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真是老了，耳朵越来越聋，你在他耳朵旁扔个炮仗他都不会有任何反应。
　　以前，闲下来时，他会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和大家说些家长里短，听听村子里的大情小事。或者一个人泡一缸子老茶，抱着收音机，坐在院子里听花鼓戏，听秦腔。一声狗叫，他都能分清是谁家的狗。可现在，他的耳朵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好像在里面修了铜墙铁壁。树上的鸟不再叽叽喳喳了，鸡不鸣，狗不叫了。世界于他来说，只有一个字：静。
　　那时，母亲的身体还好。我们给家里打电话时，就打给她。然后，母亲再把我们通话的内容及问候，借助手势以及他们一起生活几十年的经验，传达给父亲。
　　父亲耳朵聋，口齿却非常清晰。他声音洪亮。母亲比画一句，他就会嗯，哦，唉，呀地说一句，以表示母亲转述的话他听明白了。末了，他就会对母亲说，告诉儿子，我们啥都好着哩，别操心。有空了再回来看看。
　　自从父亲的耳朵聋了之后，我们几乎很少和他说话了。不是我们不想和他说话，而是他再也听不清楚我们说什么了。他又不会唇语。许多时候，他总是答非所问。和他说话，说了等于没说。索性就不说了。
　　但父亲并不是不说话了。比如喂猪，喂羊，喂鸡时，父亲就会情不自禁地和它们说，狗东西，这么好的吃食，还挑挑拣拣的。或者说，别抢呀，都有份的。和动物说话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说你的，不需要它们回答。你只管表达你的意思就行了。父亲耳聋之后许多话都是与家里养的畜生们说。
　　父亲年轻时，脾气不怎么好，而母亲呢爱唠叨。两个人常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一言不合就吵吵起来。那时候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烦不烦呀，整天就跟个麻雀似的叽叽喳喳个没完。现在，父亲的耳朵聋了，母亲一下子也安静了下来，母亲说什么父亲都听不见，就不说了。倒是父亲说什么，她都言听计从，像个小媳妇似的。
　　有一次过节回家，我们和母亲开玩笑说，娘，你看爹现在的样子像不像个领导，说啥你都听，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母亲说，你以为他（父亲）能？我是让着他。现在，他什么都听不见了，和他吵他听不见，骂他他也听不见。他现在就剩下一张嘴了。我是可怜他，村长父亲去世，请来的响器班子，响器敲得是那么响，戏唱得那么热闹，他愣是听不见。
　　为了父亲的耳朵，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中醫西医都看过，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我们也试图给他戴上助听器，哪怕他能听见一丝声音也行。可他的耳朵真的是聋实心了。没有一点缝隙。只好作罢。
　　父亲的耳朵聋了，家里的氛围却是越来越和谐了。
　　过年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又說又笑的，父亲坐在那里，虽然听不见我们说什么，但见我们笑，他也跟着笑。他将他的孙子抱在怀里，掏出一个红包塞进孙子的手里。孙子拿着红包，将嘴凑近他的耳朵说，谢谢爷爷。这一次，父亲竟然听懂了，说，不用谢！
　　我们大家都笑，说父亲这句话是胡蒙对的。
　　春天的时候，母亲病了。中风。事先没有一点征兆。一切都来得很突然。
　　从医院里出来时，母亲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口齿不清，每说一句话都相当费力。她坐在轮椅上，经常为要一件东西，或者要办什么事，憋得脸红脖子粗。而我们却不知所云。倒是父亲，母亲说什么，他一下子就听懂了。父亲说，你娘说，她出院了，这病一时半会儿不会死，也好不了多快。她说你们都耽误了这长时间了，你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该回去上班了。
　　听了父亲翻译过来母亲的话，我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说真的，我们去上班了，家里怎么能放心得下？母亲能听见我们说的话，却表达不出来，而父亲能表达，却听不见我们说什么。这以后，就是给家里打个电话，也是个问题。
　　父亲见我们愣在那里，似乎明白了我们的意思，他说，你们放心上班去吧。我虽然耳朵背，可我身体好着呢。我能照看你娘的。你们也别担心，你母亲说不了，可耳朵灵，我呢，听不见，却还能说。以后你们打电话来，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接听。
　　为了证明这种办法可行，我们进行了一项模拟实验：我们将母亲的手机放在了她的轮椅旁，拨响了电话，母亲听见电话铃声响起时，通过肢体动作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父亲。父亲拿起电话接通后，直接放到了嘴边。他说，你娘好着呢，我也好着呢，放心吧。
　　然后挂了电话。
　　回到城里，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时，那个画面一直就在我的脑子里，像电影一样。而且，每次电话接通，父亲永远都是那句话：你娘好着呢，我也好着呢，放心吧。
　　而我，几乎什么也不用说。
　　（牛萍摘自《百花园》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