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季度GDP增速7.3%，创下2009年一季度以来最低增速。尽管此前各界对此已经有所准备，但数字正式公布之后，还是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从一些重要指标来看，尽管相对8月份的数字有所回升，但数据本身依然比较惨淡：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从8月份的6.9%回升至8.0%，但制造业低迷的态势并未根本扭转；三驾马车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只有16.1%，创下14年以来的最低；作为中国经济晴雨表的房地产依旧处于调整状态，前三季度投资增速只有12.5%，新开工面积、销售面积持续下降，待售面积接近6亿平方米的历史新高，而代表资金流向的房地产行业的到位资金仅仅增长了2.3%，意味着资本对房地产行业的未来看淡。毫无疑问，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最差的表现之一，也是1992年中国有季度核算数据以来最差的表现之一。可以说，就数据本身而言，中国宏观经济经过4万亿的起伏之后，又跌回了金融危机爆发时的表现。
　　三季度经济数据的下滑，一方面意味着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短周期而言经济下行的态势持续；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经济指标回到4万亿刺激政策之前的表现事实上已经宣告，2008年推出的4万亿刺激政策最终并没有让中国经济避开本轮金融危机。4万亿政策只是在2009年和2010年让中国经济获得超常规漂亮数据的同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结构扭曲和债务包袱，让中国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并在发达经济体正式复苏之后而真正陷入二次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的下滑，观点和对策的交锋可谓空前。一种观点认为，7.3%的增长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的正常表现，无须再次启动大规模刺激计划；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当前经济下滑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否则，中国经济未来的数据会更难看。与此同时，一些国际机构开始调低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而每一次国际机构调低经济增长预期，都会有人强烈要求：政府必须出台短期的刺激政策，稳定增长。事实上，今年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无法靠以前的刺激政策托市：就制造业而言，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托也托不起来；就房地产市场而言，政府已经采取了超乎预期的救市政策，但除了可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预期，大量城市住房过剩问题已经无法在短期内消化，这也意味着，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的边际贡献已经接近零，长期看，靠房地产稳定经济已经不现实。因此，呼吁再次出台刺激政策，只能制造更多的过剩产能，更大的房地产泡沫和更危险的债务杠杆，把中国经济拉向更危险的深渊。
　　那么，面对二次危机，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长期战略和周期性战略上有所区分：就长期而言，经济下滑给了中国修正过去政策负面效应的机会，这种机会并不总是出现，历史不会给中国再一次犯错的选择。在刺激失效的情况下，宏观政策的最好选择就是推动改革，夯实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基础，而不是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无论是产能过剩、创新匮乏、中小企业困难、实体经济低迷、债务风险和房地产泡沫，刺激猛药不仅无法解决，反而只会让问题更为严重。因此，应该坚决把刺激主义政策赶出中国宏观政策的舞台。如果宏观经济要稳定，强力推动改革是最好的稳增长，如果真要讲所谓的刺激，强力改革是最好的刺激。只要宏观政策淡化速度，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利用中国经济减速的时间窗口，真正干点正事，通过扎扎实实推动改革，为中国经济排雷和夯实基础，而不是只贪恋数字的漂亮而罔顾刺激的代价。
　　就周期性战略而言，要深刻认识到美国经济已经复苏的大环境下新兴市场整体面临二次危机的风险，采取逆周期宏观政策的重要性，这不是之前刺激政策的翻版，而是对当下国际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应对。我认为：供给主义的减税、改革主义的简政和政府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所有产业开门迎接民资以及降准降息，对冲美国引发的流动性短缺是当下最好的政策组合拳。供给主义意味着，必须痛下绝心更大规模给小微企业减税；改革主义则要求政府进一步减少对经济的干预，释放民间活力；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可以向资本短缺的中西部转移，政府项目和资源应该舍东救西，未来要避免中国经济大幅度减速，只有靠中西部。另外，货币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回到过去没有底线的放水，但也不能固执，在美国量宽退出引发的全球流动性紧缺的情况下，一定要及时降准降息，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为了固守不刺激的政策而罔顾流动性过紧的现实，会要了中国经济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