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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再生教授新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有三大特点：一、增添新内容，力求全面展示中国近代音乐史全貌；二、评判公允，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三、求史以信，真实再现历史原貌。同时书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关键词】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治史观
山东师范大学刘再生教授是中国音乐史学界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多年来，他笔耕不辍，潜心学术研究，成果颇多，曾在《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特别是他的代表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自原版至修订版2010年1月第四次印刷以来，已印刷14次，印数达五万余册，在中国音乐史学界乃至整个音乐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已年届七旬的他，仍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研究心态，新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以下以“新著”代之）就是继他《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姊妹篇。
“新著”于2009年7月正式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在装帧设计上给人以朴素大方的视觉享受外，还插入了179幅与内容相关的珍贵历史图片，以及附赠一张含有135首（部）作品音响资料的MP3教学光盘。图片和音响的“交相辉映”，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与直观性，更令读者读来有声有色，爱不释手。
“新著”保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一书在撰写体例上的特色，即仍以一个个专题的形式梳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刘教授以“音乐文化不同时代特色为分期依据”，将全书分为清末民初、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四个历史时期，共分为四编，编下共设90个专题来“梳理我国近代音乐产生与发展之脉络。突出音乐家及其作品为史学本体，结合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表演、音乐思想等各个方面阐述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之来龙去脉。”[1]每个专题都用一个小标题来概括，“或概括历史事件”，如专题1的标题“封建皇朝的没落”告诉我们“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专题2的标题“自西徂东” 提供给我们“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国国土”的信息；“或评价历史人物”，如专题25的标题“提倡美育、以西衡中”是在评价音乐家柯政和及其发起的北京爱美乐社；“或引述音乐家核心话语”（这种标题居多），如专题7的标题“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就是引用李叔同的话来评价学堂乐歌的先驱者沈心工的”；……这些都“立足于以历史事实证实历史本来面貌。”[2]笔者拜读后对该著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择其要点略发数端，望专家、学者们指正！
一、增添新内容，力求全面展示中国近代音乐史全貌
“新著”增加了很多曾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过突出贡献却被很多音乐史专著忽略了的学者、教育家、音乐家。正如黄旭东教授所讲：“就研究、编写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史来说，……不应当割断历史。而是应当根据音乐史实，从蔡元培、萧友梅到冼星海、聂耳，凡是为我国近代音乐文化事业做出贡献、做过有益事情的教育家、音乐家（不仅是作曲家，也不仅仅是中国音乐家，还包括当年在华工作的外籍音乐家），不管其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人，……都不应忘记，尤其是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又有代表性的教育家、音乐家的思想理论及其活动都应当给予科学总结，给予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3]与以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著相比，刘教授这样的史学思维尤为突出，这些新内容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我国近代早期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代表人
例如，专题12“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史学大师王国维的音乐论著”，作者单设一个专题来评价在常人看来似乎和音乐没有多少关系的史学家、思想家——王国维、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我国第一部戏曲史论著……为现代以科学观念方法研究我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在音乐学界同样具有广泛影响。”[4]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位维新派的领袖，曾是近代音乐教育的大力倡导者。其中，“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1898）…‘令乡皆立小学…教以文史、算术…歌乐’中所提‘歌乐’，为康有为对音乐教育早期之力荐，有首倡之功。”[5]总之，他们“对推动近代教育的发轫和学堂乐歌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6]，对他们进行评价和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二）近代有一定业绩和贡献而被遗忘或埋没的音乐家
例如：专题23“搜集传统曲牌 改良记谱方法——李华萱搜集、整理传统音乐业绩”一节，作者详细的论述了20年代李华萱在音乐理论与教材编写出版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尤其在采集、整理传统音乐方面，李华萱和刘天华一样做了拓荒性工作，成绩斐然……”[7]。
（三）在华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音乐家
“就音乐文化领域而言，有相当一批外籍在华音乐家，尤其是在人材的培养上，做出了贡献，中国人民是不应该把他们遗忘的……”[8]。在 “新著”中，作者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评价他们，如：专题30“西洋管弦乐队的一颗东方明珠——梅百器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一节，作者详述了梅百器对于近代中国管弦乐事业建设和对中国音乐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专题40评论了中国近代钢琴教学的奠基人——查哈罗夫；专题53评论了一位以中国音乐为素材、中国文化为题材创作多种西方音乐形式的唯一外籍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这些“外籍音乐家对于中国音乐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已经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9]
另外，作者在新著中还增加了不少“历史细节”式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变得有滋有味，使人读来更具亲切感，拉近了历史距离。试举几例：
1.“上海国立音乐院”是如何成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
当代学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人，当初在学到“上海国立专科学校”一节时，或许脑海中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个疑问：“在建校初期（1927年11月27日）就以‘国立音乐院’冠名的近代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怎么就很快（1929年8月20日）又变成‘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了？”就笔者所知，以往的近现代音乐史书均少（或未）涉及其中的缘由，而在刘教授的“新著”中（专题35），作者回答了这个问题：“1929年暑假期间，由于留校学生须交纳杂费、音乐院面临降格为专科学校、有的教师幕后操纵等原因，引发了一场‘学潮’…参加学潮的…十余名学生在按教育部训令暂行停办国立音乐院后离开学校……1929年8月20日，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0] 2.聂耳是如何溺水身亡的？
聂耳是一位罕见的音乐天才，可惜他英年早逝，一生只活了23岁。关于他的死，以往的近现代音乐史专著只写“溺水身亡”，但对于他具体在日本身亡的经过，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想，刘教授在“新著”中则给出了答案：“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朝鲜朋友李相南、房东滨田实泓的姐姐丸山小姐及九岁的外甥厚，他们共四人一起到鹄沼海滨去游泳。那天，风浪很大……聂耳在水深齐胸的地方独自游。一个多小时后，另三个人都上了岸，却不见聂耳……他们连忙通知监视听。房东滨田实泓得到消息，赶到海岸，那已是傍晚六时左右。第二天……在游泳地点西南约30米处的海底，打捞起了聂耳的遗体。……看到聂耳口里流着少些血，头上也出了少许血，经医生检验为溺水窒息而死。藤泽町町长签发了死亡认许书。”[11]……类似的问题，有翔实的史料依据，令人信服。
二、评判公允，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
正如刘教授“新著”后记所言：“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其中或多或少涉及与主流意识形态之分歧。究竟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真实，还是屈从与权利话语而惟命是从……历史研究的目的，能否保持科学独立品格，还是成为依附于某种政治意志的附属品，涉及写作宗旨的功利性与客观性问题……是著者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思考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达到的一种境域。”[14]以下试举几例：
（一）科学看待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之正负面影响
正如作者书中所言：“我们既不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原因，将他们统统斥值之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也不排除其中少数传教士怀着‘奴化’中国人目的或者抱着‘扩张主义’心态从事宗教活动”。[15]传教士狄考文夫妇来华，使中国产生了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近代第一部具影响力的介绍西方基本乐理的著作—《乐法启蒙》……。
（二）实事求是评价王洛宾
1994年4月——1995年6月，就王洛宾民歌创作的“著作权”问题，音乐界引起了一场论辩。刘再生教授也写文章[16]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批评‘王洛宾热’现象的某种不正常状况时避免抹煞王洛宾在采集、改编和传播西北地区民歌中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真正按照实事求是的准则来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17]王洛宾在搜集、整理、改编、创作“西部歌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在作者“新著”中，专设一节（专题56）“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搜集、改编‘西部歌曲’”来纪念那位为传统音乐做出贡献的人，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了王洛宾先生的功与过。
（三）公正评判陈洪
陈洪先生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开基创业者之一，也是三四十年代所谓“学院派”音乐思想的代表者之一，尤其是他“对于‘国乐’概念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学院群音乐家的主张……他的‘新国乐’，成为现代中国音乐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18]历史上，他却因自己曾经发表的《战时音乐》一文，长期蒙受过不白之冤。[19]刘教授在“新著”中，独设一节（专题66），公正评判这一现象。指出：“在一些音乐史著作中，陈洪这篇文章长期被歪曲为‘音乐与抗战无关’的错误观点加以评判……学术论辩如果被不正常地演化为宗派对立情绪乃至政治性质批判，使学术问题引入政治化、阶级斗争化‘误区’，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一种不良后果。”[20]，从中足以看出作者直言不讳，探求真理的学术品格。
总之，作者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对于重新解读中国近代音乐史有着特殊意义。
三、求史以信，真实再现历史原貌
“一部历史著作，要能够成为‘信史’，首先必须具有‘史料’和‘史实’的可信性。”[21]作者也云：“史料是构建历史科学的重要基础科学。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之‘史实’更是史料之精华部分。”[22] “新著”写作过程中，作者本着“信史”的原则，或直接取材于国内外学者（当然也包括作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携“旧史料”于仍在世的近代音乐家或其后人、友人进行核对、订正……总之，尽可能使论述真实可信，力求有根有据、原原本本再现历史原貌。
（一）“新史料”的发掘，真正改写了音乐史
1.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堂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的“唱歌选抄”
以往我们都认为，学堂乐歌是产生于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采用日本或欧美曲调填写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歌唱形式。然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的“唱歌选抄”史料的发现[23]，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学堂乐歌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有了重新梳理的必要。因此作者在孙继南先生“重要发现”的基础上，又发表专文《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24]，得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文会馆唱歌选抄’中的10首歌曲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批‘乐歌’”[25]之新的历史结论。为了真实再现历史之本来面目，作者将此文重新编辑加工后，积极纳入“新著”（即专题3“我决心将生命献给中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贡献”和专题4“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的‘唱歌选抄’”）之中，改写了学堂乐歌的历史，填补了以往近现代音乐史书的空白。
2.我国最早的救亡歌曲——“五三惨案”后国立音专师生谱写的8首歌曲
在专题34“勿忘国耻 警钟长鸣——抗日救亡初期的歌曲创作”一节，作者引用《革命与国耻》特刊“编者志”[26]中“我们刚要编成本院院刊付印发行的时候，革命的气势发展甚速，到了济南忽发生日兵武力戕害我军民的一大波折，时为‘五三’……我们全院同人，义愤幽忧，只有尽其在我，发表几首歌曲，增印特刊……”一段史料综合其他史料，得出《革命与国耻》特刊中所载的8首歌曲创作完成时间在1928年5月30日之前，“这是目前所知我国第一批救亡歌曲作品，说明音乐界最早谱写救亡歌曲的是国立音乐院代院长萧友梅率领下的一批爱国师生。”[27] “8首歌曲”使得我们对早期的救亡歌曲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作者在文末进一步指出：“历史评价如果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将有悖于历史的客观性与公正性”[28]，足以看出作者公允待史的治学态度。 （二）有根有据地对一些史料进行订正与质疑
1.对音乐家生卒年的订正
书中每一位音乐家，只要从相关的史料中能找出根据，作者都尽可能的将其生卒年详细到年月日，并对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记录予以订正。例如：专题23填李华萱的出生日期时，作者“经由山东艺术学院人事处档案资料中查阅，李华萱于1958年‘干部登记表’中亲笔填写出生日期为1895年11月24日”[29]；专题28，作者对郑觐文（1872-1935.2.24）的去逝日期进行了订正，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传记写1935年1月20日乃是阴历，按阳历应为1935年2月24日。”[30]；……这些“看似简单，却不仅需要查阅许多参考资料，进行辨析考证，还要尽可能与这些音乐家的后人或友人取得联系，力求准确，体现对音乐家生命的尊重。”[31]
2.对某些音乐常识重新进行订正
（1）关于“常州第五中学”校名的订正
“常州第五中学”培养出不少名人，近代著名音乐家像刘天华、储师竹、刘北茂等均就读于该校。作者认为：“近代史料中俗称‘常州第五中学’，或简称‘常州五中’，均非正式校名。其前身为‘常州府中学堂’，始建于1907年11月15日，创建人为屠宽。1913年7月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任童斐为校长。……1929年9月改称‘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现名‘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与目前‘常州市第五中学’非同一学校。”[32]
（2）关于“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学校及归国时间”的订正
以往对于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学校及归国时间的说法多有讹误。“如学校名称有‘上野美术专科学校’、‘上野高等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院’等18种异说；归国时间多写为‘1910年毕业回国’。”[33]刘教授在“新著”中引用刘晓路《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兼谈李叔同研究中的几个误区》[34]的研究成果，积极更正了以往的误说，得出：“正确校名应为‘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时间应为1911年3月29日。”[35]
四、值得商榷之处
世无十全十美之物，何况一部刚刚出版的新著。笔者试举几例，在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与专家们商榷：
（一）一些“重要信息”的遗漏
例如在书中第130页，注释二第8行“……1924年5月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制年。”具体学制是多少年（后经笔者查阅资料，具体学制为五年）？是作者遗漏了，还是编辑的问题？再如书中第226页第5行“…刚到国立音专时，黄自、应尚能、韦瀚章三人住在一起。由于都是单身汉，一起开伙食，韦瀚章烧菜，应尚能煮饭，黄自说他不会烧菜、煮饭，不好意思吃现成的，由他负责洗碗。
（二）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内容
例如在专题5“洋洋之声触耳皆是——近代西式军乐队的传入”一节，作者引用著名音乐家韩国鐄先生的观点指出赫德乐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人组成的管弦乐团……”[39]；而在书中第44页第12行，却说“‘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是我国近代第一支由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这两种观点明显是相互矛盾的，赫德乐队肇始与1885年，即使到该乐队重组，也是1902年，而我们从“‘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比1923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创建乐队要早十四年……”[40]可以推测出“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成立于1909年；因此，“‘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是我国近代第一支由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的说法是不妥的，而应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支全部由少年儿童组成之乐队。”[41]
（三）少数民族音乐史的遗漏
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有爱国音乐家共同创造的历史，它有汉族的，也应该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正如杜亚雄先生所言：“……中国史领域中，注意力集中于汉族音乐史的研究，对少数民族音乐史关注不够，其结果是汉族音乐史取代了中国音乐史。”[42]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在中国音乐史上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为汉族音乐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二是为其本民族音乐发展做出的贡献”[43]。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如果缺了少数民族这一块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至少用一个专题对他们进行一个轮廓性的描述，我想这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愚昧的想法和建议，不足之处还请广大专家、学者指正！
参考文献
[1][2][4][5][6][7][9][10][11][12][13][14][15][18][20][21][22][27][28][29][30][32][33][37][39][40][41]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7）.
[3][8]黄旭东.应还近代音乐史以本来面目 要给前辈音乐家以科学评价——评汪毓和先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史>[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8（3）.
[16][17]刘再生.批评者，批也，评也——对“王洛宾热”现象的思考[J].人民音乐，1994（10）.
[19]戴鹏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的<战时音乐>[J].音乐艺术，2002（3）.
[23]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J].音乐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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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国乐改进社编[M].音乐杂志，1928（4）.
[34]刘晓路.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兼谈李叔同研究中的几个误区[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8（1）.
[36]孙海.萧友梅留德史料新探[J].音乐研究，2007（1）.
[38]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近代部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
[42][43]杜亚雄.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中国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J].中国音乐，2005（2）.
作者简介：董郑峰（1984—），男，山西阳城人，硕士，讲师，现供职于长治学院音乐舞蹈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国音乐史及音乐作品分析研究。
【关键词】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中国近代音乐史；治史观
山东师范大学刘再生教授是中国音乐史学界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多年来，他笔耕不辍，潜心学术研究，成果颇多，曾在《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等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特别是他的代表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自原版至修订版2010年1月第四次印刷以来，已印刷14次，印数达五万余册，在中国音乐史学界乃至整个音乐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已年届七旬的他，仍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研究心态，新著《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以下以“新著”代之）就是继他《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姊妹篇。
“新著”于2009年7月正式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在装帧设计上给人以朴素大方的视觉享受外，还插入了179幅与内容相关的珍贵历史图片，以及附赠一张含有135首（部）作品音响资料的MP3教学光盘。图片和音响的“交相辉映”，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感与直观性，更令读者读来有声有色，爱不释手。
“新著”保留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一书在撰写体例上的特色，即仍以一个个专题的形式梳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发展脉络。刘教授以“音乐文化不同时代特色为分期依据”，将全书分为清末民初、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四个历史时期，共分为四编，编下共设90个专题来“梳理我国近代音乐产生与发展之脉络。突出音乐家及其作品为史学本体，结合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表演、音乐思想等各个方面阐述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之来龙去脉。”[1]每个专题都用一个小标题来概括，“或概括历史事件”，如专题1的标题“封建皇朝的没落”告诉我们“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专题2的标题“自西徂东” 提供给我们“西方传教士踏上中国国土”的信息；“或评价历史人物”，如专题25的标题“提倡美育、以西衡中”是在评价音乐家柯政和及其发起的北京爱美乐社；“或引述音乐家核心话语”（这种标题居多），如专题7的标题“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就是引用李叔同的话来评价学堂乐歌的先驱者沈心工的”；……这些都“立足于以历史事实证实历史本来面貌。”[2]笔者拜读后对该著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择其要点略发数端，望专家、学者们指正！
一、增添新内容，力求全面展示中国近代音乐史全貌
“新著”增加了很多曾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有过突出贡献却被很多音乐史专著忽略了的学者、教育家、音乐家。正如黄旭东教授所讲：“就研究、编写中国近代音乐文化史来说，……不应当割断历史。而是应当根据音乐史实，从蔡元培、萧友梅到冼星海、聂耳，凡是为我国近代音乐文化事业做出贡献、做过有益事情的教育家、音乐家（不仅是作曲家，也不仅仅是中国音乐家，还包括当年在华工作的外籍音乐家），不管其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人，……都不应忘记，尤其是做出过重要贡献而又有代表性的教育家、音乐家的思想理论及其活动都应当给予科学总结，给予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3]与以往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著相比，刘教授这样的史学思维尤为突出，这些新内容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我国近代早期思想界、教育界、学术界代表人
例如，专题12“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史学大师王国维的音乐论著”，作者单设一个专题来评价在常人看来似乎和音乐没有多少关系的史学家、思想家——王国维、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我国第一部戏曲史论著……为现代以科学观念方法研究我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在音乐学界同样具有广泛影响。”[4]康有为、梁启超这两位维新派的领袖，曾是近代音乐教育的大力倡导者。其中，“康有为的《请开学校折》（1898）…‘令乡皆立小学…教以文史、算术…歌乐’中所提‘歌乐’，为康有为对音乐教育早期之力荐，有首倡之功。”[5]总之，他们“对推动近代教育的发轫和学堂乐歌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影响”[6]，对他们进行评价和论述是十分必要的。
（二）近代有一定业绩和贡献而被遗忘或埋没的音乐家
例如：专题23“搜集传统曲牌 改良记谱方法——李华萱搜集、整理传统音乐业绩”一节，作者详细的论述了20年代李华萱在音乐理论与教材编写出版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尤其在采集、整理传统音乐方面，李华萱和刘天华一样做了拓荒性工作，成绩斐然……”[7]。
（三）在华做出重要贡献的外籍音乐家
“就音乐文化领域而言，有相当一批外籍在华音乐家，尤其是在人材的培养上，做出了贡献，中国人民是不应该把他们遗忘的……”[8]。在 “新著”中，作者也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评价他们，如：专题30“西洋管弦乐队的一颗东方明珠——梅百器与‘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一节，作者详述了梅百器对于近代中国管弦乐事业建设和对中国音乐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专题40评论了中国近代钢琴教学的奠基人——查哈罗夫；专题53评论了一位以中国音乐为素材、中国文化为题材创作多种西方音乐形式的唯一外籍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这些“外籍音乐家对于中国音乐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已经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9]
另外，作者在新著中还增加了不少“历史细节”式的内容，这些内容使得原本枯燥乏味的历史变得有滋有味，使人读来更具亲切感，拉近了历史距离。试举几例：
1.“上海国立音乐院”是如何成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
当代学过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人，当初在学到“上海国立专科学校”一节时，或许脑海中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个疑问：“在建校初期（1927年11月27日）就以‘国立音乐院’冠名的近代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怎么就很快（1929年8月20日）又变成‘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了？”就笔者所知，以往的近现代音乐史书均少（或未）涉及其中的缘由，而在刘教授的“新著”中（专题35），作者回答了这个问题：“1929年暑假期间，由于留校学生须交纳杂费、音乐院面临降格为专科学校、有的教师幕后操纵等原因，引发了一场‘学潮’…参加学潮的…十余名学生在按教育部训令暂行停办国立音乐院后离开学校……1929年8月20日，国立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0] 2.聂耳是如何溺水身亡的？
聂耳是一位罕见的音乐天才，可惜他英年早逝，一生只活了23岁。关于他的死，以往的近现代音乐史专著只写“溺水身亡”，但对于他具体在日本身亡的经过，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想，刘教授在“新著”中则给出了答案：“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朝鲜朋友李相南、房东滨田实泓的姐姐丸山小姐及九岁的外甥厚，他们共四人一起到鹄沼海滨去游泳。那天，风浪很大……聂耳在水深齐胸的地方独自游。一个多小时后，另三个人都上了岸，却不见聂耳……他们连忙通知监视听。房东滨田实泓得到消息，赶到海岸，那已是傍晚六时左右。第二天……在游泳地点西南约30米处的海底，打捞起了聂耳的遗体。……看到聂耳口里流着少些血，头上也出了少许血，经医生检验为溺水窒息而死。藤泽町町长签发了死亡认许书。”[11]……类似的问题，有翔实的史料依据，令人信服。
二、评判公允，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
正如刘教授“新著”后记所言：“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其中或多或少涉及与主流意识形态之分歧。究竟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真实，还是屈从与权利话语而惟命是从……历史研究的目的，能否保持科学独立品格，还是成为依附于某种政治意志的附属品，涉及写作宗旨的功利性与客观性问题……是著者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思考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达到的一种境域。”[14]以下试举几例：
（一）科学看待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之正负面影响
正如作者书中所言：“我们既不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原因，将他们统统斥值之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也不排除其中少数传教士怀着‘奴化’中国人目的或者抱着‘扩张主义’心态从事宗教活动”。[15]传教士狄考文夫妇来华，使中国产生了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近代第一部具影响力的介绍西方基本乐理的著作—《乐法启蒙》……。
（二）实事求是评价王洛宾
1994年4月——1995年6月，就王洛宾民歌创作的“著作权”问题，音乐界引起了一场论辩。刘再生教授也写文章[16]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在批评‘王洛宾热’现象的某种不正常状况时避免抹煞王洛宾在采集、改编和传播西北地区民歌中曾经做出的历史贡献，真正按照实事求是的准则来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17]王洛宾在搜集、整理、改编、创作“西部歌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在作者“新著”中，专设一节（专题56）“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搜集、改编‘西部歌曲’”来纪念那位为传统音乐做出贡献的人，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了王洛宾先生的功与过。
（三）公正评判陈洪
陈洪先生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开基创业者之一，也是三四十年代所谓“学院派”音乐思想的代表者之一，尤其是他“对于‘国乐’概念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学院群音乐家的主张……他的‘新国乐’，成为现代中国音乐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18]历史上，他却因自己曾经发表的《战时音乐》一文，长期蒙受过不白之冤。[19]刘教授在“新著”中，独设一节（专题66），公正评判这一现象。指出：“在一些音乐史著作中，陈洪这篇文章长期被歪曲为‘音乐与抗战无关’的错误观点加以评判……学术论辩如果被不正常地演化为宗派对立情绪乃至政治性质批判，使学术问题引入政治化、阶级斗争化‘误区’，在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一种不良后果。”[20]，从中足以看出作者直言不讳，探求真理的学术品格。
总之，作者客观、辩证地看待历史现象，对于重新解读中国近代音乐史有着特殊意义。
三、求史以信，真实再现历史原貌
“一部历史著作，要能够成为‘信史’，首先必须具有‘史料’和‘史实’的可信性。”[21]作者也云：“史料是构建历史科学的重要基础科学。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之‘史实’更是史料之精华部分。”[22] “新著”写作过程中，作者本着“信史”的原则，或直接取材于国内外学者（当然也包括作者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或携“旧史料”于仍在世的近代音乐家或其后人、友人进行核对、订正……总之，尽可能使论述真实可信，力求有根有据、原原本本再现历史原貌。
（一）“新史料”的发掘，真正改写了音乐史
1.中国近代最早的学堂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的“唱歌选抄”
以往我们都认为，学堂乐歌是产生于20世纪初期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采用日本或欧美曲调填写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歌唱形式。然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的“唱歌选抄”史料的发现[23]，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学堂乐歌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有了重新梳理的必要。因此作者在孙继南先生“重要发现”的基础上，又发表专文《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24]，得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文会馆唱歌选抄’中的10首歌曲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批‘乐歌’”[25]之新的历史结论。为了真实再现历史之本来面目，作者将此文重新编辑加工后，积极纳入“新著”（即专题3“我决心将生命献给中国——传教士狄考文夫妇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贡献”和专题4“中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乐歌’——山东登州《文会馆志》中的‘唱歌选抄’”）之中，改写了学堂乐歌的历史，填补了以往近现代音乐史书的空白。
2.我国最早的救亡歌曲——“五三惨案”后国立音专师生谱写的8首歌曲
在专题34“勿忘国耻 警钟长鸣——抗日救亡初期的歌曲创作”一节，作者引用《革命与国耻》特刊“编者志”[26]中“我们刚要编成本院院刊付印发行的时候，革命的气势发展甚速，到了济南忽发生日兵武力戕害我军民的一大波折，时为‘五三’……我们全院同人，义愤幽忧，只有尽其在我，发表几首歌曲，增印特刊……”一段史料综合其他史料，得出《革命与国耻》特刊中所载的8首歌曲创作完成时间在1928年5月30日之前，“这是目前所知我国第一批救亡歌曲作品，说明音乐界最早谱写救亡歌曲的是国立音乐院代院长萧友梅率领下的一批爱国师生。”[27] “8首歌曲”使得我们对早期的救亡歌曲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作者在文末进一步指出：“历史评价如果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将有悖于历史的客观性与公正性”[28]，足以看出作者公允待史的治学态度。 （二）有根有据地对一些史料进行订正与质疑
1.对音乐家生卒年的订正
书中每一位音乐家，只要从相关的史料中能找出根据，作者都尽可能的将其生卒年详细到年月日，并对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记录予以订正。例如：专题23填李华萱的出生日期时，作者“经由山东艺术学院人事处档案资料中查阅，李华萱于1958年‘干部登记表’中亲笔填写出生日期为1895年11月24日”[29]；专题28，作者对郑觐文（1872-1935.2.24）的去逝日期进行了订正，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传记写1935年1月20日乃是阴历，按阳历应为1935年2月24日。”[30]；……这些“看似简单，却不仅需要查阅许多参考资料，进行辨析考证，还要尽可能与这些音乐家的后人或友人取得联系，力求准确，体现对音乐家生命的尊重。”[31]
2.对某些音乐常识重新进行订正
（1）关于“常州第五中学”校名的订正
“常州第五中学”培养出不少名人，近代著名音乐家像刘天华、储师竹、刘北茂等均就读于该校。作者认为：“近代史料中俗称‘常州第五中学’，或简称‘常州五中’，均非正式校名。其前身为‘常州府中学堂’，始建于1907年11月15日，创建人为屠宽。1913年7月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任童斐为校长。……1929年9月改称‘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现名‘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与目前‘常州市第五中学’非同一学校。”[32]
（2）关于“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学校及归国时间”的订正
以往对于李叔同在日本留学学校及归国时间的说法多有讹误。“如学校名称有‘上野美术专科学校’、‘上野高等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院’等18种异说；归国时间多写为‘1910年毕业回国’。”[33]刘教授在“新著”中引用刘晓路《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兼谈李叔同研究中的几个误区》[34]的研究成果，积极更正了以往的误说，得出：“正确校名应为‘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时间应为1911年3月29日。”[35]
四、值得商榷之处
世无十全十美之物，何况一部刚刚出版的新著。笔者试举几例，在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与专家们商榷：
（一）一些“重要信息”的遗漏
例如在书中第130页，注释二第8行“……1924年5月学校升格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制年。”具体学制是多少年（后经笔者查阅资料，具体学制为五年）？是作者遗漏了，还是编辑的问题？再如书中第226页第5行“…刚到国立音专时，黄自、应尚能、韦瀚章三人住在一起。由于都是单身汉，一起开伙食，韦瀚章烧菜，应尚能煮饭，黄自说他不会烧菜、煮饭，不好意思吃现成的，由他负责洗碗。
（二）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内容
例如在专题5“洋洋之声触耳皆是——近代西式军乐队的传入”一节，作者引用著名音乐家韩国鐄先生的观点指出赫德乐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人组成的管弦乐团……”[39]；而在书中第44页第12行，却说“‘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是我国近代第一支由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这两种观点明显是相互矛盾的，赫德乐队肇始与1885年，即使到该乐队重组，也是1902年，而我们从“‘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比1923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创建乐队要早十四年……”[40]可以推测出“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成立于1909年；因此，“‘上海贫儿院管弦乐队’是我国近代第一支由国人组成的西式管弦乐队”的说法是不妥的，而应是“我国近代最早一支全部由少年儿童组成之乐队。”[41]
（三）少数民族音乐史的遗漏
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是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有爱国音乐家共同创造的历史，它有汉族的，也应该有其他少数民族的。正如杜亚雄先生所言：“……中国史领域中，注意力集中于汉族音乐史的研究，对少数民族音乐史关注不够，其结果是汉族音乐史取代了中国音乐史。”[42]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在中国音乐史上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为汉族音乐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二是为其本民族音乐发展做出的贡献”[43]。一部中国近代音乐史，如果缺了少数民族这一块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至少用一个专题对他们进行一个轮廓性的描述，我想这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愚昧的想法和建议，不足之处还请广大专家、学者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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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J].音乐研究，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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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杜亚雄.少数民族音乐史是中国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J].中国音乐，2005（2）.
作者简介：董郑峰（1984—），男，山西阳城人，硕士，讲师，现供职于长治学院音乐舞蹈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中国音乐史及音乐作品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