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我暑假在家加工内衣环扣，一个月能挣2000多，比你的工资还多。读书上学，还不如出去打工。”广东汕头陈店镇沟湖中学，一名九年级女生的话，让浙江大学毕业的陈骁无言以对。
　　为了这次略显尴尬的对话，陈骁和同事们办起了“沟湖职业讲坛”，讲解初中毕业后的各种发展途径，力图使孩子们明白，掌握了知识后，人生道路将更加宽广。
　　讲座后，这名女生不愿毕业后就去做月薪2000元的进城务工人员，转而努力复习，希望考入一所专科学校继续读书。
　　1990年出生的陈骁来自北京，2013年本科毕业后加入“美丽中国”项目，志愿在沟湖中学教授两年物理。
　　创办于2008年的“美丽中国”，每年从国内多所顶尖高校选拔优秀毕业生，输送到云南、广东的偏远农村支教两年，以打破中国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困局。6年来，共有600多名80后、90后参与了这一项目，教授了近10万名当地学生。
　　在“美丽中国”创始人、28岁的美籍意大利人潘勋卓看来，这些来自大城市的老师们，给当地孩子带去了工厂和大山之外的世界，以及人生的无数种可能。“使一个孩子明白为什么学习，以及学习之后会怎样，”潘勋卓说，这比单纯教书重要。
　　

寻找现象背后的原因

　　然而，让一群20岁出头的大小孩儿，凭着自己的阅历、经验感悟并接受这个道理，并不容易。美丽中国临沧项目区域总监何流，就经历过一个蜕变的过程。
　　2010年夏天，来自四川射洪的何流即将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当同学们四处奔忙、谋划生计时，这个22岁男孩儿却在思考什么样的生活、工作适合自己。“说得有情怀一点儿，就是想寻找一下人生的意义。”
　　他偶然在网上发现了“美丽中国”项目。汶川地震后，未能到震区为孩子们做心理辅导的遗憾，重回到何流脑中。那时的“美丽中国”，还是一个由80后年轻人白手起家的小团队，羽翼未丰，仅在2009年向云南大理等地派出过18名支教老师。但何流对此毫不介意，他做出了一个“拍脑袋的决定”——加入美丽中国，去西南边陲的小村镇服务两年。
　　在接受了近两个月的专业教学培训后，何流与另外三名男生来到了云南省西南部的云县大寨中学。这所学校位于海拔1500米的横断山中，在云南所有项目学校中最为偏远。从北京出发，他们先坐近3个小时的飞机到昆明，之后转机一小时到临沧，再坐三个半小时大巴到达大寨。3000公里的路途过后，男孩儿变成了男人，刚毕业的学生变成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长。
　　英语系毕业的何流，被安排教授七年级6个班的思想品德课，学生升到八年级后又开始接手历史课。怎样教好课、提高学生成绩，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当时，“美丽中国”的做法是要求老师把学生考试分数、班级排名等问题量化，写进自己的阶段性目标。何流的心理压力很大。“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做一份没有经验的工作，而且你还满腔热情，很着急要实现目标，那你肯定要推着自己不断往前走。”
　　最初两年，何流认为所有的困难都来自外部，有时还会抱怨学生理解力低、学校不配合。八年级下学期，会考前不久，何流感到班上的学生在地理、生物、计算机等科目成绩不好。他没和校方沟通，便拉着三四十个学生在午休时间补课。没想到，课才讲到一半，宿舍管理员就冲了进来，把学生们撵回宿舍睡觉。本就着急上火的何流当即爆发，冲着宿管吼了起来。他甚至闹到了校长办公室，对校长大嚷：你们不关心学生，你们不懂我要做什么！
　　“现在想想，那种反应太可笑了。”如今的何流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斯文谦逊。他已转岗负责“美丽中国”与当地教育部门的联络，常被同事们调侃“流露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成熟气息”。
　　说起曾经的急功近利、给身边人带来的压力，何流有些抱歉。不过，孩子们的成绩确实有了改观。他接手前，100分的历史试卷很多人只能得30多分;八年级结束时，他教授的两个班级历史成绩占据了全县的前两名。
　　为了带完整整一届学生，两年支教还没结束，何流就向“美丽中国”提出延长一年服务时间。在后来的工作中，何流发现其他老师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急躁情绪。他认为自己和“美丽中国”走了一段弯路，“我们设定目标时过于看重学生成绩，但老师更要成为学生人生的导师，帮他处理好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让他的生活快乐一些。”何流说。
　　带着这样的反思，“美丽中国”也在悄然调整自己的方向。老师们定下目标时，不再以分数作为唯一目标，而是全方位关注学生的成长、发展。现在，“美丽中国”要求老师们在最初的半年中多家访，多和学生、老师聊天，以便因材施教。老师们为自己设计目标时，也不再把考试成绩作为最重要的硬性指标。何流说，在他负责的临沧区域内，有的小学老师把重点放在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上，每天督促孩子们洗手，注意个人卫生，还帮孩子们剪指甲。

　　“双12”的上午，“美丽中国”临沧区域办公室内，一群年轻人正在分析造成学生牙痛的几种原因。一名支教老师说，一个低年级的学生，经常跑到办公室说自己牙疼。老师们也不是专业医生，只能通过掌握的常识和上网搜索分析：可能因为没有口腔保健知识;可能因为家里经济不佳，发生龋齿也不去检查;或者是孩子正在换牙。何流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帮助项目老师找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无论是不是学习上的问题。
　　但转换工作方向并未影响学习成绩的提高。据“美丽中国”统计，项目老师教授的班级中，70%在重大考试中的平均分有所提高;超过70%的班级成为所在年级前三名，而在项目老师接手前，这个比例仅有20%。 　　2013年中考，何流终于收获了自己努力的成果。云县历史分数的TOP10班级中，有一半是何流的学生。他在支教岗位完美收官。此后，他成为“美丽中国”的临沧区域项目总监。而在他的大学同学中，有人考上博士，有人出国深造，有人去了外企，有人已经在北京的重点小学做了三年老师。
　　

课堂之外的天地

　　对于潘勋卓来说，“美丽中国”做到现在的成绩，本不在计划之中。
　　这个1986年出生的美籍意大利裔小伙，比绝大多数项目老师大不了几岁。最开始，他只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年，然后找人接手。不料一年后，学生、老师、合作学校给出了很好的评价，报名支教的大学生热情高涨，他忽然舍不得了，“想扩大规模，不自己做就不放心”。
　　在年轻人的感召下，越来越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加入进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刘泽彭，便是其中之一。今年68岁的刘泽彭，义务担任“美丽中国”的理事，并于2013年到2014年担任轮值理事长。在他的帮助下，“美丽中国”顺利进入14所高校进行现场招募。
　　从2009年600多人申请、派出18名老师支教，到2013年3000多人申请、派出200多名老师支教，“美丽中国”不断壮大。
　　要从申请者中筛选出10%并不容易。申请者要通过集体面试、课程试讲、笔试、一对一面试等多轮考验，之后，还要到云南参加为期六到七周的教学培训夏令营。过往经验告诉美丽中国，能力和毅力是支教老师最为重要的品质，能否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作息时间等，也是衡量一个大学毕业生能否胜任支教工作测评指标。
　　令人欣慰的是，6年来，绝大部分老师在两年的支教中坚持下来，有些人还会像何流一样主动要求延期，比如今年就有4位。“这几年平均下来，老师做满两年的占到91%。要知道，大多数企业招募新人时，一年流失的员工比例也差不多如此。”潘勋卓觉得，在选任老师的问题上，“美丽中国”眼光挺准。事实上，9%的流失人员中，一大半都是在教学培训后、支教开始前知难而退的。“因为一定的接触后，感觉这些人不合适。”
　　现在，“美丽中国”的定位也不只是教书上课，而是拓展为全方位、多角度地丰富乡村学校的生活，努力拓展乡村学生的视野和人生。
　　陈骁和同事们组织的“沟湖职业讲坛”就是一个计划外产物。老师们从日常生活中意外发现，有些孩子不想读书、升学。“这些学生对未来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知道不读高中、不打工还有什么出路。”陈骁说，作为老师，他们有义务告诉学生，那些潜在的路径究竟通向何方。
　　何流曾与3名支教老师共同创办了一个名为“美丽大寨”的小型奖学金。奖学金最初来自4个人自掏腰包，每学期凑出1000块，奖励学习刻苦、成绩好或进步大的学生。何流等人离开后，这个传统被“美丽中国”的师弟师妹们延续下去，并且通过募款，把奖学金总额大幅提高，2014年的奖金总额超过8000元。
　　临沧的一些老师还发起了饮水机项目。他们对当地饮用水水质进行监测，认为当地水质不够理想，于是向大城市的亲朋好友募款求助，购买可以过滤、煮沸水源的饮水机送到学校。但长年从自来水龙头中直接饮水的学生，短时间内很难适应这种改变，有了饮水机后依然不愿使用。“所以下一步，老师要针对健康饮水问题进行宣传，告诉孩子们喝干净的水才不会生病。”何流说。
　　据“美丽中国”统计，在最近的两年时间里，63%的项目老师在教学外发起项目，募集财务价值超过150万元，惠及近24000名学生。课堂之外的各个角落，逐渐成为支教老师们发挥优势的另一片天地。
　　跟随“美丽中国”的脚步，何流已在云南工作了4年半。他经常会自问：除了学生，我们的工作还能影响谁？“毕竟，云南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地方，想要通过孩子思维方式、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改变去影响父母，依然很难。不过孩子们总有一天也会长大，也会为人父母，在他们教育下一代时将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影子。”何流说，那时你会发现，自己影响的是一整个社区，一整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