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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5年前三季度各省的经济数据，重庆以11%的经济增速再次领跑全国。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这已是这座中国内陆最大的城市第7次蝉联GDP增速季度冠军了。
近几年，重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是：它的经济却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从2007年至今，重庆GDP增速始终位居全国前列，从未跌出过前5位。即便是在中国步入新常态、整体经济破7的今天，它仍罕见地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尽管可能更容易获得国家这样那样的优惠政策，但区位条件不足、城乡差距过大、贫困人口较多、高端人才稀缺等制约因素，使得它发展经济的综合条件，与其他省市相比并不占优，甚至更加困难。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曾认为，“重庆是一处不容易搞起经济的地方。”
从具体的经济数据看，重庆经济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
这两年，在全国工业企业低迷的环境下，重庆工业可谓是一枝独秀，不仅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增长连续几年排名第一，而且利润增长每年都在20%以上，稳居全国第一。今年前三季度，在工业39个行业大类中，有37个保持增长，增长面超过九成。
与此同时，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远高于全国。前三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574.77亿元，同比增长1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3518.99亿元，增长2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8个百分点。
重庆的快速发展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
10月10日至11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亲自率队前往重庆调研。他表示，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同时认真研究重庆提出的意见建议，继续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重庆经济增长的领先优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一方面，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仍维持着较高增长;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布局的新兴产业也已开始崭露头角。
据重庆统计局副局长张富民透露，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185.3%;光缆增长123%;新型金融业增加值超164亿元，增速达63%。“新的亮点虽然体量还不大，但都非常有前途，正在接续发力，形成新动力。”
“重庆内在优势包括发展思路较清晰、人口红利和土地充足，以及沿海地区的制造业继续西进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庆大学经济工商与管理学院教授姚树洁说，“因此，重庆的发展速度在未来五到十年仍将领先全国。”
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四川省财政的主要来源。自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沿海的开放，这座内陆城市的经济优势开始逐渐丧失。1997年成为直辖市后，重庆的支柱产业一度只剩下了一个摩托车产业。
“那个时候，摩托车在整个工业板块中是一枝独大，没有其他的替代。摩托车市场稍微打个喷嚏，重庆经济就要大受影响。”重庆市政府一位负责政策研究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天，重庆已经形成了汽车、电子、化工、机械、钢铁等多点支撑的产业体系。其中，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去年的产值都超过了5000亿，成为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产业都有生命周期，有的是处于成长期，有的是处于衰弱期。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行业都有可能不景气，只有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东方不亮西方亮，整个经济才能持续向好。”这位官员说。
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秀模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较快的增长，与该市长期重视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关系，一直把抓工业作为重庆经济的第一要务。
“这在其他很多省是达不成共识的。现在有些地方都提把服务业搞上去才是一个发达地区。但重庆不是北京、上海，底子薄、贫困人口多，不抓工业怎么行？”王秀模说，“重庆不仅是抓，而且是常抓不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重庆市长黄奇帆因为懂金融被人称为“金融市长”，但他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反而超过了金融业。他一再告诫重庆市各区县的负责人，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
2012年11月，孙政才就任重庆市委书记。图/中新
2000年，重庆市的工业产值只有1000亿元，到2014年已超过20000亿元。排除物价因素，14年间实际增长12倍。目前，重庆工业企业贡献了全市近50%的税收，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占到全市总量的1/3以上。
在抓工业的过程中，重庆对支柱产业的确立非常慎重。比如电子信息产业重庆本来没有，他们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于是，决定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
通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如今重庆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基地，全球每生产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来自重庆。
与此同时，重庆对一些过剩产能行业严格限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前述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前些年，水泥行业很风光，全国遍地开花，重庆有几个县也想搞，但市政府坚决不同意，时任市长王鸿举对市发改委主任说，“你要再敢批一吨水泥，我就拿你是问。”
另一个例子是钢铁。10年前，全国钢产量1.8亿万吨的时候，重钢集团的产量是600万吨，去年全国钢产量达到十几亿万吨，重钢的产能依然是600万吨，10年没有增加一吨产能。 “这是因为当时我们保持了相对的理性和冷静，所以当这两年很多省经济出现滑坡的时候，重庆仍然能保持较快的增速。”这位官员说。
重庆抓实体经济发展产业，不是靠简单的扩大规模，而是注重增长方式的创新。按黄奇帆的话说，模式创新比“血拼”更有智慧，更可持续。
之前，沿海地区生产笔记本电脑主要是组装，零部件、原材料都从外面运，组装完再运往外地销售。这种加工贸易产业链很短，一台电脑只有大约15%的增加值能留在中国，而含金量最高的研发和结算都在海外。
台湾宏基集团的施正荣曾对此提出过一个“微笑曲线”理论。他认为，在产业链中，价值最丰厚的领域在曲线两端：设计和销售，而中间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只能赚辛苦钱。
这种加工贸易在中国沿海已发展了20多年。最近几年，由于劳动力等成本要素结构发生变化，不少加工贸易订单开始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如何把这一块经济既能保持，又能克服既有的缺陷？
重庆给出的答案是延伸产业链，推行集群发展。
“简而言之，产业集群就是在一定区域内汇集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让企业各取所需，实现协同发展。”重庆市经信委总经济师涂兴永说。
自2008年起，重庆通过引进惠普、宏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形成了5大品牌商、6大代工商和860多家零部件厂商的产业集群。
重庆市人大副主任、市发改委原主任杨庆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代工商负责为品牌商总装电脑，但所需的零部件，代工商不会都自己生产，绝大部分由零部件厂商提供。代工商与品牌商之间，长期会形成一种战略同盟。因此，只要说服它们，其他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企业自然就会跟随而来。
这个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形成后，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涵盖了高附加值的研发和结算环节，而且使80%的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如今，重庆每生产一台电脑，有70%的产值能够留在本地。
对产业集群的优势，黄奇帆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中国沿海，各省的代工商不会超过两个，你有富士康，他有英业达，一山不容二虎，互相分隔开来。但重庆却集聚了6大代工企业，它们生产的网络终端产品占到了全球的90%。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好的格局，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会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对重庆来说总体平衡，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今年重庆电子产业的利润增长了57%。他解释说，就是因为860家零部件企业，大部分投产了，物流成本极大下降，整体效益体现出来了。他预计，今年重庆电子产业的产值增速仍会超过15%。
这种集群发展的方式，目前已成为重庆推进产业的重要抓手。
2014年，重庆又确立了十大新兴产业，包括芯片、物联网、机器人、石墨烯、页岩气等。而推进这些产业的方式无一例外，都是集群发展。有报道称，在重庆永川，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聚集了70多家专门从事机器人研究和制造的企业。
左图/长安福特马自达重庆二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
据悉，今年上半年这十大新兴产业的产值已达到700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1500亿元，到2020年将达到万亿元以上，成为重庆未来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力。
2014年，重庆进出口贸易大约是95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有6000多亿元，在14000亿元的GDP中所占比接近50%。经济外向度（即进口总额与GDP之比）在全国31个省份中位列第八。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重庆的经济外向度为何能超过很多沿海、沿边省份？
王秀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首先得益于重庆人敢于冲破思想的禁锢。“过去提开放，都是沿海沿边的事，内陆只能跟着沿海梯度开放。实际上，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命题，更受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大约在2007年左右，重庆提出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设想。当时，重庆既没有国家级的枢纽交通，也没有口岸，更没有保税区。而短短六七年后，重庆就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合一”开放格局。
由于有了这些开放的条件，使得重庆的外资企业大量入驻。重庆的进出口贸易从六七年前的60多亿美元，增长到如今的近千亿美元，每年的增速都在50%以上。
与此同时，重庆引进的外资也大幅度增加。原来中国每年1000多亿美元外资，沿海八个省就占了800多亿，整个西部地区只有两三百亿。而现在，重庆已连续4年每年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
王秀模说，可不要小看这100亿美元，这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技术、市场和人才，加速推动一个地方的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
对于重庆对开放的探索，黄奇帆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开发、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
重庆开放高地的建设，不仅为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中国广大内地的开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2013年11月公布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内陆开放的部分很多就借鉴了重庆的经验。
黄奇帆本人还参与了《决定》第七部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起草工作，并在三中全会后担任全会宣讲团成员。 “不要看不起重庆，”黄奇帆自信地说，“中国东西部对外开放观念及体制、机制差距，有望在5至10年间消失。如果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拉平’了，我们开放的红利还可以比较高地增长，比如15%、20%的增长，再增长十年、五年不是问题。”
重庆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除了大胆创新、扎实工作外，也离不开大规模的基建。稳定的基建投资，不但成为拉动经济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构建了重庆得以被外企相中的基础。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完成投资超过2700亿元，投资增速高达17.3%。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张富民直言不讳地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稳投资是非常重要的。”而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大项目的推动，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旧城改造、轨道交通等。
重庆的投资不仅规模巨大，且以国资为主导。根据重庆财政部公开披露的数据，重点项目投资中，国资主导的占比为67%，市场主导的占33%。为支撑如此水平的投资，重庆构建了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系统。
重庆以渝富公司统领与支撑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主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等资金来源充实资本金，之后在扩大的资本金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
由于投入巨大，重庆的债务问题一直被外界所关注。有舆论认为，重庆市政府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之所以还能延续神话，就在于中央财政、金融机构、大型央企源源不断的向重庆注资。
对这种质疑，重庆虽然多次否认，声称其债务完全在安全范围之内，但对于发展动力上存在的结构问题，仍有足够的警醒。
黄奇帆就曾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重庆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
他说，西部大开发十多年来，开放度和内需拉动都不足，使得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若投资额和地区生产总值（GDP）接近1比1，继续扩大投资将违背发展规律。
据统计，重庆2011年投资额已经上升到GDP的80%左右。因此，黄奇帆认为重庆必须跳出西部大开发前期发展的惯性，即不再过分依赖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拉动，而是要更多依靠改革和扩大开放，利用市场的手段加速度发展。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重庆经济增速虽然仍在国内名列前茅，但已明显放缓，下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前述负责政策研究的重庆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5年下半年的数据看，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已经出现了萎缩。
这让重庆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市政府一方面加快培育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产业、石墨烯、高端交通装备轻合金材料等十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也把目光瞄准了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的建设。
尽管较早就提出了金融中心的目标，但由于上海、北京以及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重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为了与北京的金融机构总部中心与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相区别，重庆将目标定位为离岸金融结算中心。
黄奇帆曾解释，新加坡的资本市场在世界上不起眼，行政总部也不怎么多，但新加坡是一个金融中心，离岸贸易堆积了它巨额的离岸金融的中心，各种金融结算的中心。
“我们很努力地想要学习新加坡，把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搞到重庆来。”他说，“把这些业务做上去，能够推动重庆成为一个内陆的金融中心。”
为此，重庆一直希望能成为中国与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落户城市。中新前两个合作项目分别是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
在黄奇帆看来，90年代的苏州产业园是搞工业，21世纪初天津生态城搞的是房地产，第三个合作项目重点则是服务贸易、金融、物流等，正是重庆所希望的。对此，他甚至表示，重庆与新加坡合作“比单独成立一个重庆自贸区还有意义”。
现在看来，重庆如愿以偿。2015年11月6日，习近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宣布，双方将正式启动“以重庆市为运营中心”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这表明，重庆击败了另两座西部城市——成都和西安，终于拿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合作项目。
舆论普遍认为，随着以互联互通和服务业为主的中新合作项目落户，重庆将借鉴新加坡的丰富经验，使金融、物流、现代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为经济的持续腾飞提供强劲动力。
近几年，重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是：它的经济却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从2007年至今，重庆GDP增速始终位居全国前列，从未跌出过前5位。即便是在中国步入新常态、整体经济破7的今天，它仍罕见地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速。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尽管可能更容易获得国家这样那样的优惠政策，但区位条件不足、城乡差距过大、贫困人口较多、高端人才稀缺等制约因素，使得它发展经济的综合条件，与其他省市相比并不占优，甚至更加困难。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曾认为，“重庆是一处不容易搞起经济的地方。”
从具体的经济数据看，重庆经济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
这两年，在全国工业企业低迷的环境下，重庆工业可谓是一枝独秀，不仅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增长连续几年排名第一，而且利润增长每年都在20%以上，稳居全国第一。今年前三季度，在工业39个行业大类中，有37个保持增长，增长面超过九成。
与此同时，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远高于全国。前三季度，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574.77亿元，同比增长1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投资3518.99亿元，增长2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8个百分点。
重庆的快速发展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
10月10日至11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亲自率队前往重庆调研。他表示，这次调研，意在梳理、总结重庆的经验，同时认真研究重庆提出的意见建议，继续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重庆经济增长的领先优势很可能还会延续。一方面，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仍维持着较高增长;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布局的新兴产业也已开始崭露头角。
据重庆统计局副局长张富民透露，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185.3%;光缆增长123%;新型金融业增加值超164亿元，增速达63%。“新的亮点虽然体量还不大，但都非常有前途，正在接续发力，形成新动力。”
“重庆内在优势包括发展思路较清晰、人口红利和土地充足，以及沿海地区的制造业继续西进和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重庆大学经济工商与管理学院教授姚树洁说，“因此，重庆的发展速度在未来五到十年仍将领先全国。”
工业为第一要务
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庆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四川省财政的主要来源。自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沿海的开放，这座内陆城市的经济优势开始逐渐丧失。1997年成为直辖市后，重庆的支柱产业一度只剩下了一个摩托车产业。
“那个时候，摩托车在整个工业板块中是一枝独大，没有其他的替代。摩托车市场稍微打个喷嚏，重庆经济就要大受影响。”重庆市政府一位负责政策研究的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今天，重庆已经形成了汽车、电子、化工、机械、钢铁等多点支撑的产业体系。其中，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去年的产值都超过了5000亿，成为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产业都有生命周期，有的是处于成长期，有的是处于衰弱期。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行业都有可能不景气，只有形成多点支撑的产业格局，东方不亮西方亮，整个经济才能持续向好。”这位官员说。
重庆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秀模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重庆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较快的增长，与该市长期重视实体经济有很大的关系，一直把抓工业作为重庆经济的第一要务。
“这在其他很多省是达不成共识的。现在有些地方都提把服务业搞上去才是一个发达地区。但重庆不是北京、上海，底子薄、贫困人口多，不抓工业怎么行？”王秀模说，“重庆不仅是抓，而且是常抓不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重庆市长黄奇帆因为懂金融被人称为“金融市长”，但他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反而超过了金融业。他一再告诫重庆市各区县的负责人，金融不是单纯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业，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如果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没有灵魂，就是毫无意义的泡沫。
2000年，重庆市的工业产值只有1000亿元，到2014年已超过20000亿元。排除物价因素，14年间实际增长12倍。目前，重庆工业企业贡献了全市近50%的税收，提供的就业岗位也占到全市总量的1/3以上。
在抓工业的过程中，重庆对支柱产业的确立非常慎重。比如电子信息产业重庆本来没有，他们在寻找新的增长点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工业产品纷纷萎缩，但笔记本电脑销售逆势增长20%以上。于是，决定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支柱产业。
通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如今重庆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基地，全球每生产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来自重庆。
与此同时，重庆对一些过剩产能行业严格限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前述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前些年，水泥行业很风光，全国遍地开花，重庆有几个县也想搞，但市政府坚决不同意，时任市长王鸿举对市发改委主任说，“你要再敢批一吨水泥，我就拿你是问。”
另一个例子是钢铁。10年前，全国钢产量1.8亿万吨的时候，重钢集团的产量是600万吨，去年全国钢产量达到十几亿万吨，重钢的产能依然是600万吨，10年没有增加一吨产能。 “这是因为当时我们保持了相对的理性和冷静，所以当这两年很多省经济出现滑坡的时候，重庆仍然能保持较快的增速。”这位官员说。
重庆的“微笑曲线”
重庆抓实体经济发展产业，不是靠简单的扩大规模，而是注重增长方式的创新。按黄奇帆的话说，模式创新比“血拼”更有智慧，更可持续。
之前，沿海地区生产笔记本电脑主要是组装，零部件、原材料都从外面运，组装完再运往外地销售。这种加工贸易产业链很短，一台电脑只有大约15%的增加值能留在中国，而含金量最高的研发和结算都在海外。
台湾宏基集团的施正荣曾对此提出过一个“微笑曲线”理论。他认为，在产业链中，价值最丰厚的领域在曲线两端：设计和销售，而中间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只能赚辛苦钱。
这种加工贸易在中国沿海已发展了20多年。最近几年，由于劳动力等成本要素结构发生变化，不少加工贸易订单开始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如何把这一块经济既能保持，又能克服既有的缺陷？
重庆给出的答案是延伸产业链，推行集群发展。
“简而言之，产业集群就是在一定区域内汇集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让企业各取所需，实现协同发展。”重庆市经信委总经济师涂兴永说。
自2008年起，重庆通过引进惠普、宏基、富士康等知名企业，形成了5大品牌商、6大代工商和860多家零部件厂商的产业集群。
重庆市人大副主任、市发改委原主任杨庆育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代工商负责为品牌商总装电脑，但所需的零部件，代工商不会都自己生产，绝大部分由零部件厂商提供。代工商与品牌商之间，长期会形成一种战略同盟。因此，只要说服它们，其他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企业自然就会跟随而来。
这个庞大的电子产业集群形成后，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涵盖了高附加值的研发和结算环节，而且使80%的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如今，重庆每生产一台电脑，有70%的产值能够留在本地。
对产业集群的优势，黄奇帆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在中国沿海，各省的代工商不会超过两个，你有富士康，他有英业达，一山不容二虎，互相分隔开来。但重庆却集聚了6大代工企业，它们生产的网络终端产品占到了全球的90%。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好的格局，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会多，东方不亮西方亮，对重庆来说总体平衡，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今年重庆电子产业的利润增长了57%。他解释说，就是因为860家零部件企业，大部分投产了，物流成本极大下降，整体效益体现出来了。他预计，今年重庆电子产业的产值增速仍会超过15%。
这种集群发展的方式，目前已成为重庆推进产业的重要抓手。
2014年，重庆又确立了十大新兴产业，包括芯片、物联网、机器人、石墨烯、页岩气等。而推进这些产业的方式无一例外，都是集群发展。有报道称，在重庆永川，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聚集了70多家专门从事机器人研究和制造的企业。
据悉，今年上半年这十大新兴产业的产值已达到700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1500亿元，到2020年将达到万亿元以上，成为重庆未来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力。
“再增长10年不是问题”
2014年，重庆进出口贸易大约是95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有6000多亿元，在14000亿元的GDP中所占比接近50%。经济外向度（即进口总额与GDP之比）在全国31个省份中位列第八。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重庆的经济外向度为何能超过很多沿海、沿边省份？
王秀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首先得益于重庆人敢于冲破思想的禁锢。“过去提开放，都是沿海沿边的事，内陆只能跟着沿海梯度开放。实际上，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命题，更受制度安排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大约在2007年左右，重庆提出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设想。当时，重庆既没有国家级的枢纽交通，也没有口岸，更没有保税区。而短短六七年后，重庆就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合一”开放格局。
由于有了这些开放的条件，使得重庆的外资企业大量入驻。重庆的进出口贸易从六七年前的60多亿美元，增长到如今的近千亿美元，每年的增速都在50%以上。
与此同时，重庆引进的外资也大幅度增加。原来中国每年1000多亿美元外资，沿海八个省就占了800多亿，整个西部地区只有两三百亿。而现在，重庆已连续4年每年利用外资超过100亿美元。
王秀模说，可不要小看这100亿美元，这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技术、市场和人才，加速推动一个地方的开放，促进经济的发展。
对于重庆对开放的探索，黄奇帆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开发、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
重庆开放高地的建设，不仅为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也为中国广大内地的开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2013年11月公布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内陆开放的部分很多就借鉴了重庆的经验。
黄奇帆本人还参与了《决定》第七部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起草工作，并在三中全会后担任全会宣讲团成员。 “不要看不起重庆，”黄奇帆自信地说，“中国东西部对外开放观念及体制、机制差距，有望在5至10年间消失。如果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拉平’了，我们开放的红利还可以比较高地增长，比如15%、20%的增长，再增长十年、五年不是问题。”
寻找新动力
重庆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除了大胆创新、扎实工作外，也离不开大规模的基建。稳定的基建投资，不但成为拉动经济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构建了重庆得以被外企相中的基础。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完成投资超过2700亿元，投资增速高达17.3%。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张富民直言不讳地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稳投资是非常重要的。”而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大项目的推动，比如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旧城改造、轨道交通等。
重庆的投资不仅规模巨大，且以国资为主导。根据重庆财政部公开披露的数据，重点项目投资中，国资主导的占比为67%，市场主导的占33%。为支撑如此水平的投资，重庆构建了构思巧妙、规模宏大的政府债务平台系统。
重庆以渝富公司统领与支撑地产、城投等八大投资公司，主要依赖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投资、土地增值、国有股权等资金来源充实资本金，之后在扩大的资本金基础上动用一切金融手段扩大融资规模。
由于投入巨大，重庆的债务问题一直被外界所关注。有舆论认为，重庆市政府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之所以还能延续神话，就在于中央财政、金融机构、大型央企源源不断的向重庆注资。
对这种质疑，重庆虽然多次否认，声称其债务完全在安全范围之内，但对于发展动力上存在的结构问题，仍有足够的警醒。
黄奇帆就曾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重庆需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
他说，西部大开发十多年来，开放度和内需拉动都不足，使得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若投资额和地区生产总值（GDP）接近1比1，继续扩大投资将违背发展规律。
据统计，重庆2011年投资额已经上升到GDP的80%左右。因此，黄奇帆认为重庆必须跳出西部大开发前期发展的惯性，即不再过分依赖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拉动，而是要更多依靠改革和扩大开放，利用市场的手段加速度发展。
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重庆经济增速虽然仍在国内名列前茅，但已明显放缓，下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
前述负责政策研究的重庆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5年下半年的数据看，重庆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已经出现了萎缩。
这让重庆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市政府一方面加快培育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产业、石墨烯、高端交通装备轻合金材料等十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也把目光瞄准了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的建设。
尽管较早就提出了金融中心的目标，但由于上海、北京以及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重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
为了与北京的金融机构总部中心与上海的资本市场中心相区别，重庆将目标定位为离岸金融结算中心。
黄奇帆曾解释，新加坡的资本市场在世界上不起眼，行政总部也不怎么多，但新加坡是一个金融中心，离岸贸易堆积了它巨额的离岸金融的中心，各种金融结算的中心。
“我们很努力地想要学习新加坡，把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搞到重庆来。”他说，“把这些业务做上去，能够推动重庆成为一个内陆的金融中心。”
为此，重庆一直希望能成为中国与新加坡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落户城市。中新前两个合作项目分别是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
在黄奇帆看来，90年代的苏州产业园是搞工业，21世纪初天津生态城搞的是房地产，第三个合作项目重点则是服务贸易、金融、物流等，正是重庆所希望的。对此，他甚至表示，重庆与新加坡合作“比单独成立一个重庆自贸区还有意义”。
现在看来，重庆如愿以偿。2015年11月6日，习近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宣布，双方将正式启动“以重庆市为运营中心”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这表明，重庆击败了另两座西部城市——成都和西安，终于拿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合作项目。
舆论普遍认为，随着以互联互通和服务业为主的中新合作项目落户，重庆将借鉴新加坡的丰富经验，使金融、物流、现代服务成为新的增长点，为经济的持续腾飞提供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