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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2015年5月2日下午，90后诗人王尧在人大宿舍楼顶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仅21岁的生命。在持续发酵的阵阵惋惜声中，“为何诗人纷纷自杀？”也成为了随之而来的一个尖锐问题。王尧生前好友景成认为，在一个诗歌被迅速边缘化或沦为消费品的精神的“贫困时代”中，正是纯粹诗歌本身的个体属性和真诚品质，使得其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意义世界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激烈冲撞，而时代精神的贫瘠荒芜和真正诗人作为当代人对其刻骨铭心的痛苦感受，是造成诗人自杀的根本困境。
缘起：如何评价一位诗人的自杀
2015年5月2日，90后诗人王尧在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二号楼的顶层纵身一跃，结束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他也成为了继海子、戈麦、顾城之后，又一位我们可能知道名字的自我了断的诗人——在这份没有年月的历史上，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屈原、王国维、叶赛宁、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弯曲的倒影……如果我们不那么刻板地定义诗人这个称呼的话，这份墓志铭还应当加上本雅明、茨威格、海明威的名字。
正如已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难在王尧生前诗作的只言片语中，看到他“对所生活的环境有着刻骨铭心的无能为力”（林仕荣语），或许我们同样也会赞同这样的断语：“他是一个沉湎于安静的黑暗、具有死亡本性的人。”（严彬语）……
我们为这样一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诗人的离世感到无比痛惜。然而正因如此，我们对王尧的理解绝不应该停留在“当代名校大学生生存压力”如此肤浅的层面上，抱着新闻学的猎奇兴趣或是社会学的田野姿态去丈量清算他身边的室友、同学、师长还有整个学校乃至教育社会体制，都在这场“谋杀”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然而倘若铺天盖地而来的祭奠、哀悼和缅怀之声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意气层面上，将会是我们对王尧的诗人属性的莫大亵渎；而这样轻率的讨论，也同样只会速生速朽。
无意义地苟活，还是无意义地自杀？
诗人为什么要自杀？
20世纪的诗人，为什么纷纷选择了自杀？
究竟是诗人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诗人——作为对永恒事物、对至高至美的永恒事物怀有最强烈和最真诚追求的灵魂，难道不应该成为最为珍惜当下、最为珍视光阴、最为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意义者吗？ 然而，当一位位诗人纷纷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造物者所指派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与诗人心中的无限的意义世界毫不相关。换句话说，生活是永远不值得过的，无关长短。
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正像韦伯那个著名的命题：“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张网上一根一根的丝线，构成了我们所身处、所面对、所生所死的人际纽带和意义链条。这张大网层层叠叠绘织而成的，就是我们称作“社会”或者“人类社会”“文明世界”。这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譬喻，就好比新闻联播记者站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随便拦下一位过路人“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会毫不意外地听到“让父母住上大房子”“让儿子上个好学校”“让自己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这样那样的心愿，因为这些几乎也同样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构筑自己的意义之网的方式。然而，当我们成功将自己链接成为这张网上的一个意义结点的时候，我们在获得了生活的理由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生活的控制。这张网在提供了我们同意义世界的链接的同时，也未经同意地包办了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支撑。
21世纪的西西弗神话，大概是这样的：幽深晦暗的森林里，一群树上的蚂蚁粘在了一只千年巨蛛编织的浩大蛛网上。这副蛛网既坚固又舒适，蚂蚁们乐不思蜀地在上面吹着小风、晒着太阳。然而总有一只敏感的蚂蚁始终觉得这不正常，它抬头看到了那只千年巨蛛血红的瞳孔和阴森的獠牙，于是用尽全身力气一口一口地咬断了每一根蛛线，然后重重地摔落到了地面上。留下树上其他蚂蚁一片的惊讶和不屑。他们咕哝着：“真是的，好端端地躺着晒太阳，干嘛要把自己摔死呢？”然而在那从失重到落地的弹指一刹那间，它微笑着看着天空——至少有那么一刻，它是自由的。
王尧做到了。诗人王尧、烈士王尧做到了。
烈士王尧抗拒规训的气魄是决绝的，姿态是优雅的，代价是惨重的。
如果我们都会同意，自由无非是人的一种自决意志：我可以决断我想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基尔克果所说：人的自由所能达到的极致就是自杀！如果不能像人一样地活，那么起码要像人一样地死。
诗人相信，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诗人更无法容忍的是，自己也在装睡、自己也得装睡。
诗人、当代人与时代之黑夜
“贫困时代，诗人何为？”
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的诗句发问，他写道：世界黑夜的时代已经到达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这个时代已经贫困到了甚至无法察觉自己的贫困本身。在这时，叶赛宁、茨维塔耶娃和马雅可夫斯基已成故人，本雅明和茨威格已在数年前的战火中举枪自尽，东方的海子和戈麦还早未出生……
我们无法询问、也无从得知，在70年后的2015年的今天，这个漫长的黑夜仍然月黑风高，还是已经即将到达黎明。至少一位位诗人的自杀依旧告诉我们：这仍然是一个诗人无能为力的贫困的时代。“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对诗人而言，这是怎样一种“世界之深渊”？
有些人说：所有诗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个美好的、诗意的、天国的彼岸世界，然后再变戏法式地说明所有诗人都身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巨大冲突当中，从而造成了诗人的悲剧命运……然而，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庸俗解读，或许恰恰才是对诗人这一身份的莫大亵渎，和对诗人自杀之意义的莫大嘲讽。
对于诗人而言，是否存在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言辞中的天城”并非问题所在——尽管后者的问题同样基于同现实生活尤其是公共政治最深刻的紧张。诗人的关怀是针对灵魂自身处境的表达，这种表达究其本质而言，是完全私人化的——正因其私人化，方才真诚；同时也因其私人，所以必然是封闭的。诗歌之所以得以成为最纯粹的文学形式，就在于它在自身内部不断挑战和超越着语言可能的边界。我们很难把“天安门诗抄”这样自始至终基于政治意图的“现实主义”创作称作诗歌，正如我们也同样难以把汪国真式的明白如话的励志祈使句称作诗歌——尽管它们在以“诗歌”的面目出现时的现实影响力要比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不知高到了哪里去。 王尧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对于诗人来说，首先的张力是来自于它所必须依靠的文字形式本身：诗歌所需要表达的情绪内容亦即“诗意”是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的，诗歌如同灵魂的剪影和定格一般，在最完整和最精微的意义上拼贴出了当下诗人的微妙心绪，因此它本身并不需要被传唱、甚至并不需要被理解——包括被诗人本人的事后再理解；然而语言成为了思绪最大的边界，即使是这种最为主观化和个人化的写作，也必须以一种给定了的、规范化的基本单元和拼写方式搭建起来：“读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做个好孩子”——难道任何一位诗人不也依旧遵循着这样的语境、并默默执行着这样的告诫吗？
显然，当文字一旦需要被规范的时候，它就需要被阅读、需要被理解；而当诗歌也需要被阅读、需要被理解的时候，诗歌就同样成为了政治的。这里的政治与教科书的关于主权权力的政治定义并无关系，而是指一种超出个人视阈之内的权力关系。换句话说，只要超出了个体的私人范畴，那么它就是政治的，哪怕是两个人、三个人。毫无疑问，诗人最大的痛苦就在这里，诗人悲剧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我们以一种身份、一种形象、甚至一种职业来谈论“诗人”这一类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早已习焉不察地道出了诗人在今天的最大生存困境——诗歌怎么可能是公共的、诗人怎么可能成为一种“职业”！然而事实难道并非如此吗？我们有星罗棋布的诗歌论坛小组，我们有成百上千的各级诗歌协会，我们甚至有诗歌创作的专业职称……当最真诚地表露个体灵魂的诗歌这种最纯粹的文字形式，同样成为一整套谱系、一整套机制和一整套技术的时候。诗人的容身之地何在？
而与这一过程相始终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称之为“理性化”的世界历史过程。标志着技术理性全面胜利的写作技术每前进一分，诗人所小心捍卫的真诚价值情感就只能向深渊后退一分。正像《拯救与逍遥》开篇就写道的：当历史理性的脚步将道德价值碾成泥尘的时候，诗人自杀了。
任何人都可以选择逃避这一切事关价值和意义世界的牵绊，选择对这个贫困时代的黑夜熟视无睹。但是唯有诗人不能，唯有诗人必须要做那一个敢于戳穿皇帝新装的说真话的小孩子。什么是当代人？借用本雅明的话说：当代人正是身处绝望，才因而充满希望。当代人从不允许身处歌舞升平、花团锦簇，而是永远将自己沉降在最深刻和最痛苦的泥沼与深渊中——去感受那些时代的黑暗、那些时代的毒瘤、那些时代中的庸碌生命不愿承受的痛楚。“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这正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当代人的形象。这也正是每一位真正的诗人灵魂之中震天动地的大规模精神阵痛的症候。
王尧死了。王尧不是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自杀的诗人，并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谱系的建构与想象。就像我们今天会把海子、戈麦和王尧放在一起，把他们叫做“三个自杀的诗人”，再把这页便签纸贴到叶赛宁、本雅明的长长的花名册里。他们就像霍格沃兹城堡里的魔法画像，看似有声有色、备受尊崇，实则被这样的历史叙事可以任意搬弄。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一切，事实上也都将迅速地成为一种话语资源、一种事件样态而被收编入某个特定的谱系，最终作为这个贫困时代的见证，或罪证。
海德格尔说：“人只能度过他终有一死的有限生活。”人的全部意义问题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而恰恰是只有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
终有一死的我们依然活着。
诗歌依然栖留在贫困的大地上。
缘起：如何评价一位诗人的自杀
2015年5月2日，90后诗人王尧在中国人民大学品园二号楼的顶层纵身一跃，结束了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他也成为了继海子、戈麦、顾城之后，又一位我们可能知道名字的自我了断的诗人——在这份没有年月的历史上，每一页都歪歪斜斜地写满了屈原、王国维、叶赛宁、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弯曲的倒影……如果我们不那么刻板地定义诗人这个称呼的话，这份墓志铭还应当加上本雅明、茨威格、海明威的名字。
正如已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我们并不难在王尧生前诗作的只言片语中，看到他“对所生活的环境有着刻骨铭心的无能为力”（林仕荣语），或许我们同样也会赞同这样的断语：“他是一个沉湎于安静的黑暗、具有死亡本性的人。”（严彬语）……
我们为这样一位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诗人的离世感到无比痛惜。然而正因如此，我们对王尧的理解绝不应该停留在“当代名校大学生生存压力”如此肤浅的层面上，抱着新闻学的猎奇兴趣或是社会学的田野姿态去丈量清算他身边的室友、同学、师长还有整个学校乃至教育社会体制，都在这场“谋杀”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应当负有怎样的责任……然而倘若铺天盖地而来的祭奠、哀悼和缅怀之声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意气层面上，将会是我们对王尧的诗人属性的莫大亵渎；而这样轻率的讨论，也同样只会速生速朽。
无意义地苟活，还是无意义地自杀？
诗人为什么要自杀？
20世纪的诗人，为什么纷纷选择了自杀？
究竟是诗人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诗人——作为对永恒事物、对至高至美的永恒事物怀有最强烈和最真诚追求的灵魂，难道不应该成为最为珍惜当下、最为珍视光阴、最为渴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意义者吗？ 然而，当一位位诗人纷纷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造物者所指派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的生命无论如何，都与诗人心中的无限的意义世界毫不相关。换句话说，生活是永远不值得过的，无关长短。
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正像韦伯那个著名的命题：“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张网上一根一根的丝线，构成了我们所身处、所面对、所生所死的人际纽带和意义链条。这张大网层层叠叠绘织而成的，就是我们称作“社会”或者“人类社会”“文明世界”。这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譬喻，就好比新闻联播记者站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随便拦下一位过路人“你的梦想是什么？”，我们会毫不意外地听到“让父母住上大房子”“让儿子上个好学校”“让自己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这样那样的心愿，因为这些几乎也同样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构筑自己的意义之网的方式。然而，当我们成功将自己链接成为这张网上的一个意义结点的时候，我们在获得了生活的理由的同时，也丧失了对生活的控制。这张网在提供了我们同意义世界的链接的同时，也未经同意地包办了我们在现实世界的支撑。
21世纪的西西弗神话，大概是这样的：幽深晦暗的森林里，一群树上的蚂蚁粘在了一只千年巨蛛编织的浩大蛛网上。这副蛛网既坚固又舒适，蚂蚁们乐不思蜀地在上面吹着小风、晒着太阳。然而总有一只敏感的蚂蚁始终觉得这不正常，它抬头看到了那只千年巨蛛血红的瞳孔和阴森的獠牙，于是用尽全身力气一口一口地咬断了每一根蛛线，然后重重地摔落到了地面上。留下树上其他蚂蚁一片的惊讶和不屑。他们咕哝着：“真是的，好端端地躺着晒太阳，干嘛要把自己摔死呢？”然而在那从失重到落地的弹指一刹那间，它微笑着看着天空——至少有那么一刻，它是自由的。
王尧做到了。诗人王尧、烈士王尧做到了。
烈士王尧抗拒规训的气魄是决绝的，姿态是优雅的，代价是惨重的。
如果我们都会同意，自由无非是人的一种自决意志：我可以决断我想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基尔克果所说：人的自由所能达到的极致就是自杀！如果不能像人一样地活，那么起码要像人一样地死。
诗人相信，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诗人更无法容忍的是，自己也在装睡、自己也得装睡。
诗人、当代人与时代之黑夜
“贫困时代，诗人何为？”
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的诗句发问，他写道：世界黑夜的时代已经到达夜半，夜到夜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这个时代已经贫困到了甚至无法察觉自己的贫困本身。在这时，叶赛宁、茨维塔耶娃和马雅可夫斯基已成故人，本雅明和茨威格已在数年前的战火中举枪自尽，东方的海子和戈麦还早未出生……
我们无法询问、也无从得知，在70年后的2015年的今天，这个漫长的黑夜仍然月黑风高，还是已经即将到达黎明。至少一位位诗人的自杀依旧告诉我们：这仍然是一个诗人无能为力的贫困的时代。“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对诗人而言，这是怎样一种“世界之深渊”？
有些人说：所有诗人心中都有那么一个美好的、诗意的、天国的彼岸世界，然后再变戏法式地说明所有诗人都身处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巨大冲突当中，从而造成了诗人的悲剧命运……然而，正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庸俗解读，或许恰恰才是对诗人这一身份的莫大亵渎，和对诗人自杀之意义的莫大嘲讽。
对于诗人而言，是否存在一个苏格拉底式的“言辞中的天城”并非问题所在——尽管后者的问题同样基于同现实生活尤其是公共政治最深刻的紧张。诗人的关怀是针对灵魂自身处境的表达，这种表达究其本质而言，是完全私人化的——正因其私人化，方才真诚；同时也因其私人，所以必然是封闭的。诗歌之所以得以成为最纯粹的文学形式，就在于它在自身内部不断挑战和超越着语言可能的边界。我们很难把“天安门诗抄”这样自始至终基于政治意图的“现实主义”创作称作诗歌，正如我们也同样难以把汪国真式的明白如话的励志祈使句称作诗歌——尽管它们在以“诗歌”的面目出现时的现实影响力要比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不知高到了哪里去。 王尧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诗人。对于诗人来说，首先的张力是来自于它所必须依靠的文字形式本身：诗歌所需要表达的情绪内容亦即“诗意”是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的，诗歌如同灵魂的剪影和定格一般，在最完整和最精微的意义上拼贴出了当下诗人的微妙心绪，因此它本身并不需要被传唱、甚至并不需要被理解——包括被诗人本人的事后再理解；然而语言成为了思绪最大的边界，即使是这种最为主观化和个人化的写作，也必须以一种给定了的、规范化的基本单元和拼写方式搭建起来：“读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做个好孩子”——难道任何一位诗人不也依旧遵循着这样的语境、并默默执行着这样的告诫吗？
显然，当文字一旦需要被规范的时候，它就需要被阅读、需要被理解；而当诗歌也需要被阅读、需要被理解的时候，诗歌就同样成为了政治的。这里的政治与教科书的关于主权权力的政治定义并无关系，而是指一种超出个人视阈之内的权力关系。换句话说，只要超出了个体的私人范畴，那么它就是政治的，哪怕是两个人、三个人。毫无疑问，诗人最大的痛苦就在这里，诗人悲剧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当我们以一种身份、一种形象、甚至一种职业来谈论“诗人”这一类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早已习焉不察地道出了诗人在今天的最大生存困境——诗歌怎么可能是公共的、诗人怎么可能成为一种“职业”！然而事实难道并非如此吗？我们有星罗棋布的诗歌论坛小组，我们有成百上千的各级诗歌协会，我们甚至有诗歌创作的专业职称……当最真诚地表露个体灵魂的诗歌这种最纯粹的文字形式，同样成为一整套谱系、一整套机制和一整套技术的时候。诗人的容身之地何在？
而与这一过程相始终的，毫无疑问是我们称之为“理性化”的世界历史过程。标志着技术理性全面胜利的写作技术每前进一分，诗人所小心捍卫的真诚价值情感就只能向深渊后退一分。正像《拯救与逍遥》开篇就写道的：当历史理性的脚步将道德价值碾成泥尘的时候，诗人自杀了。
任何人都可以选择逃避这一切事关价值和意义世界的牵绊，选择对这个贫困时代的黑夜熟视无睹。但是唯有诗人不能，唯有诗人必须要做那一个敢于戳穿皇帝新装的说真话的小孩子。什么是当代人？借用本雅明的话说：当代人正是身处绝望，才因而充满希望。当代人从不允许身处歌舞升平、花团锦簇，而是永远将自己沉降在最深刻和最痛苦的泥沼与深渊中——去感受那些时代的黑暗、那些时代的毒瘤、那些时代中的庸碌生命不愿承受的痛楚。“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这正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当代人的形象。这也正是每一位真正的诗人灵魂之中震天动地的大规模精神阵痛的症候。
王尧死了。王尧不是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自杀的诗人，并且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谱系的建构与想象。就像我们今天会把海子、戈麦和王尧放在一起，把他们叫做“三个自杀的诗人”，再把这页便签纸贴到叶赛宁、本雅明的长长的花名册里。他们就像霍格沃兹城堡里的魔法画像，看似有声有色、备受尊崇，实则被这样的历史叙事可以任意搬弄。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的一切，事实上也都将迅速地成为一种话语资源、一种事件样态而被收编入某个特定的谱系，最终作为这个贫困时代的见证，或罪证。
海德格尔说：“人只能度过他终有一死的有限生活。”人的全部意义问题的由来，并不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而恰恰是只有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
终有一死的我们依然活着。
诗歌依然栖留在贫困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