能够拨开现实的迷雾，能够看得更远一点儿。我觉得一个人，就像西西弗推石头，推上去就滚下来，但你还是要推。”
在《甜牙》的读书会上，徐则臣谈到了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会给你一个特别绝望的东西。托尔斯泰有一本小册子，谈精神出路，他真的是完全找不到路。但在小说里，还努力地让人们更宽容，给每一个人提供选择的机会。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很多人把小说写得很极端，那的确是有力量，但我还是喜欢托尔斯泰那样的。”
“安娜·卡列尼娜最后还是死了。”
“安娜的死是她在可供选择的众多情况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是成立的。这才是一个作家高明的地方。一个作家如果你把我所有的路都堵死了，让笔下的人物只有一条路走，这是偷懒的行为。作家应该不停地给人物制造岔路，让人物选择自己的那一条。如此这样，这个世界才有可能性。”
运河
从美洲回来之后，徐则臣开始看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和索萨的《丰饶的苦难》。他最近看得多的，还有研究晚清京杭大运河的书。他计划写一部关于这条运河的小说。
他曾经执教的大学所在的城市，是大运河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当初你做老师的时候，想过要离开这个职业吗？”我问他。
“做老师的时候，觉得挺烦人的，天天一成不变，人在里面尝不到创作的快乐。现在，我回头看，不是说做一个老师不能获得创造性的快乐，而是自己在当时根本不具备创造性的能力。有能力的话，同样的东西，在3个班，我可以讲得都不一样，而且每讲一次都会有拓展。”徐则臣说，“我现在北大给学生上创意写作课，觉得当老师还是挺好的。”
《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句话是：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这部45万字的小说流淌出的文字，就像京杭大运河那么长。徐则臣写了6年，到最后一章时，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尾。“我写到一颗豆子掉在了地上，福小她爸对天送说，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这话有点儿意思，我又看了一遍，突然觉得这里可以结尾了。”
小说写完之后，他给朋友看。朋友说，《圣经》里好像有这么一句话来着。他到《圣经》里找，没有找到。
《耶路撒冷》在过去的一年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