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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器物，形微体轻，既可供设于案上，又可把玩于掌中，芥纳须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凝聚了历代文人的智慧与审美。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称其“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由此可见，文人对文房器物的追捧，更多是在诉求一种致精的生活方式，一种古雅的生活态度，一种闲隐的生活追求。
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现已渺不可寻，在现代的语境中，如何赋予文房器物以新的意义，并将这些雅玩之物营构一个迥俗的书房空间，在粗粝的现代中国重建一种腴润的精神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在诸多文房制作的材料中，玻璃以极具个性的审美特质，在历代的文房器物中独树一帜。它那虚幻的气质，被历代文人所吟颂，如唐代元稹：“有色如寒冰，无物隔纤尘”，北宋文潜：“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表里洞彻中虚明”，又如北宋孔平仲“手持苍翠玉，终日看无足。秋天常在眼，春水忽盈掬。莹然无尘埃，可以清心曲”，五代徐夤“似涵明月波宁隔，欲上轻冰律未移。雾薄罩来分咫尺，碧绡笼处较毫厘”等等。
玻璃是奇异的，它既非固体，又非液体，其形态如水般变动不拘，被诗意地描述为“凝固的水”。我国的玻璃制造工艺从西周开始，历经两千余年，绵延至今，至清代达到顶峰。
清代档案史料证明：清宫内官办作坊玻璃厂生产的玻璃文房陈设类达31种之多。其中在雍正五年的档案中，皇帝要求制作玻璃水丞的记录有五次之多，制作的玻璃水丞大致有十三件。如：“九月二十六日，郎中海望奉旨，著将红色、蜜蜡色玻璃腰圆水丞烧造几件，圆形水丞烧造几件。钦此。于十月二十日烧做得红色、蜜蜡色水丞各一件”。从档案记载看，最高统治者直接参与玻璃文房的督造并对其颜色及式样提出具体的要求，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也是清三代玻璃工艺达到巅峰的主要原因。
与西方崇尚玻璃透明质感不同，仿玉几乎贯穿于中国玻璃史之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反映。从以往玻璃的称谓就可见一斑：“琉璃”、“琳”、“药王”、“玉”等，几乎全部与玉相关。这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古玻璃迥异于西方的审美体系，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玻璃材料的独立发展。
每一种材料都有存在的价值，有其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用玻璃制作文房，既要使玻璃的气质符合文人的审美取向，又要发展仅属于玻璃的审美特质，以营造独特的空间视点及感官体验。
带给我们创新、丰富我们文化的，是解读材料、找到新的用途和加工方法来转化它们的过程，只有不断对玻璃进行多方位、可行性的实验研究，不断地重新认识和发现，才能找到符合文房这一特定功能的本质属性，从而在运用中突现其表现力。
历代文人对于隐逸山林总是怀抱着期许，这种与世无争的避世渴求投射在文房器物上，在美学上形成两个特点，一是自然，二是奇特。材料是天籁，凝缩了许多人工智慧难以预料的神秘因素。玻璃在制作过程中，有自己的语言和轨迹，如能放任物质的性灵来引导人的精神游历，将会走向无限的可能。尤其在高温熔炉的刹那，充满了未知，在这阶段如不断增强偶然的干涉性，能促成某种预料不到的现象出现，完美的诠释着传统文人对材料及工艺“天成”、“自然”的审美要求。这种创作方式就犹如一次无法预知的探险，它的重心不只在视觉的形式上，还在于心灵的和谐上，是一种最接近自由的方式。
这种方式又完全有别于紊乱，对它的发现和获取需要具备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只有当准备与创造、技巧性与艺术性、物质与心灵、计划与目标都融合无间时，才能进入正确的“自由状态”。所以，技术是玻璃文房制作不可或缺的力量，掌握技术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器物之优劣。诚如柳宗悦所说“只有反复的拙者，才能保证技术的完成。长久的劳动之后，无论怎样的工匠都将会成为各个品类的名师。通过无趣的重复，他们更能够进入超越技术的更高境界。”
玻璃文房的制作过程虽然琐碎繁杂，很难超越技艺的限制走向轻松自如的表现，但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创造性的而非技艺性的，需要有意识的自律和一以贯之的控制力，将排俗尚雅的文人气韵贯彻始终。
玻璃文房的价值只有在赏鉴、使用与把玩中才能被真正认识到。古代文人常以“光凝秋水”、“色混晴烟”、“凝霜澄水”等词汇来形容玻璃的至美，文人通过这些器玩被导引至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同时又将想象中的理想情境投射至器物之中，正是这样彼此间的交流，大大地提升了玻璃文房之于文化意义的深度和广度。
文房器物，是艺术化生活的一种道具，它虽不足盈握，但于方寸间折射出文人的品味，文人的姿态，成为时代社会审美导向的标准。而如今骨董的稀少与高价炒作，使得文人在避俗、求新求变的心态之下，只能不断的开发，寻找更多可供寄情的器玩品项。所以若能在当下庸扰现代生活中，通过玻璃这种材料表达深层素朴的品质，重新营造一种安静优雅的生活方式，让人在使用过程中，相生相惜，在喧嚣与浮华之外的书房意象中，重构避俗尚雅的文人器韵，在格物怡情中禅意地栖居，那么，“虽小道，也必有可观者焉”。
参考文献：
[日]柳宗悦：《工艺之道》， 徐艺乙译，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著：《虹影瑶辉——李景藏清代玻璃》，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苏州博物馆编著：《文房雅玩——苏州博物馆藏文房用具》，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
黄玄龙编著：《玩古玩》，台北：翦淞阁， 2010。
关善明编著：《中国古代玻璃》，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1。
故宫博物院编著 张荣主编：《光凝秋水： 清宫造办处玻璃器》，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5。
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现已渺不可寻，在现代的语境中，如何赋予文房器物以新的意义，并将这些雅玩之物营构一个迥俗的书房空间，在粗粝的现代中国重建一种腴润的精神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在诸多文房制作的材料中，玻璃以极具个性的审美特质，在历代的文房器物中独树一帜。它那虚幻的气质，被历代文人所吟颂，如唐代元稹：“有色如寒冰，无物隔纤尘”，北宋文潜：“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表里洞彻中虚明”，又如北宋孔平仲“手持苍翠玉，终日看无足。秋天常在眼，春水忽盈掬。莹然无尘埃，可以清心曲”，五代徐夤“似涵明月波宁隔，欲上轻冰律未移。雾薄罩来分咫尺，碧绡笼处较毫厘”等等。
玻璃是奇异的，它既非固体，又非液体，其形态如水般变动不拘，被诗意地描述为“凝固的水”。我国的玻璃制造工艺从西周开始，历经两千余年，绵延至今，至清代达到顶峰。
清代档案史料证明：清宫内官办作坊玻璃厂生产的玻璃文房陈设类达31种之多。其中在雍正五年的档案中，皇帝要求制作玻璃水丞的记录有五次之多，制作的玻璃水丞大致有十三件。如：“九月二十六日，郎中海望奉旨，著将红色、蜜蜡色玻璃腰圆水丞烧造几件，圆形水丞烧造几件。钦此。于十月二十日烧做得红色、蜜蜡色水丞各一件”。从档案记载看，最高统治者直接参与玻璃文房的督造并对其颜色及式样提出具体的要求，可见其重视程度，这也是清三代玻璃工艺达到巅峰的主要原因。
与西方崇尚玻璃透明质感不同，仿玉几乎贯穿于中国玻璃史之始终，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反映。从以往玻璃的称谓就可见一斑：“琉璃”、“琳”、“药王”、“玉”等，几乎全部与玉相关。这一方面形成了中国古玻璃迥异于西方的审美体系，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玻璃材料的独立发展。
每一种材料都有存在的价值，有其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用玻璃制作文房，既要使玻璃的气质符合文人的审美取向，又要发展仅属于玻璃的审美特质，以营造独特的空间视点及感官体验。
带给我们创新、丰富我们文化的，是解读材料、找到新的用途和加工方法来转化它们的过程，只有不断对玻璃进行多方位、可行性的实验研究，不断地重新认识和发现，才能找到符合文房这一特定功能的本质属性，从而在运用中突现其表现力。
历代文人对于隐逸山林总是怀抱着期许，这种与世无争的避世渴求投射在文房器物上，在美学上形成两个特点，一是自然，二是奇特。材料是天籁，凝缩了许多人工智慧难以预料的神秘因素。玻璃在制作过程中，有自己的语言和轨迹，如能放任物质的性灵来引导人的精神游历，将会走向无限的可能。尤其在高温熔炉的刹那，充满了未知，在这阶段如不断增强偶然的干涉性，能促成某种预料不到的现象出现，完美的诠释着传统文人对材料及工艺“天成”、“自然”的审美要求。这种创作方式就犹如一次无法预知的探险，它的重心不只在视觉的形式上，还在于心灵的和谐上，是一种最接近自由的方式。
这种方式又完全有别于紊乱，对它的发现和获取需要具备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只有当准备与创造、技巧性与艺术性、物质与心灵、计划与目标都融合无间时，才能进入正确的“自由状态”。所以，技术是玻璃文房制作不可或缺的力量，掌握技术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器物之优劣。诚如柳宗悦所说“只有反复的拙者，才能保证技术的完成。长久的劳动之后，无论怎样的工匠都将会成为各个品类的名师。通过无趣的重复，他们更能够进入超越技术的更高境界。”
玻璃文房的制作过程虽然琐碎繁杂，很难超越技艺的限制走向轻松自如的表现，但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创造性的而非技艺性的，需要有意识的自律和一以贯之的控制力，将排俗尚雅的文人气韵贯彻始终。
玻璃文房的价值只有在赏鉴、使用与把玩中才能被真正认识到。古代文人常以“光凝秋水”、“色混晴烟”、“凝霜澄水”等词汇来形容玻璃的至美，文人通过这些器玩被导引至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同时又将想象中的理想情境投射至器物之中，正是这样彼此间的交流，大大地提升了玻璃文房之于文化意义的深度和广度。
文房器物，是艺术化生活的一种道具，它虽不足盈握，但于方寸间折射出文人的品味，文人的姿态，成为时代社会审美导向的标准。而如今骨董的稀少与高价炒作，使得文人在避俗、求新求变的心态之下，只能不断的开发，寻找更多可供寄情的器玩品项。所以若能在当下庸扰现代生活中，通过玻璃这种材料表达深层素朴的品质，重新营造一种安静优雅的生活方式，让人在使用过程中，相生相惜，在喧嚣与浮华之外的书房意象中，重构避俗尚雅的文人器韵，在格物怡情中禅意地栖居，那么，“虽小道，也必有可观者焉”。
参考文献：
[日]柳宗悦：《工艺之道》， 徐艺乙译，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著：《虹影瑶辉——李景藏清代玻璃》，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0。
苏州博物馆编著：《文房雅玩——苏州博物馆藏文房用具》，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
黄玄龙编著：《玩古玩》，台北：翦淞阁， 2010。
关善明编著：《中国古代玻璃》，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001。
故宫博物院编著 张荣主编：《光凝秋水： 清宫造办处玻璃器》，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5。