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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前，88岁高龄的美国记者德丁在“七七”事变58周年之际接受采访时，痛苦地自责说：“在日军进行大屠杀时，我见到一名中国伤兵下巴几乎被打掉，濒于死亡，我竟然愚蠢地向他送上一张钞票！”日本人曾宣称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德丁直斥这些人在“胡说八道”。
黑夜来临前的迟暮黄昏
早在1937年8月，南京市民就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在逼近。8月15日，是淞沪会战的第三天。为制造恐怖气氛，日军轰炸机开始对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进行了轰炸，日当局向执行空袭的日军是这样宣布的：轰炸无需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慌为着眼点。
这个军令听起来还带着仁慈的意味，但在当时南京市民的记忆中，却是“马路上倒着炸断的电线杆和人们的残缺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而在一个月后的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日军的飞机所到之处，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通通进行轰炸。这个惨痛残忍的日子，被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
八九月份的南京，已经被末日感所笼罩着，“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国家机构、政府官员及其家属相继转移，有钱的居民逃难迁往大后方，没钱的小户平民避往乡下或暂时出城躲避战火，但是家有老人、孩子、病人而不便离家的人，却只能躲在家中祈祷“菩萨保佑”，忍受战火带来的一切。
这时候，南京市区里饭馆的生意却好起来了，因为大家都赶着将女儿嫁出去。当时留守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任、美国人魏特琳女士，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当时南京的情形：“这些天，中国报纸登满了结婚启事，因为许多家长，急着让他们已订婚的女儿完婚，这样，他们总算是把一个完好的女儿嫁出去了。”这些内心惊惧的父母，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女儿得到更可靠的保护，避免日军到来时受凌辱的可能。可他们哪里又曾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如花一样的女儿仍会落入日军的魔掌里。
魏特琳女士当时也参加了一个同事的婚礼，她在日记中写道：“9月20日，上午10时至下午1时，我参加了吕锦瑷在教堂举行的婚礼，遗憾的是，新娘迟到了，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了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开始听到远处轰炸机的轰鸣声，我从未用中文这么快地说过主祷文，这本应该是在仪式结束后说的。”
到了11月份，针对南京的轰炸有增无减。因为在当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11月20日，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开始逃离南京。1937的6月份，南京市还有101.5万城乡居民，到12月初，南京市常住人口据估计只有46.8万～56.8万人。
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记叙了当时迁移的情况：“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整个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连那些往常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
此时的南京，正处在黑夜来临之前的迟暮黄昏，一片死气沉沉。
“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在12月12日，日本东京有报纸发表社论说：“去年的今天，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性命危在旦夕的日子。一年后的今天，我军将入南京城区……”
在魏特琳女士的日记里，她准确地记录着那个如同梦魇般的日子。
“12月12日，星期天。
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从南山公寓，我们可以看见城南仍在燃烧，下关也一样。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德国人拉贝也对这一天晚上的情景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
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在12日晚上，拉贝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可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12月13日一大清早，他再次被空袭惊醒。
拉贝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德国人中，对南京大屠杀做出最详尽记录的。他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代表，在中国工作了30年。在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后的日子里，出任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他以其独特的身份、西方人的视角，在呼啸的枪炮声中、在尸骨遍地的金陵古城，用充满激情而又冷峻的笔触逐日记载了这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地狱般的四天
192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加拿大人阿契博德·特洛简·斯蒂尔，没想到13年后他能见证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并发出了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当时的他毕业后来中国旅行，被中国深深吸引，决定留在中国。斯蒂尔先后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1937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驻远东记者，他从山东济南乘火车南下，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2日赶到战火纷飞的南京。
12月15日（即中国时间12月16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斯蒂尔《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的报道。
“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
我本人是在南京城的“攻城战”开始以后，随同第一批撤离这座首都城市的外国人，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的。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言状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统治，数以万计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与入侵者进城后的种种行径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了。.
然后，报道以“失去了赢得同情的机会”“积尸高达五英尺”“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为小标题，分三段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烧杀淫掠等种种暴行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
除了斯蒂尔，另有四位西方记者选择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陷之后的南京。他们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麦克丹尼尔。.而其中最有份量的报道来自只有30岁的德丁。
德丁的第一篇报道发表在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德丁写道：“由于日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便对守军进行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沙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15日）深夜，日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
关于日军对待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方式，德丁写道：“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区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被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总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一般市民，不同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军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于恐惧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理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日本兵凭一时高兴而从背后开枪击毙的。”
作为记者，斯蒂尔和德丁忠实于“事实第一”的信条，敢于深入激烈的冲突现场，两人都以精确细腻的观察和生动可感的笔触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
58年之后，88岁高龄的德丁回忆起南京大屠杀的一幕幕情景，还忍不住痛苦地自责说：“在日军进行大屠杀时，我见到一名中国伤兵下巴几乎被打掉，濒于死亡，我竟然愚蠢地向他送上一张钞票！”日本人曾宣称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德丁直斥这些人在“胡说八道”。
“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在别国记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真实记录的时候，日本国内的媒体却在着力粉饰太平，不断发出“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
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发表《南京城内的敌军全部崩溃，占领了南侧全部城墙，扫荡残敌，十分凄凉悲壮，皇军的战果越来越大》。
12月17日，日军举行了南京入城仪式，《东京朝日新闻》用整版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发表《荣耀千秋万代的祖国，威风堂堂，大阅兵式》，这是一篇随军记者提前进行采访和推测而创作出的预备稿。“啊，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天，祖国一亿同胞齐声高歌，今日南京城头高高飘扬万岁的欢声，在这里，进行着壮丽雄伟的入城仪式，世纪的惊喜和感动！南京，远眺天际，碧空万里，澄澈无云。刀剑入鞘，新的战场如今沐浴着和平的曙光……下午2点，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门楼上插上了硕大的日本国旗。日本国旗迎风招展，会场处处洋溢着东亚风采，波澜壮阔，嘹亮的海军军乐队开始演奏起《君之代》，向东方遥拜天皇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充满感激地用尽全身力气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全体将士齐声高呼‘万岁’，在这里宣告敌人的首都南京终于落入了我们的手中，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
而在三周之后的1938年1月8日，日本人在上海主办的《新申报》刊登了一篇无视事实、充满谎言的新闻稿，题目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 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南京街道极为平静。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收到了日本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的援助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在南京的儿童游乐园里，日本兵和中国的孩子们好像愉快地在滑梯上玩耍。现在，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纵有千万个词语形容被屠城后的南京，“和平”与“愉快”不会列在其中。然而，因为日本的新闻审查，一些真实报道根本不允许见诸报端，只有皇军的荣誉、辉煌战绩等允许报道。幸好，还有一些日本人勇敢地记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曾经加入日军第16师团的日本兵东史郎就是其中一个，在1987年他公布了自己战时所写的日记。
在日军屠戮南京的12月21日，他将自己看到的残忍一幕写进了日记之中：“西本（日本兵）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中国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那个大声哭喊的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中国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澎！’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而另一个日本人今井正刚，则选择更早地公布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1956年12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有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影在其间来回走动，他们在往江里拖尸体。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鲜血，痉挛的肢体，再加上哑剧般的寂静。对岸隐约可见。就像月光下的泥泞一样，整个码头在微微闪光，那是血。不久，结束了作业的‘苦力’们被迫朝着江岸站成一行。‘哒哒哒’机枪的声音，仰身，倒下，就像跳舞似的，这一伙人落入江中。结束了。‘约有两万人。’一个军官说。.”
这是他书中所记录的收尸的片段。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今井正刚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在12月15日夜里，他和同事中村在《朝日新闻》南京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于是他和中村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今井正刚听到日本士兵“哒哒”的机枪声，“那声音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日军阻止他们走近：“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说这句话时，必定是怀着沉痛的心情。作为一名目击者，作为一名记者，他想再看一遍，想要牢牢铭记此时此地的惨状，想要在记忆退却之前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双眼看到的一切。而在19年之后，今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并公之于众。
如果探寻那些南京大屠杀的记录者，美国人魏特琳、德国人拉贝、加拿大人斯蒂尔、日本人今井正刚……都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们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人的本能，记录下自己所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而这些珍贵的记录，不但是他们这些个体为和平所做的一点努力，更成为南京城在1937年那些残酷的冬日遭受苦难的见证。
黑夜来临前的迟暮黄昏
早在1937年8月，南京市民就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气氛在逼近。8月15日，是淞沪会战的第三天。为制造恐怖气氛，日军轰炸机开始对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进行了轰炸，日当局向执行空袭的日军是这样宣布的：轰炸无需直击目标，以使敌人恐慌为着眼点。
这个军令听起来还带着仁慈的意味，但在当时南京市民的记忆中，却是“马路上倒着炸断的电线杆和人们的残缺尸体，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而在一个月后的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日军的飞机所到之处，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通通进行轰炸。这个惨痛残忍的日子，被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
八九月份的南京，已经被末日感所笼罩着，“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国家机构、政府官员及其家属相继转移，有钱的居民逃难迁往大后方，没钱的小户平民避往乡下或暂时出城躲避战火，但是家有老人、孩子、病人而不便离家的人，却只能躲在家中祈祷“菩萨保佑”，忍受战火带来的一切。
这时候，南京市区里饭馆的生意却好起来了，因为大家都赶着将女儿嫁出去。当时留守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任、美国人魏特琳女士，在9月17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当时南京的情形：“这些天，中国报纸登满了结婚启事，因为许多家长，急着让他们已订婚的女儿完婚，这样，他们总算是把一个完好的女儿嫁出去了。”这些内心惊惧的父母，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女儿得到更可靠的保护，避免日军到来时受凌辱的可能。可他们哪里又曾想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如花一样的女儿仍会落入日军的魔掌里。
魏特琳女士当时也参加了一个同事的婚礼，她在日记中写道：“9月20日，上午10时至下午1时，我参加了吕锦瑷在教堂举行的婚礼，遗憾的是，新娘迟到了，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了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开始听到远处轰炸机的轰鸣声，我从未用中文这么快地说过主祷文，这本应该是在仪式结束后说的。”
到了11月份，针对南京的轰炸有增无减。因为在当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
11月20日，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开始逃离南京。1937的6月份，南京市还有101.5万城乡居民，到12月初，南京市常住人口据估计只有46.8万～56.8万人。
魏特琳女士在日记中记叙了当时迁移的情况：“几天之内，装满箱子的官员汽车堵塞了街道，然后，这些汽车迅速地消失了；公共汽车和人力车也装满撤退的政府官员离去，弄得整个城市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很快，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走了，甚至连那些往常乡下运大米到南京的汽车也都走了。”
此时的南京，正处在黑夜来临之前的迟暮黄昏，一片死气沉沉。
“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在12月12日，日本东京有报纸发表社论说：“去年的今天，是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性命危在旦夕的日子。一年后的今天，我军将入南京城区……”
在魏特琳女士的日记里，她准确地记录着那个如同梦魇般的日子。
“12月12日，星期天。
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从南山公寓，我们可以看见城南仍在燃烧，下关也一样。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德国人拉贝也对这一天晚上的情景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
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在12日晚上，拉贝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可是让他感到失望的是，12月13日一大清早，他再次被空袭惊醒。
拉贝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德国人中，对南京大屠杀做出最详尽记录的。他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代表，在中国工作了30年。在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后的日子里，出任南京国际安全委员会主席。他以其独特的身份、西方人的视角，在呼啸的枪炮声中、在尸骨遍地的金陵古城，用充满激情而又冷峻的笔触逐日记载了这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
地狱般的四天
1924年获得斯坦福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加拿大人阿契博德·特洛简·斯蒂尔，没想到13年后他能见证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并发出了第一篇向世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当时的他毕业后来中国旅行，被中国深深吸引，决定留在中国。斯蒂尔先后报道了“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日益加剧的多起侵华事件。1937年12月初日军进攻南京时，作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驻远东记者，他从山东济南乘火车南下，历经千难万险，于12月2日赶到战火纷飞的南京。
12月15日（即中国时间12月16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第一版发布了斯蒂尔《日军杀人盈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的报道。
“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
我本人是在南京城的“攻城战”开始以后，随同第一批撤离这座首都城市的外国人，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的。我们撤离这座城市时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景象，是在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南京城陷落的经过，可以说成是被围困的中国守卫军无以言状的惊慌与混乱；随即是日本占领军的恐怖统治，数以万计生灵遭涂炭。尽管中国军队在放弃这座城市以前的某些表现与行为令人感到可悲，但是与入侵者进城后的种种行径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了。.
然后，报道以“失去了赢得同情的机会”“积尸高达五英尺”“抢劫美国大使的寓所”为小标题，分三段记述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烧杀淫掠等种种暴行及中国民众的悲惨遭遇。.
除了斯蒂尔，另有四位西方记者选择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观察、采访与报道日军攻陷之后的南京。他们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阿瑟·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莱斯利·史密斯，美联社记者查尔斯·麦克丹尼尔。.而其中最有份量的报道来自只有30岁的德丁。
德丁的第一篇报道发表在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德丁写道：“由于日军占领了下关门（挹江门），便对守军进行大屠杀。中国兵的尸体堆积在沙袋之间，有六英尺高。星期三（15日）深夜，日军也没有清除尸体，而且在整整两天内，重型军用卡车无情地压碾在人、狗和马的残骸上面摇摇晃晃地开过去……”
关于日军对待平民和战斗人员的方式，德丁写道：“在南京的马路上，尸体累累。有时还得移开尸体，汽车才能通行……许多未能从市区南部和西南部逃出来的中国普通市民都被杀害。其总数恐怕与中国战斗人员的死亡总数大致相同。日本军占领南京后，记者曾前往南京市的南部采访，那里在日本军的炮击下，各处几乎破坏殆尽，到处横着中国普通市民的尸体。”“一般市民，不同男女老少都被日本军枪杀。消防人员和警官都成了日本军的牺牲品。日本兵一走近，如出于恐惧心理而逃跑的，就有被枪杀的危险。在日本军加强市内管理时期，凡外侨巡视市内所到之处，连日来看到了一般市民死亡的情况。时常见到有老人趴在马路上，很明显，他们个个都是日本兵凭一时高兴而从背后开枪击毙的。”
作为记者，斯蒂尔和德丁忠实于“事实第一”的信条，敢于深入激烈的冲突现场，两人都以精确细腻的观察和生动可感的笔触揭露了侵略者的暴行。
58年之后，88岁高龄的德丁回忆起南京大屠杀的一幕幕情景，还忍不住痛苦地自责说：“在日军进行大屠杀时，我见到一名中国伤兵下巴几乎被打掉，濒于死亡，我竟然愚蠢地向他送上一张钞票！”日本人曾宣称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德丁直斥这些人在“胡说八道”。
“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在别国记者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真实记录的时候，日本国内的媒体却在着力粉饰太平，不断发出“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南京人民喜迎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消息。
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发表《南京城内的敌军全部崩溃，占领了南侧全部城墙，扫荡残敌，十分凄凉悲壮，皇军的战果越来越大》。
12月17日，日军举行了南京入城仪式，《东京朝日新闻》用整版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发表《荣耀千秋万代的祖国，威风堂堂，大阅兵式》，这是一篇随军记者提前进行采访和推测而创作出的预备稿。“啊，这是令人感动的一天，祖国一亿同胞齐声高歌，今日南京城头高高飘扬万岁的欢声，在这里，进行着壮丽雄伟的入城仪式，世纪的惊喜和感动！南京，远眺天际，碧空万里，澄澈无云。刀剑入鞘，新的战场如今沐浴着和平的曙光……下午2点，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门楼上插上了硕大的日本国旗。日本国旗迎风招展，会场处处洋溢着东亚风采，波澜壮阔，嘹亮的海军军乐队开始演奏起《君之代》，向东方遥拜天皇后，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充满感激地用尽全身力气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全体将士齐声高呼‘万岁’，在这里宣告敌人的首都南京终于落入了我们的手中，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
而在三周之后的1938年1月8日，日本人在上海主办的《新申报》刊登了一篇无视事实、充满谎言的新闻稿，题目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 南京充满和睦气氛》。“南京街道极为平静。九死一生地逃出来的难民，收到了日本军的亲切抚慰。他们喜气洋洋，十分感激，恭恭敬敬地跪在路边……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的援助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在南京的儿童游乐园里，日本兵和中国的孩子们好像愉快地在滑梯上玩耍。现在，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的地方，因为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纵有千万个词语形容被屠城后的南京，“和平”与“愉快”不会列在其中。然而，因为日本的新闻审查，一些真实报道根本不允许见诸报端，只有皇军的荣誉、辉煌战绩等允许报道。幸好，还有一些日本人勇敢地记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曾经加入日军第16师团的日本兵东史郎就是其中一个，在1987年他公布了自己战时所写的日记。
在日军屠戮南京的12月21日，他将自己看到的残忍一幕写进了日记之中：“西本（日本兵）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中国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那个大声哭喊的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中国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澎！’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而另一个日本人今井正刚，则选择更早地公布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录。1956年12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有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影在其间来回走动，他们在往江里拖尸体。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鲜血，痉挛的肢体，再加上哑剧般的寂静。对岸隐约可见。就像月光下的泥泞一样，整个码头在微微闪光，那是血。不久，结束了作业的‘苦力’们被迫朝着江岸站成一行。‘哒哒哒’机枪的声音，仰身，倒下，就像跳舞似的，这一伙人落入江中。结束了。‘约有两万人。’一个军官说。.”
这是他书中所记录的收尸的片段。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今井正刚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在12月15日夜里，他和同事中村在《朝日新闻》南京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于是他和中村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今井正刚听到日本士兵“哒哒”的机枪声，“那声音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日军阻止他们走近：“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说这句话时，必定是怀着沉痛的心情。作为一名目击者，作为一名记者，他想再看一遍，想要牢牢铭记此时此地的惨状，想要在记忆退却之前用自己手中的笔记录双眼看到的一切。而在19年之后，今井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并公之于众。
如果探寻那些南京大屠杀的记录者，美国人魏特琳、德国人拉贝、加拿大人斯蒂尔、日本人今井正刚……都是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们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无数战争暴行，震惊，痛苦，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只能以人的本能，记录下自己所目睹的血淋淋的事实。而这些珍贵的记录，不但是他们这些个体为和平所做的一点努力，更成为南京城在1937年那些残酷的冬日遭受苦难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