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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这个以前仅在少数高端人群中讨论的词，现在正与包括中产阶层在内更大范围人群的联系渐行渐近。世界银行每五年对各成员国净移民进行统计，从中发现，2000年以后中国净移民持续流出的态势未变，而且在数量上跃升到了一个百万级别。2009～2013年间，世行估计中国净移民输出150万人，位列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之后，排名第四位。
与以往移民潮集中在低端劳动力和出国留学人员不同，近年来移民的方式主要以技术移民为主，投资移民也正在日益被广泛接纳。这种“人才+资本”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移民危机。
中国移民危机内外因
收入差距决定全球移民流向。从全球净移民国家分布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发达国家仍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国，而中国、印度、非洲、南美国家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国，高收入国家仍然对低收入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技术移民门槛提高，投资移民日渐兴盛是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新特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收入、福利、环境等优势，一方面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为代表提升技术移民门槛，筛选出素质较高的群体，以优化本国的人口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以欧洲国家为代表，为缓解债务压力，逐步放开投资移民限制，吸引海外高净值人群，帮助经济复苏。由于忌惮对本国就业的冲击，对于低端劳动力则采用严格的配额制度。这种政策设计对中国的冲击是严峻的：一方面中高端人才流出，拉低了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存量，拖累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增长差距；另一方面，低端劳动力滞留国内，加大了就业和社保的压力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加剧是引发跨国移民潮的内因。近年来，我国区域间的不平衡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区域间相对收入差距扩大使劳动力向发达省份聚集，欠发达地区形成了“经济放缓——人口流失——需求下降——经济进一步放缓”的恶性循环。2003年排名前五与后五省份的人均GDP离差值是21023.8元，而2012年该离差值扩大至48557.8元，增长了230%。另一方面，发达省份，随着人口的集聚，资源瓶颈愈发突出，拥挤、污染等大城市病日益暴露；更为要紧的是，随着区域失衡的加剧，引发政策调控的风险也在加强，其中收入分配政策首当其冲，以房产税和遗产税为代表的资产性收入调整或将成为突破口。这两方面就使得高净值人群的归属感日益淡薄，移民倾向逐步加深。
当前中国仍处于投资驱动的重工业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主导产业，经济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仍然处于恶化阶段，这对应于中国仍处在库茨涅茨（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即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之前，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越高的省份，收入差距反而更大。但相关研究从省际间基尼系数的分布出发，得出高净值人群所在的发达省份内部的基尼系数反而要低于欠发达地区，这种反差即反映移民输出对发达省份的收入平衡作用。
存量漏出：移民加剧潜在产出下行
在增量要素逆转的背景下，移民带来的存量要素漏出加剧了潜在产出下行。劳动力、资本、土地是三大基本生产要素。随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开启，劳动力总量供给下降，结构问题突出；而国内储蓄也暴露出长期拐点，这些因素指向了廉价劳动力、资本供给时代行将结束，这也是我国潜在产出拐点下行的重要依据。
经测算，现有情形下，每年高净值人群移民约拉低潜在产出0.5个百分点。根据前述分析，本轮移民潮的主要群体是中高端技术人才和高净值人群，后者一般指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社会群体。截至2012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了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他们的平均财富在4900万元以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发达省份，调查显示约有50%的高净值人群表示考虑投资移民，其中10%确定要投资移民。
我们按照300万高净值人群，平均财富5000万元，按调查得出的确定投资移民比例10%计算，我国潜在财富漏出量是15万亿元。考虑到平均年龄39岁，故按30年分布计算，每年财富漏出约0.5万亿元。再考虑到制度套利因素，即取得国外身份后，继续在国内经营，这部分比例按50%估计，因此每年的移民对中国财富的漏出量约为2500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仅以金钱衡量的资本存量流出就占到当前GDP的0.5%左右。
逆向而流：移民拖累产业结构升级
移民使得中高端人才流向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相逆，不利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点内容，提高服务业和高端制造行业的比重，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是未来结构调整的方向，特别是要占据产业链附加值高端，这部分劳动参与者主要为具备卓越眼光的企业家和较高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因此高端人力资源投入成为经济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但高净值人群和技术人才的移民带来资本与人力的外流与结构调整的方向相逆。
另外，移民还会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向低水平均衡靠拢。根据有关调查，我们发现，中西部欠发达城市，以劳务输出大省——甘肃为例，产业结构多集中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初级加工行业（农业、能源、矿产），以及餐饮、物流等初级服务业；东部沿海城市，以广东为例，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阶段，以第二产业和初级服务业为主，高端服务业产业占比不高；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上游，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其结构的主要特征。
不仅如此，移民还将导致发达地区中高端人才流出，延缓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步伐，而随着一系列生活成本抬升，国家区域平衡政策引导，低端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这将使得东部产业面临空心化的风险，从而使我国区域发展被动地在低水平形成均衡。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政策调整的风险，都加剧了中国高端人群移民的输出，而决策层忌惮失控的结果导致收入分配改革一再推迟，遗产税、房产税久拖未决，这些并不会改变移民预期，反而会强化移民输出的持续性。原有增长模式愈发不可持续，而移民又大大拖累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在市场对长期改革都抱以乐观心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移民之殇。
[编辑 陈俊伶]
E-mail：cjl@chinacbr.com
与以往移民潮集中在低端劳动力和出国留学人员不同，近年来移民的方式主要以技术移民为主，投资移民也正在日益被广泛接纳。这种“人才+资本”的流出模式，折射出经济转型期，潜在产出下滑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移民危机。
中国移民危机内外因
收入差距决定全球移民流向。从全球净移民国家分布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发达国家仍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国，而中国、印度、非洲、南美国家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国，高收入国家仍然对低收入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
技术移民门槛提高，投资移民日渐兴盛是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新特点。发达国家凭借自身收入、福利、环境等优势，一方面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为代表提升技术移民门槛，筛选出素质较高的群体，以优化本国的人口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以欧洲国家为代表，为缓解债务压力，逐步放开投资移民限制，吸引海外高净值人群，帮助经济复苏。由于忌惮对本国就业的冲击，对于低端劳动力则采用严格的配额制度。这种政策设计对中国的冲击是严峻的：一方面中高端人才流出，拉低了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存量，拖累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增长差距；另一方面，低端劳动力滞留国内，加大了就业和社保的压力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加剧是引发跨国移民潮的内因。近年来，我国区域间的不平衡有愈演愈烈之势。一方面，区域间相对收入差距扩大使劳动力向发达省份聚集，欠发达地区形成了“经济放缓——人口流失——需求下降——经济进一步放缓”的恶性循环。2003年排名前五与后五省份的人均GDP离差值是21023.8元，而2012年该离差值扩大至48557.8元，增长了230%。另一方面，发达省份，随着人口的集聚，资源瓶颈愈发突出，拥挤、污染等大城市病日益暴露；更为要紧的是，随着区域失衡的加剧，引发政策调控的风险也在加强，其中收入分配政策首当其冲，以房产税和遗产税为代表的资产性收入调整或将成为突破口。这两方面就使得高净值人群的归属感日益淡薄，移民倾向逐步加深。
当前中国仍处于投资驱动的重工业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仍是主导产业，经济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仍然处于恶化阶段，这对应于中国仍处在库茨涅茨（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即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点之前，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越高的省份，收入差距反而更大。但相关研究从省际间基尼系数的分布出发，得出高净值人群所在的发达省份内部的基尼系数反而要低于欠发达地区，这种反差即反映移民输出对发达省份的收入平衡作用。
存量漏出：移民加剧潜在产出下行
在增量要素逆转的背景下，移民带来的存量要素漏出加剧了潜在产出下行。劳动力、资本、土地是三大基本生产要素。随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开启，劳动力总量供给下降，结构问题突出；而国内储蓄也暴露出长期拐点，这些因素指向了廉价劳动力、资本供给时代行将结束，这也是我国潜在产出拐点下行的重要依据。
经测算，现有情形下，每年高净值人群移民约拉低潜在产出0.5个百分点。根据前述分析，本轮移民潮的主要群体是中高端技术人才和高净值人群，后者一般指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社会群体。截至2012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了270万人，平均年龄为39岁。他们的平均财富在4900万元以上，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发达省份，调查显示约有50%的高净值人群表示考虑投资移民，其中10%确定要投资移民。
我们按照300万高净值人群，平均财富5000万元，按调查得出的确定投资移民比例10%计算，我国潜在财富漏出量是15万亿元。考虑到平均年龄39岁，故按30年分布计算，每年财富漏出约0.5万亿元。再考虑到制度套利因素，即取得国外身份后，继续在国内经营，这部分比例按50%估计，因此每年的移民对中国财富的漏出量约为2500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仅以金钱衡量的资本存量流出就占到当前GDP的0.5%左右。
逆向而流：移民拖累产业结构升级
移民使得中高端人才流向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方向相逆，不利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重点内容，提高服务业和高端制造行业的比重，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是未来结构调整的方向，特别是要占据产业链附加值高端，这部分劳动参与者主要为具备卓越眼光的企业家和较高技术水平的专业人员，因此高端人力资源投入成为经济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但高净值人群和技术人才的移民带来资本与人力的外流与结构调整的方向相逆。
另外，移民还会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向低水平均衡靠拢。根据有关调查，我们发现，中西部欠发达城市，以劳务输出大省——甘肃为例，产业结构多集中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初级加工行业（农业、能源、矿产），以及餐饮、物流等初级服务业；东部沿海城市，以广东为例，处于转型升级的爬坡阶段，以第二产业和初级服务业为主，高端服务业产业占比不高；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上游，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是其结构的主要特征。
不仅如此，移民还将导致发达地区中高端人才流出，延缓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步伐，而随着一系列生活成本抬升，国家区域平衡政策引导，低端制造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这将使得东部产业面临空心化的风险，从而使我国区域发展被动地在低水平形成均衡。
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速的回落以及政策调整的风险，都加剧了中国高端人群移民的输出，而决策层忌惮失控的结果导致收入分配改革一再推迟，遗产税、房产税久拖未决，这些并不会改变移民预期，反而会强化移民输出的持续性。原有增长模式愈发不可持续，而移民又大大拖累了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在市场对长期改革都抱以乐观心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警惕移民之殇。
[编辑 陈俊伶]
E-mail：cjl@chinacb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