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巡游纪功七刻石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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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末期,从诸侯割据走向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实现统一的条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秦王政“承六世之余烈”,在尉缭、李斯、王翦、蒙武等辅佐下,经过十年苦战,终于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攻战日作,流血于野”生灵涂炭的局面,完成了彪炳千秋、统一中国的伟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大帝国。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自立名为始皇帝,废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分全国为36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里,形成一个中央—郡—县—乡—亭—里的统治体制,把宗法血缘政治改变为地域政治,从中央到地方,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后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增为40郡,至二世末为54郡。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以巩固发展统一中国的伟业为主旨,实行一系列改革创新:统一律令、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人同伦,车同轨”;重视发展农业、水利、交通,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融汇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为保卫、巩固国家领土版图抗御匈奴而建长城。秦始皇自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先后五次巡行天下,七次刻石。每次出巡随从众多,前呼后拥,相望于道。皇帝乘六匹马拉的辒辌金根车,共两辆:一辆为皇帝乘车,另一辆为副车。战国诸侯国君出巡,属车九乘。而秦灭六国,始皇出巡车队扩大到八十一辆。出巡车队前有桃木弓、芦苇矢以避邪,回程车队前有辟恶车,还有前驱车,浩浩荡荡,好不威风。
  始皇出巡,宣称是为“览省远方”,“东抚东土”,“周览东极”,“以省卒士”,“察民情”,“亲巡远黎”。其目的在于巡视东方疆域边境,安抚原属六国地区的臣民百姓,宣扬法制“除疑定法”,“匡饬异俗”,使臣民皆知法度,皆务贞良;宣扬皇帝“忧恤黔首,朝夕不懈”,从而颂扬皇恩浩荡。出巡显示了皇权威力,起到了震慑作用。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第一次出巡西北。沿洮水河谷大道到达渭水发源地陇西郡(郡治今甘肃临洮)及沿泾水到北地郡(郡治义渠县,今甘肃庆阳县西南),直达泾水上游的鸡头山(一名笄头山、崆峒山、牵屯山、簿洛山,在今宁夏隆德县东),过回中(今甘肃陇县西北,秦有行宫——回中宫),然后返回咸阳。秦统一全国后,始皇五次出巡,除第一次到西北,其余四次都是到东南方。
  《绎山刻石》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行郡县,第二次从咸阳出发经函谷关、洛阳、荥阳至东鲁邹县绎山(今山东邹城市东南绎山,亦名邹绎山、邹山、邾绎山,在今山东邹城市东南,或写作峄山)。绎山高五里,在山顶竖立第一幢刻石,是为《绎山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有其名,未载刻石原文。本刻石文是根据南唐徐铉摹本。
  (一)《绎山刻石》释文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①。戎臣奉诏,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②既献泰成,乃降莼惠③,亲巡远方④。登于绎山⑤,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
  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⑥,以箸经纪。
  全文二百二十三字。各刻石字数均包括始皇诏书和二世诏书。二世诏书,七刻石同一辞,刻于始皇诏书之后。本文统一将秦二世诏书,放在后面的秦二世东巡时。大夫合文算作两个字,七刻石均如此。
  《绎山刻石》注释:①“武义直方”,用武之意义是正义的。②“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指尊称秦始皇之父庄襄王为太上皇。③“莼惠”,散布恩惠。④“亲巡”,原文为古体字。⑤“绎山”,《史记》绎山的“绎”,不用山旁,用纟旁。现亦称“峄山”。⑥“乐石”,可制乐器的石头,磬在古时为乐器,故将做磬的石头称乐石。《绎山刻石》就是用这种石头刻的。《禹贡》“泗滨浮磬”,即泗水之滨的灵璧产这种磬石。绎山离灵璧不远,近在下游。用此磬石刻《绎山刻石》,故称“刻此乐石”。
  秦七刻石始皇诏书,除个别字句外,均为四言颂诗。二世诏书则为无韵之文。
  (二)《绎山刻石》传本、铭刻、传闻
  1.长安本。《史记》只载有《绎山刻石》之名而无其文。宋以前亦未见记载。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始以南唐徐铉摹本重刻于长安。此刻石现存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宋以后至今皆用徐铉《绎山刻石》之文。秦其他六刻石及二世诏书凡“皇帝”、“始皇帝”字样皆另行书之,长安本不另起行,且将始皇刻辞和二世诏书相衔接,故证明并非原式。
  2.《绎山刻石》在唐代即有复刻本,李潮《八分小篆歌》文又唐代诗人杜甫诗云:“绎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据此,唐时似有摹刻原拓本的“枣木传刻”本。
  3.唐《封氏闻见记》卷八称:“始皇刻石纪功……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然而历代拓者接踵而至。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焚之。诳称:野火焚。由于残缺不堪摹拓,但犹有上官求请。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置县廨,需则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安。今闻有《绎山碑》皆新刻之碑也。”
  4.绍兴本。为申屠騧在元至正元年(公元1340年)将徐铉摹本重刊于越庠之稽古阁,行款与长安本同,唯个别字略异。如攸字,中直相连,陀的阜旁作食旁等均非正例。
  5.江宁本。元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李处巽得绎山善本,二百二十有三字,刻石置之郡学止善堂。不知何时失中一段:自“登于绎山”的山字以下凡二十四字。明正德中,乔白岩补勒成之,黄谦跋后。但其石磷薄,断裂为二,后佚其大半。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曹养初睹其废而思复其旧,乃访旧本,命工重勒。李登为之跋,置江宁县学尊经阁下(详见严观《江宁金石记》卷之一)。吾邱衍《学古编》云:“李处巽于建康新刻,甚谬。”
  6.邹县本。宋张文仲刻本,佚。元宋德迺刻本《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云:“凡三石合为一碑,高五尺三寸五分,宽五尺六寸,在邹县。”又云:“碑文二石,凡十五行,字径二寸五分。后刻刘之美记文一石,行书八行,字体大小不等。”法伟堂《山左访碑录》未著录,《山东通志》金石卷四:“今佚”。容庚所得拓本分拓四纸,行款与《长安本》同,而笔画略异,石断裂并缺下截,至元年间刘之美为之跋,并称曾命工摹刻于其旁。
  7.青社本。佚。宋绍兴四年(公元1234年),李仲坦志云:“绎山秦刻,磨灭久矣。宋初惟江南徐铉有摹本。赞皇李建中传写得之。遗余曾祖金紫公,传子孙四世百年……今命善工勒于青社。”(《金石萃编》卷四,引于钦《齐乘》)
  《泰山刻石》
  始皇下邹绎山,随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遂登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在泰山所立之石是为《泰山刻石》。
  (一)《泰山刻石》释文
  皇帝临立,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①,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黎②,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③诵功德。治道运行,者产得宜④,皆有法式。大义箸明⑤,垂于后嗣{6},顺承勿革。皇帝躬听⑦,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昆嗣⑧。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全文二百二十三字。
  《泰山刻石》注释:①《史记》“二十有六年”,石本“廿有六年”。②《史记》“亲巡远方黎民”,石本“亲巡远黎”。③“祗”,恭敬。④《史记》“诸产得宜”,石本以“者”通假“诸”。⑤《史记》“大义休明”,石本“大义箸明”。⑥《史记》“垂于后世”,石本“垂于后嗣”。⑦《史记》“皇帝躬圣”,石本“皇帝躬听”。⑧《史记》“施于后嗣”,石本“施于昆嗣”。“施”,延续。
  原石高四尺九寸,形制似方非方,四面宽狭不等,自然随形,未加琢磨,四面环刻,三面为始皇时刻,一面为秦二世元年加刻的诏书和从臣名。
  (二)《泰山刻石》传本、铭刻、传闻
  1.《金石录》卷十三载:宋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封泰山,兖州太守献《泰山刻石》摹本,凡四十余字。
  2.宋庠镇东平时,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四十八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别刻新石,亲作后序。
  3.《广川书跋》载:江休复治奉符,患四方求者日至,刻其字于县廨,皆二世诏书。
  4.《泰山秦篆谱》。佚。宋刘跂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秋宿岳归来后刻。刘跂自序云:余既得墨本并碑之形象刻度以归。亲旧闻之,多来访问。倦于屡报,乃为此谱。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读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书之。其毁缺及湮灭不可见者七十有六,以《史记》文注其下。谱成揭壁间,久幽沈暗之迹,今遂历然。《学易集》卷六。
  5.李处巽本。佚。《金薤琳琅》引:申屠騧《会稽刻石》跋云:至元间,行台侍御史李处巽获刘跂所摹本,刊于建业郡庠。由是其迹仅存。至明杨士奇云:“应天府学(即江宁府学)有此刻石,余得之张士谦。”
  6.《安国本》。明安国(桂坡)旧藏。民国八年由艺苑真赏社印行。将残泐之字计内,计一百六十五字,今所见《泰山刻石》本,以此本最佳。此本经剪裱,与《绛帖》略有异同。又因其石花板滞,安国钤有“天下第一稀有”,但识者断定其从《秦篆谱》出而非原拓。
  7.《五十二字本》。亦为艺苑真赏社民国八年印行,亦安国所藏。仅刻石南面七行。
  8.《二十九字本》。石佚,拓本存。为江邻几刻,好事者移于泰山上。由于原碑材既薄,易于破碎,被弃于榛莽中,明代人许某搜得,置于碧霞元君祠中,乾隆五年毁于火。翻刻甚多,如:《岱庙本》、聂钅攵《泰山本》、阮元《北湖祠塾》本、孙星衍《平津馆》本、蒋因培《泰山本》、吴云《焦山》本等等,今存十字;陈沣《学海堂》本,又翻此十字本。亦有人认为,十字本所拓泰山刻石系秦二世于前209年东巡泰山时所刻诏书残石,为嘉庆二十年泰安尹蒋伯生从岱顶碧霞祠侧玉女池中搜得,后移至岱庙。光绪十六年曾被盗,又被知县毛蜀云找回。
  9.宋《绛帖》本。凡一百四十六字,即从刘跂《泰山秦篆谱》缩临。
  《琅邪刻石》
  始皇及从臣从泰山下来,沿渤海东行到琅邪郡琅邪县(秦二十六年灭齐所设,县治今山东青岛市胶南市琅邪镇),登琅邪山。皇帝很喜欢此地,驻跸三个月。徙百姓三万户,免除徭役十二年作琅邪台(在今山东青岛市胶南市西南)。琅邪台共三层,三面环海。所刻石是为《琅邪刻石》(亦称《琅邪台刻石》)。
  (一)《琅邪刻石》释文
  维廿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①。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②分职,诸治经易③。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④,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⑤。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穆。
  全文四百二十六字。
  《琅邪刻石》注释:①“抟”与专字同。“揖”与辑字通,和同,齐一。②“方伯”,意为一方之长。这里指郡守。③“经”通“径”,简单,直接。“经易”,简单易行。④“流沙”,指我国西北沙漠地区。⑤“大夏”,一说为古国,即巴克特里亚,建都于阿姆河南岸之监氏城(今阿富汗巴尔赫)。《淮南子·坠形训》云:“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山海经》、《周逸书》中均载其名。西汉张骞通西域,曾亲临大夏其地。其时大夏已为月氏人征服,其地分置五部翎侯。一说在先秦史籍中泛指极北地区,秦代仍沿用之,并非指地处我国西北之大夏国。
  始皇在琅邪时,琅邪人著名方士徐巿上书,言海中有三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在琅邪驻跸三月后,向南到彭城(秦县,今江苏徐州),斋戒祷祠,欲出周鼎,使千人在泗水捞周鼎未获。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到湘山祠(今湖南岳阳西),取道汉水流域,上自南郡,从武关返回咸阳。
  (二)《琅邪刻石》传本、铭刻、传闻
  1.残碑。秦七刻石仅存此《琅邪刻石》残石十三行,八十四字,为二世诏书及从臣名。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2.文勋本。佚。据《苏东坡集》卷二十三载:“苏轼《书琅邪篆后》云: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亲巡东方海上。登琅邪观日出,乐之忘归。徙黔首三万家台下。刻石颂秦德焉。二世元年,复刻诏书其旁。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者至二世诏书俱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岁在壬午,至今熙宁九年丙辰,凡一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苏轼来守高密,得旧纸本于民间,比今所见,犹为完好。知其存者磨灭无日者。而卢江文勋,适以事至密。勋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笔意,仍摹诸石置超然台上。”
  3.严可均写本。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八月,严可均据《史记》载《琅邪刻石》碑文,仿家藏旧拓本样式,重写全文,字形大小悉依残碑真迹。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周昌富钩摹上石,每半页十三行,行四字,凡十八页。后有周昌富、沈善登、吴云、严辰、顾恩来五人跋。
  4.《秦金石刻辞》。罗振玉据明拓本收入。
  5.日本《碑法帖大观》第三辑第十卷。日本过本胜已选,日本骎骎堂出版。
  《之罘刻石》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春季第二个月第三次出巡东行,路线同第二次。途经齐鲁地区至阳武博浪沙(今河南中牟)时,遇到早已埋伏在此地的张良与其雇佣的力士的伏击,误中副车,未伤及秦始皇。始皇行至之罘,登之罘山(在今烟台市芝罘半岛)。立石,是为《之罘刻石》。
  (一)《之罘刻石》释文
  维廿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照临于海①。从臣嘉观,原念休烈②,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③,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④,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全文二百二十三字。
  《之罘刻石》注释:①《史记》“临照于海”,石本“照临于海”。②“原念”,追念,回忆。“休”,美好,“烈”,功业。③“回”,邪恶,奸回。“辟”,邪僻。④“燀”,炽盛。
  (二)《之罘刻石》传本、铭刻、传闻
  1.《金石录》卷三。赵明诚云:“按《史记》: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两碑,今皆磨灭。独二世诏书二十余字仅存。秦篆遗文才二十一字,云‘于久远也,如后嗣为……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后人凿石取置县廨。”
  2.《集古录跋尾》卷二。其文与绎山碑、泰山碑二世诏语同,而字画皆异。《集古录目》则云:“疑后人传模”。
  3.《汝帖》。五行,行三字,共十四字,行款及大小皆改易,非原式。
  4.宋庠《赐书堂本》。都穆所见较《汝帖》多“御史大夫臣”五字。
  《东观刻石》
  立《之罘刻石》后,始皇在之罘岛上往东行至东观(在今威海市荣成市成山头),又刻一石,是为《东观刻石》,又称《之罘东观刻石》。《东观刻石》与《之罘刻石》,汉后亦有人称《之罘二碑》。
  (一)《东观刻石》释文
  维廿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①。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②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③,咸有章旗④。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全文二百二十三字。
  《东观刻石》注释:①“昭”与“照”字通。“昭临”与“临照”意思相同。②“阐”,开拓。③“昭设”,明确设立。“备器”,器用,主要指为统一度量衡而设立的标准器具。④“章旗”,章程,标志。
  (二)《东观刻石》传本、铭刻、传闻
  《金石略》载:郑樵云:“《之罘山刻石》可辩者十九字”。又云:“之罘大篆可辩者六十余字”。
  《碣石刻石》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第四次出巡。目的地是碣石和北方边塞。到碣石,始皇在此驻跸(行宫遗址在北戴河金山嘴)。使燕人卢生与韩人方士韩终、石生、侯公求仙人羡门、高誓的不死药。刻碣石门,是为《碣石刻石》,亦称《碣石颂》、《碣石门刻石》。
  原石不存,本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而《史记》此文起兀突,与他刻石相较,疑有脱简。前人亦多以为“遂兴师旅”之前,应如他刻石有何年始皇亲巡碣石,及兴师旅之原由,文义始完足。《史记》《碣石刻石》文前段只有息、服、域三韵在之部,尚缺三韵。后段平、阻、抚、序、所、知,六韵在鱼部,也和他刻石皆六韵为一段者不同,且平字非韵(江有诰认为:“当作宇”)。多认为前缺三十六字,正一简之文。明代孔昭孔传伪本,也知《史记》之缺。
  碣石,在今河北省境内,东临渤海。具体方位有几说:一说在今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一说即今昌黎西北碣石山。另有一说在今辽宁绥中县海滨。碣石门已沦入海。据今人考证,《碣石石刻》原址在北戴河区附近海域。
  (一)《碣石刻石》释文
  遂兴师旅①,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②,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③。堕坏城郭,决通川防④,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⑤,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全文一百八十七字。
  《碣石刻石》注释:①“遂”,于是。“遂兴师旅”,此句文起突兀,从语气和文义上看,上面当有脱文。②“文”,与武相对,包括文化教育、典章制度。“复”,与“覆”字通,庇护。③“初一”,初次统一。“泰平”,太平。④“决通川防”,挖通六国利用河川堤防筑成的军事障碍物,这与上面提到的“堕坏城郭”和下面的“夷去险阻”,都是对六国残余势力的防范措施。⑤“久”,“来田”,是就时间上区分的两种农民。“久”,“为久田者”,即长期在秦国耕垦的农民。“来田”,指从他乡迁来垦荒的农民。
  (二)《碣石刻石》传本、铭刻、传闻
  1.郦道元《水经》漯水注谓:“汉司空王横言:往者天曾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张折云:碣石在海中,沦于海水也。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届海滨,海水北涌,城垂沦者半。王横之言,信而有征。碣石入海,非无证矣。”
  2.孔昭孔本。有钱泳、王绍兰、杨沂孙为之作跋。
  3.吴俊本。有石刻、木刻双钩二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刻。
  秦始皇父子东巡时的碣石宫遗址即北戴河金山嘴秦行宫遗址,分布在北戴河金山嘴一带,是规模较大的建筑群。现已在横山发掘一万六千平方米,仅为建筑后半部分。与辽宁绥中县墙子里发现的秦宫遗址属于同一个大的建筑体系,是“秦之国门碣石宫”的一部分。
  《会稽刻石》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第五次巡游。左丞相李斯从,右丞相去疾留守,近侍赵高等从,少子胡亥请从,始皇许之。从咸阳出发,出武关(在今陕西省洛县西南丹江北岸),沿丹水(即汉江支流丹江)、汉水流域至云梦(在今湖北境内,地跨江、汉之间),又沿江东下,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一作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浮江下,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今杭州)临浙水,水波恶,及西百二十里从狭处渡。上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祭大禹,望于南海(此处实指今东海),而立刻石,是为《会稽刻石》。
  (一)《会稽刻石》释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①。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齐庄②。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③。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④,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息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⑤,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⑥,有子而嫁,倍⑦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⑧诚。夫为寄{9},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轨度{10},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11}。从臣
  诵烈,请刻此石,光陲休铭{12}。
  全文三百六十七字。本文据石本。石本与《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载《会稽刻石》文)有
  出入,详见注释。
  《会稽刻石》注释:①《史记》“德惠修长”,石本“德惠攸长”,“攸”,长久,攸远。②《史记》“黔首斋庄”,石本“黔首齐庄”,齐,都。“齐庄”,全都端庄。③《史记》“追首高明”,石本“追道高明”,追溯事物的开端。④“倍”,通“悖”,违谬。⑤“通”,通晓,洞察。⑥“饰”,通饬,整饬,整治。“省”,通“眚”,过错。⑦“倍”,通“背”,背弃。⑧“絜”,与“洁”字同。{9}“”,公猪。“寄”,把自己的公猪寄放到别人家母猪处,使母猪受孕。谓之“寄”,这里指主动乱搞男女关系的男人。{10}《史记》“皆遵度轨”,石本“皆遵轨度”。{11}“舟舆不倾”,车和船不会倾覆。譬喻政治平稳,局势安定。
  {12}“铭”,记载。
  (二)《会稽刻石》传本、铭刻、传闻
  1.申屠騧本。严可均曰:“元申屠騧以家藏旧本重刻于绍兴学宫。审视字划,似经临写。遇缺损漫漶处,皆以意补。故首尾完美。自唐宋以来,号为能篆者,如王文秉、郭忠恕、梦英等皆祖阳冰,惟徐铉及元之刘惟一能师秦篆。是刻雄健不及绎山,而整饬过
  之。或即惟一等所临写。”(《铁桥金石跋》一)
  2.钱泳本。翻刻于清乾隆五十七年。李亨特跋云:秦《会稽刻石》,诸书记载俱云在秦望山(杭州境内),宋时已不可得。元至正初,推官申屠騧曾以旧本重抚,与徐铉《绎山刻石》表里刻之。置诸郡庠。乾隆五十五年,余来守是邦,访之惟《绎山碑》独存,其《会稽刻石》一面,已为石工磨去,良可惜也。因检旧藏申屠氏本,嘱金匮钱君泳,双钩勒于
  原石,仍还旧观,以与好古家共之。
  3.焦山本。刻于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
  年),翻刻钱泳本,向万钅荣跋云:秦《会稽刻石》久不可得。乾隆间会稽太守李亨特据申屠騧本补刻于《绎山刻石》之阴,今渐漫漶。余藏有旧拓,因商之陈寅谷,属鹤洲僧勾刊四石,嵌置定慧寺丈室壁间。
  (《焦山续志》卷三)
  4.日本本。刻于安政四年七月,即咸丰七年
  (公元1857年)。源知足跋云:高规千叶氏藏双钩本,五世于今矣。去岁余借观之……有井田乐之者,市人也,喜学篆法,并读说文,来询于余。余偶出此碑示之。乐之云:“是今不摹刻,后世不可复见”。
  遂捐资刻之。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郑芸青复重摹上石,其字较申屠騧本大,形神俱失,盖乃后人临本。
  5.俞樾本。共二十七字,有光绪三十三年(公
  元1890年)端方跋,长洲陈伯玉刻。
  《秦二世诏书》
  始皇一行,自会稽返回时,从江乘(县治今江苏句容市北)渡江,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登荣成山至之罘,在此用弩射大鱼。然后登陆,取道临淄西归。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始皇得了重病,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东南)。在宦官赵高、李斯等阴谋策划下,杀
  太子扶苏,由幼子胡亥继位,是为二世皇帝。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循始皇例,东巡郡县,李斯等从。到碣石,并沿海南至会稽。在秦始皇所刻石旁刻上二世诏书及随从大臣名,以彰先帝
  成功盛德。
  (一)《秦二世诏书》释文
  皇帝曰①:“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②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
  请。”制③曰“可”。
  《二世诏书》全文七十九字,七刻石均此一辞刻于秦始皇刻石之后。有些传本,《会稽刻石》无二世诏书,而根据《史记》载:“二世元年,东行郡县,
  到碣石,至会稽,而尽刻始皇刻石”。
  《二世诏书》注释:①“皇帝”,此处指秦二世。
  ②“称”,相称。③“制”,皇帝的命令。
  小结
  以上所考述的秦七刻石,共1874字。其文载于《史记》的有六篇,《绎山刻石》有名无文。秦始皇刻石为昭示万代,而秦七刻石在秦亡后,因其为秦纪功颂德,被后世反秦者特别是统治者破坏。今仅存《琅邪刻石》十三行残碑一块,为二世诏书及从臣名,计八十四字。还是在秦亡后,被凿下扔入海中,至近两千年后才捞起,已被海水冲刷,造成若干似屋漏痕的水沟。秦七刻石,经考证,真正属于秦代原刻者,仅存此残刻石十二行半,八十四字。现存
  中国国家博物馆。余皆荡然无存。
  对秦七刻石,从唐代起,历经宋、元、明、清直至近代,著述很多。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最详。秦七刻石,传为秦相李斯以秦统一全国后通行的秦文(秦篆体)篆写,故也是秦统一文字的标准和历史见证。其用笔劲秀圆健,结构严谨,为秦篆的代表作。秦七刻石是传世书法篆刻艺术的瑰宝。它记载着秦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基本制度政策以及民风民俗道德观等等方面的丰富史料,反映了秦始皇坚持国家统一,坚持以法治国,实行中央集权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励精图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谋求长治久安,“诛乱除害”,兴利致福,注意发展生产,发展交通,兴修水利,力求“诸产繁殖”,重视农业,树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证明秦人博大而宽广的胸怀,高瞻远瞩的卓识,讲求实干、实效,不尚繁文缛礼。从秦始皇七刻石中也可以感受到:秦人具有积极向上,不断进取,注重实利和长远利益,如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货币。兴修的水利流传至今,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是实践有效的历史见证。秦始皇七刻石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学术等方面研究价值。秦七刻石在统一之后还特别提出“显陈旧章”,并有群臣颂扬,“孝道显明”,表明秦始皇善于
  继承弘扬本国历史的优秀传统。
  秦从地处西陲(郭沫若认为是泛指西方边陲),到秦襄公(公元前777年)始建国,穆公时(公元前659年)发展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为七雄之首,最后统一神州,终成皇帝之业。基本上是二三百年有个大变化。发展较快的时期是秦国推行社会变革的时期。孝公时用商鞅变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秦国影响最大的是周文化,秦文化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外倾开放型系统。秦人从一个游牧部落发展到诸侯国,直至统一中国,是不断开拓进取的结果。从秦立国起就加强与山东六国交往,吸取六国各方面积极因素,不断丰富和发展,网罗六国人才,广招重用客卿;招徕三晋地区的人到秦国垦荒等等,大大促进了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秦国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国富兵强,素质不断提高,全面增强了国力,以至在战国七雄中,国力最强。战国末期,从诸侯割据走向全国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当时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消灭六国,实现统一全国的条件。秦王嬴政抓住历史机遇,清理整肃了内部;镇压了嫪毐的叛乱,免去了吕不韦;起用尉缭、李斯、王翦、蒙武等有才能者。又调整了对付六国的战略策略,从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统一战争。经过十年苦战,终于消灭了割据称雄的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秦始皇统一后继承发扬先祖治国的优良传统、制度、国策,实行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措施,贯彻实行郡县制,将宗法血缘政治改造为地缘政治,将秦国社会文化制度、优良传统推广到全国。秦以“不师古富有创造性”为其制度特征,使秦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秦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促进多民族国家的融汇统一、和睦相处等等,对这份宝贵遗产进行认真总结研究,对传承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秦王朝建立后,推行创建的一套影响此后两千余年的
  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不可低
  估。
  秦七刻石的文字内容,也证实了秦始皇是很有作
  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具雄才大略,不愧为千古一帝。
  另一方面,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利用阴阳家“五德始终说”为其专制主义制造迷信神学依据。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崇尚黑色,规定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加重严刑酷法。实行“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造成巨大破坏,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时代,推行文化专制。被后世统治者也不同程度的继承了。穷奢极欲,修建阿房宫、骊山墓以及在阪上建六国宫殿,先后进行五次大巡行,求长生不老药,多次去东海求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人力,加上繁重的徭役、赋税、残酷的刑罚,加重了人民的灾难,使得封建政权和人民的矛盾加深并激化。在秦始皇生前,就有聚集起来反抗者:刘邦率众反于丰西泽,英布领骊山刑徒,在今长江鄱阳湖一带进行武装斗争;彭越聚众于巨野
  泽,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乘机进行反秦。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七月薨于沙丘平台,终年五十岁。胡亥继位,为秦二世皇帝。九月始皇葬骊山。秦二世更残暴:“税民深者为良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使秦“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赋敛愈重,戍徭无已”,“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秦二世的残暴庸碌,促使秦早亡。公元前209年7月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大起义。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率军进入咸阳,秦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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